【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认可。目前，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这一理念的总体认同度较高，而少数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逻辑，肆意歪曲和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制造所谓的“战略伪装论”“经济胁迫论”“价值观推广论”“霸权争夺论”等不实舆论，相当程度上恶化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对此，我们要进行充分辨析并作出有力驳斥，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着力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民族化、本土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理论展开深入研究，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成果的积极宣传。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了国际格局的调整与演变，也引发了人类对于自身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奉行自由主义、霸权主义的西方国家没能给出切实答案，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摆脱自身发展困境而只能翘首以盼，唯有中国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主张，让世界重新看到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希望。
正如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Prokopis Pavlopoulos）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9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同，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联合国外空决议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充分彰显了这一理念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价值。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总体认同度较高，而少数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和霸权逻辑极力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妄图在国际社会掀起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浪潮，以达到其遏制中国的目的。此外，一些“中间国家”（小型发达经济体）如挪威、芬兰、新加坡、新西兰等，他们虽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心存疑虑，较少在官方层面谈及或正面肯定这一理念，但在国际事务中强调并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原则，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些国家中有较大的认同空间。（一）发展中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普遍较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普遍较高。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给参与国带来了深厚福祉，加快其经贸发展、促进其基础设施更新、增加当地就业、改善民生，受到参与国的普遍欢迎。据相关统计，截至2022年7月，全球已有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亚非拉近90%的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共建“一带一路”，这充分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认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和学者都表达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持和认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在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正在扩大和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激励着各国人民，给人们带来建设更美好世界——一个自由和公平的世界——的希望。”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区域研究所中国项目研究员纳比拉·贾法尔（Nabilla Jaffar）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为邻国提供了巨大机遇。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该地区（亚洲地区）包容性发展的动力。”土耳其马尔马拉战略与社会研究基金会主席阿肯·苏威尔（Akkan Suver）强调，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生存”，各国必须“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没有冲突的未来而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希望的灯塔”，目前的世界局势表明“中国致力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多么正确”。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阿尼尔·苏克拉尔（Anil Sooklal）在南非《星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代表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加公正、安全、繁荣的世界秩序的愿景，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相似的历史经历，以及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理念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利益要求。（二）部分西方国家极力歪曲和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霸权逻辑，部分西方国家极力歪曲抹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伊始，西方国家对于该理念的态度更多的是不以为然或报以蔑视，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政治口号”，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全方位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的时代价值和实际作用日益凸显，也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可，影响逐步扩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便通过各类媒体和各种论坛、会议等，极力歪曲、抹黑、抵制这一理念，这从欧美国家一些主流媒体如《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泰晤士报》《多伦多星报》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整体偏负面的状况中可见一斑。2021年12月6日，第76届联合国大会全会通过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决议，连续第五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此，美国《新闻周刊》却刊文称，该决议中出现了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令人不快的措辞”。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压。英国《泰晤士报》刊文称，俄乌冲突“正在改变战后国际秩序”，这是中国“发挥关键和建设性作用的大好机会”，如果中国不能采取行动，那么“它所宣称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雄心将毫无用处”。加拿大《多伦多星报》也刊文称，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世界经济“将进行重组，明确将中国置于权力中心”，这将使中国主导“全球新秩序”，从而取代西方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由以上评论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其固有的思维逻辑出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中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因而采取抵制态度，实施遏制战略。（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间国家”有较大的认同空间“中间国家”在经济体量、发展水平、对华政策主张等方面介于发展中国家和美欧大国之间。这些国家从其“小型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出发，不愿现行国际体系发生大的改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怀有一定疑虑。一方面，它们希望在现行国际体系框架内受到欧美大国建立的安全体系的保护；另一方面，又希望同中国保持必要的经贸和文化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期待从中获益。新加坡外交部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在出席2021年6月23日召开的“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时强调，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2020年中新（重庆）互联互通贸易路线货运量同比增长了30%，“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新加坡和中国之间更强有力的合作”，未来中新“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广阔。同样地，北欧国家芬兰看好“冰上丝路”的建设前景，积极致力于推动直接对接“冰上丝路”的“北极走廊”项目，希望通过芬挪铁路使欧洲北部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北冰洋深水港口贯通，构筑依托陆海贸易新干线的跨洲经贸圈。挪威政府在一份题为《挪威在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和利益》的报告中指出，挪威在继续加强与美国、欧盟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合作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强调“在对华战略工作中，促进多边合作应该是我们共同利益的核心”。虽然这些国家在其官方文件和对外表态中较少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但它们重视并积极致力于参与经济、政治、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认为唯有坚持多边主义，其“小国”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多边合作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内在共通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上述“中间国家”中存在较大的认同空间。未来可通过加强多领域的务实合作，逐步提升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西方国家对这一理念的歪曲和抹黑就没有停止过。它们主要从外交和战略层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性质和目的，长期以来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论调。最初，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过是中国的一种“外交辞令”“政治口号”，“夸张”而“无实际意义”，根本难以实现，因而没有过多关注。随着这一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反响并被广泛接受，西方国家便紧张起来，大肆制造负面舆论，将其与“中国梦”“一带一路”倡议等都视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梦”一样，不过是中国刻意制造的一种“战略伪装”和“政策包装”，意在缓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与邻国在领海争端等问题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这实际上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视为一种“权宜之计”，认为中国是在为“壮大自身实力”“称霸世界”争取时间。这无疑是对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初衷的刻意曲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一样，虽然是由中国提出的，但它是属于全世界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不是基于任何国家的狭隘利己主义，而是基于这个时代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的现实挑战而提出的，着眼于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认可，恰恰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长久之计，其世界意义和深远影响正日益显现。
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不仅自身不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将某些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成中国“经济胁迫”的结果。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地缘经济与战略高级顾问戴维·戈登（David Gordon）称，中国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地区大国”，交替使用“奖励和胁迫的外交政策手段”，将东盟国家“纳入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索菲·博伊索·杜罗谢尔（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认为，虽然部分东盟国家对于是否加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疑虑，但“如果东盟想要生存，只能接受它，别无选择。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合作伙伴存在弱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甚至呼吁“东南亚国家更积极向华盛顿发声，否则沉默将换来美国的持续忽视，中国最终可能在本区域建立21世纪版本的朝贡体系”，这是“多方不想看到的”。“经济胁迫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这一论调的产生，一方面，源于部分国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国力迅速强盛的“担忧”而抹黑中国；另一方面，源于一些人深受西方长期流行的所谓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说”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东亚国际秩序解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用“朝贡关系”界定从中华文明开端直到19世纪这段历史长河中中国与邻邦之间的官方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这种界定实际上是将“朝贡关系”单向化，忽视了中国与邻邦关系的互动性，没有全面反映长期以来中国与邻国的综合性关系，更没有客观反映后者依靠前者实现发展并获得安全的事实。我们应看到这些话语背后的西方政治逻辑，避免陷入西方国家的话语圈套。同时还要明确，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绝不会像西方大国那样搞霸权扩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在平等基础上的共商、共建、共享，而非独断、胁迫、排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大国霸权更替为基本逻辑，而恰恰是要逐步变革这种一国独霸世界、不利于各国共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旧国际体系。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将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看作中国在努力传播自身价值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认为，中国“通过其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其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影响力，并利用其在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中的领导作用，使国际规范和价值观……与其规范和价值观保持一致”。为此，她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充分了解”其中的“巨大风险和潜在机遇”并做好“应对”。还有西方学者直接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改变国际规则”“传播专制价值观”。很明显，这些都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刻意曲解和抹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民族历史发展成世界历史，“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在世界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客观上都会超出其国家界限而向外传播。就主观上而言，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观能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基于霸权和掠夺而进行野蛮的文化殖民，还是基于文明多样性而展开文化与价值观的交流互鉴，这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的主要差别。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非洲。然而，首先登上非洲大陆的，不是他们的军队，而是一群探险家和传教士，这些探险家和传教士通过先行“布道”来为本国军队开道。如果非洲国家拒不接受其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便改说教为武力、大开杀戒，并为自己的暴行涂脂抹粉，称“害死他们（非洲人）的不是帝国，而是他们对文明力量的盲目抗拒”。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旗号，先后入侵了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与它们100多年前在非洲的殖民行径如出一辙。铁蹄至多短暂卷起历史的尘埃，但踏不出文明的新生之路。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各国谋和平、促发展的共同要求，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传播，但这绝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野蛮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而是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共创美好世界。在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各种论调中，尤以“霸权争夺论”最为典型，谬论也最多。实际上，前面几种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论调都是围绕“霸权争夺论”展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拉什·多希（Rush Doshi）在《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一书中写道，中国通过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一套连贯的战略”，企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以“取代美国的世界地位”。《大西洋月刊》也刊文称，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治理形式，而在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被接受”，这将“降低民主”，“把专制主义提升到平等甚至卓越的地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专制主义挂钩，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反映出西方国家极度担心由其打造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被破坏、被取代的心理。实际上，正如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东方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Yury Tavrovsky）所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中“看不到谋求霸权的进攻性全球主义”，它不是“以气势压人、置对手于死地的山巅之城”，而是如中国古代先贤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这种担心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由美欧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国家受益，这些国家不希望这一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不希望被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改变。在它们的固有观念中，资本主义就代表自由，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就是专制。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不仅力图把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而且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大国政治经济博弈的牺牲品，因而遭到这些国家的严重抗议。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反映了它们对于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谋求共同发展的热切期待。国际秩序是否自由、合理，不是以少数国家的判断为准，而是要看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愿望是否得到了满足与实现。显然，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越来越不满，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欧国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表现极为糟糕，它们滥用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破坏了基本国际秩序，严重损害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一切都表明，现行国际体系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势在必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不是要颠覆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推进其改革与完善。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9年来，经受住了各种挑战与考验，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可，其广泛传播和逐步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要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传播途径，拓展其传播空间，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越走越宽广。第一，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参与国普遍获得实惠，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是有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和提升其国际认同的最切实途径。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险》研究报告的数据，“一带一路”建设将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收入增长1.2%-3.4%，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2.9%，其相关投资可帮助多达34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表明，到2040年，“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全球GDP每年增加7万亿美元以上，多达56个国家的GDP将因“一带一路”而每年增长逾100亿美元。可见，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参与国实现共同发展的潜力巨大。未来，我们应根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不同要求展开互利合作，同时着重考虑当地环保和劳动力就业，因地制宜推广清洁能源利用和数字技术应用，适度参与当地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这既有利于推动相关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有助于打消部分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疑虑，有力回击西方国家的各种负面舆论，尽可能扩大正面舆论空间，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第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民族化本土化。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度，还要充分考虑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有机结合，是增强和提升其国际认同的关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理念，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接受和认同这一理念，主要是基于当今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然而，仅仅停留于这一层面还不够，必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民族化本土化。要促进该理念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观相结合，进而增强其国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普遍推崇的“只有合作才能成功”和“人类共享”的乌班图思想，拉美的“相似的命运”理念等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分契合。今后，我们还应着重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对这些理念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入研究与宣传。只有引起思想文化上的共鸣，才能实现更深层次的内在认同。第三，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术研究。目前为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多地是通过官方渠道在政治、外交层面传播，传播效果虽较为明显，但容易将这一理念固化为一个政治或外交理念，从而限制了其国际认同的范围。要打破这一局面，必须进一步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深层内涵、时代价值的研究，充分展现这一理念对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加强其与相关理念内在关系的研究，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的关系研究等。要从哲学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深入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及其与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其奠定牢固的哲学基础。此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感兴趣，说明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这些国家的现实关切，这些通俗易懂的理念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我们还要加强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建设和共同富裕的结合性研究，拓宽研究思路，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和外延，使其逐步由政治、外交理念向文化理念转变，从而引导国际社会走出意识形态的藩囿，争取更多国家对这一理念的理解和认同。为此，要推动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大学、智库等重要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研究资源共享和研究成果共同宣传，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影响。第四，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成果的宣传。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仍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未来要着力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宣传，坚持“我说”与“他说”相结合，使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形成宣传合力。除此之外，对于诸如助力全球抗疫及其他各类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的重要国际行动，都要以不同形式进行积极宣传。应着力探索有效的宣传方式和途径。从宣传主体方面来说，可从国家政要逐步向知名学者、企业家、媒体人以至普通民众层面扩展，促进宣传主体的多样化，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接地气”，更快在不同国家落地生根。从宣传手段上来说，要广泛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使纸媒与网媒有效结合、图文动画等多种形式有效衔接；加强中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更多中外媒体合作平台，完善稿件互换机制，做到信息准确、及时更新，尽可能覆盖最广泛的受众群体，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
（作者王雪冬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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