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现代史，历史上不乏一些在立场上先极左后极右的历史人物出现，这些立场不坚定的人，由于他们曾经是一些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所以这种横跳，最终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如孙中山的最得意弟子，曾经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名噪天下的汪氏，这种人往往由于不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导致身败名裂。北京城做为曾经的明清两朝的帝都，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北京古代建筑之美，美在它们沉稳庄重的造型和巧妙绝伦的构思。每一座古建筑都凝聚了无数匠人的心血，将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彰显出卓越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为了保护北京这座古城，使她完美的回到人民的手里，做出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使这座古城毫发无损的获得解放。
然而堪称中国最精美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建筑学术领域极左的风潮中，被拆分煙灭，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何祚庥院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005年12月《南方人物周刊》在《何祚庥批判梁思成》一文中透露，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向何祚庥问及此事时，何祚麻对的回答是：“一、当时他在宣传部工作，批评梁思成是工作任务，是上面要批，他只是执行，“在《学习》杂志上发文章不是谁想发就能发的。”二、问及何祚麻反对梁思成先生保护旧城墙和古建筑的事情时，何祚庥诋赖说：“是胡扯，因为梁做这些的时候，我还没在宣传部工作。”三、何祚庥辩解说：我当时反对的也只是"大屋顶"，后来梁先生也接受了我们的批评。梁先生并没因此嫉恨我，我们的私交很好。”真相是，何祚庥当时反对的不只是“大屋顶”，而是批判梁思成保护北京故宫、城楼、城墙、牌楼“是一种恶毒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何祚庥《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一文中，体现这方面内容的几段话是这样说的：“……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却看不到这些缺点。……”“……梁思成对于古代建筑物的这些错误观点，很明显，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实际主张上的。众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还提出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他并曾一再顽固地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可是，梁思成的这些错误主张，却是一再在实践中破产，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梁思成的这套理论的恶毒之处，更在于它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在于它还要为梁思成的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主张开辟道路。”“……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论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还可以看出，梁思成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基础，乃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我们还应看到的是：梁思成这些错误不只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并且还是违反总路线、违反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摘自：《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1955年10月《学习》杂志，作者：何祚庥。
当时的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创作设计，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这种设计形式没有处理好建筑的适用、经济和美观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华美，从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费，加重了财政负担。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他在北京市政协扩大会议上对建筑界追求美观忽视经济原则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过去，只有皇宫庙宇是琉璃瓦、大屋顶。现在，有的单位连传达室、厕所都用琉璃瓦，我们比皇帝还阔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人没有房子住，大学生还睡双层铺。我们应该有经济观点、实用观点和群众观点。”可以说，彭真的话在情在理。在新中国始肇，国力尚弱，百废待兴这一阶段，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华美是不合适宜的，所以此举确实也违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设方针，为此全国开展了反对建筑领域浪费的运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何祚庥却在这方面上纲上线，把学术见解之争进行政治化解读，并把其上升成“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把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当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从而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结果他给梁思成先生扣上了一大堆政治帽子。
如：梁思成“违反总路线“，“违反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错误。”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等等。
对于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加以批判的极左做法，何祚庥的解释是因为“我当时在宣传部工作，批评梁思成是工作任务，是上面要批，我只是执行。”从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批示和讲话中，不难发现，彭真试图将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其本意是想从学术方面说服梁思成。彭真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对一切。然而，不幸的是，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时，他并没有从学术角度心平气和地与梁思成进行讨论，而是直接给梁思成戴上“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帽子。如此这般，实质上就是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说，批评“民族形式”的设计所造成的浪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学术问题，理应遵循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采取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导设计师们，使他们自愿地遵循党的建设方针，自觉地纠正不良的思想倾向。然而何祚庥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致使这场批判基本上不是学术问题的讨论，而是演化成了政治斗争。结果导致梁思成几乎没有自我申辩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说出一些违心的话，他因此而感到内心压抑，以致于多年后梁思成还认为，“那是建筑界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开始”。
梁思成的可贵之处，是以自己个人的单薄之力，保护住了北京这座古城的一部分文化遗产。如果不是当时梁先生极力上书周总理，恐怕现今的北京城已经变成了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如果一座古城消除了历史遗迹的记忆，则这座城就没有了灵魂，这岂不是愧对后人？
因此，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代表古建筑保护派，强烈主张保护历史遗迹，将古迹与新建筑相融合，以实现文化传承。
梁思成为了保护古迹，甚至撰写了一篇建筑提案，力图将古迹与新建筑融合，打造一个新旧相融的文化都市，既保留古代建筑的历史，又展现现代时尚。
然而何祚庥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认为：“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
何祚庥还认为“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并且以此批判“梁思成看不到这些缺点。”
何祚庥将梁思成所提出的：“要把北京城整个当作一个大博物院来加以保存。城市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反对拆除西四、东四的牌楼。”等等保持北京古城风貌的建议说成是“顽固的错误主张。”并且用“恶毒”二字上纲上线将梁思成罗织成敌人，可见当时的何祚庥对梁思成学术思想上纲上线，进行政治化解读的言行是地地道道的“极左分子”作派。
一部党史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极左是很容易转成极右。
如：吴*民文革时期虐待外交部老干部，而且乐此不疲，是地地道道的“极左”。有一次吴主持批斗，被斗者是外交部部长助理龚彭，当时龚彭的脖子挂着大牌子弯腰低头受辱。由于做为女性的龚彭身体耐受力差，所以长久弯腰站立，疲劳不堪的龚澎汗如雨下双腿颤抖，这时忽然台下有一个人大喊：“给龚澎同志搬一把椅子”。 吴*民大声喝问：“谁？谁敢这么喊？” 台下大喊：“我，徐晃！”吴*民知道，徐不仅是司长且是国安背景，因此吴不敢造次，才去给龚澎搬了一把椅子。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本来是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在险恶国际环境 下暂时采取的外交谋略，既不可以对外宣扬，也不可能长久使用。然而吴*民及其追随者们极力推销“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变”，目的就是要绑住党和政府的手脚、堵住爱国民众的口舌，在美国赤裸裸的对华遏制政策和战略包围下 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再如，1967年文革期间，莫言读中学时组织“蒺藜造反战斗队”开始在学校进行造反有理运动，他写了一首诗叫《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的打油诗，更恶劣的是，莫言的造反行为还包括贴老师的大字报，辱骂老师是奴隶主，撕烂课程表等等。由于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因此被学校开除。而今莫言摇身一变成了公知作家，从极左跳到极右，甚至恨国！他靠写反党反军和污辱中华民族的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而今做为极左元老的何祚庥，也摇身一变，立场也由极左变成了极右。何祚庥自身所享受的国务院特殊津贴、院士津贴和岗位津贴都是劳动报酬之外的权益，这些权益本质上都是全民所有制给予他的特殊待遇，而何祚庥却口口声声的宣扬他是给国家打工。
从何祚庥建国后的工作履历上可见，何祚庥的生活来源一直是由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财政来供养，他当上院士后，额外还获得国家财政的各类补贴。而何祚庥却诳言说自己从来也没有从全民所有制中获得任何权益。
明明是人民养育了他，他却放下饭碗就骂娘，这种类似于妈妈给孩子养大，孩子长大了却说自己是喝西北风长大式的行为，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廉耻孝悌勇”是背道而驰的。明明是人民养育了他，他却不认账，说明做为老党员的何祚庥，在享受人民给予高待遇的同时，已经不思立身之本、丢失了做人之德，彻底忘记了自己入党时的初心。
所以我在微信群里问何祚庥“共产主义是不是你的信仰？”时，何祚庥以“信仰是迷信”为由，拒不回答。当有网友问及他：“是否承认共产党纲领，是否践行入党誓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他借口以不该如此讨论问题的名义退出“扯蛋群”，逃之夭夭了。可见何祚庥的立场已经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难怪他会通过篡改马克思主义来为剥削正名。
何祚庥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874页上说，对于未来社会，是"在协作……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你想，个人所有制，还不就是某种"社会私有制"？”
问题是，何祚庥真的不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何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生产资料实行公有，消费资料归个人所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4节中讲到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社会主义社会时，也曾指出：
“这里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联合体的社会总产品中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
恩格斯在驳斥修正主义者杜林时，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思论个人所有制”的观点是“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而何祚庥无视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仅以消费品个人所有为名义把马克思主义论述篡改成“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社会私有制”。众所周知，杜林的等等冒充社会主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是修正主义“理论”的前身。何祚庥的诡论与杜林一脉相承。事实上，何祚庥用歪理邪说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曾经专发一文批判何祚庥的修正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到了这里，先极左，后极右的那批人是什么货色就清楚了。
有道是“心正人才会正”在极左和极右两个极端横跳的那些人，首先人品就是不正的。他们在“仁义和廉耻”方面远远达不到做人的要求。革命时期，党内产生了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右摇摆分子，他们的作为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人往往惘顾是非，颠倒黑白。他们哪里有什么信仰，只不过是一些屁股决定脑袋，立场以利益为落脚点的投机分子而已，这些人往往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干着对国家有危害的事情。
因此做人要不说极端过头话，不办极端过头事，秉持良心，坚守道德，实事求是。
最后要说的是：
作为学者，治学严谨是学术道德的起码要求，学术观点应该跟着真理走，而不是看风使舵，用政治导向代替学术和良心！这是做学者的起码良知！当年何祚庥们的极左立场，对中华文明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做为科学家的他，论证事物极其不严谨，缺乏历史责任感，往往擅长用无证之论来定性一件事情，所以才闹出中医理论只有10%是精华，90%是糟粕的笑话。
而今，随着文化遗产意识的深入人心，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预言在五十年后得到验证，人们开始认识到拆墙一时的便利带来的是长期的悔悟。这种深刻的反思呼应着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性，以及在城市发展中要珍惜过去文明的警示。
（作者系昆仑策网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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