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能否定理论的价值。好的理论是重要的。没有理论建构，人们就无法解释理解所观察到现象之间的关系。然而，当顶级学术期刊，以及那些觊觎精英地位的期刊，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发展理论是研究者所能做的众多事情中唯一重要的，那么理论发展就变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痴迷，其结果就是此标准催生的无数“精致而平庸”的论文——先进的分析技术、晦涩的专业语言，似乎是为了掩盖研究本身的毫无意义。
为了显得高级，学术论文不仅变得缺乏生动的隐喻，机智的幽默，深刻的见解，还故作深奥，以至于暮气沉沉，“理论虚胖”。 举个例子，《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发表过一篇题为《印痕-环境适应与绩效：招聘时的组织宽容度如何影响后续工作绩效》（Imprint-environment fit and performance: How organizational munificence at the time of hire affects subsequent job performance）的论文（Tilcsik, 2014）。 题目中关键词“Munificence”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词汇，它的意思是“慷慨”、“仁慈”或“慷慨”。使用一个更常见的同义词会立即使论文标题容易理解，却会削弱论文发展理论的主张。 而且，它的摘要是这样写的：
以上对比所示，就是简单想法表达复杂化。如此装腔作势的写作，却在同行评审制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更令人悲观的是，随着制度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种话语的生产，管理学领域很可能会发生一种“自然选择的扭曲（perversion of natural selection）”（Edwards 和 Roy，2017）：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于当前学术环境的认知，缺乏可替代的学习学术标准。与此同时，那些恪守枯燥写作规范和无意义研究的人会在“短平快”发表竞赛中胜出，然后复制扩大他们的标准，使此标准成为年轻一代学者的不二选择。在年轻学者的职业生涯中，现状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完全自然的——他们为什么要挑战它呢？于是标准被披上了不二真理的伪装。 当这种“自然选择的扭曲”真实发生时，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的老少学者，都开始认为研究发表只不过是一种行业黑话“游戏”——这项活动已经失去了任何更广泛的目的，沦为只为发表而研究的“体力活”。
此外，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研究成果中充斥着大量的“同义假设” （profusion of tautologous hypotheses）。
例如，一项关于工作场所孤独感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Ozcelik and Barsade, 2018, p. 2348）：
或许，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方法进行学术写作，让研究成果可以被更多人理解，而不需要让读者手边有本字典和一些止痛剂。
比如，Starbuck（1992）在《管理研究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上发表了题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学习》（Learning by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的一篇论文，虽然没有研究目标，没有方法论，没有访谈提纲的细节展示，但其写作方式仍值得我们去借鉴：因为这是一篇饱含智慧见解又能让人赏心悦目的论文。然而，如果把同样一篇经典论文再次提交给当今的《管理研究期刊》，期刊编辑和同行评审应该会毫不犹豫地给出拒稿决定。 05管理学研究何去何从? 首先要做的，是改变把研究发表看成一种“游戏”的心态。因为这样的心态是合法化学术表演，而学术表演降低或完全取代真正有趣有意义的研究探讨、以及改善世界或解决重要问题的愿望（Biggart, 2016）。 当我们不再热爱学术创造的过程，而仅关注发表竞赛和攀爬职业职称时，这些“麦当劳化”的学术成就如同是建立在松散沙子上，长久以来必然影响管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地基。
无论是研究者个人还是学术共同体，都需要“不忘初心”，关注重要的工作，并致力于Courpasson（2013年）所称的“激情学术”。徐淑英等人指出：“尽管我们承受着当下制度上的压力，我们在研究什么和如何写作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为了我们自己的长远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利益，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改变它，更少地去遵循它，去做有责任感的研究” （Tsui, 2019；McKiernan和Tsui，2019）。
另外，我们需要审视同行评审过程的运作方式。从多轮修订中产生的“输出”——血淋淋的、畸形的、超长的、充斥着参考文献——并不总是能改进研究成果。斯皮格尔（2012）对此的建议是：在决定是否发表论文之前，对一篇论文进行两轮修改就足够了。
还有，学术期刊或许应该更加包容多元化标准和思想，某些当下看似异端的、与标准格格不入的，或许有一种不同的价值，最起码读起来更有趣。这个世界太丰富、太多样化了，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格式来描述，而是需要发展能够容纳全部光谱的风格。这要求我们的写作方式更加多样化。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总结其著作《物种起源》时，创作出了闪耀科学文献的著名一段话：
“It is interesting to contemplate a tangled bank, clothed with many plants of many kinds, with birds singing on the bushes, with various insects flitting about, and with worms crawling through the damp earth, and to reflect that these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forms,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dependent upon each other in so complex a manner, have all been produced by laws acting around us… from the war of nature, from famine and death, the most exalted object which we are capable of conceiving, namely, the production of the higher animals, directly follows. Thes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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