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我坚决反对公有财产私有化

 

我是一个已有6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党的宗旨是为以工农劳苦大众为基础的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最终目的是实现世界上最公平、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美好社会，令我向往，所以我申请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的主张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全民所有制。全民的财产由代表人民的国家管理，所以又叫国有制。公有制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是全国人民的保障。

 

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有的人却企图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他们发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的叫嚣，大造公有、全民所有制“一无是处”的舆论。其中有一个所谓“全民所有，人人皆无”的“妙论”，似是而非，很容易迷惑人，有必要进行批驳。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在报端撰文说：“一张桌子，一部汽车，一所住宅，十多亿人共同占有，谁也说不清桌子的哪块木片，汽车的哪颗螺钉，住宅的哪块砖石为自己所有，但又以拥有者的心态对这些东西负责，该有多么的困难。这种理论上的大家共有，实际上的大家空有，是不可能真正调动企业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杂文报》1997年11月11日)你看，作者用多么生动、具体的事实证明“全民所有，人人皆无”的观点“无可置辩”的呀!

 

但是，这种表面看来“言之有理”的论调其实是并不正确的。俗话说得好：“大河涨水小河满。”一个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是一定能得到实惠的。这种实惠，当然既包括个人收入(职工工资、农民及其他人的收入)的逐步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事业的不断增加。以我们中国为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先拿职工工资来说吧，不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一次次地调升吗?据我所了解，在我的同辈人中，从参加工作到80年代工资改革时止，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工资是从二十五六级升到十八九级的，还有不少人升到了十六七级。要不是“文革”的影响十几年未调资，那么每人还可以多升几级。这些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尽管升级增资的幅度不大不快，但在那时物价基本平稳的情况下，职工哪怕只升一级增加几元钱工资，也还是很实惠的。至于社会福利方面带给人们的好处，那就更是有目共睹了。比如教育，国家就给人们提供了几乎是免费上学的机会，学生从幼儿园直读到大学毕业，个人也不需要掏出多少钱，这是人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再比如职工的医药费，国家百分之百的包下来了。职工治病，除了个人出几分钱挂号费外，花再多医药费也不用个人掏腰包。还有住房,干部职工都住公房,连床架、桌板椅凳等家具都由公家提供,而房租加水电费，一个月也只象征性收一元多或几元钱。类似这样虽不直接以工资形式发给个人而个人又确实得了实惠的公共福利还有很多，一个有点良心的人是不会加以否认的，不会认为是什么“全民所有，人人皆无”的。既然全民所有制带给人民的福利是客观存在的，又怎么能说是“理论上的大家共有，实际上的大家空有”呢?难道只有把所有的国家资财，包括每一张桌子的每一块木板，每一部车子的每一颗螺钉，每一所住宅的每一块砖石等等，都分给每一个人才算“大家都有”么?按照那些先生的“理论”，我们是不是要把保卫国家安全的人民解放军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民警察全部解散，把战士统统分配给个人做“亲兵”或保镖，才算是“理论上的人人都有，实际上也人人都有”呢?

 

鼓吹“全民所有，人人皆无”论的先生，往往是以“医治国企病”的“神医”面貌出现的。那时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办得不错的，也有不景气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不否认。我想问一句的是，“国企病”的病因到底在哪?这个病因，值得很好寻找，以便“对症下药”医治。鄙人虽不是搞经济工作的，但对如今有些“神医”的“诊断”总有些怀疑。这些“神医”以为“国企病”的病根就在于公有，只要把“公”变成“私”，那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国企病”也就“药到病除”，“身强体壮”，“长命百岁”了，咱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会像电视剧中的那些富得流油的老板那样灯红酒绿、花天酒地、“潇洒”起来。果真如此，我当然要感谢那些“救苦救难”的“神医”喽。因为自己也能由一个“理论上的大家共有，实际上的大家空有”的“穷光蛋”，摇身一变而成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拥有一切”的“大富豪”了，退休后都每月能拿到上亿元“工资”了!能不梦寐以求么?只是细细一想便会发现，这只能是“黄粱美梦”。因为我知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贫穷的国家，有的比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还贫穷得多，而这些穷国，绝大多数都不是实行公有制，而是实行私有制的。可见，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不可能“私化就灵”。再想到我们中国，私有制也并非什么“新生事物”，它在我国存在的历史有多长，我没考查说不准，但至少有几十上百倍于公有制存在的年月吧。这个私有制在我国是否每朝每代每年每月都“灵”，都使国家繁荣昌盛了呢?我看未必。检近点的说吧，蒋介石搞的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吧，他把国家搞富强了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没有，这难道还要连篇累牍地论证吗?我想，私有制的推行给社会带来的，未必是某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美好”，是“一缕清风”。相反，实践检验证明，我国有些企业和部门，比如房地产、医疗、教育、互联网等，一旦被私人资本混进来形成垄断，虽然造就了一批“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但对国家来说，尤其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些“要钱不要脸”的家伙，除了让我们遭祸害，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还有一个如何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的问题，需要哆嗦几句。按照“国企病神医”的诊断，国企不景气，是因为职工劳动积极性不高；职工劳动积极性不高，是因为公有制——“理论上的大家公有，实际上的大家空有”的实行。在下则以为不尽然。不错，个人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因素。但却不能说是唯一的因素。除极端利己主义者外，人的追求除了私利也还有别的。要不然，怎么理解革命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义行，他们可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而不顾个人一切，乃至抛头颅洒热血都毫不可惜的呀。不说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因公忘私的先进人物不也到处可见么?即使是芸芸众生、普通百姓，也并不都是只追求私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至于因为没有把国家的桌子的木片、汽车的螺钉、住宅的砖石分为自己所有，便成了“泄气皮球”，毫无干事的劲头。这点，我是亲历亲见者。1951年参加工作的我，经历过在国民党留给我们的一片废墟上干革命、搞建设，经历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据我亲眼所见，我国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相当高的，只要引导得好，这种高涨的积极性就能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可惜，有一段时间因引导不好而出现了蛮干，产生过一些不良后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倒洗澡水就把小孩也一起倒掉”。这本来是一个连三岁的小孩都能懂得的道理，可惜被某些“精致利己主义者”弄成了“一锅粥”。不是么，在他们大肆鼓噪“贬公扬私”的“教育”下，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观念又抬头了。如今有的人，的确因为国家的桌子木片、汽车螺钉、住宅砖石没分给自己而消极怠工起来，甚至出现了于己有利的事哪怕坐牢杀头也干，于己无利、于国于民再有利的事，就说什么也不干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教育效果”。但是，能因此说职工积极性不高是由于实行全民所有制所造成的么?让我们看看一位美国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吧。据报载，1992年上海飞机制造厂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铆接车间一些员工因为奖金发放不公，便以抽烟的形式进行怠工，以示抗议。美国专家能奈，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他拿白粉笔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大圆圈，说“这是国民党，很大”。再用红粉笔划了一个小圆圈，说“这是共产党，很小”。然后放下粉笔对大家说：当年很小的共产党却打败了“很大”的国民党，为什么?“难道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靠的是奖金吗?红军长征时有没有规定走100公里给多少奖金?可见，金钱并非万能的，而每个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才是最宝贵的。”生长在一切以金钱为轴心的美国专家能有这种认识，不是很值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某些名为“理论家”实为拜金主义者们，好好深思么?

 

当然，我们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不可能搞得太纯，于国于民有利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私有)，不但允许存在，而且还鼓励发展，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正确决策。但是，我们却不能走向极端——把公有制贬得“一文不值”，把私有制吹成“万灵仙丹”。我想，我们的社会主义总该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公有化程度也该逐步扩大，而不应逐渐缩小乃至完全消失吧。然而，按照“全民所有，人人皆无”的观点，那公有制则是完全要不得的东西，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彻底完蛋，只能高喊“私有万岁”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可言?至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那就更加不要提及了。这种“全民所有，人人皆无”的“理论”，到底是谁家的理论，要把人们引向何方？不是一目了然么？

 

“全民所有，人人皆无”论的提出，到至今已有20多年了，不仅当时迷惑了不少国人，就是到了现在，恐怕还有许多人受其蒙骗的。我从来不隐满自己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我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实现“私有化”（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那就是忘了初心、忘了本。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批判那些抹黑全民所有制、美化私有制的谬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扫清思想障碍。

 

作者简介: 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曾在《散文选刊》、《瞭望》周刊、《中流》杂志、《湖南日报》、《新湘评论》、《湘江文艺》、《文艺生活》、《作家天地》、《小溪流》、《幼芽》等40多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500多篇，其中有中篇小说《丁一进城打工的故亊》、小小说《一票》、《结婚彩礼》，散文《爸爸为我流泪三次》、《警惕“酒军”进攻》、《不忘党的哺育恩》，童话寓言《镜子的品格》、《蝉的肚子为何是空的？》等10多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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