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讲好党的故事
陈先义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8月28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在京举办电影《火种》观摩研讨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电影是以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事求是叙述和展示党的早期历史，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大钊塑像的作品，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是对当下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有重要的启迪、教育、鼓舞价值的好作品。
李准发言
应邀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有：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部长姚有志，解放军报文艺部原主任陈先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王本周，著名影视评论家郭松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冯钺等。
电影《火种》编剧周振天、导演陈剑飞、制片人武姝彤到会介绍影片创作体会并听取意见。
李慎明发言
与会同志指出，作为向党的二十大的献礼影片，电影《火种》多层次、多视角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面对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国家，矢志于救国救民、铁肩担道义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他冒着生命危险传播马克思主义，最终点燃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推翻黑暗旧制度的革命火种。作品以鲜活生动的人物塑造和翔实的史料揭秘，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对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的追捕和正义审判。《火种》展现了李大钊同志作为一个好师长、好丈夫、好父亲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够真切感受到李大钊耀眼的人格魅力和十分厚重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上乘之作。
仲呈祥发言
与会同志认为，重大革命历史剧的创作，一定要立足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求实精神，给后人留下一部可以信赖的信史。写历史剧，不能根据自己道听途说的野史趣闻或者为了投观众所好换取票房随意涂抹历史。大家着意指出，“火种”这个剧名恰到好处。火种的寓意很明确，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火种”这两个字，如果放在一个人身上来解读，唯有李大钊同志担当得起。李大钊是引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火的第一人，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是主张国共合作的第一人，是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影片用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语言真实还原了李大钊的崇高历史地位。
丁振海发言
与会同志谈到，多年来，我们的文艺作品对李大钊历史地位的评价未能尽如人意。有的作品热衷于宣传胡适、宣传什么民国人物，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缺少热情；有的作品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而仅仅把李大钊作为一个配角。必须充分肯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主席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我们从来也不否认在建党时“南陈北李”这样的历史表述。但是就实际贡献来说，李大钊依然首屈一指，毫无疑问应排在陈独秀之前。毛主席后来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出了两个大叛徒，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这如实记载在《毛泽东年谱》里。陈独秀退出共产党，成立托派，当了托派的总书记。无论怎么去叙述，他早期的贡献都不能在李大钊之上。而这部片子在这一点上真正还原了历史。陈独秀自己也承认，他比李大钊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晚了半年。第一个确认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应该是李大钊。建党是两个人共同商定，在建党之后干什么，那就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上，李大钊成就最大、贡献最多，但某些作品显然忽略了这个历史事实。国共合作，陈独秀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了。对比之下，李大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富有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个创意，就是李大钊提出来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写得很明确，对建党贡献最大，第一个是李大钊，第二个才是陈独秀。这部影片从正面阐述李大钊的历史地位，这在以往影视剧中是很少见的。大家认为，这是《火种》对党史宣传的重要贡献。
郑伯农发言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怎么表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这是研讨会上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在这方面，大家认为我们的创作一度是存在误区的：有人就曾错误地认为，如今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没人愿意写，写了没人拍，拍了没有人愿意埋单，上了线没有人愿意看。这种凭主观臆断出发的见解，是十分错误的，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危害极大。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没有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你有没有对题材做深入的采访和研究，对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是不是真的有了充分的了解，是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地照本宣科地进行简单化的演绎。毋庸讳言，我们很多作品是躲在书斋里抄资料抄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怎能有打动人心的魅力？怎能成为口口相传、家喻户晓的精品力作？
姚有志发言
与会同志认为，电影《火种》在创作上独辟蹊径。编剧匠心独运地选择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视角，挖掘了关于主人公的一个人生侧面，特别对如何抓捕当年亲手杀害李大钊的凶手这样一个故事，与李大钊领导革命的舍生忘死精神对照着写，使作品非常具有艺术和思想的张力。
陈先义发言
而这样一些故事，包括李大钊和吴佩孚的面对面的斗争，都写得相当精彩。而最为精彩的部分，还是对于李大钊初心的表现。李大钊一家老小被追捕，身受囹圄之苦却毫不退缩，去做吴佩孚工作险些被其杀害，自家节衣缩食而把自己薪水的大部用在资助穷困学生和革命事业上，李大钊所做的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在这部片子中做了非常清晰的诠释，那就是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为了彻底推翻压迫人剥削人的旧制度，为了帮助人民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
张德祥发言
这一点，编导主要是从吴郁闻和一些警察的视角来来表现的，但是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能深深打动观众。李大钊被后世评价为道德完人，是因为他信仰最坚定，为人最无私，于己最自律。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最明白什么叫做精神力量变成了物质力量，最明白怎样把理想信仰变为整个社会的巨大力量。《火种》既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品，也是一部理想信仰的颂歌。与会同志由此联想，如果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那么我们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所走的“共同富裕”道路，便与李大钊那个时期党的初心一脉相承，是党的初心在今天的延续和继承。
王本周发言
与会同志特别提出，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清少年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既是对于整个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大家认为，《火种》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讲好党的故事”的好作品。特别是针对青年的审美爱好，作品在创作上做了大胆尝试。有人认为，现在青年人就是追求强刺激，追求好莱坞品位，但是，这应当由青年人的问题吗？应当说主要责任在于我们的艺术生产者，在于我们的艺术生产者放弃了积极引导的责任。青年的审美情趣是需要引导的，不是青年喜欢什么就去追踪什么，而是要引导青年，正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创造懂得美的大众。《火种》就是一部具有特别引导意义的作品。
郭松民发言
作为编剧，周振天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党史故事本身是有温度的，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党带领人民从“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激荡”到国富民强、安享太平，历史长河中，有李大钊临危不惧，38岁英勇献身的从容不迫，有“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坚定不移，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喜悦，有阔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豪迈。然而，落实到一部电影，怎么用电影这个艺术方式，把我们党初心的基本概念和准确的旨意传达给观众？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你想把初心的所有内容都说得很完整，我觉得电影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但是通过李大钊的生活片段和对他的回顾，把我们党在那个特定时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而这个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这个部戏在台词里都说到了。因为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对党的历史的解释的曲解，甚至对红色精神和红色传承的淡化，我们都觉得需要有一部电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
冯钺发言
同志们一致认为，对创作者来讲，要做到这一点，即找到一个让今天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愿意看党史，愿意接受党史，愿意在一种电影观赏审美规律中和观赏的悬念中来观照我们的初心和我们的党史。这个经验，也是《火种》能够打动青年观众的根本原因。为了找到一个青年人跟屏幕上的历史人物同频共振的方式，编导在深入采访的时候，从沈阳铁路公安局一份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吴郁闻这个当年的刽子手如何杀害李大钊的史料。这个吴郁闻当年一直在侦查李大钊，一直在跟踪李大钊，他在李大钊身边安排了不止一个特务，可以说李大钊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中。但是解放以后这个人最后又成了我们的侦查对象。这样讲党史更有观众缘，更能吸引青年观众，让青年观众起码关心我们党初创的原因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让青年人通过这个作品对我们初心的由来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由此再去关心这个初心究竟是什么？我们党为什么要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直到今天，我们的党为什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创作者来讲，只有找一个好的叙述策略，才能生动地形象地回答这些问题，从而做到有观众也有票房。
周振天发言
同志们认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讲好党的故事，就要对党的历史有一个精确的学习理解。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的历史、英雄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讲好革命故事，让像李大钊这样的红色资源活起来、火起来，在传承红色基因、激发担当作为中汲取养分和奋进力量，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赓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践行红色精神，激励中华儿女无私奉献、奋然前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李大钊那种铁肩担道义的慷慨悲壮的大无畏气概，必定会对今天的一代青年发生极大影响。如果说《火种》是讲活了的党的故事，那么作为文艺作品的功能，它必定会对广大青年产生心灵的震撼。
陈剑飞发言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片子还是一部非常讲究艺术架构的作品。它非常讲究情节细节的构思。今天李大钊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这种情况下怎么写李大钊，的确对编剧是个考验。作品集中写了李大钊的被捕、被审，而对杀害李大钊的主犯吴郁闻，也集中写了这个当时的侦稽处处长的抓捕、被审。两相对照着写，从这个视角用强情节模式把观众带进来，观众最想看的当然就是情节，比如吴郁闻是个什么人？他怎么潜藏下来的？又是怎么暴露的？这中间有一系列的故事。用这一个强情节把观众的兴趣抓过来，从而了解李大钊被杀害的过程和李大钊的慷慨不屈。这就是今天我们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何吸引人的经验和关键。此外就是有两个主要人物的文化人格对比。李大钊的不屈是因为他的信仰、他的高尚人格。所有这些，给观众的印象极深。而吴郁闻当时想自杀，最后没自杀成，知道跑不了，最后他被判处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被李大钊的人格折服了。
武姝彤发言
作为重大题材并且带有献礼性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怎样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事关作品成败。与会同志认为，《火种》是一部具有创新品格的作品。同志们认为，谈到对党史故事的表现，党史故事是饱含精神、洞见信仰的。我们党一百年的非凡的奋斗历程中，像先驱李大钊一样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模范，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不仅记载了奋斗和牺牲，而且生动还原了磨难和前进，更以充分的事实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而我们有些影视作品，不是把精力集中在这样一些思想主题上，而是在资本的捆绑或者诱惑下，追求大场面、强刺激、好莱坞风格等等，而忘记或者鄙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忘记或漠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审美趣味和喜好，于是离我们广大观众越来越远。在这个问题上，《火种》表明了自己鲜明的审美取向，努力去创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努力再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而不是像有些作品那样，一味追求观众的感官刺激。弄得作品玄虚奇怪。在《火种》中，不仅李大钊这样的主要人物性格分明，就连一些非主要人物也生动逼真。比如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在整部作品虽然是陪衬人物，但人物那种可亲可敬、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品格，让人肃然起敬。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李大钊提出把薪水资助困难学生时，她毫不犹豫地慷慨应允。她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些人物的塑造和故事叙述，使作品显得非常接地气。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好作品。
刘润为主持会议，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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