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回顾了2021年取得的成绩，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的问题。这是我国第一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需求收缩概念。它标志着我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需求不足的现象十分明显。那么，如何解决我国需求不足问题呢？
需求不仅仅是消费问题，需求同时也是一个生产问题。讨论中国市场需求问题，必须跳出供需矛盾分析问题的本质。我国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增长较慢，一些居民摆脱贫困之后，仍然处在温饱状态，因此，需求不足的现象十分明显。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扩大生产，增加收入，这是解决我国市场需求不足的最根本途径。只有扩大生产，增加居民的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市场需求的深层次问题。
扩大生产的方法很多，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经营业态，都是扩大生产的必要之举。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转化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可以很快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改变工作岗位、自主创业等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而那些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普通劳动者，由于无法适应网络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就业岗位越来越少，转换工作岗位的机会越来越小。因此，要想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双手，适应瞬息万变的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如果增加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让那些长期和现代社会脱节的劳动者，能够掌握新的技能，或者让那些生活范围相对较小的乡村居民，走出大山，接受技能培训，那么，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收入。居民劳动收入的增加，可以扩大内需，确保我国的需求不断增长。其次，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必须未雨绸缪，尽可能地避免“能源或者资源诅咒”。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当一个城市主要依赖资源或者能源供给发展的时候，这个城市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一些能源枯竭城市，由于居民缺乏必要的收入来源，城市发展出现恶性循环。由于居民收入减少，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很难催生新的产业，结果导致城市的居民纷纷出走，城市处于凋敝状态。在我国一些资源能源城市，这种现象表现的尤为明显。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在一些资源能源城市，实行新的管理模式。一方面通过税收调节和资源合理配置，在能源资源相对丰裕的情况下，为未来经济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价格，确保城市始终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如果职工的工资收入相对稳定并且不断增加，那么，城市资源枯竭之后，可以催生服务业等产业。而服务业的发展，可以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可以确保城市的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大力发展能源资源枯竭城市的服务产业，对于解决需求问题至关重要。当然，由于竭泽而渔，一些能源资源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为城市的产业转型提供动力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需求不断增加，城市重新实现良性运转。第三，需求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包括生产需求，也包括消费需求。需求能否持续，主要看居民的收入水平。当然，如果能够吸引境外消费者，可以建立外向型的需求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需求主要依靠当地居民消费。因此，增加居民的收入，是解决需求不足的最有效途径。但是，如果居民收入增加，形成所谓的“内循环”，那么，财政将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因此，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通过“合并同类项”，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通俗地说，为了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可以将大体相似的城市或者“同质化”城市，通过特殊的方式合并在一起。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我国需求问题，变成一个城市布局问题，通过城市的重新规划，增强需求动力。中国在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问题上，曾经出现过长期争论。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城镇化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考虑自己的国情，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城市。但是，城镇化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城镇化应当与时俱进。譬如，高速铁路网络的形成，使得一些小城市资源被抽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城镇化发展方向，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小城镇，那么，必然会出现重复浪费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根据高速铁路网络发展的需要，对一些小城镇进行适当的合并，并在此基础之上，建设具有一定规模中心城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减少行政开支，节约国家的财政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我国城镇化发展更有活力。事实证明，将一些乡镇进行必要的合并，不仅可以减少农民的负担，减少财政支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从而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城镇化的目标不能改变，但是，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墨守成规，而应该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科学规划。在城乡规划法科学引导下，对我国城镇化进行总体布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已经建设若干城市集群，在中心城市的周围，形成“城市圈”。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湾区的建设，长江三角洲的城市规划，渤海湾地区的北京、河北、天津一体化发展，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有可能会建设一大批具有资源聚集效应的中心城市群。重庆和成都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国中部地区，将会沿着京广线，形成若干个中心城市。当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度提高，我国的需求就会快速增长。
笔者建议，中央可以考虑提前实施交通布局，沿着京广线的中心城市，建设我国的磁悬浮高速铁路网络。如果磁悬浮高速铁路网络将我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小时城市圈，那么，我国中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整体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中国中部地区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脊梁”。
湖北武汉到河南郑州500公里，如果磁悬浮铁路修建，那么，在这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道理，湖北武汉到湖南长沙，湖南长沙到广东广州，由于高速磁悬浮列车的运行，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将会更加便捷。资源的高效配置，将会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的需求大幅度增加，我国市场经济将会呈现出前所未有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第四，需求表面上看是收入问题，但是，本质上来看则是发展模式问题。中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之后，有许多新产业值得挖掘。但是，横亘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前的鸿沟不容小觑。譬如，我国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但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普及率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服务费用相对较高，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难以承受。如果大幅度降低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服务费用，将会为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产业发展起到主推的作用。但是，现有的通信经营模式和管理格局决定了，要想大幅度降低我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服务费用非常困难。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于，依靠科技创新，通过改变传统的通信服务模式，实现需求的增加。阿里巴巴等少数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已经生产出新型私人电脑。这种新型私人电脑的特点就在于，计算中心负责计算，存储中心负责存储，消费者不需要购买拥有计算和存储模式的电脑，只需要通过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连接到计算机中心和存储中心，即可实现快速计算和信息存储。如果大幅度降低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服务费用，并且加快推广我国新一代私人电脑产业，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我国计算产业快速发展，加快我国芯片存储产业发展步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迅速普及我国的新一代私人电脑。可以设想，如果改变了私人电脑的配置，改变了人们的计算机消费习惯，改变了人们的计算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将会催生新的产业。我国的计算产业和存储产业将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现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计算中心，湖北武汉在存储产业发展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果政府大力推广，改变传统的私人电脑消费模式，那么，我国将会产生新的需求。中国的私人电脑业务，有可能会改变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电脑生产消费模式，围绕着新一代的私人电脑，中国将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产业。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产业，它必将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动力来源。总而言之，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多管齐下。提高知识水平，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是根本出路。摆脱能源诅咒，是实现城市转型的必要之举。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实现生产要素综合利用，是增加需求的重要途径。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产业，是解决需求问题的根本保证。（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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