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进荣：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批判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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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进荣：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批判
2023-02-05
【提要】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是寄生在健康、正确历史观机体上的思想毒瘤，需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予以揭露和批驳。其碎片化症候在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叙事和历史行动四个方面，曲解历史事实的确定性、消解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瓦解历史叙事的整体性和消解历史行动的自觉性，分别使人们产生认知困惑、信念动摇、言说轻薄、实践退缩。在新时代必须要坚持和运用好整体性历史思维，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历史观为根本遵循，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彻底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赖以滋生的思想空间。
目前学术界深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已关注到其存在“碎片化”现象，众多学者为批驳这种现象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细小琐碎”的虚无视角、“裁剪粘贴”的叙事手法、“碎片化”的传播形式和“支离破碎”的价值认知等问题，这些都指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共同表征——“碎片化”，即对整体性历史思维认知方式进行碎片化肢解，将客观历史认知和价值评判停滞在支离破碎的旋涡中。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这种思维认知方式和实践操作手段，诱导普通大众虚无历史。因此，对于寄生在健康、正确历史观机体中危害极大的碎片化症候，我们不能仅限于从表象上对其进行否定性描述，而是必须要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在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叙事和历史行动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与揭露，彻底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存在的思想空间，夯实维护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曲解了历史事实的确定性。人们获得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主要是通过经典历史文本记载传承和相关史料的考证梳理。对历史文本及其史料的研究是尊重和把握客观历史事实最基础的前提，进而我们才能获得确定性历史事实所呈现的客观历史。近代西方兰克史学（客观主义史学）一直提倡历史研究要重视辨析史料，倡导“如实直书”。然而，其追求历史事实确定性却是建立在“上帝之手”的确证基础之上，自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警醒后，紧随着“上帝万能”和“理性至上”的信念支撑瓦解，有关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受到更多质疑。最终，历史事实追求的确定性与历史意义阐释的可能性之间的内在张力趋向失衡，历史阐释的思想意义空间被无限放大，呈现出轻史实、重阐释的趋势。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等个别论断被人们奉为圭臬，对历史事实的相对性认知出现解释泛滥的趋势。
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导致人们对历史事实的相对性解释泛滥。后现代主义史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将历史本身看作基于“他认为”语言修辞基础上任意的历史故事阐释，试图消解历史与历史文本之间的真实边界，抛弃通过历史文本和史料寻找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的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学术”为外衣随意对历史文本再阐释、史料细节再考据，对获得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的两个重要途径进行“真相还原”，对西方学术思潮不加认真思考，不予比较鉴别，简单拿来以分析和衡量中国近现代历史，形而上学地变换两种极端的历史思维方式：不承认历史文本的客观历史基础，或者将史料实证等同于历史事实与历史客观真相，将人们对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排除在外。由此，历史相对主义解释“困惑”导向泛滥，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曲解历史事实提供所谓“合理理论依据”，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将历史与文本的关系极端对立，随意阐释历史文本，否定历史客观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常以历史记述具有历史学家“主观因素”以及受到客观时间流逝或其他外在因素影响为由，主张史学家对历史文本及其历史史料阐释是主观的，历史不具有客观的固定标准，主张“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历史虚无主义者离开历史文本记载的上下文语境、事件发生的具体情景和思想行为的特定民族文化氛围，随意截取只言片语的历史文本及其历史事实，陷入“千人千面，面面不同；万人万解，随意解读”的相对主义历史怪圈。借此，历史虚无主义者随意“解构”与“建构”历史人物，放弃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既不承认客观事实，更不承认客观价值标准，热衷于以各种边缘视角和猎奇心理来“重新评价历史”。然而，“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历史学家记载着历史事实和阐释历史的文本是我们通向认识和把握历史真相的必不可少的中介与载体。历史文本是反映历史的重要“副本”，能否反映历史“原本”需要专业历史研究者对重要的历史文本进行解读。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严谨治学事业。因此，历史事实认知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具有客观确定性的认识和评价标准，相对性中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历史的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待历史事实绝非“千人千面、面面不同”，真相就是真相，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历史的思想阐释不能背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一现实基础，不能成为游走在各种语言辞藻中的游戏，不能以乱说或戏说来解构历史文本。
另一方面，将历史与史料的关系机械等同，随意抽离出片段史料，歪曲历史客观事实。历史实证主义注重将史料作为历史阐释和研究的基础，摆脱思辨历史哲学试图依靠纯思维活动来建构历史的倾向，就此而言其具有进步性。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借历史实证主义的“学术”之名，只关注、截取和描述那些符合自己政治图谋的历史“碎片”和个别“细节”，把个案当成普遍、将细节视为全部、用部分代替整体。他们将所谓最新获取的零碎史料奉为圭臬，不是把“历史碎片”看作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一，而是非历史地、非具体地比较、分析、阐释其思想意义，没有把“历史碎片”放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中，置身于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中，不能发现“历史碎片”是整体中的部分、全貌背后的细节。由此，历史虚无主义者借研究“历史碎片”的“学术”之名，将不经全面考证的史料机械等同于历史事实，对部分史料随意主观阐释，歪曲甚至捏造史料来虚无特定历史事实。正如列宁强调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夸大了历史实证科学的理论适用边界，试图隔绝人化自然、社会化的人以及人的思维之间的内在有机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脱离特定社会历史关系结构中“现实的个人”，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随意筛选“原子式个人”的部分史料，通过重新评价历史来“博取眼球”。其内在理论缺陷是：忽视了社会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分析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忘记了人们所选取关键性历史史料背后有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作为前置性思维指引。如果历史研究失去特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指引，仅驻足在史料堆中陷入绝对实证考据，不对局部的历史史料进行联系、辩证和发展的理解，不将史料分析综合为规律性认识，那么这样的历史研究所获得的所谓“历史真知”只能限定在狭小的历史角落，或盲人摸象、或一叶障目。如此这般，历史研究可能陷入对历史细节无休止的、无结果的、盲目的考据和思辨，只会为历史相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相交汇提供便利。最终使人们将追求零散、琐碎的个人历史经历、记忆甚至想象视为理解历史的旨趣，抛弃对历史事实的求证，不再探寻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走向以相对主义来解读历史事实，衍生出诸多孤立且成堆的“历史碎片”。这种历史研究旨趣将为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和虚无历史打开方便之门，与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追求“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的基本治学传统相矛盾，更不可能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消解了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历史规律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关系，是事物之间存在的必然性联系。而具有浓厚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意图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的预言是一种江湖骗术。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他依据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直接否定了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否定了人们根据历史规律科学预测未来发展方向，质疑人们对历史规律认识、把握和言说的可能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演变的“逻辑线索”、历史记忆的“时代主题”和历史分析的“主要矛盾”等问题“釜底抽薪”，使得原本已经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事实，在经过对历史事实按照内在联系所构成的“历史规律”虚无化后，再一次使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退回到混沌不定、矛盾丛生的历史碎片之中。具体到碎片化症候则体现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无限度放大偶然因素的历史作用：一是兜售历史本身不具有重复性、历史无法被预测等错误观点而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或者，虽承认历史规律存在，但将人的实践活动中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僵硬地理解为一种线性前进的“决定论”，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活动只不过是规律自我演绎的“注脚”。二是将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失误不加分析地归结为人们相信上述历史规律的一种“宿命论”历史悲剧，消解人们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三是视历史为一种无主体的偶然产物，突出个性化生活经验视角，把个别历史现象的独特性与一般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割裂对立起来，以历史偶然性来消解历史必然性。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以历史事件本身不具有重复性而否定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历史事件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体。历史事件在表象上各具特色，自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发展过程都不可重复。但是，历史学家在充分了解不同历史事件发生的丰富表象和产生的多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并进一步探寻和追问表象背后的本质。历史规律恰恰是包含在特殊个别表象中的历史普遍性认知。因此，探寻历史规律需要我们对历史表象进行细心的剖析，既不能将“相近”“相似”的历史细节来简单类比而陷入“历史循环论”，也不能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考据历史个例而停留在非总体性的历史认知层面。由此，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使得对历史认知丧失完整性、历史评价厚此薄彼。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样的、复杂的，虽然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心理、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等都发挥作用，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局部非经济因素会决定个别历史事件本身。然而，当我们把这些历史因素从微观扩展到宏观、将局部整合为整体、从较短时空维度拉长到宏大历史跨度，就会发现客观历史都发生在特定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样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认知，就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在特定区域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使得我们认识到社会历史生活表象下的历史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总而言之，唯物史观排除了历史人物主观意志支配历史的学说，驳斥了“历史编撰家”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言论，清除了在历史观上人为制造历史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困惑，阐明了在社会形态变迁中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充分肯定各种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以及人的历史活动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既指明了社会历史规律重复性出现对人们历史实践活动的制约性，又肯定了社会历史规律并非先于或外在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而存在，从而避免使我们陷入历史不可知的历史神秘主义或者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另一方面，以自然规律的标准来否定历史规律必然性的可把握。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不同于自然规律自发地起作用，社会历史规律具有其特殊性。“现实的人”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建构起以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为内核的社会结构，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并且在思维、语言中能够认识和把握自身历史的过往。不同于一切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者所宣称的历史规律只不过是唯意志论或经济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同时，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中人的行动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必然性制约，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生物意义上个人的行动受自然条件制约，更体现在社会历史意义上，作为历史活动的“剧中人”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主观“动机”和“目的”既包括以往历史所继承下来的客观物质前提，又包含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历史主体更深入的实践活动不断改造自身社会历史环境，就愈加凸显历史主体作为“历史剧作者”的另一重身份，在把握客观历史规律中发挥历史主体的首创精神，创造历史伟业。
历史事件似乎是以偶然性的外观出现在人们面前。抽象的、一般的历史规律性认知都寓于具体的、个别的多样性社会活动之中。由此而言，人们在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和综合之后，不断回到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接受检验，从而更加清晰地认知和把握历史规律。碎片化的路径则相反，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微观的个体视角看待非普遍、非代表的历史表象，强调个体的历史主体性，放弃总体的、联系的、辩证的思维框架，使人们脱离历史的现实基础，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他们在对待现实问题时，只在无根的历史浮萍中随意抽取个体存在意义，抽象探讨人性的复杂多变。另外，历史虚无主义者还将历史视为一堆偶然因素的集合体，拒斥阶级分析法。最终，这种历史观只能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团混乱的人性变迁史，无法揭示个别历史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得以生成的。我们要辩证、唯物和实践地理解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如若忽视历史规律发生的条件，为脱离规律客观性的“自由行动”而诡辩，我们就会陷入唯心史观。历史虚无主义者恰恰否定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制约性，把历史中个别生活体验和丰富社会表象呈现出的历史偶然性和独特性看作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拒斥从大尺度生活空间和宽广历史演变跨度来总结、归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他们采取抽象的人性论，在历史事件和人物分析上“泛道德化评判历史”，将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曲折和失误简单归结于个别历史人物单纯的主观“动机”，随意评判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瓦解了历史叙事的整体性。历史叙事意味着一种解读、一种基于立场的观察和言说。西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德里达等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贬低“宏大叙事”“元叙事”，极力推崇“小叙事”。碎片化叙事是一种解构历史整体性表述和言说的叙事手法，使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从历史碎片到历史碎片，孤立地看待历史事实，片面地得出历史评价。碎片化叙事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颠倒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视历史中的个人是“离群索居”的个体，而个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对历史的认知必然是一个个局部的历史片段。由此，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个体历史认知不具有形成完整的历史书写与言说的可能性，只有脱离现实历史过程，以纯粹抽象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历史。旧唯物主义虽以客观事实为逻辑起点，却将个体自我历史体验直接等同于客观历史记忆本身，这样，历史在自我视野中便是以直观感性的形式反映出来，崇尚非普遍性感知的可靠性。其实质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在思维方式上，前者是沉浸在唯心主义主观思想世界中的“抽象思辨”，后者是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客观物质世界上的“感性直观”。总而言之，在历史叙事上，历史虚无主义者拒斥在实践中主客观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思维，采取碎片化叙事手法来虚无历史，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方面，将微观叙事放在宏大叙事的对立面并夸大使用，破坏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历史虚无主义者热衷于采取微观叙事排斥任何宏大叙事，割裂历史的整体性，即一种解构整体性历史记载和言说的叙事手法，混合着生活叙事、启蒙叙事、假定叙事等非同一历史过程和逻辑关联的叙事类型。历史虚无主义者把历史碎片、个体意识以及微观视角置于历史叙事的第一位，将个体直观的生活感知看成理解一切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以具体细节描述替代对宏大历史背景的叙述，以少数历史人物的生存境遇来否定历史整体的发展面貌，以超脱历史发展脉络的“现代文明人的标准”看待历史人物的得失成败。实质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在高扬个体叙事来凸显历史中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却放弃了基于历史事实归纳、分析和总结历史规律的思维过程和叙事框架。他们将历史全景式的整体认知瓦解，让历史的规律、目的等无处安放。最终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个体主观经验和社会表象为“标尺”来看待历史，客观历史事实则沦为个体叙事者随意裁剪加工的“素材”。这些历史叙事的手法只是利用人们对历史的猎奇心理，去裁剪、粘贴、重组历史片段，其目的在于“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所谓‘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体现出来，正是凭借这些方法构成的西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历史虚无主义才得以面世。”进而言之，中国近现代史阐释中出现的碎片化症候，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假借“学术”之名，落入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陷阱并“强制阐释”历史结下的“恶果”。当然，我们不能将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与正常的微观史学研究简单混同并且不加区分地加以批判。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各学科协同共进，建构大历史观，尊重和提倡正常微观史学的研究意义：“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另一方面，将个体叙事置于集体叙事的对立面，导致历史叙事的随意性。如果说忽视个体的“整体主义者”或者空疏己见的“宏大历史叙事者”对历史规律存在盲目自信和崇拜，从而遮蔽了集体中个体的存在意义，那么，个体叙事则是对整体历史认知的另一种极端过激反应。个体历史叙事者在从整齐划一的同一性中“解放”多元丰富个性的同时，却有意解构关于历史辩证、全面的认知方式。他们迷恋于个人的主观经验或者历史实证主义认知的可靠性，对历史生成和建构的整体性认知进行无建设性意义的重新评价。他们主张只破不立或者主张破即是立，将历史整体从“神坛”打碎，并且认为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才是历史的本真，进而在个体叙事者视角中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找到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并且发现历史变化所暗含的内在线索。由此，历史的公共性意义、共同记忆便不复存在，代表集体性的历史将被贬低，使人们的历史叙事丧失了严肃性和公共性。从宏大历史发展而言，历史虚无主义者极端推崇局部细节，使得各个历史部分之间如同“自由流动的沙粒”，平等、多样、自由但无法交汇融合成一体。这样，不同个体只聚焦在“生活叙事”“微观叙事”“假定叙事”，倚重个体日常生活的经验性思维把握现实世界。然而，“由于人们的有限生命过程决定了他们不能经历过多的历史事件，所以，人们不但感受不到‘历史规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作用，而且经常体验到的是偶发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主宰”。由此，历史虚无主义者放弃科学的历史分析法，一味追求微观生活化叙事，强调非典型的历史主体感受和个性化记忆。“资产阶级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天真地或理想化地——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能产生某一局部领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关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历史虚无主义者采取个体历史叙事失去了历史整体性，拒斥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全貌进行本质性规律理解与把握。“用整体遮蔽个体生命是专制的，但渴望摆脱一切整体的一切约束，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历史叙事者无法摆脱不同个体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的整体性联系，因为历史叙事实质上是一种集体中的个体叙事与个体之间的集体叙事。历史规律言说者与历史创造者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叙事的实践者、揭示者和言说者的统一体。历史规律不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但涉及个体主观感知和实践参与，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呈现出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特定阶级的意志和代表着历史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只是强调个体叙事的重要性，将单个的个体视为历史的主体，则会把历史叙事推向个人主观精神史，必然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即使在历史中获得一种自我存在意义，也终是一朵“虚幻的花朵”，禁不起任何客观历史的检验。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消解了历史行动的自觉性。“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行动自觉性是指历史主体在复杂历史进程中不再受到自发的、支配性的“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盲目驱使，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前提下有目标、有计划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是一种更加主动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参与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一种更加自觉地汲取先辈历史精神的历史自觉。这要求我们既要谨记历史教训，不走老路，勇于变革，又要珍视历史成就，不走邪路，接续奋斗。具体表现在历史主体对贯穿历史过程中三个连贯性的历史问题——过去曾做过什么、当下正在做什么、未来将要做什么——始终具有自知、自省和自主的历史认知和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历史行动自觉性，在百年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尊重历史，深刻认识历史规律，科学把握历史趋势，找准历史方位，牢记历史使命，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开创了一个个历史伟业。
人们对历史事实确定性认知是历史行动自觉的根本前提，对历史规律必然性的把握是历史行动自觉的关键指引，基于此，人们的历史行动才能实现从自发转向自觉的实践跃升。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对前两者的否定、歪曲和虚无，使得人们对历史认知不清醒，并产生历史叙事的随意性，对我们当下正在做什么迷失历史方位，对未来将要做什么丧失历史使命。被历史虚无主义言论所迷惑的部分人时常玩弄别有用心的政治辞藻，迷失在西方“普世价值”话语中，陷入虚幻的利益共同体。在本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些人对于我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历史衔接和话语创新过程丧失基本的历史意识，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将革命话语贬低为暴力的产物，走向“告别革命”的臆想。享乐主义追求“盛行其道”、犬儒主义态度“自鸣得意”、拜金主义风气被“奉为圭臬”。由此，历史本身也成为被无限度消费的“商品”，淡化了现代人的历史感。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氛围滋生和残存在文艺领域和网络空间，其具体表现如下。
1. 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破坏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个别文学和影视作品完全放弃“宏大叙事”，聚焦在细微视角，肆意贬低历史正面人物形象，急于求新、求异，从野史逸闻中寻找创作灵感，编造非理性、非常规的故事情节，严重破坏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并阻碍历史行动的自觉性。
其一，在历史视角上价值选择弥散化。所谓的“元叙事”“宏大叙事”被颠覆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没有主线、没有确定性，只有偶然和肆意。部分文艺作品倚重个体化平民视角，充斥着对欲望的窥探和对人性善恶的抽象遐想。这导致呈现在人们眼中的历史是多元杂糅中没有一条主线、多种思潮汇聚中没有一种主流，似乎多元冲突、变幻不定才是常态，崇高讲得“轻飘淡薄”，庸俗讲得“情真意切”。实质上，这些涉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过程中偏重挖掘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因素，将窥探人物心理、抽象思考人性看成文艺价值的追求，导致人们虚无历史和虚无文化的倾向。此类“快餐式文艺产品”盲目地迎合市场，既不重视文艺创作应遵循的艺术表现手法，又不注重生产契合大众审美的精神产品，无法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提供精神营养剂，更无力承担应有的社会公共责任。
其二，在叙事主题上抽象化地思考人性。部分文艺作品将“人性”作为最直接的切入点和最高的评判标准，似乎走向另一种“人道主义”。人物角色设定和故事情节安排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随意乱说客观历史事实并追求低级趣味。那么，“抽象人性论”自然成为各种错误思潮借助文艺作品竞相争取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万能公式”。然而，这些观点一旦碰到具体的、现实的历史问题，在真相面前便出了丑。“在空想主义者那里，‘人的本性’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个本性的规律，在他们那里立即具有神秘的性质，它们被转移到人以外和人们的实际关系之外的某个地方，转移到某个‘超历史的’领域。”我们不应该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历史、阐释历史，而应该用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去说明具体的人性问题。只要我们把抽象人性论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它都将经受不起一丝考验。被虚假的意识形态“流出许多五颜六色的鳄鱼泪”所迷惑的人们，将在历史真相和历史实践中被真正“启蒙”，具体的、实际的历史中所蕴含的真、善、美将真正显露。
其三，在叙事内容上革命主题扁平化。建立在空想、唯心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将革命仅仅界定为暴力革命，认为是一种具有剧烈破坏性的社会变革，是“对人性的践踏”，是一场“救亡压倒启蒙”的运动。因此，一段时间“告别革命”“革命血腥”的言论甚嚣尘上，但同时却宣称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帝国主义暴力压迫中国人民是“侵略有功”，陷入“暴力论”的双重标准，不自觉地被西方殖民文化所俘获。而且，历史虚无主义贬低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实践中淬炼出的革命精神中所蕴含的丰富、具体和现实的“人性”内涵和价值追求。事实上，“革命与人性虽有区别，本质上并不截然对立，革命总体上可以促进人性的提升与完满，革命本身有人性、革命过程有人性、革命后更有人性”。
2. 网络空间的历史虚无主义信息传播诱导网民形成浅薄的历史思维
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内容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网络环境中肆意传播，消解人们历史行动的自觉性。
其一，在传播内容上，上述劣质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借助新媒体技术充盈在网络空间，满足人们碎片化的即刻体验感，形成“流量至上”的商业氛围，进而将丰厚宝贵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功利地改造为短视频平台满足人们历史猎奇心理的“流量密码”。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空间以多种形式的信息符号裂变式扩散，任意兜售“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发面团”等言论，设计雷人的历史人物形象、创设浮夸的历史情境再现来满足受众感性的历史体验，再通过不同网络圈层群体中对信息二次加工创作与传播扩大自身影响力。
其二，在传播效果上，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兜售由零碎历史知识建构的碎片化语境，易诱导部分网民形成浅薄的历史思维。使人们从个体当下的历史体验来把握历史，形成浅层的、泛娱乐的历史氛围，撕裂人们的共识，扰乱同辈间、代际间传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目前，网络空间涉及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舆论事件仍偶有发生。这些舆论事件体现出：仍有少部分国人对历史既“无知”又“无畏”，以“无畏之心”制造“无知之事”，或以“无知之名”推卸“无畏之责”，缺乏对本民族国家历史的敬重，有意无意亵渎英雄形象，伤害民族感情。因此，如果不重视向大众普及历史基本知识，养成大众良好的历史素养和历史行动自觉性，将导致人们在该前进的地方踌躇不前或选择退却，在需要回顾历史经验教训时又不屑于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动力，从而对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产生消极影响。在西方意识形态和国内错误思潮干扰下，网络和现实空间随时可能出现涉及历史话题的负面言论和现实隐患，使人们陷入娱乐化和非理性爱国主义的旋涡中，消解历史行动的自觉性，挫伤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带来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整体性思维，是新时代对唯物史观的最新深化和发展，为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碎片化症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要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侵蚀我们党的执政根基，我们要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坚决摒弃党史学习碎片化，不能仅满足于零碎历史认知，要保持系统性、长期性的学习。
第二，始终坚持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树立大历史观。我们要在宽阔的历史领域占有丰富史料来辨析史实，站在高远的历史时空以客观、全面、辩证的眼光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形成一批科学和全面把握历史发展主流、主题和主要矛盾，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增强人民群众历史自信的研究成果。
第三，提升全媒体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治理能力。新闻媒体工作者要承担各类信息“把关人”的职责，及时纠正涉及党史宣传中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价值弥散化和传播主体多元化带来的风险。
第四，完善社会各界共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系统性治理体系建设。针对目前在现实与网络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呈现出点状式、软性潜隐化、零星散发的态势，我们要加强舆情研判，动态及时处理相关信息，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发挥好多方合力的治理效能。
总之，我们要更好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接续奋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无可争辩的历史成就，彻底粉碎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谬论。
参考文献：
[1]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2]武力：《历史研究需要细节但不能碎片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3]张政文：《历史虚无主义阐释观的迷失与阐释的知识图谱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4]乔茂林、刘旸：《习近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结构与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
[5]郭昌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研究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1期。
[6]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7]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林泰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9]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的历史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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