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与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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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与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2022-06-18
【摘要】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与其能否适应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有关。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变迁时都会出相应的文化革命。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是否定的否定，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那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传统文化。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文化必然是最有前途、最有自信的文化，而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
习近平同志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许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1]悠久的文明和没有中断的传承，使得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且没有在历史的演变中消失的文化，得以留传下来形成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最近，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行风建设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相声界行风建设，自觉践行崇德尚艺的倡议书》。该倡议书指出，要坚决抵制恶俗粗劣表演。相声是一门雅俗共赏、深受人民喜爱的大众艺术，让人们在含着眼泪的笑声中得到教育和启迪，决不能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和方式取悦观众、迎合市场。“伦理哏”、脏臭荤口、谄媚取闹、恶意调侃等做法跌破道德底线，败坏社会风气，丧失了相声艺术的基本操守。[2]的确，一些相声演艺团体只图把观众逗乐，把钱赚了，并以此作为最高“情怀”，反对相声的教育和启迪作用，在表演时台上台下互相调戏而乐此不疲，在相声表演的内容和相声队伍的培养和管理方面全面回归旧社会的行帮陋习。要知道，在旧社会，相声和许多曲艺的表演者都是社会地位低贱的戏子，虽然其中个别人也会受到追捧，甚至收入不菲，但仍然低人一等，甚至无权与普通平民通婚，是被富贵之人捉弄和玩弄的对象。其表演内容自然要讨好他人，谄媚取闹，其表演队伍的培养和管理也充斥封建主义人身依附那一套。新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工人和农民，也解放了旧社会的戏子，使之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成为演员，一些人甚至获得更高社会地位，被称为艺术家。在曲艺表演队伍的培养和管理上也用现代化的艺术院校教育取代传统行帮的技术传承模式。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曲艺演出市场化，一些演员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和方式取悦观众、迎合市场，重新沦入戏子做派，宣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旧社会的行帮陋习复苏，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因为有人追捧而扬扬自得。正因为中华传统文化良莠不齐，习近平同志才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才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3]曲艺家协会的倡议书也正是对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体现。这个倡议书也提醒我们必须有效识别和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白我们所传承和弘扬的中华传统文化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进而在市场配置中通过扶持公有制文艺单位传承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公有制文艺渠道如中央和各地方电视台排斥戏子行为，排斥有戏子行为的艺人和文艺团体，把更多的和优质的资源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职人员和人民艺术家身上，主要按照社会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来配置文化资源，同时发挥好政府的积极作用，限制和查处跌破道德底线、败坏社会风气、传播传统文化糟粕的行为，使戏子式艺人及其团体无路可走。为此，在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传统文化与非传统文化作一下界定。事实上，文化之所以能够分为传统和非传统，除了历史的传承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历史的变迁。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经济社会的变迁，都会引起文化上的变迁，从而变迁前的文化相对于变迁后的文化就成了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也与传统文化能否适应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有关。因此，要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变迁。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4]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变迁时都会出相应的文化革命。这些文化革命通常会发生在经济社会出现变革之后，使新的文化能够适应和促进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西方社会，“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5]与这种文化变迁相伴随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变迁，也发生了与之相应的文化革命。其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文化革命比较缓和，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平稳进步，其巅峰是诸子百家的形成。这一文化革命的缓和与社会变化的缓和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奴隶到奴隶社会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奴隶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平民变成奴隶，从而社会变迁是相对平稳的。有人因为奴隶劳动不占主体就否定奴隶社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外历史上的一些奴隶社会中，土地公有的平民劳动仍然占有很大份额甚至是主体。但正因为奴隶劳动的出现，人类社会才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动来支撑极少数人从事开发文明的活动，人类文明才有了较快发展。春秋战国末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是封建社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拿西方封建社会贵族统治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今天人们公认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英国和日本都有封建王朝的国王和天皇，尽管他们手中的权力比早些年的权力少了很多。美国有总统无总理，法国则同时存在总统与总理。因此，用政治制度的形式来判断经济社会的形态是不大合适的。要知道，是经济社会形态决定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社会形态，而经济社会形态又与生产力密切相联。马克思早就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因此，中国历史上小块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出现就使得中国经济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时出现的文化革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因为，儒术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价值观符合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需要。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小农时曾经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7]而中国古代的小农则是通过一位成为他们的主宰的天子来代表他们，并通过儒家文化来维持这个体系。到了近代，外国资本以武力入侵中国，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中国开始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发生了冲突，加上中国国内民族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外国的民族矛盾的爆发，满清的封建王朝无法延续下去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迟至1919年才开始发生。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学这一主流封建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等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幸运的是，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所体现。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软弱，中国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进行得不彻底。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也发生了。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批评了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9]。事实上，“科学”与“民主”一开始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服务，也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的反抗服务。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强调“科学”与“民主”为人民大众服务，一些人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鼓吹“不问西东”，代表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或旧民主主义文化，而“科学”与“民主”为人民大众服务则代表的是人民大众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也需要而且也会发生相应的文化革命。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0]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针。这是因为，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1]拨乱反正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让位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于是随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发生作用，在文化上开始出现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12]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们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文化也迎来了新的革命。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和“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3]总的来看，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文化革命都力图培育符合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4]所谓优秀传统文化，自然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传统文化。而在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存在着仍然能够在今天发挥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不是一次性的否定的，而是不断的否定，是否定的否定。正如小麦的辩证生长，通过对种子的否定而成为植株，再通过对植株的否定而成为果实，而经过否定的否定得到的果实中包含着最初的种子一样，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通过对传统的文化和过去的文化的否定的否定的发展，也同样包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例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15]但是，这些素朴的传统观点，曾经被形而上学否定过。“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16]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17]。只不过，这种“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18]的方式，“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19]现代科学又回到了最初的、素朴的从总的联系上去看待事物的观点上。自然地，这些最初的、素朴的观点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在今天，我们所采用的并不是它们本身或它们的原初形态而是将它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即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列宁则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21]这就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那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尽管这一部分还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例如，中华美食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没有直接的关联。如今中医在新冠疫情防治上的有效性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除了那些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部分外，还有一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我们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医的科学与有效性就是不能用西医的理论和标准来检验和判断的。如果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也不能强求用西医的方式来改造中医，但可以探索将中医量化的模式，提高诊断的准确率和用药的准确性。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否定了传统社会，而社会主义又否定了资本主义，从而在对传统社会进行了否定的否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传统文化中就会有相当多的一些优秀部分能够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东方的中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根本原因。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近代中国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之后，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后，中国迅速地完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迟至今日都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避免了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华民族踏上了伟大复兴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得以恢复和发扬。笔者曾经撰写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多契合之处[22]，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相契合的中国传统精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不再赘述，而是补充其他的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例。例如，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王子与庶民在身份上存在等级差别，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在法律面前要平等。尽管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做到或者说极少做到，但这种思想和文化，比资本主义时代不仅事实上优待犯法的资本家或企业家，而且还在公开的法令和主张上强调优待犯法的资本家和企业家要优秀得多。当然，能够做到不仅主张上而且事实上使每个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那只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事情。中国传统俗语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中国古代文献《左传》也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都是在说明，人不能太自私，要为后人、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与之相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每个人都是也都应当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鼓吹“自私的基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甚至成为“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23]。显然，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那么既不可能有多少文明可以传承，而且已有的文明也很难传承下去。习近平同志指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24]他本人所表明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有如此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与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时间之长有关，传统文化众多，其中总有一些文化能够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下来。就像同一个艺术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艺术内容如同一五言绝句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一样，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其内容与形式（载体）可以分离，可以旧瓶装新酒，从而方便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而成为今天的优秀文化。例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也就是说可以加进任何内容到里面去。比如，我们可以用自然辩证法为天地立心，反映自然规律；用阶级斗争为生民立命，实现人类解放；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为往圣继绝学；用实现共产主义为万世开太平，从而将古代的这个横渠四句与今天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直接结合起来。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想作为、有作为的精神。今天我们同样是想作为、有作为，区别只在于今天想作为、有作为的依据和对象与过去的传统有所区别，从而只要调整想作为、有作为的依据和对象，就能使传统想作为、有作为的方式适用于今天的情形，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中国古代文人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齐治平表现的就是古代文人想作为和有作为，当时的修齐治平之道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如今只要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与家风，就可以继续适用于当前的情形。再例如，中国古代提出格物致知，这是素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后来的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去格物，比如哲学家王阳明对着竹子格物数日，一无所得反而大病一场，于是转向了唯心主义的心学。而毛泽东同志则在《实践论》中说明了格物致知的现代意义：“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25]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意味着要识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以便加以排斥。封建迷信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典型的糟粕，新中国建国后曾经花费很大力气破除封建迷信，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封建迷信活动在不少地方也有所复苏。当然，在没有经历新中国破除封建迷信活动的台湾省地区，封建迷信更为严重。那里遭遇干旱缺水，当地民进党领导人不思科学抗旱，反而举办祈雨法会，自欺欺人，糊弄民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都有一种兄弟文化，强调“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并形成哥们义气的江湖文化。这种文化是以小生产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在具有封建军阀性质的国民党军中也盛行，长官对士兵称呼弟兄们。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无产者要组织成为阶级，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形成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大家以互相称为同志为自豪，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之间也是称呼同志们。但是，如今一些表现人民军队的影视作品里却在人民军队中使用弟兄们的称呼，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文化糟粕，与前面提到的戏子文化一样，都必须加以克服。一个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并不只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中国的勾股定理以及欧几里得几何并没有被当成传统文化，西方的天主教文化也没有被视为传统文化。《共产党宣言》里曾经提到，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6]正是这种从属关系才使得东方文明都成了传统文明，西方文明则代表现代文明。但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开始兴起，恩格斯在谈到当年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存在的三种道德即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时指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27]显然，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文化必然是最有前途、最有自信的文化，而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这首先是因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首先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的中国坚持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代表着现状的变革和未来的发展。其次，中华文明延续传承数千年，为新时代的中国保留了大量优秀传统文化，而其他文明要么传承中断，要么文明发育比较晚，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不多，其中的优秀部分自然相对也少。再次，中华文明极具包容性。中国古人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人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习近平同志也主张，“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8]。我们不仅吸收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用西方的文艺形式展现我们的革命文化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大家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29]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和合文化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新时代中国的文化特色在于我们决不自欺欺人，不搞双重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贵族统治时期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时指出，“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30]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就是这样的幻想。西方一些反华政客强调要维护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他们非幻想的价值观不过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中所揭示的所谓“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即“撒谎、欺骗和偷窃”。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是决不会苟同的。有人提出，在对外交流时要用西方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观点，迁就西方的主流价值观，这一方面是缺乏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不了解西方媒体中的话语代表的是西方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代表西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还低估了西方左翼唤醒民众的努力，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当年毛泽东同志能够用三个世界的划分、能够用纸老虎等中国话语表达我们的观点，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而且更应当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习近平同志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31]，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织而成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带给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1]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载《光明日报》2014年4月2日第1版。[2] 《曲协倡议抵制相声界恶俗表演》，https://m.gmw.cn/baijia/2021-04/29/1302263430.html[3]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载《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版。[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9]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页。[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页。[1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2版。[1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版。[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28页。[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24页。[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页。[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7页。[20]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3版。[21]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22] 余斌：《西方开花的马克思主义为何先在中国结出硕果？》，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5期。[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1页。[2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版。[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7-288页。[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9页。[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4页。[29]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版。[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页。[31]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载《光明日报》2021年5月11日第1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恩格斯学派”，原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文章发表时略有改动，如需引用，请以刊发正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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