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钊：跟着总书记读古典——《论语》之“三为”思想初探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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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钊：跟着总书记读古典——《论语》之“三为”思想初探
2022-12-09
根据《习近平用典》一书，习总书记对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引用和化用最多的是《论语》。习总书记曾经引用《论语》《述而》篇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习近平用典》第二辑，第143页），说明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习总书记又曾经引用《论语》《雍也》篇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明领导干部要做到己立立人，关键是以己度人、宽以待人，“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对自己多一份严格要求，对他人少一些求全责备（《习近平用典》 第二辑，第59页）。习总书记还曾经引用《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习近平用典》 第二辑，第51页），说明执政者一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要以自己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百姓。
无独有偶，毛主席引用和化用《论语》中的格言警句和评论孔子也是最多的。毛主席曾经指出：“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毛主席曾借用《论语》中“宰予昼寝“的典故号召干部勤奋学习：“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毛主席又曾经号召党的干部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开展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主席还曾经肯定孔子的思想体系有“部分真理”：“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转引自《人民网》韩延明《毛泽东谈孔子》）当然，毛主席对孔子有诸多的批评，但却从未否定孔子学说对他的重大影响和孔子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
习总书记对《论语》的引用和化用表明，他和毛主席对“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的认识既是基本一致又是向前发展的，即：“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据说“还是革命家”（毛主席语），他的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还有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孔子的思想和中国其他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第313页）
论语是论纂、编辑语录的意思。《论语》就是孔子的学生、再传弟子，抑或还有孔门之外的士人参与论纂、论辑的以记孔子之言为主的一部书。孔子在《论语》中对自己的伦理思想实际作了概括，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明面上说的是“忠”“恕”，实际上说的是“仁”，因为忠、恕不过是仁的属性和不同侧面的表现。孔子赋予了仁既是人最美好的伦理思想又是人的其他伦理思想的统帅地位。仁贯穿于《论语》的为学、为人和为政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中，因而《论语》的基本内容就是以“仁”为主旨阐明为学、为人和为政的伦理思想学说。仁既然贯穿于《论语》的为学、为人和为政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中，那么，孔子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实质就是关于仁学、仁人和仁政的思想体系。孔子的这个伦理思想体系不能不说达到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珠穆拉玛峰，以至被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阶级奉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要的指导思想。但是，随着“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 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毛主席语），孔夫子的地位越来越高，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却离孔子“仁”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仁”的思想渐行渐远、越来越远。这固然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也不能不说，孔子的“仁”的思想体系既有它固有的历史局限，更有它与生俱来的糟粕。
孔子的仁到底是什么，就像他创立的“引而不发”的启发式教育——没有明说。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孔子的仁既是一个可感觉的人的内在之物又是一个通过人的言行和功德来把握和评价的外界对象，因而不仅能把握孔子的仁的逻辑起点和发展逻辑，而且能把握仁的基本属性和本质。
孔子的仁首先是一个可感觉的人的内在之物，确切地说，是父子兄弟关系中的人的内在之物——父子之情、兄弟之爱。还在孔子之前很早的时候，中华民族就建立起了以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为本位的家庭伦理。《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五篇即《生民》《绵》《公刘》《大明》《文王》实际就记录和反映了这种家庭伦理。这种家庭伦理，是在夫妻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共建家园和养育儿女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瓜瓞绵绵、生生不息的血脉传承和事业传承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家庭伦理一旦形成，就必然不但会改造人的生物学基因而且会成为家庭的文化基因，《尚书》中说的“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的情感就必然成为人类社会最常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普遍、最深刻的情感，以至《诗经》《蓼莪》中的父子之情是那样的撕心裂肺、惊天动地；以至《斯干》中的兄弟之爱是那样的情真意切、情浓意蜜。正由于中国先民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浓烈的父子情深，兄弟之爱，孔子才能在原有“仁”的基础上，抽象出“仁”的基本意义即“爱人”或曰情爱（《颜渊》），就是不仅爱父母、爱家人，而且爱一切人、所有人。这种爱人是从家庭伦理出发并将家庭伦理的父子之情、兄弟之爱推而广之到朋友，到邻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形成以仁为基础和根本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政治治理和政治制度。但是，孔子的爱人虽然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爱，却又是一种等差有序、亲疏有别的人类之爱，就是“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因此，孔子的仁也体现了他的最高哲学即中庸的价值，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一端是家庭之爱。“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正因为孔子的“仁之本”就是父子之情、兄弟之爱，才使得孔子的仁惊天动地、感天动地，才使得孔子的仁与家庭同生死、共忧患——只要有家庭，孔子的仁就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另一端实际就是孔子的“吾从周”，就是西周政治即西周的礼法制度的基本内核。西周王朝本来实行的就是“家既是国，国既是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的家国有等、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而维持这套国家制度的就是“周公之礼”。是故，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颜渊》）克己复礼就是用等级名分约束自己，各践其位，各行其礼，按部就班，不得僭越，使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秩序井然、自然祥和。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自然与封建统治阶级“心有戚戚焉”！孔子的仁还是“忠恕之道”。忠，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因此，孔子的仁就是体恤他人、推己及人的道德伦理。有了这样的仁义道德，自然是能“致万世以太平”！孔子的仁还是博施泛爱。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博施与民而能济众”，那他不仅是仁，而且是达到和超过尧舜那样的圣人了！（《雍也》）——使庶民百姓能“沐浴皇恩”“雨露均沾”，又怎么不让他们感恩戴德、高呼万岁呢？孔子的仁更是孔子价值体系的统帅。孔子的价值辞典里有：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等等。这么多的价值“辞”何以能“一以贯之”？“仁”能一以贯之，因为这个价值体系内的其他“辞”，其实是仁的不同的表现和仁的各个方面的内涵。孔子的仁集众美于一身并且显得这样的美好，其中合理的成分自然成为了人类共同的价值。
孔子的仁又是一个可感觉和触觉的外界对象。仁萌发于人的欲望和意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仁德不远，我若要仁，仁就来了。仁开始于人的家庭伦理。仁起源于家庭的父子之情、兄弟之爱，又开始于家庭伦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兄弟都不敬，那仁又在哪里呢？只有“入则孝，出则弟”，才是仁德的行为。仁在人的学习过程中。孔子的“学”，说到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自然，孔子的“学”培养的是仁人君子，或者说，是仁人志士。好学其中就有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并且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的通达境界，实现“一以贯之”的“道”即仁。它在人的修身过程中。孔子为学的方法，主要是修身。修身，就是修养身心，本质是自己与自己的“恶”作斗争，时时检束自己的身心言行，用仁祛除思想中的杂质。修身，在人的言语和肢体之中，“仁者，其言也讱。” “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反之，“巧言令色，鲜矣仁！”修身，在人的意志和品质之中，“刚、毅、木、讷近仁。”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何以行恭、宽、信、敏、惠为仁？孔夫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修身，在对自己的过错的认识中，“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修身，在人的责任担当中，“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修身，在实现仁的过程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仁在统治阶级的仁政过程中。统治阶级的仁，就是实行仁政。实行仁政，就要仁人志士去实施。那就是“君君、臣臣”。——作为君主要效法尧舜，作为臣子就要向贤臣看齐。作为君主，就要像尧舜那样，“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作为臣子，至少要像子产那样，“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孔子的孝悌，为学、为人（修身）和为政的过程，都可以说是对仁的实践。孔子之所以要将实践纳入仁的范畴，一方面是为了反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和光说不练的空谈家，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践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并且也只有通过实践才有希望到达他的治平天下的理想彼岸。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实际就是“人”。这个人是爱亲人的人，是爱他人的人，是言行一致的人，是具有实践品格的人，是自尊自律、修养完美的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样的“人”的人格的形成，必然在人的为学、为学和为政的过程中。因此，《论语》的基本内容就是惟仁是依、以仁为本的关于为学、为人和为政的伦理思想学说，孔子的伦理思想就是关于仁学、仁人和仁政的伦理思想。但是，孔子的仁实际蕴含着一个矛盾，即“泛爱而亲仁”与“尊卑有序、亲疏有别”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实际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际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孔子用语言逻辑就能抹掉的，因为实际的政治必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和前进。因此，孔子虽然创立了一个“爱人”的“天下为公”的理想，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条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
孔子是中国古代“万世师表”的教育家，是中国私人教育和中国教育思想的开创者，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尧舜之道的集大成者。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仍然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孔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理论。孔子主张以德为本，全面发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就是孔子用文献、实践、忠诚、信实四种内容教育学生，使学生达到志向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的通达境界，最终成为仁人君子或志士仁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亲自实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述而》）对打破贵族垄断文化，使文化进入民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孔子强调“学”与“习”相结合。“学而时习之。”（《学而》）孔子辩证对待“学”与“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强调学以致用以用促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孔子倡导严谨老实的学风。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闻阙殆，慎行其余。”（《为政》）孔子最根本的教育思想就是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之道。这个“道”，就是在德、智、体、美几个方面全面发展，修齐治国平天下，成为君子和仁人。德，简言之，就是要求他的弟子“仁以为己任”；智，简言之，就是要求他的弟子融会贯通四教六艺；体，简言之，就是用射、御锻炼弟子的体魄；美，简言之，就是用音乐和文学修养弟子的身心、陶冶弟子的情操。可以讲，孔子的这些教育思想，至今尚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方法。孔子因材施教。他针对学生不同的特点甚至根据某个学生的不同表现进行恰如其分的教育，如“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承认人的智力差别，“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与语上也。”但也强调后天的主观努力，反对“今女画”（《雍也》）。孔子注重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不仅强调举一反三，更赞赏“闻一知十。”（《学而》）孔子的教育方法中最根本的是他的言传身教，言教与身教相结合，并且是身教重于言教。孔子之所以能言传身教，是因为孔子为人师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耻下问，以众为师。孔子是温和庄严的榜样。“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孔子温和而严厉，有威仪却不凶猛，恭敬而安详。孔子是平易近人的榜样。——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先进》）孔子的平等待人、亲切可人仿佛呼之欲出。孔子是谦虚谨慎的榜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述而》）“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孔子是终身学习的榜样。“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孔子是“教学相长”的榜样。孔子虽然是“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罕》）但孔子认为他得到了他的学生子夏的启发和教益，“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是赞赏和激励学生学习的榜样。“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孔子是不耻下问的榜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孔子是实行礼教的榜样。《论语》中的《乡党》篇记录的都是孔子的依礼而听、依礼而言、依礼而行、依礼而用。正因为孔子既有“此内美而外修以多能”，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才使得达巷党人由衷地感叹：“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才使得他的学生由衷地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孔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材体系。孔子是用《书》《诗》《易》《礼》《乐》《春秋》——这六门课程到战国时被称为“六经”，以及射、御、数等课程教导学生的。虽然“六经”不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专利——庄子的《天下篇》就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但是，孔子的教材至少体现出了以下的特点：一是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删改和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孔子自言整理了音乐的篇章，编订了《诗》中的《雅》《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不足证孔子作了《春秋》，但孔子删定和整理了《春秋》应是确定无误的。二是赋予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内容。孔子与子夏的答问就是明证。——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三是有自己编写和编定的教材，也就是射、御、数。两千多年前的时代，孔子能开出这么多的课程，不能不说孔子的博学多艺，也不能不说孔子形成了自己的教材体系。
孔子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教学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游于艺。”孔子的四教是纲，六艺是目；四教是灵魂，六艺是肢体；四教是“仁以为己任”，六艺是技艺、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能既全面传授上述各方面的知识，又能更注重学生人格的塑造，使之成为君子仁人。
孔子用《书》教化弟子并传授弟子历史文化文学知识。《书》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基本内容是虞、夏、商、周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反映了上古华夏文化的各个不同侧面，是上古正儿八经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孔子读过的《书》的篇目应该比当今的版本要多。孔子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当是孔子教学或自学的心得。“《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宪问》）这是孔子认为《书》就是治国理政之书。而《尧曰》篇则几乎是抄录《书》的原文，“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孔子通过《书》的传授，自然会使孔子向往的尧舜之道、三代之治扎根在弟子的心灵深处。
孔子用《礼》教化弟子并传授弟子典章制度和礼仪知识。孔子传授的《礼》是后来的“三礼”之一的《仪礼》。《仪礼》的内容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是吉礼；二是丧葬之礼，是凶礼；三是宾主相见之礼，是吉礼；四是冠婚、宾射、燕飨之礼，是嘉礼。孔子年轻的时候就是操办礼仪的能手，孔子传《礼》自然是轻车熟路、拿手好戏。孔子很注意用《礼》培养学生。他“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依据周礼，幻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述而》）至于《论语》中孔子用《礼》教育弟子的内容也比比皆是。例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孔子通过《礼》的讲习，自然使“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礼深入弟子人心。
孔子用《易》教化弟子并使弟子实行中庸之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相传《易》之十冀是孔子讲述由其学生整理而成。《易》本来是一部卜筮、算卦之书，可是通过孔子等先贤的改造，成为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孔子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是对《易》之中位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中庸之道成为孔子最根本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认识到事物都有两面性，因而要力戒片面性，调整取中，追求适度。“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过犹不及”（《先进》），“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就是在事物存在矛盾和差异的情况下进行调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足见《易》对孔子的影响。孔子通过《易》的讲授，自然使学生立身以正，做官“子率以正”。
孔子用《春秋》教化弟子并对弟子进行警示。这里的《春秋》是鲁国的历史书，确切地讲，是孔子父母之邦鲁国的记事大纲。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大概是孔子删定和修改了《春秋》。经过孔子删定和修改的《春秋》就具有了强力的教化和规制功能，据孟子说，孔子自己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滕文公》）其实，只要是历史著作都有教化和警示作用。《国语》《楚语》中就讲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不管怎么说，孔子生于斯、长于斯，教育于斯、做官于斯，用鲁国的历史教导弟子不仅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不容争议的事实。
孔子用《乐》教化弟子和熏陶弟子的情操。《乐》是《雅》《颂》，是宫廷和贵族的大雅之乐。《乐》在孔子的时代是有乐谱的，后来失传了。今天只能通过随氏编钟等先秦乐器想象上古音乐的雍容华美了。孔子自己就是一个音乐家。据说，孔子年轻时不仅是礼宾先生，而且还是个吹鼓手，以孔子之智，成为音乐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论语》就反映了孔子是音乐家。“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子击磬于卫”（《宪问》）。《庄子》《秋水》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可见孔子又是个乐器演奏大师。孔子极力赞赏大雅之乐反对靡靡之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述而》）“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论语》还记载孔子行乐教之事。“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他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在孔子的教导之下，孔子的弟子不仅有音乐之艺，更有了音乐之教：“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
孔子教育弟子着力最多，用力最勤的可能莫过于《诗》了。这大概《诗》是一部“百科全书”，既是史，又是政，还是民情社意，更是诗情画意的文学。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在孔子看来，《诗》可以观情。“《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诗》可以使人聪明。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诗》可以让人说话艺术。“（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诗》可以让人掌握学习的规律。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诗》可以叫人为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诗》可以叫人做人。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伯》）《诗》更是孔子培养弟子文学才能的教材。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论语》中曾点刻画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画面，显然受到了《诗》的影响（《先进》）。总之，孔子用《诗》教化子弟是全方位的，《诗》在孔子那里起到了“百科全书”的作用。
孔子的教育还“游于艺”——游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上面的礼和乐，既是“经”又是艺。孔子具体如何教导弟子射、御、书、数已不得而知，但从六艺早就是西周王朝的官修学科来看，也大致能推测孔子教学六艺的内容。射即为射箭技术。讲究的是五种射技，就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但孔子的“射”主要作为礼仪和修身的仪式，“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御指的是驾驶马车的技术。“御”同样有“五御”之说，分别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不学会“御”，就不能周游。这是基于实际的需要必须掌握的技能和本领。书就是指书法，包括书写、识字和作文。这也是基本的技能，作为读书人，总不会会说而不会写，会做而不会书。数是理数、气数，大概是技术、方法和技巧。从孔子赞成西周“井田制”来看，数还有计算的功能，是用来为实际工作和生活服务的。
孔子的教育不仅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且还重视从实践中取得经验、让弟子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孔子的实践教育体现在日常的家庭伦理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在日常的学习和交往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在日常的行为规范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习礼用礼的过程中。“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乡党》）在为政的过程之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孔子“张公室，抑私门”“隳三都”等都是重大的政治实践活动。这些政治活动的半途而废，证明孔子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实际有着很大的距离。
孔子的教学实现了教学相长。《礼记》《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说的正是孔子的教书育人。孔子“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弟子有时又教导老师。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阳货》）——子游说的才是正确的呀！
总之，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能有这样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精神，是值得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但是，孔子的“有教无类”绝不包括“小人”和“女子”，孔子的教育内容也绝不包括树艺五谷和果蔬，因而孔子的教育不是普及教育，更不是全民教育；孔子的教育内容虽然体现了社会学科内部的统一，但却体现了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分裂，以至流毒千年，贻害无穷。
孔子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人做人，确切地说，是培养君子仁人。
孔子的“人”，有小人、贤人、成人、君子、仁人、圣人等。贤人大致与君子相当吧，成人大致与仁人相当吧，因而孔子的“人”，大致可分为四种，即小人、君子、仁人和圣人。小人是没有身份、地位、教养和文化的“人”，圣人是接近于“神”的人。小人是孔子极力排斥和反对的人。孔子的全部努力，就是防止“人”沦为小人，是使人成为君子和仁人。有人问，不是还有圣人吗？这怎么不是孔子教育的目的呢？这是因为，孔子认为圣人可望而不可即，“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中庸》言“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足见孔子培养人的目标是君子，是仁人。
孔子没有明确君子的概念，但从孔子众多的“君子说”与“小人说”的对比中不难把握君子的实质。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可见孔子的君子就是既有身份又有地位、既有教养又有一定才能和本领的人。
孔子也没有明确仁人的概念，但从孔子众多的对志士仁人的论述中也不难把握仁人的实质。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孟武伯问：‘子路仁乎？’‘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从孔子对仁人的论述看，仁人是能爱人、能恶人的人，是比君子更有品德、更有才能的人，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人（《卫灵公》）。因此，孔子的君子与仁人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较大差别的人，但他们都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品德高尚并且又有一定才能和本领的人。同时，正因为君子与仁人还有较大差别，也即由君子成为仁人是一个逐步提高并发生了某些质变的人，因而孔子的育人目标首先是修为君子，由君子进而成为仁人。
欲成君子仁人，必先修身。何以必先修身？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就是修养自己，严肃对待一切；修养自己，安定别人；修养自己，安定百姓。欲修其身，必先格物致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孔子的格物致知，还包括观人、观事、观政等内容。欲修其身，必正心诚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要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向贤人看齐和反省自己，都是人的心理活动和正心过程。反省什么？反省的就是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孔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欲修其身，必正自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居处恭，执事敬。”（《子路》）欲修其身，成行于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就是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脸色温和，容貌端庄，言语诚实，工作认真，有疑必问，生气知后果，得财思仁义。欲修其身，务必以仁。仁是从孝亲友兄开始的，将之推广开去，形成“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就成为君子仁人了。就是像孔夫子那样，“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乡党》）时时处处都在修行、都有修为，自然也就成为君子仁人了。
欲成君子仁人，朋友相互砥砺。《论语》开篇的第二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足以说明交友的重要。欲成君子仁人，要交益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
欲成君子仁人，必效益友之行。“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欲成君子仁人，经常反省自己对朋友的态度。“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欲成君子仁人，朋友相互批评。“朋友切切偲偲。”（《子路》）欲成君子仁人，欣赏朋友长处。“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欲成君子仁人，就要与朋友富贵与共。“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
欲成君子仁人，必须尊师好学。欲成君子仁人，就要像颜回那样，尊敬夫子，“子在，回何敢死！”“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就要像子贡那样尊敬夫子，“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好学之所以能成君子仁人，是因为学中有“仁”。“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是因为学能崇德、修慝、辨惑。就是孔子说的“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是因为好学能去“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好学就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子张》）“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
欲成君子仁人，追慕君子仁人。“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经》《伐柯》）要想成为君子仁人，就要向君子仁人学习。就是要学直人史鱼、君子蘧伯玉。“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就是要像子产那样有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就是像宁武子一样明哲保身。“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就是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就是像管仲那样建功立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就是像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那样做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微子》）
欲成君子仁人，效法古之圣人。在孔子看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古代的圣人。效法他们，以他们为师，以他们为榜样，必然能使人成为君子仁人。
欲成君子仁人，必须践行仁义。就是要做到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上达。”（《宪问》）“君子义以为质。”“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求诸己。”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子罕》）
欲成君子仁人，必须践行礼义。礼义是仁的外在表现和规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阳货》）要想成为君子仁人，就要自觉用礼仪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总之，孔子的为人，就是做个好人，做个君子仁人，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人的品德和修养，无疑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使中国很早以前就成为了文明型的国家。但是，孔子的君子仁人，如同其本身的含义，即既不包括小人又不能教养小人的，而事实却是小人总是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这就不能不使孔子的君子仁人自我贬值和大打折扣。
孔子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确切地说，是培养做官的人。
孔子的政治理想志存高远。他曾憧憬远古公有制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但他又认为，这样的政治理想只是幻想，于是，孔子只能追慕三代，确切地说是追慕文武周公，修文武之道，行周公之政，以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政治局面。“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
孔子的制度主张是恢复和实行周礼。周礼，既是礼仪、礼义，又是国家制度，但最根本的是国家制度。根本中的根本，就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颜渊》）。“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看到春秋时代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但他没有看到春秋时代的混乱其实孕育着新的政治生命，以为只有文武周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一正，又依照周礼的规范做到尊卑有序、亲疏有别，天下就会太平无事，人间就是王道乐土。所以，孔子说：“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贱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祭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如果再做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尧曰》），那治平天下也是“示诸掌”了！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恢复和实行“井田制”。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已经是西周“井田制”崩溃的时代。孔子的父母之邦于鲁宣公十五年就实行了“初税亩”的赋税制度。孔子反对这一改革，维护“周公之典”，即希望恢复和实行在“井田制”基础上的军赋丘甲法。孔子的经济思想无疑是保守的，落后的。但是，孔子反对“初税亩”赋税制度，主要是反对苛政暴敛。“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有若建议哀公用“彻”法，反对实行什二之税（《颜渊》），主张与百姓共富足，正是承袭了孔子的思想。孔子主张“节用”，反对统治阶级挥霍无度；主张“使民以时”，反对滥兴徭役以误农时；称赞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孔子主张对百姓“富之”、均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引导百姓发展生产，做到“惠而不费”（《尧曰》）。孔子的这些经济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和实施价值的。
孔子的治国思想是君明，臣贤，以人为本，和平外交。孔子主张，君主要“使臣以礼。”（《八佾》）君主要威而不猛，严而不专，诚心求贤，虚心纳谏，勤政爱民。就是要像帝舜和成汤那样举贤任能，“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就是要像大禹一样勤政爱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孔子主张，“臣事君以忠。”（《八佾》）臣子要仁以为任，勇于任事，敢于直谏，清正严明，“行不由径”（《雍也》），“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正己后正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安分守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就是要像周公那样“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就是要像郑国那样郑重其事对待政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孔子主张，以人为本。安民富民，取信于民，老百姓比粮食、军备还重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所重：民、食、丧、祭。”（《尧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孔子主张，和平外交。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主张“修文德”以来远人（《季氏》），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宪问》）严格华裔之辨，维护先进文明，“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
孔子的治国方法是德刑结合，德主刑辅。孔子主张，为政德治为先。“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主张，治国辅之以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主张，德主刑辅。“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的这一治国方法至今尚有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总之，孔子的为政是为了维护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王朝那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孔子的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反对不义战争，维护国家统一。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和共同价值的。但是，孔子看不到社会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更看不到“老农”“老圃”等其实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而不能不说孔子的政治主张有其保守甚或反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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