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丨渊源、传承与发展：习近平劳动伦理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劳动伦理指劳动过程中人与其他要素之间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是对劳动关系中道德现象的概括，反映劳动者、劳动集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规律”[1]，劳动伦理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道德准则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伦理的诸多阐述，渊源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劳动伦理，传承于延安七年知青岁月深刻体会并实践践行的革命劳动伦理，并使“根植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由立足中国国情的劳动职业伦理、企业经营伦理、国家责任伦理构成”的中国特色劳动伦理[2]逐步确立发展。

一、中国传统劳动伦理：习近平劳动伦理观的形成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体现“勤劳敬业、创新创造、合作互助”精神的中国传统劳动伦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习近平劳动伦理观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1. 中国传统劳动伦理的“勤劳敬业”渊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周官》），强调取得伟大的功业是由于拥有伟大的志向，完成伟大的志向需要辛勤不懈、锲而不舍，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中国梦的实现体现着综合国力跃升的“实力特征”、体现着社会和谐提升的“幸福特征”、体现着文明复兴演进的“文明特征”、体现着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无不需要“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勤劳敬业精神。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楚国国君箴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强调：“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勤劳敬业是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传统美德，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获得都源于辛勤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劳动创造着世界历史，劳动也创造着人类自身，劳动是人的生成过程，劳动由此成为人的本质属性。

2015年在“五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清代钱德苍“一勤天下无难事”（《解人颐·勤懒歌》），指出：“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诚实劳动是劳动伦理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最基础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只有基于诚实劳动为基础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才能使“敬业、诚信”为基础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向更高层次发展。2017年9月，针对脱贫攻坚过程中，部分贫困群众存在的“等、靠、要”思想，与“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就应该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以上思想无不源于中国传统劳动伦理“勤劳敬业”的深厚文化渊源，并以“民族文化血脉、民族精神命脉”为理念，充分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2. 中国传统劳动伦理的“创新创造”渊源。2014年10月，在庆祝建国6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周文王姬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强调：“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创新创造中前进的。要破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中华民族以伟大创造能力著称于世”。自然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像自然一样，追求刚毅坚卓、奋发图强，面对中国发展中的难题挑战、国际社会发展的风险挑战，需要人们在不断改革创新中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现实中的人、活生生的人、面对发展挑战追求自己目的的人，恰是依靠创新创造突破自我、突破发展。2013年5月，在同各界优秀青年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商汤自警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强调：“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禀赋、中华文化最深沉内蕴，面对改革深水期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以创新驱动、以创新发展。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创新创造实践”，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兴旺发达的动力，创新是发展的根本。马克思指出，每一代人的活动都离不开“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6]。正是这种创新，使社会得到发展进步，使人类得到提升解放。而人才正是在创新中发现、培育并凝聚，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201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清代学者金缨“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格言联璧》），强调：“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以上思想无不源于中国传统劳动伦理“创新创造”的深厚文化渊源，并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理念，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弘扬。

3. 中国传统劳动伦理的“合作互助”渊源。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汉代王符“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潜夫论·释难》），强调：“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亿人民的力量。”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人们之间相互支撑，这就需要重视社会整体合力的发挥，中国要飞得高、跑得快，尤其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基于“合作互助”的长期艰苦努力。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引用汉刘安“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淮南子·主术训》），强调“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追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需要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内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基于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发展观，同样需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积力众智”、“合作互助”，从而共同担当时代责任，共同促进全球发展。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引用“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北史·吐谷浑传》）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魏书九·夏侯玄传》），强调：“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尤其“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世界共同繁荣需要各国树立彼此合作、精诚团结的意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在“交流互鉴、合作互助”中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尤其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强调：“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8] 。人类社会有机体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需要以“交流、互鉴、共存”超越“隔阂、冲突、优越”，实现人类社会的交融变化。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强调：“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一定能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以上思想无不源于中国传统劳动伦理“合作互助”的深厚文化渊源，并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为理念，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互鉴。

二、延安革命劳动伦理：习近平劳动伦理观的实践传承

延安革命年代通过大生产运动、劳模运动、劳动立法及大众文艺的推动，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科技重要”“劳动保护、劳资两利”的革命劳动伦理[9]。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对延安黄土地产生着深厚情感：“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10]习近平总书记以知青实践、从政实践传承着延安革命劳动伦理精神。

1. 延安革命劳动伦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时期革命精神的最突出特征，也是延安时期革命劳动伦理精神的最显著特点。194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1]。“自力更生”成为延安革命劳动伦理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延安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在“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的环境中，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传承，带领村里人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为村里人打井、搞桥梁治理、修筑淤地坝、修建梯田，在村里创建铁业社、缝纫社、代销店、磨坊……2015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对科技人员说：“当年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现在国力增强了，我们仍要继续自力更生，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12]。一穷二白的时候需要自力更生，实力稍强之时依然需要自力更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45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总结：“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13]习近平总书记延安知青七年“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呈现的艰难困苦，铸就着对“艰苦奋斗”民族精神的传承，铸就着“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执政理想的形成。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座谈时说：“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理想实现需要筚路蓝缕、手胼足胝，需要滴水穿石的坚韧和不惧困难的艰辛。1939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强调：“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14]艰苦奋斗作为民族的传承推动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2018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一切，凝聚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浸透着中国人的辛勤汗水，蕴涵着中国人的巨大牺牲”。

2. 延安革命劳动伦理“劳动光荣、科技重要”的传承。“劳动光荣”是延安革命劳动伦理的重要内容，大生产运动着力解决物质匮乏，高度重视“劳动光荣”理念的确立。劳模表彰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营造“劳动者幸福、劳动光荣”的氛围，“二流子”改造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以“劳动光荣”理念改造社会不良意识，改造“二流子”工作“是人民意识的改造”，也是“劳动光荣”意识的提倡。 习近平延安知青岁月，挣工分从6分到7分、8分、9分、10分，成为真正农村壮劳力，被乡亲称为“吃苦耐劳好后生”，并在劳动中结下“从政为老百姓做事”的深厚情感，无不传承于延安“劳动光荣”理念。2013年“五一”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提倡，将“劳动光荣理念”在新时代予以高度提升，也成为“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更高层次推动。2015年“五一”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

延安时期高度重视科技生产，先后创办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1940年2月毛泽东在自然科学院成立大会上强调：“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5]。延安知青岁月，习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所写信获得优质粮种、菜种的帮助，而后拨专地实验种植。同时，到县育种站学习育种知识，回到窑洞跟知青讲制种知识、杂交优势、及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为了改变艰苦环境，到四川学习建起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同时带回四川烤烟在陕北种植，请四川师傅用石板做脱粒机，延安劳动伦理“科技重要”成为重要传承。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2016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

3. 延安革命劳动伦理“劳动保护、劳资两利”的传承。 延安时期非常重视劳动保护，1939年4月，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度，改善劳动待遇，保护工人利益”，1941年的《施政纲领》又一次提出：“适当改善工人生活”。延安知青岁月，延川条件极为艰苦，除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厕所关”是第五关，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一去便动手修厕所，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村里批判曾屡教不改的“二流子”，习近平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结束时让他唱个信天游，给予真正的尊重和关爱，把教育做到心里去。梁家河艰难困苦的经历，使习近平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百姓同甘共苦，由此培养了“从心底热爱人民、把百姓放在心中”难以割舍的深情。2005年4月，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人生本平等，职业无贵贱”，尤其指出：“应该在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制定上、对农民工的关心和管理上做一些积极的探索，绝不能让农民工流汗又流泪……农民工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不但可以赢得重视和尊重，而且同样可以成为劳动者中的杰出代表和社会楷模”[16]。对劳动者的关心爱护伴随习总书记从政始终，2016年在同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谈话时强调：“要落实好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财政专项奖补等支持政策……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安置、社会政策托底等多种渠道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延安革命劳动伦理精神重视“劳动保护”，同时高度重视“劳资两利”。1935年12 月，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7]。1941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强调：“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辅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18]习近平延安知青岁月时期，资本生产、市场生产的环境都不存在，但创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等都是通过“整合资源、优化劳动”，达到效率提升、便利群众的目的。在从政路上，无论河北正定、福建福州、浙江、上海，还是成为总书记，都将企业发展与职工利益作为重要思考。2002年2月，在福建劳动和社会保障会议上强调：“继续扶持发展有利于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壮大非公有制经济。”[19]2011年8月，在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会上强调：“坚持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相统一，同时调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企业与职工群众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20]。

三、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习近平劳动伦理观确立发展

习近平劳动伦理观集中体现于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逐步确立与发展。中国特色劳动伦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由“勤劳敬业、合作进取、全面发展”的劳动职业伦理、“创造财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企业经营伦理、“敬德爱民、共享发展、公平正义”的国家责任伦理构成。

1. “勤劳敬业、积极进取、全面发展”的劳动职业伦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勤劳敬业”是劳动职业伦理的基础。“勤劳敬业”是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优良传统，2016年习总书记在“五一劳动节”讲话强调：“要坚持艰苦奋斗，不贪图安逸，不惧怕困难，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前程”，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源于市场经济竞争与效率的“积极进取”是劳动职业伦理的核心。“积极进取”便成为以竞争与效率为理念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劳动职业伦理。劳模精神对“积极进取”的劳动职业伦理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积极进取”因在不利和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可以站在失败之上走向成功。新时代“积极进取”精神，更多体现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结合，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不断为中国精神注入新能力，始终做弘扬中国精神的楷模。

源于马克思劳动伦理“全面发展”是劳动者职业伦理的目标导向。“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1]。劳动者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紧跟企业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需要高度重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劳动者只有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才能促使综合素质提升、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

2. “创造财富、报效国家、造福社会”的企业经营伦理。源于企业性质的“创造财富”是企业经营伦理的本质基础。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强调：“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应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搞好企业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2]。企业家成为生产力中“真正的财富”，就必须成为“发达的生产力”，通过创新创造以“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经济社会财富和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个人发展与生产力发达的辩证统一中不断进步、不断突破。新时代“创造财富”就是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加高质高效的经济效益，财富创造来源于创新发展，创新成为企业创造财富的动力之源。

源于近代民族工业实业报国形成的“报效国家”是企业经营伦理的传统传承。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是给国家带来福祉的具有信仰的经济组织。国家利益代表着全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23]在彼此有了分工、相互依存的现代社会中，国有企业作为创造财富的组织必然要以财富报国作为基本职能。

源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造福社会”是企业经营伦理的目标导向。“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24]。现代社会分工发展中，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一切人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推动着社会发展。在造福社会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必须同步进行，“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25]，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步进行，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3. “敬德爱民、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的国家责任伦理。源于传统文化“敬德爱民”是国家责任伦理的基础。“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始终是习近平从政实践的最终追求，也是其“敬德爱民”国家责任伦理的根本体现。“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26]对人民福祉和人民利益的深沉忧患，伴随着习近平从政工作始终，新时代“敬德爱民”最集中地体现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公平正义”是国家责任伦理的核心理念。“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7]“公平正义”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源于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为基础的制度建设更是“公平正义”实现的关键，新时代促进“公平正义”，需要政法战线、司法机关“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的政法工作实施。劳动领域“公平正义”的实现更多需要行政性的劳动社会保障与群众性的工会组织推动。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享发展”是国家责任伦理的目标追求。“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28]“共享发展”是劳动伦理国家责任伦理的目标追求，也是当代发展伦理的“中国表达”，“共享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集中体现，更加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舒适度，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同时，“共享发展”又是具有国际性的，基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的“一带一路”，目的在于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 王昕杰、乔法容《劳动伦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2. 谭 泓《中国特色劳动伦理的理论阐释》，《哲学研究》2022年第7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1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9. 谭泓《延安时期的劳动伦理精神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07期。

10. 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全国新书目》，2002年第12期。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12. 习近平《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只有自力更生》，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5年2月16日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14.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270页。

16. 习近平《之江新语》（《人生本平等，职业无贵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19. 习近平《在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会议上的讲话》，《福建劳动和社会保障》2002年第2期。

20.《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1年8月17日。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页。

22. 习近平《摆脱贫困》（《新形势下闽东财政经济的辩证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24.[德]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7页。

25. 习近平《之江新语》（《既要GDP，又要绿色GDP》），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26.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版，第77-78页。

27.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7页。

28.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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