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农村地区人员外流的情况下，河南南街村能够吸引来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研究生。在许多地方把易地搬迁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时，接近无人区的西藏高原上的嘎措乡，能够在风大、石多、土少、雪厚的恶劣环境中创造共同富裕、幸福美好的生活，并且能够有效开展轮牧，保护生态环境。在许多地区急于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却困于土地流转难题时，河南济源市承留镇的花石村却能够依靠“分田不分地、分股不分山”的土办法，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实现了机械化。
深入考察全国各地乡村振兴先行者的经验，其共同点都在于基层党员干部能够积极作为，因地制宜灵活执行相关政策，依靠集体力量，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是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是实现中央一号文件基本要求的主体力量。壮大集体力量，激发内生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是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
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的具体要求。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依靠的是五级书记抓扶贫。乡村振兴是比脱贫攻坚更艰巨、更持久的历史任务，更需要五级书记的高度重视与科学联动。
通过总结脱贫攻坚经验可知，在市场经济中，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个体力量的弱小，二是所在集体力量的弱小。个体力量弱小，就无法获得能够带来富足生活的工作机会；所在集体力量的弱小，就无力为其成员提供更好发展的基础条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内在地要求每个村庄都应该发展成为具有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生态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这样的目标只能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实际上，每个村庄都具备发展成为物质富足、精神丰富的美好家园的客观基础，这是任何其他新型经营主体都无法具有的条件。
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最应该依靠的力量。在全市范围内有效推进党建引领合作社发展的山东省烟台市，提出了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大于“资本的有组织”大于“个人的无组织”；或“个人”小于“能人”小于“集体”。其含义是，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与依靠资本组织的公司企业相比，前者有更强大的生产力和生命力；而个人或家庭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济中必然是弱势群体。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不仅具有发展经济的功能，还能够履行好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职能。没有党建引领的强大农村集体，就无法全面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使工作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能够获得不低于城市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需要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要壮大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就需要调动村两委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提升村两委的工作能力，组织农村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一批富有实践性、指导性的相关著作，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及乡村振兴的系列论述，《摆脱贫困》《组织工作道与行》《走向乡村振兴》《烟台纪事》《塘约道路》等，从而获得科学的思想指导和丰富的经验借鉴。要壮大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就需要把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作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增加对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的资金、人才、技术的支持力度，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分批次入驻乡村振兴的先行村镇，进行实地跟班式学习，并指导督察其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的做法与成效。支持发展和壮大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能够使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机制落在实处。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了乡村振兴的九项重点工作任务，并要求“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能够发展成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基本要求的主体力量。乡村振兴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领域，具体到某个村镇，这五个方面的振兴就是“一体五面”的综合系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具体实施层面的重点，在于壮大乡村振兴主体的力量，激发其内生动力，提升农村农业从业者同时获得二产、三产收益的能力。难点在于多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觉悟不高，业务能力欠缺，必要的资金支持不足。组织起来打败一盘散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把生产要素组织在资本家的公司、工厂、企业中，创造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把生产要素组织在各类集体中，创造的财富服务于每个集体成员。
在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发展成为能够承接和应用现代化装备、现代信息技术的载体。只有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能够逐步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品牌化、现代化，不断增强科技装备能力。只有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能够有效避免土地撂荒或低水平的生产经营，不断增强供给保障能力。只有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利于构建各类国有企业、省供销系统、涉农院校科研机构与乡村经营主体的业务关联，形成乡村产学研、产供销融合发展体系，不断壮大涉农产业经营体系的力量。产业韧性强意味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强，但是涉农产业是多风险产业，既有风霜、水涝、干旱、冰雹等诸多自然风险，也有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还有经营风险、资金链等风险。只有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能够有效提升涉农产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产业韧性。没有规模，就没有品牌。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既利于规模的形成，也利于品牌的打造，是提升涉农产业的产业韧性与竞争能力的重要力量。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提升的现代化。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应该成为实现中国式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成为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共谋发展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商品交换行为使商品生产者之间成为外人关系，而在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家庭成员般的亲人关系。因而，在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内部，才能够形成人与人和谐相处、共谋发展的社会机制。南街村之所以能够吸引来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就在于南街村的工作者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内卷，没有抑郁症，没有“996”、“007”等对劳动者的过度消耗。
有党员干部认为那些共同富裕的先行村镇，都是因为有德才兼备的能人，离开了能人，那些村镇仍然要回到分田单干的道路上。这种观点的错误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能人，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努力成长为带领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能人；二是我国确实有不依赖某个能人、而是依赖好制度的共同富裕先行村镇，例如西藏的嘎措乡。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嘎措乡已经经历了7任书记。嘎措乡的美好生活并不依赖某个具体的能人，而是形成了自身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在历年的实践中，嘎措乡探索形成了“各生产组织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嘎措乡的《工分细则条例》需要根据群众意愿和实施效果每两年修订一次。
深入考察那些能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村镇，每个村镇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条件、具体生产经营内容和值得学习的管理经验。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党员干部以服务全体群众为目标，并且能够着眼全局、着眼长远，因地制宜灵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例如花石村的“分田不分地、分股不分山”，就是灵活执行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政策。在我国各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典范村庄中，所有成员能够平等享受充足的物质福利和丰富崇高的精神文化生活，有退休养老保障，无住房教育医疗等忧虑，能够安心从事各自的工作，在健康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和谐相处。单纯务农收益低是许多农村呈现人走屋空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中，部分村民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村民从事加工业、服务业，总收益除了按劳分配外，还能够积累起来用于滚动发展的资金，以便开拓和提升二产、三产业务，逐步形成更强大的多业态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路径正是那些乡村振兴先行村庄的发展路径，这样的发展路径才利于实现一二三产在农村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才能够使乡村劳动者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获得者，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和全面振兴。
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主体力量
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不仅利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使在乡村工作生活的群体获得产业融合发展的收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且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还利于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科学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在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中，有许多实现人与自然科学的物质变换的做法。人从自然界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又把人的消耗残余及排泄物回归自然，从而利于实现绿色循环发展。例如在农业社会中，农村家庭养的猪能够消耗该家庭的残羹剩饭，并且以人们的排泄物为食；猪能够消除人类排泄物中的病菌，猪的排泄物又成为土地的肥料。城乡的不平衡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最突出的表现是，许多人不再热爱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有些农村年轻人从来没有到过自己家的田地里从事过农业劳动。不少人把农村看作是落后的地方，把务农看作是低层次的劳动，向往城市的工作与生活，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疏离了土地，更谈不上热爱土地、保护土地了。城市的膨胀和乡村的衰败，不利于人与自然之间科学的物质变换，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要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科学的物质变换，最根本的是有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的农村劳动者组织。这种组织应该是属地式的组织，而不是单纯生产经营性的组织。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需要使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成为主体力量，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均衡融合发展，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均衡双向流动，而不能是人、财、物单向流入城市。只有依靠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才能够充分利用来自城市的各种帮扶力量，最大程度组织动员乡村自身力量，逐步发展成为南街村那样物质精神均富足的村庄，才能够具备吸引各类技术、人才、资金、文化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乡村本来是劳动者的家乡、土地的所在之处，因而乡村本应该是最有条件创造财富的地方，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预测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会超过工业劳动生产率，因而涉农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需要更加注意涉农产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容纳能力之间矛盾关系的处理，需要更加注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需要不断壮大党建引领的农村集体的力量，在集体内部成员之间以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为目的，在集体之间适度地进行商品的市场交易活动，以避免出现过度逐利性行为对劳动者和土地的不合理消耗，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即如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河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22JC011）】
（作者：赵意焕，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李向宁，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崔庄村党支部委员。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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