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鸿君：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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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鸿君：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
2022-12-27
【摘要】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和目标模式是创造并让村民过上“美好生活”，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发展产业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农耕社会的传统特征和经济社会活动的外部性决定了中国乡村的市场化程度低并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因此，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村民的主导作用，走集体化道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村民又好又快过上美好生活，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生态文明基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国之大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基于中国乡村传统特征，解决好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不断创造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一、振兴乡村的两种模式
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目前形成了两种思路和模式：村民主导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
村民主导模式就是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基层集体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导作用，把村民组织动员起来，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道路，依靠集体力量对农村生产要素进行统筹综合配置，强化农村土地等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向集体集中，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团结协作，共同劳动，依靠集体的力量推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依靠村民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乡村振兴。
市场主导模式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力培育种养殖大户和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进一步明晰产权，畅通城乡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动，依靠市场力量统筹对城乡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通过产权交易盘活农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和其他经济资源，政府适应市场，积极推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向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集中，大力发展乡村产业，让村民通过市场同时获得生产要素收入和劳动报酬，千方百计提高村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
两种主导模式并不截然对立。村民主导模式下，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也是乡村生产要素配置的主体，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主导模式下，市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村民自身也是被市场配置的生产要素，因此市场是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村民主导模式注重激活乡村村民内生动力，强调发挥集体力量和联合优势，主张党组织引领，全员兴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市场主导模式注重培育市场主体，依靠市场推动产业高效发展，带动提高村民收入，村民在独立分散经营下分步实现共同富裕。村民主导模式下，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集体所有并经营，村民全员参与形成合作经济，是集体的主人，也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主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市场主导模式下，土地等生产要素使用权通过市场被流转给种养殖大户和下乡的资本，通过强强联合形成合作经济，村民本身也是生产要素，收取资源使用费后再得到劳动报酬，是乡村振兴的被动客体。
由此可见，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两种模式在村民地位、主导力量、工作重点、实践路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实践效果也存在差异。现在判定哪一种更好或许为时尚早，需要时间和实践检验，但这并不妨碍结合已有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理论分析需要构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要求我们渐次回答以下问题：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和目标模式是什么？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模式需要创造并满足什么条件？要创造并满足这些条件，需要凭借什么手段？村民主导更加有效还是市场主导更加有效？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推进实施这种更加有效的模式？
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和目标模式就是创造并让村民过上“美好生活”，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发展产业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只有任务明确、方向正确并持续努力奋斗，才能渐次达到乡村振兴的预期目标。
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0年底，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等七个方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培育文明乡风，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乡村。”总的来看，乡村振兴的要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我们不能仅局限于经济收入，而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乡村振兴的丰富论述明确振兴乡村的目标任务。
实践中形成了乡村振兴两种模式及其目标追求：一种是把提高村民收入水平作为乡村振兴重中之重，甚至等同于实现乡村振兴。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大力筹资引资兴办企业，以此实现农民富裕富足。另一种是农村基层组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总要求，始终紧扣“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组织动员村民驰而不息去创造这样的“美好生活”。以提高村民收入水平为目标和以创造美好生活为目标，两者有一致的方面，但也存在本质差异。固然，没有基本的收入水平作为保障，美好生活不可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收入水平提高了就必然能够过上美好生活。提高收入水平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混淆两者，就可能导致目标和方向出现偏差，从而背离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
那么，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分别是什么呢？要实现这些条件，村民主导模式更加有效还是市场主导模式更加有效呢？
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解决若干突出问题，这是硬约束，如果这些必要条件即硬约束有任何一个不解决，就不能说已经实现了乡村振兴。大致有以下五方面。
第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推进并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乡村振兴必须避开过度市场化导致的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的陷阱。市场化固然有利于极大调动劳动者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但与此同时，市场是“冷酷无情”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甚至赢者通吃的过度市场化必然导致市场主体两极分化和劳动者贫富差距悬殊。市场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在实现共同富裕时又会表现出市场失灵。只要是市场经济，市场竞争就决定着效率优先的第一次分配，就会使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差距逐步拉大，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哪个不出现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和集体的力量进行公平导向的第二次分配。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和村民集体力量的介入固然有可能干预劳动者个体的生产自主性，但同时又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生产协调性和积极性，整合各种劳动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极大提高整体劳动生产效率。因此，社会主义乡村振兴和资本主义乡村振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决定了在推进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中，既要适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更要大力发挥政府和乡村集体力量的整体统筹调控作用，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两极分化、推进共同富裕。因此，从推进并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乡村集体化和村民主导模式明显优于市场主导模式。
第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也是首要任务。但是，结合中外历史来看，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劣势明显，灾荒无收、饥馑难熬容易理解，丰年粮多、谷贱伤农的情况也屡屡出现，古今中外简单依靠种植粮食实现脱贫致富的事例几乎没有。这就要求乡村发展必须遵循比较利益原则实行多种经营，必须围绕做大做强做长农业产业链，走工农商技贸协调发展、农林牧副渔一体推进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以便聚集更多资源要素，整合有竞争的生产要素。这就产生一个突出的矛盾:大力发展除粮食种植以外的其他产业，如何保证粮食生产？要保证粮食生产，就必须把农村的主体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投入到粮食生产中来。显然，分散性的村民自主决策不可能充分兼顾比较利益低的粮食生产，因此仅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协调解决好这个矛盾，这就必然要求政府和村民集体力量强力介入，实现村民集体组织与政府目标有效对接，完成政府各项指令性任务，保障粮食生产，确保在任何外部冲击下国家拥有粮食安全。政府的指令性任务通过市场机制与千千万万个村民对接时，交易成本巨大，但通过行政手段与乡村集体组织对接时，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因此，确保粮食安全必须依靠计划手段，必须组织村民走集体化道路。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乡村集体化和村民主导模式明显优于市场主导模式。
第三，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能够抗冲击、有韧性、可持续。中华民族自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数千年都在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即实现乡村振兴奋斗不息，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与“三农”问题接续斗争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改革变革，最根本的制度就是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三农”问题时好时坏，交替反复:繁荣盛世时农业五谷丰登，农村百业兴旺，农民安居乐业，但韧性差，不可持续，一旦受到内外部冲击，就出现反复，大规模的返贫总是不可避免，严重时饥馑频仍，民不聊生，路有冻骨。可以说，迄今为止，“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显然，不能说我们的先人不够智慧，只能说，三农问题即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千年量级的历史性难题，单纯依靠市场主导很难解决。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广大乡村从根本上摆脱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并不会轻易大规模返贫，不是苟且应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面对国内外的不确定性包括市场风险的冲击，面对自然环境乃至大规模灾难的冲击，要能够抗冲击、有韧性、可持续，在向好中稳步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要充分激发村民个体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重新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集体化道路，充分依靠政府和集体的力量，走出一条能够抗冲击、有韧性、可持续的稳步发展、共同富裕的新型乡村振兴之路。无论多么善于经营的市场个体，都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乡村集体主导下把村民组织起来，发挥集体联合优势，紧密团结、互相依靠、共同奋斗、共享发展，就能形成强大合力，显著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从防止乡村大规模返贫来看，乡村集体化和村民主导模式明显优于市场主导模式。
第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实现农村农民农业全覆盖。“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国人说话、中国共产党说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现在全中国56个民族都脱贫了，兑现了我们的庄严承诺。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长征！”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明确要求，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家庭、一个村庄都不能少。如何实现这样的要求？显然，只能充分依靠各级政府，特别是要依靠乡村集体，依靠党组织把大家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走抱团克难、抱团发展、共同奋斗、共同富裕、共享美好生活的道路。集体是拾遗捡漏的最好平台，也是扶困济弱的物质载体，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和集体力量，扶困济弱的负担就会被分散在乡村基层集体身上，政府就不必进行大规模组织化的扶贫（脱贫攻坚）。那种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赢者通吃的体制机制，不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途径。市场机制只能保证强能力群体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和超常利益，不能保障弱能力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不通过合作化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弱能力群体就只能依靠类似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救济勉强维生，不可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从实现农村农民农业振兴全覆盖来看，乡村集体化和村民主导模式明显优于市场主导模式。
第五，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确保生态环境良好，坚持绿色发展。“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以透支甚至挥霍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乡村振兴是不能持久的，也得不偿失，因此不是我们所要的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是我国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最真实的写照，既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乡村优沃于城市的最优质资源，因此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发展农民生活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更是实现产业兴旺、打造宜居环境的前提，是市民无法企及的比较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把打造并维护良好农村生态环境作为工作发力点，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毫不动摇，因地制宜，共同努力，充分调动乡村村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通过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举措，扎扎实实推进农村生态保护工作。以最大的决心，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勇气，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良好生态让农民群众早受益，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市场机制的外部性会导致生态环境等具有共享性的公共利益供给不足，个人受益并能转嫁社会成本的行为如污染生产等被放任发展，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打造良好生态环境，就必然会出现市场失灵，公益事业无人问津，公地悲剧屡屡发生。同时，短期内绿色发展的比较利益过低也会导致乡村振兴中的短期行为普遍存在，也会出现市场无效。为避免市场失灵成为常态，就只能依靠乡村政府和集体组织力量来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和维护生态环境，因此必须走组织起来、集体推进、计划统筹、村民主导的乡村振兴道路。
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粮食安全、确保不大规模返贫、实现全覆盖、保护生态环境，共同构成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出现贫富悬殊，或者出现粮食危机，或者出现大规模返贫，或者有掉队遗漏者，或者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都不能算作是实现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创造并维持这样五个必要条件，村民主导的集体化道路比市场主导的分散化经营更加有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村民过上“美好生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充分条件，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要坚决锚定这个目标不放松，绝不能迷失方向。但不幸的是，现实中的乡村振兴工作往往会偏离目标方向，走上一条名曰发展产业实则锁定并攀比收入的错误道路。一些基层政府和集体组织误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同于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部，因此大力发展并不具备地区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盲目扩张规模，贷款铺摊子。宏观经济环境良好时乡村经济效益也好，就竞相扩张，攀比分红，导致集体积累偏低，抗风险能力薄弱，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大规模返贫就势所难免。这种以“收入水平”代替“美好生活”的乡村振兴，已经严重偏离了目标方向，必须坚决纠正！
在乡村，村民的美好生活是能被具体化并体现为具体的工作目标，只要乡村基层政府和集体组织带领村民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常抓不懈，这些被具体化的工作目标就会一一落实，建设“美好生活”就能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果并最终实现。一般来说，乡村居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较之城市居民更有特点，村民主导的集体化道路比市场主导的分散化经营更加有效，这样的美好生活也更容易实现。具体如下：
在生存环境方面。如果自然环境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文环境邻里和睦、乡风淳朴、遵纪守法、友爱互助，那么，乡村居民的生存环境就处于美好状态。只要党和政府把村民组织动员起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以钉钉子精神接续奋斗，打造这样的自然环境并不很难。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市场失灵，市场主导下很难打造和维护好的自然环境，公地悲剧和负外部性问题已经表明，优美的自然环境的维护成本会异常高昂。约束激励理论也表明，由于政府失灵，监督村民和种养殖大户去打造并维护自然环境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只能发挥村民的主导作用，依靠集体力量建设美好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方面也是如此，在乡村熟人社会，依靠乡规民约和村民集体道德舆论的约束力进行村民自治，相对城市的陌生人环境而言，往往成本低、效果好。因此，市场解决不了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解决不了土木清纯、空气清新，也解决不了遵纪守法、友爱互助，更解决不了邻里和睦、乡风淳朴，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形成有权威的集体，集体的权威来自什么，来自党组织的领导和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在广大乡村，只有打造出有工作力战斗力的集体，才能切实担负起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改良与维护。
在生产生活方面。如果村民各尽所能、集体量才而用，柴米油盐一应俱全，衣食住行皆有保障，那么，村民的生产生活就处于美好状态。在乡村，要实现生产劳动者各尽所能、量才而用，只能统筹使用农村劳动力，科学组织男女老少参加生产劳动，这离开集体是办不到的。市场机制导致劳动力大量外流，乡村空壳化和土地荒芜化就成为必然。同时，在乡村实现村民衣食住行用皆有保障，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基本生活条件齐备，其实并不需要很多货币性收入，这是由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决定的。换言之，在中国广大农村，并不需要很高的市场化程度，村民就可以实现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社会治理方面。如果老弱病残无忧，鳏寡孤独有靠，生老病死有保，天灾人祸有助，婚丧嫁娶有规，那么，如此治理下村民就处于美好状态。要照顾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要关照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离开村民主导和集体经济是无法完成的。村民主导其实也就是集体负担，只有依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支撑起有为有力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社会运行友爱互助、集体高质量兜底。市场经济实践和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必定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中外概莫能外。过度生产不仅导致产品过剩积压，还表现为商品品牌繁多，型号不停翻新，包装附属浪费严重，生产系统严重过度过剩。过度消费不仅导致消费竞争、攀比内卷，还表现为消费者购而不用或少用，留之无用、扔掉可惜的尴尬，造成严重的家庭消费品积压。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都是对人类所拥有资源的挥霍和浪费。因此，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乡村发展必须汲取城市教训，避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村民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更容易满足美好生活的要求。
在公共事业方面。如果水暖电气网、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齐全，安全有保障，那么，农村的社会公共事业就处于美好状态。目前，最大的短板是乡村缺乏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需要立即着手规划，相信用20多年的时间完全能够基本实现城乡均等化。
乡村村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美好、村民生产生活条件优沃、乡村社会治理良好有序、社会公共事业配套齐全，共同构成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充分条件。创造并维持这四个充分条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不同程度并存，但村民主导的集体化道路比市场主导的分散化发展更加有效。把城乡居民的“美好生活”具体化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只要组织起来共同奋斗，农村居民较之城市居民更加接近实现“美好生活”，即通过努力让乡村村民过上“美好生活”比让城市居民过上“美好生活”更加容易。历史反复表明，广大农民如果长期一盘散沙、放任自流，就必然陷入“历史周期率”，反之，只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动员起来，中国广大农民就可以是铜墙铁壁，可以无坚不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其实，通过互助合作，在党组织引领和政府支持下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并不太久的奋斗，乡村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困有所解、贫有所助，再加上绿水青山、鸟语花香的居住环境，这样的乡村美好景象并不是天方夜谭、无法实现。目前看，乡村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是短板，需要政府统筹下大力气解决。此外，在乡村逐步建设起配套齐全、安全可靠的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系统，也需要由政府主导，依靠集体力量逐步解决。
一旦深入到乡村振兴的微观层面，就会发现原来设想的依靠高效率的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就会变得很不切合实际。在实践中也是这样，依靠党组织引领，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合作化道路，农村大量的、原来被认为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几千年的乡土中国从未排斥市场的力量，乡村发展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但不得不承认，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中国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这期间发展农村的许多方略依然值得我们很好思考并加以借鉴。
首先，乡村的传统道德力量比现代市场力量更重要。我国是在乡村传统文化背景上推进乡村振兴，在很多情况下，村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与市场交易法则存在冲突，乡村文化决定的道德习惯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比市场更加有效。比如，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保持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互助合作、扶困济弱的乡村习俗，乡规民约甚至宗法等级依然在发挥作用，这决定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一直不高，市场调节在中国乡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限。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中，不可过分迷信市场，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发挥好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过分市场化不仅对乡村传统文化造成破坏，也会使很多问题在解决中变样甚至走向反面。比如，过分强调等价交换可能使村民关系庸俗化，在等价自愿交换名义下使村民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道义化、合法化、固定化，这就破坏了乡村本真意义上的人文环境，村民生活的美好程度就会大打折扣。相反，在党组织引领下把村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既符合中国乡村传统文化道德，也能够高效率优化乡村资源配置，还能够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牢固确立村民主人翁地位，很好体现社会主义乡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斥市场，强调村民主导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也不是要政府大包大揽。实践证明，有利于市场解决的问题还是应当交给市场，比如必须高度重视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的品质改良和市场开拓。
其次，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比增加村民收入更重要。市场主导的乡村振兴逻辑是，通过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增加村民和农村市场主体的收入，把乡村振兴异化为对货币收入的单纯追求，从而背离追求美好生活的初心。增加农民收入很重要，但绝不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涵。片面过分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就可能陷入市场化思维惯性，起心动念都围绕着货币收入筹划乡村振兴中的所有问题，必然偏离乡村美好生活的本真意义，在不知不觉中诱导农村市场主体和各类组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甚至不顾自身条件盲目进行产业扩张，最后背上沉重债务导致进退两难，甚至被巨大市场风险击垮。村民主导的乡村振兴固然也关注关心村民和农村集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但这只是手段，目标在于过上美好生活。大量案例表明，即使某村的实际收入水平没有任何提高，但只要把村民组织起来，真正确立村民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村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就可以集中力量办成许多依靠市场无法办成的事情，农村的面貌和村民生活质量就会大为改善，村民就会向着美好生活的目标不断迈进。可以说，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货币收入并不是决定因素，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比增加村民收入更重要。牢固确立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最大限度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不仅是实现乡村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本质特征。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人民的美好生活至上，乡村振兴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使村民得到全面发展，使村民过上美好生活。必须坚决避免户与户、村与村、镇与镇攀比货币收入，避免乡村振兴的一切工作围绕着增加货币收入，避免最终陷入村民和集体被货币收入奴役的无休止内卷陷阱。当然也会出现乡村村民和城市市民的攀比，要知道，乡村村民收入和城市市民收入不具有可比性，不能只看到城市居民的收入高并能享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而忽视自己所享受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和纯天然绿色有机食品是市民无法企及的。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覆盖全体村民，并在民主管理、收支透明的前提下大力提高公共积累，壮大集体经济，在时间上实现以丰补歉、以盈补亏，持续全面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抗风险能力，而不是一味追求给村民多分红、多发工资。此外，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在乡村创造美好生活并不像城市那样需要很多货币收入，但若追求货币收入，则永远不会满足。
第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内因比外因更重要。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即事物之间的矛盾，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同时需要、缺一不可，但两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内因是第一位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据，是决定因素；外因是第二位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条件，是重要影响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乡村振兴中，内因就是村民以及由村民组成的党组织、村社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外因就是乡村以外的各类人员机构，包括市场以及下乡的资本。内因是内生动力的源泉，外因是外援力量的体现。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村民，主要动力是乡村党组织和村民集体组织，村民的主人翁地位永远不能变。同时，要充分发挥乡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作用，规范用好下乡的资本，全面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乡友乡绅建设家乡的积极性，接纳安置他们叶落归根、再次就业。要最大程度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内生动力和外援力量形成良好互动，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要在根本经济制度上保证经济发展的利益由全体村民共享，确保共同富裕而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总之，新老村民是乡村振兴最坚决、最可靠、最有效的力量，也是乡村振兴最大的受益者，这也是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在乡村振兴中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早就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第四，党的基层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乡村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土改、互助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扶贫与脱贫攻坚基础上，中国农村接续进行的最为深刻广泛的伟大历史性变革，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代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农村基层没有哪个组织比党组织更有威信，更有组织领导力，因此，没有党的基层组织领导的乡村振兴是不可想象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必须充分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深度发动群众，精心谋篇布局，全面整合资源，直接领导指挥，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美好生活的引领者。乡村振兴是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包括乡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集诸多方面于一体统筹推进，没有代表村民根本利益的基层党组织领导，是无法进行的。因此，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实施基层党的建设工程，锻造出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综上，乡村振兴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村民的主导作用，动员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最快最好实现乡村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效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生态文明基础。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京大学学报”，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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