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俊华：一位种田大户对中国农业的再思考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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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俊华：一位种田大户对中国农业的再思考
2022-06-29
【编者按】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种粮大户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粮食生产，我一直都很关注，基层调研时也经常到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系一位流转土地约2000亩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他根据自己在实践中的感受，曾于2017年初撰写了《种田大户对中国农业的深度思考》一文（发表于《农资导报》），引起强烈反响。本文则是作者在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于当年8月1日所写的续篇，题为《种田大户对中国农业的再思考》（发表于“农资与市场官微”）。虽已时过多年，农村状况有了较大改观，但文中所反映的基本问题和建议仍然值得重视。乘习总书记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的东风，我院根据作者授权重新修订发布此文，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种田大户对中国农业的深度思考》是我年初的一篇拙作，百度搜一下就能看到。一度反响强烈，跟帖不少，有点赞的，不乏溢美之词，甚是感动；有吐槽的，说是以偏概全，河北省跟湖北省就不一样，土地荒芜的情况并不多见。还有一些观点，可能是没看完文章的原因，有点断章取义，甚至开始扣帽子了，说是对土地、对农民没有阶级感情、想动农民的奶酪云云。学术类文章，枯燥感是在所难免的，再加上文章确实有点长，一万多字，没看完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中国农业矛盾重重，举步维艰，甚至是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是何等大的一个题目，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吗？！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大而言之，是为中国，希望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更应是一个农业强国。小而言之，是为自己，国家的农业政策对路了，农业发达了，就会成就一个相得益彰的发展环境，也可以避免少走些弯路。既然是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就不能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就是要揭发和暴露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也许是人微言轻，也许是没太迎合中国现行农业政策，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引起行业内上层及国家高层的关注，也没有引起国务院和农业部的重视。因此，有些失落，但并不气馁！感激鼓励者和善意的批评者，感激对中国农业心存善念的有识之士，感激对土地对农村怀揣梦想和乡愁的同仁，感激今日头条一些媒体的约稿。作为一个现代农人，似乎又有些意犹未尽，更感觉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更增添了我对《种田大户对中国农业的再思考》写作的动力。为了能写好这篇文章，拜读了中国农业多位有影响专家学者的文章或论述，虽然视角和观点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甚至在中国农业谁唱主角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在中国农业发展方向这个问题上，似乎达成高度的一致：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高科技及现代化管理等模式所支撑的中国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中央所倡导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客观要求，这样不仅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提高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极大提高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遗憾的是，就现行农业土地体制的探讨就不多见了，尤其是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对中国现代农业的影响和制约更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确，这是个超敏感的话题。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大家都耳熟能详，当达官显贵们都在啧啧称赞皇帝新装时，忽然有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在当下都在给中国农业、中国农业政策唱赞歌的氛围下，中国是否也需要这样不懂事的小孩呢？中国农业的主攻方向不是农家乐，不是采摘园，更不是一枝独秀欣欣向荣的农业观光园，这些都是“非农化”或“非粮化”倾向的东西。只有18亿亩耕地所承载的中国粮食安全的种植业，才是中国农业的主攻方向。种植业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种植业：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种植活动的部门。这样说来，中国农业与土地资源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土地资源供给又是由土地政策和制度决定的，因此要想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首先得解决农业土地政策制度方面的问题。我不是要否定中国农业土地承包制度，这也是不可能的，只是阶段不同了，需要适时作些调整，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制度是不是长了些？是否可以商榷一下呢？
“千军万马奔他乡，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当下农村常见的场景。“三量齐增”的困境，中国粮食出现了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尴尬。因为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市场，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完税价每吨大体比国内低1000元，导致粮棉油糖等进口不断增加，出现了“边进口、边积压”和“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三不得利”，农户穷，种粮食不值钱，种经济作物经常找不到销路，甚至烂在地里，生活水平在贫困与温饱之间徘徊，其一不得利也；大户苦，国家政策扶持不到位，土地流转不仅成本高，还难以成片，难以长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破产跑路的比比皆是，其二不得利也；国家冤，国家每年都化了大把的银子，用以调动农民、大户种粮的积极性，可事与愿违，土地荒芜越来越严重，国家粮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其三不得利也。农产品价格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为了弥补农民的种粮成本、保护农民的积极性，需要继续提高政策性收储价格；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提高政策性收储价格，则会进一步加大进口压力，同时收储企业难于实行顺价销售，导致库存积压，财政压力不断增加。岌岌可危的“耕地红线”，中国划定18亿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可事实上农业耕地不断被侵占，建筑用地、观光农业、经济作物及苗木种植大面积增加等，最为严重的是触目惊心的土地荒芜，让这根高度敏感的“红线”形同虚设。“后打工族”的后顾之忧。“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当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拖着拉杆箱，哼着网络歌曲三三两两进城寻梦时，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正陆陆续续扛着标志性的蛇皮袋卸甲归田。但这绝不是荣归故里，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种苦涩的选择，一种无奈的回归。随着城市化节奏的减慢，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智能设备投入使用，城市用工量逐步减少，返乡农民工将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有一个叫“梦回大唐”的网友发表了一篇《中国农村惊现战时凄凉景象》的文章。不管你信不信，在我们中国广大农村，起码在部分地区的农村，目前已经出现一种非常特别的景象——战时景象（或称战争状态）。作者亲眼看到并体验过这种景象，世界知名经济学家也在中国农村看到了这种景象并为之震惊。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留守在农村；空旷的田野里，畜少人稀，土地荒芜；村庄之内，十室九空，清冷凄凉……史无前例且世界独一无二的特例是，正在进行和平建设的中国，许多农村却出现了这种战时景象、战争状态！作者老家所在的村（过去的生产大队）的250余口水塘，曾是蓄水、养鱼、浇园、保稻田的主要命脉，现在竟然全部被淤积垮坝而无人修复。有位亲戚告诉他，别说修塘了，现在谁家死了人都很难找人抬出去。某年8月，国际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院长杰夫瑞．萨克斯教授一行开始中国扶贫之旅，来到宁夏农村调研。令他吃惊的是，这里的农民仍然十分贫穷，村子里也没有文化卫生服务设施。他特别感到震憾的是，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只在战争年代才会发生的情景：村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贫穷落后，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的扶贫顾问，他在宁夏与安南进行了通话，并提到了他的惊人发现。寒鸦飞数点，污水绕孤村，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它是和平时期没有战争的战时景象，所以它才最具有可悲的“中国特色”！再来说说我们湖北老家吧，有一位记者一度对随州偏远的乡村进行了采访，尽管随州离我们老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所描述的情况与我们那里的情况相差无几，下面听听他的讲述。1、土地抛荒严重。走访村十多户人家仅两户种地，大片农田废置。在农村田头，笔者看到淡淡的绿，反衬着大片摞荒的田。少量在家务农的留守农民挑肥减瘦，选择性耕种，本来田就不多的丘陵地带成为癞痢头。再过五年到十年，村剩下的五成田也会被抛荒。毕竟，老年人想种也种不动了，年轻人也不会回乡种地了。2、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多，不见年轻人。即使是要过年了也一样，因为很多人还在往回赶。老人们很多都是鳏寡孤独，无人照顾，他们很多人除了生存，没有任何的生活需求，更谈不上生活质量。3、种田亏本，打工赚钱。种田一家两口忙一年，收入约万元，打工两人多达十多万。如果田少，不种经济作物，不养殖，没有规模，算成本，种田还亏本。4、环境问题。农村垃圾污源无人治理。村民告诉我，一是钱无人出，没人干；再就是没地方放垃圾；三是没有养成习惯。5、水问题严重。堰塘全部干涸，村中无水源，吃自来水。原因是多年没下足够多的雨。下了雨，出因堰塘夫修而无法贮备。中国农业为啥出现这样的困境，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为啥落后贫穷，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时代背景，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前，先后经历长时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摧毁。新中国诞生之后，在建国初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注重休养生息的快速发展阶段，可惜后来没有能够顺利发展下去。总之，在一个整体还比较贫穷的国度里，农业不可能独善其身，农村农民也就不可能富裕。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和农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来国家实施了“市场经济”，严格地讲，是不完全市场经济，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而言，显然就是坑爹的剥削和掠夺政策——人为地控制着农产品的价格，却不控制农业生产资料——化肥、种子、农药、农机具的价格，即便是后来有一些补贴政策，也是抱走农民的西瓜，扔给农民芝麻。这样一来，中国农业越来越被所谓“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远远甩在后面，成为了中国经济的“负担”和“短板”。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加入WTO的谈判中，为了保护中国当时还很脆弱的汽车等工业产业，中国农业又一次成了牺牲品，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明显低于工业产品，这也是目前中国难以抗拒进口粮食的一个重要因素。说国家没有发现中国农业存在严重问题，个人感觉不太客观；说国家不重视农业更有失公允，国家每年的第一号文件开篇就讲农业就是很好的证明，采取粮食托底收购政策也是为了平衡国际粮食对国内粮食的冲击，以达到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之目的。有人说：国家重视农业，其实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就像中央一号文件一样，年年在写，年年不见啥效果，只闻雷声，不见雨点。有人撰文《中国农业死就死在一号文件》，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显然有些偏激，但一号文件的效果也确实差强人意，关键是相关的职能部门根本就没有制定保证政策落地开花的实施细则。农业会议开过，一号文件就如一阵风吹过。还有，国家改革三十年来给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多少投入，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又是多少？假设能拿出城市建设资金及管理资源的2%来开发建设农村，中国农村还会以如此凋敝的面貌呈现吗？除了上面历史及主客观原因，李思进在《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原因及对策》一文中也对中国农村现状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就是土地人均占有制，使农民又继承了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工业经济相比，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自救能力极强，但发展后劲不足。在8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非常薄弱、温饱问题难以解决的历史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城市改革的展开和进一步深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很快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随之产生并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需要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农村经济体制弊端就显现出来。一是大量劳动力依附相对较少的土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其结果是：只求温饱，难求富裕。由于城乡经济的巨大落差，这里的“温饱”其实就是“贫穷”。二是地块零碎，影响先进农业机械、技术的普及与提高。我国农村很多地区田间作业只能继续停留在人畜劳作和简单的机械生产层次上，维持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而其它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程度都很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也很高。三是专业化程度低。不仅农业的专业化程度低，而且使农村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绝大多数都成为以单户经营为主、分散的农户兼业行为，不能产生分工合作的集体效益，进入市场的主要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或只经过了初级加工的低价位农产品。所有这些，造成我国农村每个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受到限制，农民生产的产品数量少、创造的价值就少，从事农业生产的效益低，收入就难以提高，因而农民越来越穷，农村越来越落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农地生产经营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制度实施初期，土地的承包期限一般都比较短，有的为3-5年，有的仅为1-3年。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1993年，又将延长期扩大为30年，称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应该说，中央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的目标是明确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即稳定农地生产经营制度，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对中国农业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过巨大的贡献。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世界经济的融合，由这种农业体制所衍生的低效农业的弊端就愈发显现出来，农产品成本过高，失去国际竞争力，土地弃耕抛荒严重等等。论说，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有识之士，甚至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农民，都能看出端倪，但碍于制定政策时国家承诺了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这是一高度敏感性话题。国家及各个层面都对这个农业政策仍持包容和维持的态度。当然也一定程度上进行改革和探索，比如说，允许并鼓励土地流转，为推进土地流转，国家还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土地确权，并引入“三权分置”的概念。就是想通过土地流转等农业政策的实施来弥补较为落后的土地承包制度与国家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及科技管理水平之间落差，以达到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之目的。那么，这些相关的政策能否让中国农业如愿以偿呢?没那么简单！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之前20多年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仅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特别是占我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民的吃饭问题，保证了我国农村社会乃至全国的稳定，使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得到了非常快速的推进，为最近20多年我国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其历史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农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土地承包制是当初中国政治经济活动的一件大事，尽管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既然是所谓的“承包”，就得符合经济活动中承包合同一些基本的要件。在80年代末，通过土地承包，国家和农民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是能很好地得到体现和执行。一方面农民进行粮食等作物种植，通过“交公粮完任务”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农作物交易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及扶持力度已今非昔比，不仅终结了几千年来“种田纳粮”的历史，还对粮食种植进行了适当的补贴，国家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经济手段来达到粮食安全的政治目的，然而，这一招似乎不管用，国家花费了大把的银子，而结果却是大量的农田荒芜，粮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在此，我们是不是要停住脚步，回头看看中国农业是否存在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呢？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相关政策，比如说取消农业税，还有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种粮补贴，这些做法导致作为土地承发包的双方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上极不对等—国家对农民的义务加强了，而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减弱了，甚至已不存在义务一说。就是因为这种一方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畸形承发包模式，已不具备经济学的公平合理原则，其结果必然是无制约机制可言，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触目惊心的土地弃耕抛荒现象。当初，实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社会背景是解决中国十多亿人口特别是占我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民的温饱问题，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温饱问题已成为过去，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一词正是针对过去实践中的“片面”而言的，特别是针对偏重城市、忽略农村的“片面”的，而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正是适应了这个“片面”要求的法律，从根本上说，它是中国城乡二元现代化战略的体现，其基本的战略意图就是稳定农村以优先建设城市现代化。说到底，《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一个农村稳定法，而不是农村发展法，是一个农民温饱法，而不是农民小康法，是城乡割离法，而不是城乡协调法！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关键和要害是，它在我国农村形成了一个与城市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城市人口有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主要是以土地承包制所约定的土地收益实现对农民的保障。这两种极不公平的保障模式使我国农村和城市变成了两个相互封闭的社会，城市社会保障只占其收益很小的一部分，在其有劳动能力时，实现财富的积累，在失去劳动能力后，社会保障能保证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而以承包制为基础社会保障，在其有劳动能力时，能勉强度日，在其失去劳动能力时，几乎就失去了保障功能。在当今农村土地大量荒芜的情况下，这种保障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在没有一个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要统筹城乡发展，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能的。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要逐步改变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怎么可能在土地承包制度不变的同时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呢？再说了，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不存在城市和农村户籍的差别，那么这两种户籍对应的保障制度又怎么融合呢。土地承包制度及其所承载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是否也该寿终正寝退出历史的舞台呢？十六大报告和三中全会的决定也都明确提出“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同时也都强调“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改变现行的土地承包制，或者说通过土地流转化解土地承包制度的尴尬，但是否能达到这个效果呢？粮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粮食安全自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能够获得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相适应的足够的粮食供应，防止因粮食短缺或意外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危险。这就是粮食也是农业的政治属性。粮食作为农业产业的主要载体，又是再普通不过的流通商品，不仅在国内流通，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因此，粮食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粮食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便是粮食也是农业的经济属性。在现有中国农业体制下，粮食及农业的两种属性存在一定的冲突性。一方面，农民为了增收往往不得不“逃离”农业、“逃离”种粮，导致抛荒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又不得不强制性要求农民尤其是主产区农民种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间接促使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因此，农业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之间的冲突，是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只有解决了粮食的经济属性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中国的粮食生产及销售具备国际竞争力，中国粮食的政治安全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尤其是粮食生产效率，降低粮食生产的成本，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目前中国粮食生产的诸多要素中，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与国际水平并无太大的差别，甚至有些还处于国际先进行列，比如说，中国的杂交稻，中国的复合肥等。中国的粮食单产也并不低，因此，就目前而言，这些要素对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降低成本很是有限。而事实上，现阶段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粮食生产，彻底改变目前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倡导的，用管理工业的模式来管理农业，这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捎带说几句，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管理模式，在中国局部地区早就实现了，比喻说中国的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山东省的寿光农业，他们的粮食及农产品的竞争力一定不输欧美农业。下面问题就来了，北大荒能这么做，其他地方为啥就不能这么做呢？北大荒那是啥地方呀？那是中国的北大仓，那是国营农场，全部国有化，地势也是一马平川，那些大型农业机械的作业就像是驰骋疆场，收获的季节感觉就是沙场秋点兵。从中央领导的近期指示及中央及地方政府近期各类农业文件不难看出，对中国农业的重视，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规划所讲的，农业关乎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关乎中国下阶段整体经济的发展。中央三令五申要保耕地红线，对耕地视若珍宝，就是希望这些有限的耕地能承载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发挥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功能。但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文字上，而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是：一方面国家拿出大量的农业补贴资金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耕地弃种抛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已失去本来意义的耕地红线，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通过土地大面积流转，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科学化种植，是目前很多地方解决土地弃耕抛荒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对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国家农业政策最有力的响应和支持。曾经流行一个词“然并卵”，我得借用一下，我非常支持并响应国家的目前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中国农业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不能让我停止对中国农业更深层次的思考。我看了很多领导及专家对中国农业的观点，但我比较认可胡定寰老师论断，一语中的，在他的言语之间，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字里行间，我读出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土地流转只能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权宜之计。不可否认，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模化农田改造，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科技含量，减少人力投入，这就是中央所倡导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现实体现吧，不仅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而且还会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极大提高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但是，土地流转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成本问题，而是非常直白的、名正言顺的、真真切切地抬高了中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很多人都对此视而不见，在著书立说上回避矛盾，讳莫如深，绕道而行。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流转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流转费超过1200元/亩的省份不在少数（江苏、浙江、山东的土地流转费数据明显偏低，实际流转价格应该在1000左右），有的地方因土地流转费用提高而大肆鼓吹报道，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只能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给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添乱!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只种一季水稻的话，亩产一般在600公斤左右，水稻价格在2.4元/公斤左右，种两季的话，每季产量就相对较低了，再加上多一季的人工及农资费用，种两季和种一季的收益相差并不大，这就是绝大多数农民选择只种一季的原因，至少我们湖北大部分地方是这样的。试想，运用何等的高科技，何等的高效设备，何等的现代化管理才能抵消如此高额的附加成本？在这样高额流转费下，能种出低价的粮食吗？可以肯定地说，不能！除非国家再拿出很多的钱来，不光在生产环节进行补贴，还要托底收购，否则，请容许我说句脏话，感觉就像是在逼良为娼。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效率，达到降低成本，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之目的，而土地流转又因高额土地流转费，极大地抬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其结果甚至远高于流转前的生产成本。这不就是用自己矛来戳自己的盾吗？！事实上，国家的补贴相对如此高的流转费而言，还是略显单薄，在农村这种滋生“苍蝇”的环境中，很多没有地方关系的种田大户，对国家那些诱人的农业补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再加很多地方不仅地方配套补贴不到位，甚至还截留挪用中央补贴，这种情况下，粮食还能种下去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农业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担忧，也就不奇怪了。土地流转政策不能改变中国农业的颓势，因为土地流转费这项高额的附加成本，将使因规模化、机械化、高科技等措施所产生的效益化为乌有。建立企业化的法人治理模式，实现农业组织形式的突破，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最终选择。而这种农业模式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土地资源，这种土地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价格不能太高，面积不能太小，要单独成片，能长期使用，可自行改造优化。
中国的土地流转目前很是红火，但基本都是处于一种无序没有章法的状态，为保证社会安定及农民的切身利益，政府部门除了引导，也只能放任自流，不敢有太多的干涉，尤其是现在严厉的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下，更缺乏一些应有的担当和闯劲，甚至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混日子。这种无序的土地流转模式，很难成就中国现代农业尤其是粮食规模化生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流转费过高不说，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间横上几块田就不流转给你，你也只能干瞪眼。还有，张三给你种三年，李四给你种五年，王五明年还在考虑明年让不让你种，这不要命吗？你还能做长远规划吗？连起码的农田优化改造及配套的灌溉系统升级改造都做不成，何谈农业产业化发展！
陈锡文作为农业专家和农业政策的参与者制定者，对土地流转政策也表露了他的无奈。他表示，目前土地流转速度不尽如人意，去年承包地流转率是30.4%，很多进城农民心里不踏实，不愿意流转，流转也只是短期流转，长期转出去心里不踏实。转租这种流转方式带来租金博弈，导致非粮化、非农化问题。
陈锡文称，中国农民在农地流转方面又有新的发明创造。“不流转搞规模经营”的方式发展起来不过两三年时间，已经占到山东总承包地面积的25%。所谓“不流转搞规模经营”即采用托管模式，小农户将土地托管给山东供销社系统、邮政系统以及农业部门的技术推广体系等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集中耕种。此外，在全国很多地方，农民通过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也发展得非常好。
陈锡文认为，小规模农户将在相当长时间存在，但如果通过如托管、入股等方式，和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小规模农户生产效率，也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些方式政策余地大，不必都吊在土地流转上。”
前些时，在今日头条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农村土地流转已死，有事请烧纸！》，土地流转政策是否真的就要给判死刑呢？你猜！
3. 对农村土地确权的思考
前面我已经分析了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农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而土地确权是对土地承包制度的肯定和强化，因此，在我看来，如果把土地承包制看作是中国现代农业通道上徐徐关闭的大门，土地确权就是在关闭的大门上又加上的一把锁，它加剧了土地私有化倾向，也加速了土地荒芜，为中国现代农业增添障碍和绊脚石。
首先，土地确权在我看来是既不公正，也不公平，三十年前分的地，一代人的光阴，各家各户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再加上大量的人员流动，出现想种田的农户无地可种，而不想种地的人手中拥有大量的农田，这也是土地确权的原则制度（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这种原则就是“懒政”原则，就是“刻舟求剑”思维。
第二，土地确权给农民造成一种错误的心理影响，土地确权后，他们就想当然认为被确权的土地就是他的，而且底气十足，在实践中也得到印证。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土地流转是农户个人行为，任何人干涉不得，还有，为了适应未来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等现代农业的模式，国家已逐步开展了土地平整及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进行的非常艰难，为什么呢，因为土地平整及整改，不光是进行平整，还要做一些配套的沟渠、水塘、机耕道路、晾晒场地，这些需要占压一定的农田，这些设施占用谁家的田地谁不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田亩面积的减少，流转费也就相应的减少，因此这项工作阻力重重，协调难度极大。
第三，为什么说加速了土地荒芜，就是因为土地确权加剧了土地私有化倾向，加深了农民对土地的错误认识，理所当然认为国家对土地重视了，土地就应该更值钱了，宁可让土地荒芜，流转费也不能低了，而流转费高了，种粮大户又吃不消。国家土地确权的初衷，是为了加速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中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而土地确权后，高额的流转费让种田大户望而却步或赔钱跑路。
第四，土地确权后，还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后遗症，农户觉得土地要值钱了，一般不愿与大户签订正式的长期流转合同，他们担心时间签长了，价格定死了，如果土地升值了，岂不吃亏了？因此，在没有政府强力干预下，大户与农户大多是临时租种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基本不会签订正规土地流转协议。而现行的国家对大户的补贴政策都要以流转合同为依据，其种植规模也是要通过流转协议汇总出来的，因此，尽管大户种粮几千亩，但苦于没有正规的土地流转协议，面对国家相应的配套规模补贴，也只能“一声叹息”。这对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第五，就土地确权本身而言，不仅要确定面积，还要确定四致，也就是四周的界限，这显然是做了不少的无用功。前面已经说了，土地确权是为土地流转做铺垫的，土地流转只要一个面积数据就足够了，尤其是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是整村整村的大面积流转。另外，国家也同步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原先的田块分割绝大多数也不复存在，这种对田块四致的确认纯属是在做无用功。听说国家已为此耗费400多亿。典型的事倍功半、劳民伤财。
有人认为，对农村承包地的确权，其实质挑明了说就是实行农民承包耕地的私有化运动。就本来三十年的承包期来讲：本身也是一种集体土地慢性的私有化过程。
4. 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思考
三权分置就是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承包土地的农户拥有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是指经过土地流转后种田大户拥有的经营权。所谓的三权分置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看似脉络非常清晰，但却不能解决啥实际问题。这三种权利是如何转化的呢，所有权向承包权转化，是通过土地承包，是国家向承包人倒贴农业补贴所形成没有权利义务对等的一种畸形的承发包模式。经营权是经营者向承包人支付土地流转费实现的，而很多地方高额的流转费（比如说800-1200元/亩）是粮食生产难以化解和克服的成本负担，也是中国现代农业绕不过去的坎，解不开的结。没有流转费或者达不到流转费期望值，你能实现成片规模化种植吗？在我看来，三权分置就是在玩文字游戏，看似华丽的服饰，但它难以掩饰中国现代农业的囧境！！！
有人说，国家搞三权分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速农业的发展，解决农业的融资问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请看看专家学者是怎么说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法律层面，二是技术层面，三是风险层面。
政策法律层面主要是法律法规限制，所谓三权分置，在我看来，经营权直白的说就是在承包权基础上派生出的使用权，这就存在土地流转和不流转两种情况，前者承包权和使用权一体，后者承包权与使用权分离，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农村承包地的所有权是属于村集体的，农民不享有所有权，无论分不分离，使用权都是不能用来抵押贷款。
技术层面主要是指抵押物要估价，抵押物值多少钱？现阶段农村资产资源缺乏专业评估机构和人员，还未建立农业评估的行业标准，抵押物价值认定非常困难，现在很多地方都评估了，但是价值认定是否合理值得商榷，评的太低，农户贷不到几个钱，评的太高，银行不认。还有就是登记部门和银行是脱节的，比方一块地不但有土地承包证，种了树后又去办了个林权证，挖了个坑办了水域滩涂养殖证，同一块地理论上可以用不同的权证在不同银行反复抵押，这就跟房地产市场不健全的时候开发商一房多卖类似。而这个地是否已经抵押过，银行现阶段根本查不到，有一物多抵风险；风险层面说到底是最大的问题，一是缺乏抵押担保机构，谁愿意来担保，谁来兜底？况且担保公司不是慈善企业，是要收费的，也会变相增加融资成本，如果成本过高，这个融资就会失去意义。因此如何担保这个是核心问题。二是农业保险覆盖太低，加大了银行风险；三是抵押物处置难，即使法院支持，因缺乏公开有效的市场，这个抵押物的流动性太差，执行成本很高。概而言之，银行需要独立承担风险，缺乏风险分散机制。
5. 对农村土地承包、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的逻辑推理
先捋捋三者之间逻辑关系，土地流转是为了弥补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的缺陷，其目的是解决农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同时也是要继续维护土地承包制作为“二元体制”下的一种社会保障功能。土地确权是为土地流转作铺垫。可是，土地确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碱地”的原则又明目张胆的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农民享用土地的权利，因此，一部分人吃下了“定心丸”不假，另一部分人吃下的就只能是“摇头丸”了，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没有耕种的土地，他们能不摇头吗？！没有土地作为保障，他们依然活着，甚至是快乐的活着。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土地承包制作为一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土地确权以后，一部分人被保障，而一部分人则被排斥在外，因此，这种本应普惠而实则区别对待土地确权原则，可以推断出从国家层面对土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稳定功能已持松动和放弃的态度。
另一方面，农业政策本身的逻辑混乱，从大量的土地荒芜也可以得以验证。绝大多数农民，而且是对土地享有承包权的农民，也没有认为种好田就能发家致富、衣食无忧。他们也就没有在种田这一颗树上吊死。而恰恰相反，人活得好好的，树却死了——土地荒芜了。土地要真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会忍心让土地给荒芜了？！
想必已经说得很透了，弱弱地问一句，土地承包制真有必要坚持下去吗？！土地确权真有那么大的必要吗？！
在一谈到中国农业应该走那种模式时，马上就有人义正言辞地说这个学不了，那个也不能学，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所决定的。
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别人做得好的，我们为啥就不能学呢？美国农业，我们就不说了，那么欧洲农业呢，他们的农业自然条件又比我们能好多少呢？这是远的，那么作为近邻的韩国、日本呢，他们农业的自然条件应该还不如我们吧。还有就是我们的台湾，还有沙漠国家以色列，还有弹丸之地荷兰，他们在航天科技，高铁技术以及其他很多制造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在农业方面，却倒过来了，差距还不是一点点，还有必要为7%的耕地养活21%的世界人口而沾沾自喜吗？！
美国的自然条件好，农业也很发达，我们可以找借口，那条件远不如我们以色列、荷兰，我们又作何解释呢？我们在强调国情的同时，是否也要检讨我们体制方面的问题呢？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类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农业为啥却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的境地，追根溯源，是体制方面的问题。
中国农业的政策错就错在没能正确估判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没能很好预见国际经济及国际农业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和冲击。中国农业在低水平运行了若干年后，还盲目制定农村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低效农业政策。这种政策的初衷就是过分依赖农业的社会稳定功能，所谓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其结果是苦了农民，荒了农村，穷了农业，害了国家。
曾几何时，诺基亚、摩托罗拉、柯达等是多么响当当的的品牌，就是因为他们的转身有点慢，他们就在不经意中消失了。同样，中国农业若不改弦更张，将错过大发展的窗口期，难以想象，为了兑现30年不变的承诺，还要将错就错，在低效的道路上行走10年......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留给中国农业发展的时间不多了，中国农业没有资本放任自流，随波逐流，而必须是逆水行舟，奋起直追！
正与孙北国所说的，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等不起。不但等不起，而且必须“加大创新改革力度力度，加快农业现什化建设”，这是今年一号文件的标题。
十年，中国必须走完发达国家农业四十年的路。
互联网、大数据、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世界，留给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时间，只有十年。
中国梦，留给农业现代化的时间，也只有十年。
十年，不是一个精确界量，而是一个基于顶层设计确定的清晰发展时间表，一个汇聚资源加快创新发展的时间进程逻辑。
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用十年左右时间，聚力超越。如果我们不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粮食市场占据话语权；如果我们不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有效控制农田面源污染；如果我们不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农民阶层的体制性富裕；如果我们不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城乡交融的大美乡镇；那么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也都难以实现中国梦也难以实现，十年后经济将可能倒退。
十年，唯有凝众志、聚众力！十年，唯有超常规、突破性创新！十年，中国农业、农民、农村必须发生历史性巨大变革！中国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巨大变革，关键是发展模式的顶层设计要突破。
而且我觉得已经到了要尽快下决心的时候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前面已经讲了，在农业的属性和功能上，农民与政府的首要诉求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功能与增加收入的经济功能的冲突。这个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而且国家已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也拿出了很多的钱，但是收效甚微，该荒的地还是荒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而那些拿着高额流转费，享受国家补贴而不种地的农民，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时间久了，再让他们放弃这块利益，可能就有点难了，甚至尾大不掉，出现农村里的“钉子户”。
以上都是在同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换个角度呢？农民尤其是长期辛苦耕作的农民是弱势群体，是国家和社会帮扶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农民身份大规模的转换，他们绝大多数都将成为新的城镇居民，并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不仅享受同等的改革开放及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红利，还在农村享有一块面积还不小的自留地，对外流转，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流转费用，不想流转的话，还可以搞个农家乐或者开心农场之类的，生活质量将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不就羡煞那些向往田园生活的，只能在虚拟的开心农场寻找偷菜乐趣的其他市民。这种状况，一年、两年可能不会有人在意，时间久了呢？这种现状的存在，就使得城市里的新老市民之间（甚至是同为刚刚进城的农民，也存在一个有地，一个没地的情况）产生一些事实上的不公平，也可以说是新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当人们意识到这种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不公平外，而是在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及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时，他们就会有话要说了。又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
前面已经分析了，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形成了一个与城市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两种极不公平的保障模式使我国农村和城市变成了两个相互封闭的社会，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要逐步改变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再说了，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承包制度的存在也难以长久自圆其说。
耕地逐步收归国有，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是中国经济、中国农业健康发展的必然，是改变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必要条件。这里有个小小的分歧，有人认为收归国有这种提法不对，因为农村土地本来就归集体所有，那我就抬抬杠吧，农村土地又归那一级的集体所有呢，都莫衷一是吧！收归国有有啥不好呢！
那么土地收回后，又怎么进行管理运作以发挥出其应有的活力和效率呢？这又是非常大的社会政治经济课题。
我的思路是，建议由政府专门的职能部门统筹管理，采用现代的诸如招投标等模式进行国有耕地的管理。对相应的农业生产企业进行资质审查，在招标文件中对诸如粮食生产的目标、当地农民的就业、对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农业科学技术投入及进步、新农村建设及空心村整治、以及对当地经济带动辐射等重要指标进行约定，并对中标单位进行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控制和检查，总之，要逐步形成一整套相关的体系。这种模式必须兼顾中国农业的两大功能——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经济发展，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吧，因为这是建筑行业非常普遍非常成熟的管理模式。这就是用管理工业的模式来管理农业。
这下问题就又来了，那祖祖辈辈依靠农田生活的农民怎么办？这不是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吗？这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吗？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我想，既然是探讨问题，我们不妨先把问题摆出来，看能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把帽子扣下来，棍子挥舞起来，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解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其前提是必须为失地农民建立完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让失地农民衣食无忧。这也是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关键！
现在有一句话很流行：“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有这句话作为注解，问题就简单多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说到底不就是一个“钱”的问题吗？这么大数额的钱又来自何方呢？
据相关报道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13799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90倍，年均增速高达13.8%。
2015年呢，经过推算，至少在13799×1.138×1.138=17870亿元。按这种增长速度，到2018年将突破2.3万亿。
另外，不是还要对国有耕地进行招标吗，国家可不能再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也就是说，收回来的国有耕地在附加一些条件后，要有偿使用，暂按300元每亩计算，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评估，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再强调一下，这种所谓合理的价格必须兼顾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大功能。
国家一直强调的要保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那就按这个数值计算，这样就会有因土地有偿使用的不小的一笔费用，18亿亩×300元/亩=5400亿元。
曾经有一篇文章，把农村农民分为三类，我非常赞成这种观点。
第一类是“真农民”，指的是常年住在村子里，年纪在四五十岁之间的人，其中还有一些老人和小孩，他们不便外出，收入来源于种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
第二类是“半农民”，指的是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没种过地，今后也可能不会再种地，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里的打工收入，有些人只是春节时回村里住几天。
第三类是“假农民”，指的是户籍在农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一些读过大学在城里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在城里经商做生意的人。
而如今，“真农民”在逐渐的消失。生活在村里的人，其中“真农民”和“半农民”大约各占40%，还有大约20%为“假农民”。也就是说，“真农民”的人数占比不到一半，这还包括了参与种地的老人和小孩，实际真正种地的农民更少。
而“半农民”和“假农民”是不种地的，这样一来，种地的人就随之越来越少，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吧。
从上面的分类和解释不难看出，在这三类农民中，“半农民”和“假农民”事实上已就业于城镇，通过城镇体系来解决其社会保障就简单多了。
剩下就只考虑“真农民”社会保障和安置问题了，这样问题又简化了，人口基数也大幅减少了。
还有，经过近几年的较大力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大量的农村村民入户城市，尤其是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统一，为国家收回土地创造了契机，现在中国广义的农民预计在5亿左右，所说的广义是指农、林、牧等方面而言，也就是说，这5亿农民中，有一部分是牧民，生活在草原，有一些生活在山区，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当然也有在湖区的过着靠水吃水的日子，这些都是与耕地无关的农民，暂不考虑国家对他们的安置问题。剩下就是依赖耕地的，国家要从他们手中把耕地拿回来，并要为他们的生计着想的农民，暂按4亿人估算吧。
前面已经计算过（以2018年为例），一个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2.3万亿元，一个是耕地招标的收入5400亿元，合计28400亿，摊在4亿持有耕地的农民的身上，每人每年可摊上7100元，而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配套的农业投入，也不包括为农村村民变成城镇居民投入的市政配套及教育医疗设施的增加及改善的相关费用。
前面说了，这些钱不是直接发给退地的农民，而主要是用在补充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给予适当补贴，尤其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又无依无靠的农民，国家可以托底养老。作为现在的中国，我想，这个实力还是有的。很多经济领域的专家也说：中国现在“不差钱”。
再说了，这么大的手笔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得有个先试点后铺开的过程，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期、分批、分区域逐步实施，有条件的先实施，条件差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比如说，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发达，本身城镇化率就高，阻力相对较小，可以走在前面，再依次是中部、西部地区。同时要结合国家实施的扶贫攻坚计划，在搬迁扶贫方面进行统一布置安排。
总之，只有彻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以及先进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他们才会义无反顾放弃所掌握的土地，才能彻底解决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安定问题。
社会保障建立起来了，另外一个头痛和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民的安置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多啰嗦两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把农民的安置问题与城镇化进程直接挂钩，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灵丹妙药，陈锡文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说，城镇化就是转移农村人口的过程，总体上中国农地经营规模在扩大。但是城镇短期的接纳人口能力是有限的。城镇化进度对农业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种半截的城镇化，严重耽误农业现代化。”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片面且不切实际，试想，这么多农民一股脑都涌入城镇，他们的就业，他们的生计又怎么安排呢，有人一定会说，不是有社会保障吗？这是两码事。
解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并非要彻头彻尾将所有农民都赶到城市中去。事实上，当国有土地进行集中管理后，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通过合理的产业化规划和布局，土地的使用效率将会充分显现出来，土地的潜力和潜质被充分挖掘出来。原本死气沉沉的土地将焕发出勃勃生机，不仅极大降低农业产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及流通成本，提高中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将中国农业的老大难问题，即粮食生产与销售的困境化解于无形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勃勃生机的农业产业，不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大量的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工人，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人员，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的管理人员，这就给农村新生代青壮年农民提供新的发展机会。除粮食生产外，养殖业，蔬菜、水果种植，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农业物流、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生态养老等行业等，这些都是人工密集型行业，将会为包括中老年农民朋友在内的广大农民提供无限就业机会。
八 希望与期待并致谢
前面我已经分析了，就是因为受制于中国农业的现状和体制，中国农业目前已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土地确权也好，三权分置也罢，都是为加速土地流转做铺垫。看似非常完整的一整套农业深化改革的体系，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和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农业的出路问题，而是在给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埋下厚重的绊脚石，其结果只能是使中国农业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农业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不突破农业用地制度的瓶颈，谈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感觉有点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突破农业用地制度的各类探索和尝试，只能是隔靴搔痒，最多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使中国农业的进步和发展，也一定是建立高额补贴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必然是延缓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标题——“加大创新改革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这已深刻表明：中央已将农业现代化的紧迫性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农业现代化是新四化之首，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强改革和创新，因而，突破就变得倍加期待。
中国农业根本出路就是靠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土地公有制！如果土地私有化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经营都是徒劳的，指望一个土地私有的农业企业把中国粮食安全放在首位，感觉不太现实。只有建立于土地公有制和土地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业，才能肩负起中国粮食安全的社会责任，也才是我国农业根本出路！
在坚持土地承包制度基础上的土地流转，也是走规模经营的道路，也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但土地有偿流转又进一步地加大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成本，也让中国农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再说，很多专家推崇的100亩左右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仍然是小农经济，养不了设备、富不了农民、救不了生态、强不了国家！还会演变成难以控制的重大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看看《郑新立批鼓吹中国农业发展学日本：根本没出路》的视频，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这种模式仍然无法与美国农业相抗衡，无法与其他先进农业抗衡，只有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十八亿耕地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通过国家专业部门集中管理，再通过类似招投标模式所实现的规模化农业模式，才可能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方向！
至此，真的是有些啰嗦了，但还些小小的补充，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农业方面的专家，没有高深的理论基础。但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离开农村这片热土的，那时农民对土地热爱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我对农村的记忆也就停留在儿时的鱼米之乡。城市的喧嚣没能冲谈我对故土的眷恋，故乡的凋敝让我倍感凄凉和震惊，也让我产生了一些冲动，也算是尽一个现代农人的本分，完成了这篇拙作，难免有失偏颇之处，加上时间仓促，有些文章的引用出处有待考证，在此一并表示歉意和感谢。并希望以此能引起对中国农业关心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探讨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提出更多更好的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的真知灼见，并对文中不妥之处提出宝贵的批评指正意见。
孔俊华
2017年8月1日
（作者祖籍湖北孝感，家住福建厦门，系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咨询工程师，现经营管理一家庭农场；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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