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记忆丨周新城：新自由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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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成刚

1934年12月生，江苏常州人。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特批晋升为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2009年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1989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86—200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学术专长：苏联东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苏联演变的原因和教训》、《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论》、《围绕改革问题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学的争论》等。

周新城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学术活动在经济领域主要反对新自由主义。

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研究生。1962年留经济系任教，1964年苏联东欧研究所成立，周新城调该所工作。正因为对苏联东欧的研究，使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反对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观领域反对“新儒学”和“普世价值”观；在历史领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成为周新城在学术研究领域最基本也最为著名的特征。

治学经历

　　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对“要利用高校力量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的批示，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苏东所成立当年，留校任教不久的周新城就调入该所。到1978年之前，周新城的主要工作就是集中精力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的近十部经济理论著作。

　　1978年后，周新城率先开始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并于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作了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发言，后来整理成两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此后，就苏联经济改革的经验，周新城又写了一篇文章，由国家体改委上报。

　　随着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践“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逐渐偏离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导致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思想混乱。这期间，周新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剖析了几个重要的但认识十分混乱的理论问题，如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苏联演变过程和原因的研究等。这是周新城研究苏联问题黄金时期，这一段时间内，周新城完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学术界也影响深远、独树一帜。

　　1986年，周新城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21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上多种思潮相互碰撞，学术争鸣激烈交锋。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对邓小平理论的多种不同理解和解释，因为自己的工作特性，周新城不得不开始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经济理论，并努力运用邓小平理论来回答、解释研究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经过不懈努力，周新城在学术研究上，继苏联东欧问题之后，又形成了他对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成熟的看法。这也是周新城学术研究走向成熟的时期。2000年之后，周新城摆脱了繁杂的行政工作，开始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经济学领域，他着重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着重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东欧演变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认真反思和探讨。于古稀之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又获得丰硕成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思潮

　　周新城的学术思想，首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必须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周新城认为，我国的改革始终伴随着各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缺乏相关经验，错误思潮的干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将这一要求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十分及时的。

　　在周新城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思潮，主要是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学等。这股思潮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要求“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成立“儒学院”，由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来治理中国。另一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邓小平把它们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国内外敌对势力在中国竭力宣传和推行的思想，主要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股思潮的性质以及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两者也有共同之处，即都反对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有时出现同流的趋势。

　　周新城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干扰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可以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蔓延、泛滥以及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后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适应不同情况，出现了多种变化形式。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价值观领域，主要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历史领域，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各种形式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大一样。在我们党提出市场取向改革，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时候，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泛滥；在党的十七大前夕，我们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时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蔓延；当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主要是“普世价值”盛行；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贯穿始终。

　　这几种思潮，从政治目的来说，它们都要求我国放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要求以美国为榜样，有的要求以西欧为榜样。”周新城说，在政治上，它们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采用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它们要求废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上，它们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

　　从世界观来说，它们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性论是它们的出发点。它们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当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然后由此得出各种政治结论。在政治上，它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那种自由、民主、公平看作“天赋人权”，看作上帝赐予的东西，认为其具有“普世性”，进而要求按照这种价值标准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它们把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自私思想当作人的本性，从而得出私有制永恒的结论，要求实行私有化。

　　从历史观来看，它们主张的是历史虚无主义。它们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告别革命”。它们集中力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迷误。认为那时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近代文明的主流”。因而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民主专政等一概予以否定。

“由此可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确保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保证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周新城说。

新自由主义批判

　　上世纪90年代后，在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盛行，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引起周新城的警惕。

　　周新城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反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国际性思潮，它在政策上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美国竭力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希望中国的改革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其目的就是把中国的改革引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这一点，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后来俄罗斯的改革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国有一些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由于他们控制了经济学的话语权，一度造成西方教条主义泛滥。洋迷信盛行的后果，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也对我国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误导。”因此，开始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周新城认为，对新自由主义应该作科学分析。新自由主义中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分，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但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我们必须坚决进行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包含两点：一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主张私有化；二是从市场经济万能论出发，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调控。

　　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经济人”假设。就这一点而言，新自由主义同西方经济学其他流派是没有区别的。然而“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周新城说，它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想。利己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自私自利作为一种观念，它既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也不是人亘古不变的本性。它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自私自利思想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经济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起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在现实社会里，所谓的“人性”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性，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人性，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性，新自由主义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人性，说成共同的人性，并据此分析各种经济现象。

　　“经济人”假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它被一些人作为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是这样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那么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只能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而公有制是同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公有制注定是没有效率的。结论自然就是，改革必须把公有财产“量化到个人”，实行私有化。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炮制了种种私有化“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只有把国有财产落实到个人，产权才是明晰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搞市场经济；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必须“国退民进”，国有经济的规模应该限于保证私营经济正常运转。

　　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也许是最具有迷惑性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进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新自由主义竭力鼓吹的是市场经济，这样一来，似乎我国的改革方向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有人据此认为我国的改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经济和否定改革。周新城认为，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这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若干共同之处。在改革中，我们也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益的东西，借鉴西方国家实施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但是，就指导思想来说，即就改革的方向、原则和目标来说，我国的改革同新自由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不是要不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于两个问题：一是搞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搞什么模式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还是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条恰恰是我国进行市场取向改革时，两种改革观对立的地方。决不能认为凡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必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也决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

　　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客观上存在一个问题：这种方法、手段由谁来使用，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使用它来为谁谋利益。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是同哪种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方法、手段从来都不会孤立地发挥作用，总要同某种主体相结合才能运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市场经济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服务。而新自由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同新自由主义根本区别的地方。

周新城对市场经济的作用进行了反思，他批判市场经济万能论，反对笼统地提市场化改革，强调非经济领域（包括公益事业、政治领域等）不能按市场原则办事；即使是经济领域，也不能片面地夸大市场经济，完全否定计划的作用。“除了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原则分歧就在于，市场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运行模式。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指出它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因而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我们要建立的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改革要把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手段由计划改为市场，使市场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但从整体上说，仍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注意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而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完全否定计划，主张市场经济万能。他们推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显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矛盾的，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周新城说。

苏联东欧研究

　　周新城表示，对自己学术思想影响非常深刻的两本书，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1956年）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1956年）。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世界上出现了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特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思想浪潮中，周新城通过反复揣摩、不断反思，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论的巨大力量，看到科学的方法论是如何指导理论家和革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真理的。于是，他开始自觉地结合客观实践探索基本理论，运用基本理论回答并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一论》与《再论》教会了我应该怎样研究苏联问题。”周新城说。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后，周新城开始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开始，他在掌握、分析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苏联农业问题，先后出版了《苏联农业管理制度》、《苏联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改组》和《苏联农业》三本专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问题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周新城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苏联东欧经济改革上来，陆续为国家体改委撰写多篇上报材料。那时，国家体改委一遇到苏联东欧国家的问题，就找他去讨论、研究。那段时间，周新城先后出版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匈牙利经济体制研究》和《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等专著，发表了上百篇论文。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改革内容、过程的仔细分析，周新城教授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东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发展生产改进经营的内在动力是传统体制的严重弊病。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越来越复杂，这种僵硬的、完全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企业没有积极性的体制的弊病暴露得越来越清楚。因而，经济体制改革是苏联东欧国家共同的、客观必然趋势。周新城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归纳起来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坚持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但有限度地扩大企业自主权，有限度地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体制；一种是南斯拉夫式的，实行企业自治，并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体制；一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匈牙利式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三种经济体制模式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

　　戈尔巴乔夫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使苏联解体，在大量分析历史资料并找出内在规律性的基础上，周新城分析了其历史逻辑，得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他认为，第一，改革的必要性不等于垮台的必然性。如果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并执行一条错误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路线，那么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结局就不可避免，而且无可挽回。第二，各种具体因素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属于外部因素，它通过“内因”的传递对苏联演变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为演变提供了一种潜在可能，它能否成为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罪魁祸首，他倡导的改革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于是，在一片“改革”声中，社会主义被葬送了。第四，如果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苏联演变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它不是客观的必然趋势，而只是发展中的一种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