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下午，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在中国科协举行，屠呦呦先生参加活动并发言，她回顾了研制青蒿素的艰辛历程，并说出了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这个诺贝尔奖成为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发挥自身能力和实力，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沈岩，中国科协副主席陈赛娟，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巴德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北大教授饶毅，以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吴海鹰等参加座谈会。
活动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主持，座谈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特地打来电话，对屠呦呦先生荣获诺贝尔奖表示祝贺。
屠呦呦发言全文：
2015年诺贝尔奖公布以后，这个公布是中国科学家全体的荣誉，同时也是标志着中医药研究达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确实是一个比较高度的认可。因为今年十一就有美国的哈佛大学给了一个奖，因为我的健康不太好，没有去，而现在又一下子公布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也是比较突然的。
回忆当年中医研究中药所团队为发现青蒿素所做的艰苦奋斗，因为那时候是文化革命，当时团队大协作，有力地促进了青蒿素的研究、生产和临床。为了人类健康事业奉献了一份来自中国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青蒿素，在美国的拉斯克奖也是这么说的，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礼物。大概是1964年，由中科院牵头，后来有七个省市联合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也做了工作，但是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我是1969年接受的任务，那时候我们中医研究院是全部搞文化革命，全部工作一切都停止了，但是后来我们领导单位说这是一项重要的、时间很紧迫的一个项目，后来就接受了，让我接受负责组长的任务。
当时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底从何着手，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时候因为我是1951年在北大，后来在北医学习，毕业以后1955年，中医研究院刚好在这一年新建，我就被分配到这个单位，后来又学了两年半的中医。通过国家的培养，中西医学能够有机会接触多一些，我觉得这有一定的基础来接受这个任务，我当时考虑怎么做呢?开始走中国的传统医学，还有人民来信，民间的方药，大概找了200多个药，最后有2000多个中药方，那时候中科院为主的也做了很多工作，后来640方药为主的那时候都是油印成册，也送给他们，请他们转达给各地方作为参考，当时各地方已经无药可做了，我们做也是难度很高的，做出来也不太有效。
后来一直再反复的研究，才通过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个方很简单，青蒿一把，加水把它碾一下，压出来的水口服下去对疟疾还是有用的。后来回顾我们当时做的，一般做的中药是水煎，考虑可能有一个温度破坏的问题。还有挤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药用部位的问题，还有品种的问题，有药用部位的问题，还有采收季节的问题，更关键的还有一个康复的问题，从这四个方面实践以后，才能找到有效的部位，才能够有百分之百的抑制率。这个工艺比较简单，后来我们分步来做，其实青蒿一大堆都是杆，这个杆根本不含有青蒿素，只有一少的一节才有青蒿素。但也不是很简单的，我们分解出酸性和中性两种，酸性功能是没效的，而且毒性比较多，把酸性去掉以后，留下来的中性部分才是能够有百分之百的有疗效。这时候时间是夏秋的时候，在青蒿体内就产生了青蒿酸，所以等等，经过反复的实践才把古人的这句话变成我们实验的方案。
因为很多年没有做出来这个工作，大家对除疟、抗疟，能不能准确的反映临床的疗效，有这个问题，大家也都怀疑这个问题。做出来以后，那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但是这个项目开了一些内部会议，其他的一些同志也都参加了，也不保密，讲了这个，当时办公室下令，这个比较好，今年必须上海南临床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效。当时来讲，所有的工作停了，药厂都停了，根本没有人能配合你的工作，工作很辛苦，我们当时只能加班加点做出来。
还有上临床也要保证病人的安全，那时候有不同的看法，说毒性没做得很细的，那怎么办?假如说这一年不去临床，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就不好进行，又耽误一年，这是军工项目，是分秒必争的。当时我们跟领导写报告，我们愿意以身试毒，起码有三个人到医院里，当时就是探索和探路，最后也证明没有什么毒性，而且大家这三个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准备到海南，为了可能有一些要增加药量的可能性，这一年我们拿下了30例，得出的结论还是挺好的，这是第一次的关键问题，所以拉斯克奖里提到中医研究三个第一，就是说谁先拿到百分之百的抑制率等等，从这个角度他们确实做了很多调查研究。
衷心感谢大家开这么一个会，我也愿意把这个过程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回来以后，我们都要汇报，每年都要开会，每个临床结束以后都要开会，我都报告30例的结果，大家都很振奋，很多单位都想做这件事，那很好，大家都来做，青蒿素含量只有万分之几，像云南、山东有一些资源，资源好了，条件也可以简化一些，为什么说这也是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回来以后有基础，心里比较踏实，一方面要进行化学的工作，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化合物，原来抗生药不是没有，在中药传统是用“常山”比较多，这个药不是没有效，但是副作用比较大，吃下去就呕吐，葵宁、路葵这一类都产生耐药性。所以我们就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化学结果，分子量、溶解。因为这个有效物质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有效物质要找出来，这个过程也是很艰苦的。后来大家都找到了一些固体，后来就发现青蒿素了，青蒿素确实是抗虐疗效是百分之百的，下一步青蒿素也必须上临床，这里曾经出了一点问题，为什么?拿起以后不是很理想，这不是有问题的吗，就要求把海南岛带去的配方带回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因为是没问题的，问题是碾压也压不碎，我们根本没有参与这个工作，他们把这个拿给人家做，可能崩解度出现问题，这时候再耽误也不行，又是明年的临床时期，我们后来马上说青蒿素直接放到胶囊里去，马上到了海南做了几例，确实疗效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化学已经定性了，确实是青蒿素，但是后来大家都做，提出来的东西，临床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也都做了很多工作，最后把这个药做到上千例，我们自己单位才做了500例，按现在临床不需要做这么多，后来大家做了几千例的总数。
1978年开科学大会，我去领奖状，是因为我们的课题组中医研究院中药所课题组得了这个奖，我作为组长上去，这个奖状现在还在。1982年就领了一个中国发明奖了，那时候有六个单位，但是中医研究中药所还是放在第一，我只是把这个证书领来了。一直到1981年WHO也了解这个情况，邀请卫生部来中国召开第一次青蒿素国际会，这就是81年。他们来了七位专家，英国、美国、法国、印度等等，因为统一来开会，全部做了报告。他们确实还很赞赏，说中国人能够用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搞出来这么一个抗疟新药，所以他们对我们是表示非常自豪的，这个青蒿素不是一般的增加了一个抗疟新药，而是有它的化学结构，还有这个方式跟以往的抗疟药不一样，就说这个药今后的发展前景会比较好，而且可以再发现新的抗疟药。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一次是获得诺贝尔奖，前几年化工出版社邀请我写了一本书，可能大家有兴趣看看。
现在诺贝尔奖是被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全面认可，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而且是当年大家集体共同工作的同志们的荣誉。我是这样想，这也说明了中医药，这也是毛主席说的，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说明确实有很多精华值得我们用现代科学，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很多新的手段，如果能够两者结合起来，还会找出一些创新的问题，肯定是这样的情况。这一次诺贝尔奖也给我们一个鼓励和激励，新的激励，就是我们这五千年的历史是有自己的优势，古为今用，所以我也在这儿呼吁，这个单位很多领导我也是很感谢，代表各个方面的，如果对医药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因为现在确实病还是比较多的，健康问题也还是比较多的。当然也不是说都是搞中药才能为人类健康服务，因为疟疾当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确实是不得了的，现在来讲，WHO提出来因为有一些东西很容易产生耐药性，他们提出来要联合用药，尽量不要使它产生耐药性，十年不可能一下子找出新的药。我现在已经老了，确实也有担心，联合用药的问题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联合用药并不是说随便加在一起就可以，已经产生耐药性的药都弄在一起，这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今后要共同的研究。
青蒿素是一个全新结构的药物，而且它的优势是活性比较强，毒性比较低，我们这些年并没有很好组织进一步深入，一直到现在抗疟的机理也没有弄清楚，清华大学有一位周宾(音)的同志也在很努力的做，曾经我得了拉斯克奖回来以后，他也开了会，组织很多单位一起写一些，希望获得经费，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个新药把它机理搞清楚，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也在努力做，因为还有别的病，比如说免疫病，在国际上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协和追我很紧，希望让我快点弄出来，比如说红斑狼疮这些问题，曾经已经得到同意，可以上临床，协和在这个领域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多，最后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这也成问题。
我这一次的心愿就是建立新的机制，现在我们的国家要深化改革、正好诺贝尔奖来了，我觉得很多年轻同志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实力，成为新的激励机制，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不一定是医药领域，各个领域都会不断有创新的问题，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怎么样使这个成为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北大是我的母校，院长去了，带了很多年轻同志，昨天晚上清华去了三位同志，有一个是学生会主席，都是很年轻的。他们根本不是学医药的，他们已经在7点钟在那儿等着，可见年轻人现在想奋发图强，希望我们这个诺贝尔奖作为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世界和中国做出更大、更多的事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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