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作为一种社会规则或“精神制度”，特定的理想信念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并通过教育手段普及化、社会化，进而广泛地指导人们的能动性实践；而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推动现有的“精神制度”及其教育模式朝着人们意愿的方向发生变革。这就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动态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成败，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摘要】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萌芽于近代俄国社会民主运动，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锻造于开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发展于热情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模式。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人逐渐丧失理想信念，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错误路线，导致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最终走向终结。反思苏联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教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原则；立足于中华民族自信，传承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红色基因；坚持实事求是，开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国道路。
列宁号召要在实践上重视思想教育宣传，要求“在各地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关心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工人的所谓地方经济据点，即由党员开设的饭馆、茶馆、酒馆、图书馆、阅览室、蒂尔等等”，“社会主义思想正通过或者将要通过往往是我们无法探索到的道路来影响无产阶级群众”。通过积极的组织动员和思想动员，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建立党小组，向他们提供秘密书刊，军队里党组织的活动为后来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做了组织准备，而列宁将党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结合起来，为党在军队和地方保存了实力。列宁思想指引着俄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四月提纲》指出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国家与革命》提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式，《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明确武装起义的紧迫性，《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拟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方针和措施。列宁充分发挥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列宁领导下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三）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巩固
列宁逝世后，面对党内思想纷争，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强调“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面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怀疑论，他指出，“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谁还愿意去建设呢？所以，没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削弱无产阶级从事这种建设的意志”。他坚定地宣称，“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赋予他们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胜信念，进而把这种信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极富吸引力的发展目标激励人民，使人们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身于“社会主义竞赛”，自愿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榜样。在斯大林思想的鼓舞下，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
在学术领域，斯大林确立共产主义科学院（原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为苏联的科研工作计划中心，负责协调全国范围的教育科研工作，并由中央宣传鼓动部负责具体调配，确保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威。在文学艺术上，解散“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及其他文艺团体，成立由中央统一领导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艺术协会。在组织管理上，把中央文化宣传部扩大为五个部门，领导思想文化教育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掌握报刊、学校、科学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领导权。在教育体系上，建立完备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体系，联共（布）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马列主义基本课程；基础教育大力开展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等；各级宣传机构在社会范围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斯大林强调，“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政治学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共产主义大学。这也是一种机关，党依靠它们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让他们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会主义的种子，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从而把党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联系起来……党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条战线上加紧努力，加紧培养和训练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
斯大林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时，斯大林要求共青团积极分子要“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们的理论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些自觉性的共产主义工作……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能够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以及其他的社会机构中，党支部、工会、共青团、少年先锋队等党团组织始终从事着广泛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例如，工会组织专门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和优秀生产者陈列橱，展示优秀人物的相片及其成就；共青团开展以追忆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事迹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少年先锋队积极参加以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和文艺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宣传活动等。这种党团活动机制形成于列宁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得到发展并兴盛起来，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进一步强化了人道主义思想。1988年，苏共提出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强力推动“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的多元化”，这标志着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已发生根本转变。与此相应，戈尔巴乔夫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根本改革。例如，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其条例草案，调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把《苏共党史》改为《二十世纪社会政治史》，把《科学共产主义》改为《现代社会主义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改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改为《伦理学和美学原理》，淡化这些课程的意识形态色彩。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彻底颠覆了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论逻辑。
（二）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应当是厘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坚持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传承，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自信。而苏联共产党历届政权更迭的非常态化、苏共党内派系争斗的惯习化、苏共领导人理论素养的严重缺失，都是苏联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违背历史逻辑的表现。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上掀起大规模的反斯大林运动。苏共二十二大再次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和理想信念的动摇。以此为突破口，赫鲁晓夫放松意识形态监管，借助文学艺术领域的“解冻思潮”，全盘否定斯大林，企图建立对他的新崇拜。然而，否定斯大林，不仅否定了苏联取得的历史成就，严重损害了苏共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冲击了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导致出现了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开启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经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盛行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了一场以揭露“历史黑暗面”为主题的历史反思运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乃至学术会议、课堂、教研室活动，都被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所充斥。1988年，苏联教育部门要求销毁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并取消历史科目考试。1990年，《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出台，取消审查制度，推行媒体自由化。到苏联解体前，在办过登记手续的报刊中，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苏共彻底失去了理想信念教育的舆论阵地和话语权。社会上出现的大量非正式组织，大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煽动民众情绪，操纵着各种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运动以及民族冲突等。当时苏联出现2000-3000个政党，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形形色色的党派活动，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整个社会弥漫着历史虚无主义气氛。苏共领导人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否定列宁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历史逻辑。
（三）违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社会主义实践沿着科学发展轨道前进，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均陷入“超前”判断的悖论，忽视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把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设成为脱离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赫鲁晓夫在1959年宣称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又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称“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社会上已不再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集团逐渐靠近，克服它们之间的差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已经巩固，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单一的社会’”。此后，苏联各级党校在重点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上，要求学员着重掌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70年代，苏联社会所有阶级和社会集团互相接近的过程继续下来了。这是一个客观的、而绝不是自发的过程。党和国家的社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人们不分阶级的社会”。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一理论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应有的思想武器。相反，这种超前发展的理念误导了苏联人民的思想意识，造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认知，严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风气，导致苏共理想信念教育并不能深入民心，人们对理想信念产生怀疑甚至抵制情绪。20世纪70年代，苏联社会普遍存在“言行不一”的“双面人”现象与日益增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为制度崩溃提供了社会基础、“思想源泉”与“人才储备”。当戈尔巴乔夫采取一系列动摇社会主义根基的措施时，在党内外几乎未遭遇太大阻力。可见，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超越实际的判断，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相距甚远，以这种判断为依据制定的理想信念教育措施，缺乏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实践基础，严重违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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