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印钱：世界面临重新洗牌

满清失国的理由，在于由几百万少数民族控制四亿汉人，它完全没有社会动员的力量。终清一朝，满清皇室对汉人都持压制态度。1840年代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从未进行过真正的战争动员，几万清兵疲于奔命，进行全国范围的轮防，靠两条腿追着英国人的战舰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不敢：一旦汉人全面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军事力量，那推翻满清朝廷只不过是举手之劳。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满清束手无策，总动员令根本就不敢下。只有曾国藩组织湘军，他的学生李鸿章组织淮军，将汉人武装起来，最后纯粹依靠民间武装力量，就将祸乱中国的长毛贼剿个干净。整个过程中，满清朝廷除了添乱之外，没有一兵一饷的助益。

 

这么看起来，汉人只要动员起来，那绝对有翻天覆地的力量。但是这种动员力量吓坏了朝廷，传统儒生曾国藩又不敢造反，最后逼得曾国藩解散湘军，郁郁而终。此后满清统治的主基调就是打压已经动员起来的汉人，慈禧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和李鸿章怄气。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主因，就在于慈禧坚定的制止李鸿章的北洋系的任何社会动员，甚至朝廷还要把军费抽走去修皇家园林。满清对汉人动员起来的结果，惊惧到了骨子里，即便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西逃，满清朝廷也没有任何全国总动员的打算。于是4亿中国人，就此自废武功，被西方列国反复的蹂躏，毫无还手之力。
 

整个清末的对外战争，都是不对等的战争。中国从未真正进入过应战状态，从未真正的征发士兵，集中资源，来打一场国战。最多就是几万缺乏训练的八旗兵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罢了，国人基本上就置身事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要是有哪个国人脑子一热，动员社会力量掺和一把国战，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满清朝廷当成造反分子给砍了脑袋。于是就这么几十年如一日地看热闹看下来，在国人的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就是：这国家大事，和我就没啥关系嘛。这大概算是国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起源。
 

满清压制汉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四亿汉人缺乏社会动员力量，难以动摇几百万满族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满清朝廷也没啥值得一提的武装力量，应付社会动乱的能力很弱。就这么拖到1911年，盛宣怀打算把湖北通往四川的铁路工程收归国有。老实说这个铁路工程原本由民间主办，基本上就是在瞎搞，各路主持的人马全都在贪污，在民间募集了上千万的银子，铁路的影子都看不到，连路基都不知道在哪里。盛宣怀的手段算是强硬，整条铁路收归国有之后，交给外国人主持修建，至少花了钱还能看到路。但是另一方面，他要这么一整，原本的贪污行为就要大白于天下，贪污犯们必须把吞下的银子都吐出来，这下大家都受不了，于是彪悍的四川贪污犯们就开始闹事，把过来查账的官员统统都砍了头，史称“四川保路运动”，这基本上是贪污犯的拒捕行动了，跟什么民族大义根本扯不上关系。结果满清朝廷也没力量镇压，想来想去，好歹从武汉调了点兵过去，没想到武汉又开始闹。然后全国都开始闹，最后的结果，就是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朝廷，因为几个贪污犯闹事，就此失国。整个过程看起来，就跟开玩笑似的，基本上就没打仗。然而我们仔细一回顾，这个朝廷根本就没有社会动员能力，当然也没有发起战争的能力。只要乱起来，不管是怎么乱的，哪怕是几个贪污犯公然拒捕，这个朝廷就算是完了。

 

接下来就是纷纷扰扰的民国时期，一开始当然是北洋系唱主角。这个派系缘起于李鸿章的淮军，算是拥有一些社会动员力量。北洋系自个有工厂，有遍布全国的码头，有轮船，算是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物流体系，跟洋鬼子比说不上强大，至少比国内其它力量要强。遵守工作纪律的产业工人随便组织和动员一下，摇身一变就是高素质的职业军人。这都是北洋系的底蕴。所以满清的江山，只能交给北洋的人马，也就是当时北洋系的代表，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的悲剧，在于他也只不过是北洋系的一个代表而已，他无法全面控制北洋系的资源，他旗下的各大军头，各有各的地盘和势力，老袁要下令轮船招商局运一船大麦到陕西救灾，伍廷芳可以毫无理由的拒绝，袁世凯还真拿他没办法。

 

袁氏当国，就在干一件事：整合资源，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动员力。可惜这事情不容易。北洋系自己就山头林立，根本整合不动;至于被满清压制了200多年的中国平民，就更加难整合了。曾国藩当时还有大义作为社会动员的名头：保家卫国杀长毛。袁世凯啥办法都想不出来，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活人都能被尿给憋死。当然他最后确实也是因为肾病被尿给憋死了，算是当时中国人对于自己孱弱的社会动员力的最佳注脚。

 

就那会，人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中国人已经200多年没被动员过了，都疲了，个个都是老油条。敌人杀到面前了，还能动员一把，比如被天平天国的长毛们蹂躏的湖南江西。其它时候，那真是自私自利成性，等闲绝不掺和国家大事，哪怕八国联军打到家门了，照样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热闹，顺便还要跟洋鬼子做做生意，卖个茶叶蛋啥的，袁世凯想要在这种僵化的社会氛围之下，完成社会总动员的任务，就像只手想遮天似的，纯属自不量力。他自己的北洋系都整合不来，更别说其它地方的实力派了。所以袁世凯最后打算称帝，以皇帝的名义，获得大义的名头，试试看能不能作为整合社会资源的最终手段，结果各地的实力派根本不给面子，一团散沙惯了，下意识就抵抗整合，看到你老袁摆出一副要吃干抹净的模样，立刻就起兵反抗。所以袁世凯称帝这个事，也谈不上倒行逆施;至于蔡锷起兵反袁，更谈不上英雄。无非就是乱世儿女，寻找救世的手段，各有不同罢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彻底进入一团散沙的状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往国外一看，社会动员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欧美模式，简单说起来就是拥有社会资源的资本家们搞选举，得到最多选票的资本家代表，当然就拥有最大的社会资源，这家伙一声令下，至少投他票的资本家们，愿意出人出力。其它资本家抵抗不了大势，也只能跟着贡献资源。这算是一种精英模式，有文化的有教养的资本家们，靠社交沙龙里的合纵连横，用选票来完成社会动员。另外一种模式，是苏联模式。大名“国家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充分发动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力量，从基层群众开始整合，动员最广泛的民众资源。这家伙要是整合起来，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精英模式之下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想想就能明白：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除了用以糊口的那点资源之外，其它所有资源都能贡献给国家!所以苏联能以一国之力，和整个欧美分庭抗礼。你资本家们的精英模式，能集中多少力量?你能把整个企业都献给国家?你自己不吃香喝辣了?今时今日“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臭不可闻，简称就是“纳粹”，在当时那可是治世救国的良方之一，在全球的知识分子心目中，那真是有震撼性的启蒙意义的。

 

接下来的中国，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模式的较量：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共，与以精英资本家为基础的国民党，以中华大地为棋盘，以四亿人的命运为棋子，竞夺民心，逐鹿中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中共搞的最基层的社会动员，广泛发动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斗个地主老财啥的，斗完了，大家把他的田地分了，这还没完事呢，接下来就是极其酷烈的税负。在中共占领区，税不是按比例抽取的，而是实施配给制。斗完地主分了田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只能按规定的分量留取一小部分用于糊口，其它部分都要上缴。

 

这社会动员力大得惊人，国民党的老蒋根本上就是望尘莫及。想想老蒋的苦处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资本家群体根本就不成型，能贡献的资源有限。而广袤的农村的地主们极难动员，资本家政权之下，政府的触角根本吸取不到农村的养分。长年苦于社会动员力太弱的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一筹莫展。现在中共如此有效率的动员办法出来，并且成功地搞了好多个根据地，没事还秀一把肌肉，两千五百里长征都死不了，走到哪里活到哪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就没有适用地域上的限制，有个十天半个月，一通大字报加几次批斗大会，就能最广泛地动员民众集中资源，这赫赫威名，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所以我们这么回头一看，在社会动员能力上，中共天生就比国民党要强，就更适应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适应这个被满清抑制了200多年的中华民族。没敌人就制造敌人，没大义就制造大义。地主老财欺压良民，这就是最好的社会动员理由。这个理由一打出来，自私自利的国人自动就会跟上，上了船之后，才知道接下来的船票，是要用全副身家来买，这时候想下船都来不及了。这个玩法，中共玩得炉火纯青，比纳粹党那套拿犹太人当敌人的玩法要高明得多。犹太人的遭遇现在是人人同情，但是一直到今时今日，中国当年被冤死的地主老财，那可都没能获得一个正确的评价的，那可都还是遭受千人指万人骂的。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在于民众力量的不可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玉石俱焚。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固然可以拥有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一旦成型，就无法自动消散，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纳粹动员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力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向全世界宣战，以宣泄力量。而老毛动员了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让人民自己斗自己，最后在一次惨烈的文革之中，将中国积蓄了三十年的群众力量，消耗得干干净净。

 

目前来说，全世界最普遍的治理模式，仍然是精英模式，资本家动员模式。精英们在沙龙里彬彬有礼的博弈，能整合的资源固然有限，但好歹能实现自律，整体可控，破坏力非常有限。而国家社会主义的草根模式，动员能力固然非常强大，然而破坏力也惊人，草根也没有自律能力，一团散沙一旦聚合为沙球，只能是顺势翻滚，将挡在前面的生灵，消灭得一干二净，直到碰到最坚硬的钉子，被撞得粉碎，才会停止破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搞经济的方式，仍然是最为传统的草根动员模式。作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产业工人是中国制造业兴起的决定性力量。而产业工人中最为庞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现在总数高达2.6亿的农民工。这些人怎么来的?这是我们的基层政府，运用最传统的人盯人策略，一个个的动员出来的。改革开放后，东部城市的市长和中西部城市的市长见面，基本上都是谈农民工问题。前二十年是中西部想主动往东部送人;后十年是东部想从西部要人;最近这几年，是西部想把人从东部挖回去。这个国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搞制造业没钱?用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补贴工人。修桥修路没钱?集中资源!举全国之力完善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哪怕西部穷到一家人穿一条裤子，也要把东部的高速公路网修起来。

 

中国人也认这一套，几乎是毫无怨言。90年代很多西部的学生第一次走出家门，到了北京上海读大学，出火车站广场一看，当场就能被那繁华给震到呆傻掉。中共的这种社会动员能力，真是让世人震惊。中国因此在第一次产业大转移的浪潮中，迅速抢夺到了最大的蛋糕，欧美要往外转移基础制造业，那真没其它国家可以和如此有效率的中国政府竞争。

 

然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经济，将整个中华民族充分动员起来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都被经济绑架。此前我们动员群众的方式是创造假想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方式则直指人心深处最深处的欲望：共同富裕。我们编造了一个人人都富足的未来，我们用无所不入的宣传机器让每个人都相信未来会丰衣足食。我们使用了最强大的动员力量，将2.6亿的强壮的农民驱离了农田，让他们进入了制造业领域，将他们培养成了有组织的制造业工人，给了他们在城市定居的希望。我们强制无数的国企员工下岗，让他们下海搏浪，经受商业文化的冲击。我们将生老病死统统市场化，让资本的腥臭蔓延整个大陆。我们搞起经济来不遗余力，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越了此前三十年的想象。那么，我们在经济下行的这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一次，我们能控制住从未有人控制得住的草根的爆发力量吗?那早已焚烧起来的燎原大火，会烧到我们自己身上吗?

 

这个已经没有了伟人的时代，这个草根当道的时代，这个最渺小的人也能发出最强硬声音的时代，这个诸神的黄昏，将会看到一次什么样的落日?

 

第一章 纸币时代的终结

 

自从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商品交易就开始了。早期的商品交易无非是以物易物，尤其是国际贸易，一般都是以物易物形式。中国古代流行的铜币，跨过丝绸之路，进入中东地区，就变成垃圾，阿拉伯的弯刀战士们热爱的可是光灿灿的金币。真正的国际货币的出现，还得等到大英帝国一统江湖，在全球到处建立殖民地，将英国的金本位体系移植给全世界。英格兰发行的金币，是大英帝国征服全球的利器，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国发行美元还牢靠的多。

 

拥有全球唯一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英国佬，可以躺着挣钱，也就是“钱息”。钱息这个词，实在是能让这世界上稍微有点势力的国家都红了眼睛。发行一枚价值一英磅的金币，金含量可以只有0.7英镑，大家照样信任它的信用，相信可以拿着这枚金币去大英帝国央行换取到足额的金子。这差额部分，就是“钱息”。政府的7毛钱能当1块钱用，这种好事去哪里找?所以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自从建立起来，就遭遇到疯狂的挑战。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欧洲强国至今和英国的关系不好，就是在那个混战时期留下的宿怨。

 

英国的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强势崛起，雄霸天下，成为世界黄金储备第一的国家，取英国而代之。英国就此沉沦下去，现在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要注意的是：拥有国际铸币权的国家，挣钱挣得太容易，后果就是产业空心化。躺着铸币挣钱，谁还愿意干实业啊?铸点钱出来做贸易就得了，工厂这种又苦又累的活，还是让德国人去干吧。英国的铸币权维持了足足两百年，其后果就是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国，竟然就此变成了一个买空卖空的贸易国，制造业几乎就归零。这种产业空心化文化又影响了它的殖民地香港，使得香港逐渐抛弃了乃以起家的制造业，建立起一种畸形的金融买办型经济体，富了少数人，而大多数港人却陷入无业可就的窘境，对未来充满绝望。

 

美国从1940年代抢下国际铸币权，维持着金本位的体系，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初期，终于支撑不住了。金本位结束的理由只有一个：黄金产量太小，不足以支持全球日益强大的制造业交易需求。1970年代初期，全球的黄金总量也就是10万吨不到，扣掉各种首饰、家庭储藏以及工业需要，能作为货币发行储备的黄金撑死了也就是5万吨不到，其中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1万吨出头，按当时的金价计算，也就是价值100亿美元多一点。而当时各国的制造业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打完了仗，全世界都在专心致志的发展经济，国与国的交易需求旺盛。对比当时美国过万亿的GDP，英国德国法国各自2000亿左右的GDP，这点子黄金塞牙缝都不够，拿来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担保，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勉强维持金本位制度，根本就纯属痴人说梦。所以尼克松总统毫不犹疑地废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美元从此作出纯粹的纸币，获得世界货币地位。它的信用纯粹由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担保，而不再由贵金属储备作为担保。全世界也都欣然接受。美元时代，或者纸币时代，就此降临。

 

然而，这一次美国人印纸币，与上一次英国人铸金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整个游戏规则都被颠覆了。铸币权不需要强大的实业基础，贵金属本身就有信用，英国人只要维持住军事力量就够了。印纸币就很麻烦。纸币本身没有信用，它的信用完全依赖于发行国的实力。拿着美元的外国人，要能在美国买到他想买的商品，最好是能买到本国买不到的商品，商品类型越高档越好，商品质量越精细越好。所以拥有国家纸币发行权的美国，骨子里就有往高精尖上发展的冲动，创新是人家的本能。虽然基础制造业被转移到了中国，但是老美从没放弃技术研发这一块，高端制造业始终牢牢的掌握在手中。制造业的最高水准，还是得看美国。1970年代之后，历次工业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发生在美国，这不是偶然的。信息技术革命完全是由美国人带领，其它国家基本上是在打酱油，这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么一看，美国人的霸主地位，还真没法撼动。要实业有实业，要航母有航母，没事就技术革新一把，全世界拍马都赶不上。勉强能在几十里外踉踉跄跄跟着的，就成了二流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中国大概在百把里外旁若无人的原地踏步，拿着基础制造业堆泥巴玩，看看身边没有其他人和它抢泥巴，高兴得要命。这就是新世纪的国际局势。

 

然而麻烦在于，印纸币有它的天生缺陷：纸币总额有上限。美国政府不能无限制地印钞下去。纸币这个东西，本质上其实就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凭证，用政府信用为它的购买力做背书。在发行机制上，就是美国政府向美联储借钱，美联储印出一笔美元交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以后收到了税，就要把钱还给美联储。这么一看，美元的上限，就是美国政府印钱印到还国债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现在美国国债总额接近18万亿，其中最主要的5年期国债利率大概是1.5%不到，这样算起来，每年要还的利息超过2500亿。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是2.8万亿左右的规模，拿出其中近1成的收入来还利息?那真拿不出来。在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年年都是巨额赤字财政，2013年的财政赤字更是高达万亿。唯一的办法就是印新钱来还旧钱。这个印法是恶性循环，纯属往政府的债务炸弹里添火药。

 

到了这一刻，美国人也想不出好法子。联邦政府的预算案危机都爆发好几次了，美国两级议会看着预算案里的赤字就犯恶心，每次都不肯干干脆脆批复，先拖着，一直拖到实在拖不下去了，政府都要关门了，才捂着眼睛批上几个月的钱。总之，逼着奥巴马政府改善财政，消灭赤字，已经是美国上下同心，不得不为的事了。所以，美国要自废武功，弱化自己的国际货币地位，鼓励美元和产业回流，这也是势在必行的事。2014年以来这种趋势日趋明显，仅仅看一个数据就够了：201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锐减，不到5000亿，是0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但是世界各国现在全都傻了眼。全世界的国际贸易，有8成都使用美元结算，现在你美国说不玩就不玩了，让其它国家情何以堪。没了美元，大家连怎么做生意都不会了。但是美国人也没办法。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很快乐，但要是债还不上，国家信用崩盘，那更可怕。在这种威胁面前，印钱的那点甜头都可以舍弃，美联储对此从不隐晦，从来都是明明白白：世界经济衰退和我美国没关系，只要美元回流，我这边能撑住就行。国际经济的繁荣稳定根本不在美联储的考虑范围之内，美元也绝不承担这样的义务。未来怎么样，你们各国都看着办。

 

二流国家的应对办法很明确：你美国停止印钱了，我来印!好歹我也算个二流，信用多少有一点。所以欧盟和日本的央行都在搞宽松货币政策，目前看起来还能苟延残喘，算是绝望之中不是办法的办法。绝大多数的贫穷国家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只能等死，经济一个接一个的崩盘，说起来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委内瑞拉这种国家已经惨到要当裤子的地步，欠的债根本没钱还，打算出让国土还债。俄罗斯试图牛逼一把，逆天改命，重振雄风，以军事大国的地位建立卢布的信用，抵抗美元回流的威胁，于是悍然入侵乌克兰，结果几轮国际制裁下来，被整成了猪头，卢布跌成了渣渣，现在对美元的汇率是65，一年内贬值了50%。2014年所有的新兴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普遍贬值10%以上，只不过和俄罗斯卢布的惨况比起来，没那么明显罢了。

 

这就是目前的国际经济大势:纸币时代要走向终结，美元要回流，新的国际货币根本就出不来。恢复金本位纯属扯淡，黄金的总量太少，根本承担不起国际货币的地位。眼看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就要改变，一场大变近在眼前。要说这场巨变能和平度过，我自己就不信。除非目前这些等死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全都乖乖地一直熬到饿死。以人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就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唯有中国，好像置身事外似的，人民币汇率岿然不动稳如泰山。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也是惨淡萧条得不行，但是外表看起来，这个国家竟然好像抵抗住了美元回流的威胁。这个搞了30年经济总动员的国家，似乎比其它所有新兴国家都要强。现在我的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能以全民总动员的方式，抵御纸币时代终结的风险吗?
 

第二章 人民币的信用
 

满清被推翻之后，民国政府的货币基本上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袁世凯政府铸造的银币“袁大头”举世闻名，是收藏界的热点品种。老蛮我曾经在家里发现了好多枚，后来偷出来和小伙伴打牌玩，袁大头都输给了小伙伴，赢了一叠糖纸回来，高兴得不得了。贵金属货币没啥可多说的，它本身就有信用。铸币的前提，是掌握丰富的贵金属资源，也就是有钱。民国中期发行纸币，也是以贵金属储备作为前提。到了后期，国共争霸的时候，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支出猛增，美国人的资金支持又停止了，依靠总额10亿美元左右的黄金储备作为发钞的信用支撑，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连一次稍有规模的会战消耗都支持不了。它的社会动员力极弱，民间的财富根本整合不来，表面上管理着4亿人，其实能收到税的也就是几个大城市，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镇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税收都被地方实力派分了。国民党政府被逼得没办法，军费支出又是刚性的，于是只能凭空印钱，越印购买力就越弱，于是只能印更多钱，恶性循环之下，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很快就失国。问题根源其实就在国民党孱弱的社会动员力上。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整合不了资源，就收不到税，于是凭空印出来的“金圆券”就只能变成垃圾，毫无信用可言。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仔细说一下纸币。早期的纸币一般是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有多少贵金属储备，就印多少纸币，了不起多印个30%出来，其实骨子里还是一种金属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黄金白银的总量太少，根本不足支撑市场大规模交易的需要。所以人类进入纸币时代之后，纷纷就要选择抛弃贵金属，将纸币定位为纯粹的信用币：用政府的信用为它做担保。

 

问题在于，政府的信用从何而来?最标准的答案当然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实力越强，纸币的购买力就越强，放到国际上，汇率就越坚挺。关键是有些政府啥实力都没有，那就要看你印出来的纸币能买到些啥，南美国家的纸币能买到矿山和森林，中东国家的纸币能换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也能给纸币加持，增加信用。最差的情况，就是拿着刺刀逼着别人用，不用就刺刀见红，这种情况在人类的纸币发展史上，也不少见，当然这种纸币的流通性和购买力也最弱。说了这么多，现在问题来了：人民币的信用，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其实已困扰世人很多年了。

 

中共发行货币的历史很早了，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行。当时我党正处于在国民政府的权力真空区建革命根据地的阶段，到处搞“苏维埃政权”。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苏维埃银行总行，在其它苏区设立了分行，统一发行纸币。必须注意的是：从一开始，中共手上就没有贵金属储备，它必须为自己的纸币寻找其它信用支撑。单纯用武力强制发行是不行的，这属于竭泽而渔，捞一把就没了，不是理想远大的共产主义者愿意干的事，所以还得用其它办法。
 

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序章部分解释过，在这套体制之下，老百姓基本上是手无余财的，所有资源都要集中到苏区政府手上。乱世最值钱的就是粮食，而苏区的粮食，基本上都在苏区政府手里。苏区的老百姓拿着苏维埃银行印出来的纸币，才能换购到粮食。所以苏区的纸币，信用非常稳定，接受度也高。当时国民党以贵金属为支撑的法币信用甚至还比不上苏区币，两边打过几次金融战，基本上都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国内经济学界，因此将苏区币的信用来源，简单定义为粮食。但是这个事情要更加深刻的理解：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掌握粮食资源，恰恰在于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它能最大程度的收集整合资源，也就保证了它的纸币信用。
 

因此，苏区币的信用，完全来源于中共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它的资源整合能力，来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就足以替代金银的信用，支撑起一种全新的纸币，支持一个政权的诞生。这种事情，想起来就令人激动。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共麾下汇集，这并不是因为人家脑残受了骗，恰恰是因为人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看到了足以颠覆三观的真实事件。

 

抗战时期，我党继续了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纸币发行方式。相对于此前较为统一的苏区币，这次由于被封锁得更狠，要突破国军和日军的双重封锁太困难，所以各抗日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面值样式各有不同，种类超过500种。但是这一次我党再次成功的建立起了纸币的信用，哪怕是发行方式简单粗暴到近乎儿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总是能给边区货币以信用支撑。让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看起来，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描述：我党随便拿出一张纸，指着它说，这张纸值100斤大米，它也能轻易花出去。在人类的金融史上，唯有中共，实现过这种逆天的奇迹。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系统崩溃，中共各根据地的纸币照样维持稳定，根本就不受牵连。以社会动员能力作为纸币的背书，以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货币加持，即便是被封锁、被围剿、被无数次的逼入绝境，仍然可以保持货币信用，并且无惧社会动乱，无惧战争，无惧近在咫尺的物价暴涨。所以，我党能夺取天下，为举国精英迎入北京，也是没有悬念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可以让中共收集到足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物质，但这一切，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强悍的生产能力之上，建立在他们高昂的生产热情之上。中共所有的社会动员手段，都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生产热情，让大家斗志昂扬的投入南泥湾大生产，让普通的老百姓不畏生死的在大炮的轰击下继续抢割小麦。事实上，正是根据地老百姓被充分动员后强大的生产能力，才保证了苏区币和边区币的购买力，才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就是中共中原逐鹿的真正本钱。

 

中共建国后，干了30年的批斗与自我批斗，商品交易本身几乎都被废止，整个国家的经济回归到原始时期，建立在“凭票供应“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物易物差别不大。这段时期根本不需要考虑纸币信用问题。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次，我们仍然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将民众完全动员起来，投入到经济生产之中。在”共同富裕“的梦想之下，中国的老百姓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和超乎想象的坚忍。贫瘠的西部种出来一点庄稼，几乎等于是白送给东部的城市居民，自己穷得衣不蔽体，也要让东部的同胞吃饱穿暖了好好搞生产。就这么一直无私奉献了20年，东部的工业产业链基本成型，才开始有东部对西部的反哺，取消农业税，同时发起西部大开发。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型为部门完备的工业社会，能生产出这个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工业品。而这，恰恰就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

 

我们必须要注意，在中共的印钞史中，从未有过贵金属储备的概念。从中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一穷二白的身份。它最早的印钞就是基于根据地农民被动员之后的强大生产力，这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钱。到了今时今日，这仍然是中共印钞机的动力之源、信用之源。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给人民币加持。拿着这张纸，大家都相信它可以购买到任何一种工业制品。无论我们的央行如何疯狂的印钞，只要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只要我们的生产能力还在，那么，我们的纸币就能维持信用。所以08年我们印了四万亿，我们能守住汇率;今年我们又印了两万亿，我们还是守住了汇率。在苛捐杂税之下苦苦求生的工业企业主们，他们的汗水和坚守，是维持人民币信用的最坚实的防线。中国政府引以为傲的庞大外汇储备，也是我们的制造业主们一双袜子一件衣服的换回来的。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以美元为锚印钞”，事实上，这些美元，都是中国齐备的制造业链条带回来的。被广泛动员的工业能力，才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这就是人民币的信用真相。

 

然而，悲哀的是，这个国家正在以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方式，消灭自己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这个国家正在摧毁自己的信用根基，并且洋洋得意，自以为发现了经济的新常态。下一章，我会以翔实的数据，阐释制造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冬。

 

第三章 中国作为大国的破产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实现收支平衡是必须的事。一个家庭不能实现收支平衡，买米都没钱，每天都挨饿，那就只能破产，破产之后不算完，作为生命，日子总得过下去，那就只能走偏路，比如抢劫，比如卖身。偏路也走不通的时候，就只能是活活饿死。所以每逢乱世，很多家庭收入锐减，抢也没地方抢，把邻居做成人肉包子的手艺也不具备，经常就是饿殍千里。

 

相对来说，公司破产倒是很简单的事。不管你公司有多少优质固定资产，有多少专利技术，有多少高级人才，只要现金流断了，公司就逃不掉破产的命。很多时候，净资产过百亿的企业，能因为短期内2000万的资金缺口，活活地被憋死。说不定最后清算下来，你的百亿资产只能折算成几百万的现钱，于是你只能去跳楼，一了百了。你的员工把你剩下的那点遗产分了，高高兴兴地去找另外一家公司打工，继续祸害另一个老板。
 

最复杂的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政府有支出也有收入，一旦收支不能平衡，即便是印钱也无法维持的时候，那政府也只能破产。政府破产的结果，是货币丧失信用变成废纸，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消失，警察和军队系统都无法维持，能源供应断绝，整个国家变成丛林社会。

 

现在，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可能破产?这个建立在经济总动员基础之上的国家，这个以制造业生产能力为印钞之锚的国家，它会不会破产?

 

考察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关键是观察其收入与负债的比例关系。对于中国政府的债务数据，2005年才开始进行统计，当年度的中央政府负债总额为3.2万亿(注意，这个数据不包含地方政府负债，当时也不太允许地方政府借债)，政府财政总收入(包含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收入)为3.1亿，债务额与收入额大致相等，不过也还好，不算离谱，放到国际上，算是个平均水平。
 

这种平衡关系维持到2007年，当年度的中央政府债务额为5.2万亿，两级政府财政总收入为5.1万亿。再之后，游戏规则变了。胡温政府为了应对08年金融海啸，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政府只出1万亿，其它资金都必须由地方政府配套投资。可怜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讨饭财政，在分税制之下，中央拿走70%税收收入，地方只有30%，所以地方财政的常态就是穷，老师工资都要拖欠的，根本没钱投资。现在逼着地方政府拿钱出来，283名市长对着温总理就是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作为交换条件，中央于是放开了对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地方融资平台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到2013年，两级政府财政总收入是12.9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是8.7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则是从无到有，膨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按照中央调查组2013年中的清查结果，大概是18万亿。这个数据当然是缩水的结果，一定有相当额度的地方债务未能纳入统计。不过我们不管了，就看这个缩水的数据，地方与中央的债务相加，达到20万亿的规模，对比两级政府12.9万亿的收入，债务额是收入的1.6倍。这要还起来，根本不知道怎么还。
 

2014年以来，地方债的失控状态进一步加剧。在央行疯狂开启印钞机的背景下，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债登”)统计的“地方债”发行数据(注意这只是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性债券，属于地方政府债的一种)，1-11月已经达到了4000亿的规模，显著超过去年的3500亿。至于公开发行的城投债，到6月份就已经达到1.1万亿的惊人规模，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的7千亿。而其它类型的地方政府债新增数量，则根本无从统计。按目前这种发展趋势，中国两级政府的债务总额，今年就能达到总收入的两倍了。
 

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由中债登托管的债券总量，去年是25.9万亿，今年1-11月份已经达到了28.6万亿的规模，预计全年能达到29万亿的规模。基本上中国公开发行的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都会在这个托管系统里反映出来。考虑到中国债市的发债主体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和国企，私企能发债的少之又少，所以这个数据，也能反映中国官方债务规模的扩大趋势。基本上，这一届的习李政府，没能控制债务的恶性膨胀，这是板上钉钉，无可质疑的事了。
 

不幸的是，政府收入方面，则出现了显著的萎缩趋势。2014年1-11月的财政总收入也就是12.9万亿，和2013年全年等同，预计全年的财政增收幅度也就是9%的幅度。此前每年的财政增收幅度，那可都是两位数。06年是22%，07年是32%，08年是20%，09年在金融海啸的余威之下下降到12%，2010年恢复到21%，2011年还有25%呢。然后收入增速开始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2012年是13%，2013年则下降到了10%。这样一看，目前这种财政收入增速，就好像连续遭受了3年的金融海啸肆虐似的。
 

这种财政增收幅度的连续三年萎缩，一定要找到原因。幸运的是，这种原因很容易找，简直是随手拈来。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总数是45.3万个，2013年则是35.3万个。10万个工业企业消失了。消失的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工业企业呢?2010年纯私营工业企业数量为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7.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了。这就是我们近三年真实的经济状况。这才是冷冰冰的经济真相：民营制造业，正在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率高达26%。

 

与此同时，外资制造业逃离中国的趋势，也根本无从掩饰：2010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数为3.99万个，2013年下降到3.12万个。3年时间，外资工业企业的数量减少了8700个，萎缩率达22%。唯有惨烈这个词，才能形容这种极端的萧条。要知道，即便是08、09年金融海啸肆虐的年份，中国的工业企业总数，也能维持42万个规模不变呢。中国的统计数据基本上都是被处理之后的结果，然而企业数量这种冷门数据，关注的人很少，所以被篡改被调整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也相对可信。

 

最近这三年，在纸币时代终结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元和产业回流的趋势，中国完全失去了抵抗之力。全民总动员的经济模式，怎么就抵抗不住产业回流的威胁呢?怎么就保不住我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呢?怎么就丢盔卸甲到现在这样的地步?莫非中国人的工作热情，已经无法再动员起来了吗?

 

要理解当下中国人的动员力问题，必须追溯到1995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崩决的关口，在欧美的经济制裁之下苟延残喘。今天的国人大多已经忘了我们当时经历过怎么样的困境，官方承认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1993年为14%，94年为24%，95年为17%。这是非常恐怖的涨幅。93年下半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1比5.64，连续攀升到1比8.27，人民币贬值了6成多。朱总理为了应对困局，激发经济活力，采用了破釜沉舟的经济动员方式，当然，这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次经济总动员：国企抓大放下，除了保留若干优势垄断企业外，其它国企全部卖掉，员工强制下岗，将生活安逸的国企员工驱赶到残酷的商海，进入富有竞争力的中小民企;同时在财政上实施分税制，将70%的税收都收归中央，以集中和整合资源。

 

此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根据各自的行政职能比例划分的。中央的职能无非是军事外交，在现代政府所有行政职能中比例也就是30%的分量，而民生服务职能全部放在地方政府身上，占比70%，所以此前税收收入的分配，也是中央30%，地方70%。现在一声令下，将税收分配体制倒转过来，但是行政职能的分担方式没有变化，从来没进行过任何调整。中央手里有了钱，当然就有了动员的能力，可以开展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比如三峡工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以拉动经济发展。

 

这一次决绝的动员方式影响深远。首先就是，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掌控。从国企被驱赶出来自谋生路的国人，首先就会丧失对这个政府的信任。考察城镇就业人口数据，2000年国企的就业人数还有8100万人，显著高于民企的1268万、外企的642万和2131万个体户，这三者加起来也就是4041万罢了，只相当于国企就业人数的一半。到了2013年，国企就业人数下降到6365万，而民企则上升到8242万，再加上外企的2963万人、6142万个体户，达到1.73亿的规模，反过来几乎达到国企员工的三倍。
 

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分税制的恶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只有30%的收入，却要承担70%的行政职能。民生服务职能必须花钱，这些支出都是刚性的，不可能压缩。医疗教育养老交通，任何一项的支出减少，都会造成社会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想想一个城市吧，只有残旧的医院、破烂的学校，坑洼的路面，以及衣食无着的老人，在这里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对这个政府心存感激，然而这确实是我们这个国家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现状。一个人穷久了，穷凶极恶，就会丧失道德底线，政府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有匪夷所思的拆迁，无非是政府想挣点卖地收入罢了;我们会有凶悍如匪的城管，无非是政府收不到流动商贩的税钱罢了。
 

理论上，越穷的政府，就会越凶恶，官民矛盾就越大。所以广东最穷的潮汕地区，经常爆发恶性的拆迁事件，而湖南贵州的山区，没事就能闹出万人规模的散步。这么一想，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民企就业人数显著超越国企，中共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当然很弱，然而即便是中西部穷困地区，同样是民怨沸腾，政府官员走到田间地头去实施动员，基本上就是去找抽。现在这局面，能维持稳定就不错了，维稳费用的花销一直都是个谜，传说中是比军费还要高的，还怎么动员?

 

此外，将这个国家70%的财富集中到中央，这个巨大的蛋糕，这个从未有过的金灿灿的诱惑，成为对中共人性的终极拷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北宋时期，赵宋王朝聚天下财富于东京汴梁，所有的赋税都要上缴中央，再由中央进行分配。这种结果，是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官商团体，贪婪无度，与民争利，并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根基，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是官商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们也终生服务于这个团体，从未有过任何背叛。煌煌大宋，屡次三番被外族入侵，而汉民普遍冷眼旁观，赵宋王朝丝毫不具备动员汉民抵御侵略的能力。王安石变法，其实是试图进行一次重新分赃：皇族试图从官商团体的利益中夺取一部分，用以强化皇家的军事力量。

 

现在这一次，朱总理将天下财富聚集北京，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没能抵御住诱惑，恶性博弈再次发生。官商的事情就不说了，国进民退，权贵资本侵占民资产业，太子奶的前科就在眼前，大家都清楚得很。这里只说政府内部的博弈。我们号称有所谓“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会综合考虑贫穷的地方政府的项目需要，向穷市拨款。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脆弱的人性根本经不起拷问。这个从未建立任何外部监督体制的国家，任由一帮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官僚承受以万亿计算的财富的终极诱惑，那最终的游戏规则，一定会变成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行贿，大家一起坐地分赃，至于项目本身，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烂尾了或者根本不存在，也没人过问。随着分赃行为的持续，也一定会形成利益团体，形成派系，所以政坛上随便一数，刚被打掉的四川帮和山西帮，被连根拔起的石油系，正惶惶不可终日的上海帮，五大军区系，各大派系繁花似锦，煞是好看。在利益蛋糕面前狼吞虎咽的各路官系，从不掩饰自己的吃相，嘴角的奶油一直淌到肚皮上，也不会擦一擦。这种官僚团体，也当然不具备社会动员能力。
 

源自于列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动员能力，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将最广泛的民众纳入统一的组织系统;第二，为这个组织寻找到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中共初期组织工会农会，发起群众运动，然后为他们设置假想敌作为奋斗目标。地主、资本家、黑五类、右派、知识分子、美帝，轮着斗了一圈。文革后期，民众开始觉醒，设置假想敌的玩法不好使了，于是转为“共同富裕”这种纯物资的诱惑，一穷二白的老百姓也接受了，工作热情再次爆发出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10年之后，官僚资本开始尝试侵吞民财，“价格双轨制”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官员的钱竟然比民众的钱更值钱，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还是优先供应，这不是扯淡吗?于是民怨沸腾，80年代末的乱局就不说了，经济上产业凋零，经济活力彻底丧失，到1995年，眼看这个国家就要破产。朱总理临危受命，使用了最决绝的方式，将组织内的民众赶出组织，将生老病死全部市场化，并最大程度的集中财富，算是勉强度过了危机，官方把这个过程叫做“经济软着陆”，其实是用逼迫老百姓自生自灭的方式，让他们自我动员，自我救赎。从这一刻开始，“组织”在逐渐消失，并被民众慢慢淡忘。动员的大义也不存在了，“共同富裕”已经被一再证明是一个谎言，而中共的高层领导，也没能经受住集中起来的财富的诱惑，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已经消失殆尽。中国政府正在日益快速的丧失动员能力，而社会动员能力，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统治根基。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脆弱到了危险的地步，或许，只要最后轻轻的一推，就足以让这个国家破产。

 

第四章 不一样的危机

在中共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经历过的真正的经济危机，就是两次，一次是1995年，还有一次就是现在。只不过这一次的危机，不同于1995年。95年的那次危机，是源于我们自己内部瞎搞，是所谓内生型的危机。红色权贵们通过“价格双轨制”赤裸裸的抢劫，连掩饰都没有，太恶心人了，不弄出危机来简直对不起中国5000多年的权谋史。而当时的国际经济局势，仍然是产业大转移，美国、欧洲，包括日本，都在向外转移基础产业，专心挣着发行国际货币带来的钱息。所以当时只要我们再动员一把，把体制内的懒人赶进商海，总能抢到产业，总能度过危机。

 

而这一次，则是内外交迫。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债务都已经到了极限，美国政府引导美元回流以降低债务的决心之坚定，可以说是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不敢再印钱。你再怎么阴谋论说这是美国佬想要剪羊毛了都没问题，关键是现在羊毛已经剪到你身上了，你还躲不过去。美国人撤回资金和产业的趋势已经无可争议了，2014年三季度人家的GDP增长率竟然高达5%，失业率下降到08年以来的最低点。这种数据看起来就像发展中国家似的，只能用突飞猛进来形容，根本都不像发达国家的蜗牛式经济。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强硬的手段将世界带入了美元时代，让美国繁荣了30年;而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则要结束美元时代，目前看来他是对的，美国还能继续繁荣下去，至少不会比中国死得早。而能比中国多一口气，就足够了，就能在中国的废墟上建设经济殖民体系了。在老美看来，奥巴马的八年任期做到现在这种程度足够了，接下来就是擅长外交和打仗的共和党的工作了。

 

在国内，则是一片萧条。地产市场在狂飙猛进了15年之后，今年终于显出了疲态。2013年全年的商品房销售额是8.1万亿，对于2012年上涨了26%，这种销售规模的上涨幅度是常态，大家一点都不惊讶。而到了今年，1-11月的销售额仅仅只有6.4万亿，预计全年也就是7万亿左右，对比2013年的数据，不说增长了，竟然整个市场规模萎缩了10%以上。这可是晴天霹雳，自从1998年放弃福利分房政策，启动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除了08年金融海啸期间萎缩过一把，市场规模年年都是大增。这样看起来，中国经济就跟金融海啸时期一样惨。

 

就业方面，更加惨不忍睹。经济学博士李总理年中时候在外国吹牛逼，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虽然降了，但是我党我国一定能保住就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逆天的话直接把全世界的媒体都给震了，没人再说话，纷纷的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这位经济学大师。于是国内的媒体都HIGH了，说李总理大涨了中华的威风，外国鬼子都被吓住了。然而一查数据，原型毕露。11月份官方公布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为48.2，并且整个2014年，都在48左右小幅度浮动。注意这种数据以50为分界线，高于50就是扩张，低于50就是萎缩。现在你制造业就业指数整年都是个48的水平，处于明显的萎缩状态。再往前看，上一次这个指数高于50，还是2012年5月份的事，这么一看，你的制造业都连续萎缩了2年半了，这也刚好和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连续三年萎缩的数据对应起来，算是数据上的相互印证，根本无从抵赖。

 

至于非制造业，就业情况同样不乐观。还是官方数据，6月份的“非制造业就业人员指数”还能有50.4%，此后每个月都低于50，在49左右浮动，10月份是48.9%，11月份是49.5%，连续5个月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在中国07年开始进行这项数据统计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要知道这些年中国的服务业其实发展得还不错，零售店餐饮店开得遍地都是，看起来很能吸纳就业人口似的，现在也萎缩了。原因很简单：制造业都萎缩了2年半了，财富的源泉枯萎了，旱情总要向下游蔓延。于是房子也买不起了，车子也买不起了，饭店也吃不起了。唯一红火的是淘宝店，刚好便宜，大家都穷的时候也不讲究质量，正版不正版的根本没关系，于是淘宝的双11活动火爆得不得了，仅天猫的成交额就有570亿，远远超出去年的350亿。这种情况反映出的，是整个国家的典型的屌丝消费型特征。屌丝再往下走，就是流民，就是暴民了。

 

就这么一看，地产业全年萎缩，制造业都萎缩两年半了，消费萎缩了半年，整个国家都处于萧条之中，唯有央行在孜孜不倦的印钱，热情高涨，没事就创新出一种印钱方法。定向宽松、常备借贷便利，降息，最近又搞出一个隐性降准的玩法，据说能释放1万亿的钱。至于央行是怎么印钱的，印了多少，我们都不知道，算是国内最顶级的机密，没有之一。反正国内知道的人也不多，被架空了的李博士估计也被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还公开声明反对印钱投资模式。结果到了年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被发改委批了出来，两个月内光铁路就批了28条，这些全都是得印钱来建的。御用经济学家们此刻集体失声，不知道是该点赞还是该骂娘。

 

在人类历史上，以印钱来应对萧条，没有成功的先例。1930年代德国这么干，直接把全世界带进了纳粹军旗的阴影之下。简单的开动印钞机，就能振兴经济，除非人民币是跟美元似的的国际货币还差不多。然而我们之前就说过了，人民币的信用源于这个国家曾经的广泛动员能力，源于我们被动员之后的强大的生产能力。没有了生产能力，人民币直接就是废纸。现在国际产业回流，国内的制造业持续萎缩，国家的动员力也削弱到了若有如无的地步，还指望无论怎么印都能维持住人民币的信用，这就是说梦话。所以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没事就剧烈的波动一把，根本就稳不住。再这么波动下去，大家对人民币的信心会越来越弱，守住汇率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到守不住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崩盘。

 

中国人目前对这个国家目前经历的经济困境，普遍抱着的都是冷眼旁观的心态。想要主动闹事的不多，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的本份人，有胆量混水摸鱼的还是稀罕物。然而现在问题在于：唯有再一次的全民总动员，才能应对危机。冷眼旁观是不行的，这是等死，而且也等不了几年。从萎靡的制造业中流出来的强壮的劳动力，需要找到工作，不然他们摇身一变，就是流民和暴民。服务业没了消费力，当然也得萎靡，也吸纳不了就业。目前只能靠印钱搞基础设施建设来吸纳就业人口，勉强支撑经济。然而，了不起你能印钱支撑完2014年，支撑过2015年，到2016年，人民币就会变成“金圆券”，信用彻底丧失，到那时整个车尾箱都堆满现金，也加不满一箱油。这种日子就意味着末日，而末日的生存法则，比的是谁更没有底线。越早动手把邻居做成人肉包子的，越能生存下去。在此提醒一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人血太腥，所以人肉必须要把血放干，正确的做法，是要把人剥光了挂起来，割开腿上的血管，令其慢慢失血而死。这种血流干后的肉身，皮肤发白，犹如白羊，因此学名就叫做“四脚羊”了。

 

作为天生的乐观主义者，给本文一个这样凄凉的结尾，实在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在此给出另外一个可能性。要应对这一次的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振这个国家的动员能力。

 

既然整个改弦更张的做法行不通，那就修修补补吧。党在政府层面的权力可以继续维持，至少把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权力交出来，把法律的威严真正建立起来。至少你得让老百姓相信，这次你中共把大家伙动员起来，和老美打制造业争夺战，凡是获得的战果，都能得到法律层面切实的保护，不会再被红色权贵肆意的侵吞。这才是壮士断腕的改革。这意味着人大系统、法院系统、检察系统，要真正的去党组织化。人大代表要有真正的选举，法官和检察官要有真正的法律人内部选拔机制。如果能实现这一条，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和老美狠狠的打一场，输赢固然不可知，但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抵抗力，好歹也能抢回来一些产业，减少一些流民，让灾难爆发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惨烈。
 

然而，这唯一的路径，或许也根本是走不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