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五角星的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降下。一个走过七十年、横跨欧亚大陆、曾令世界为之战栗颤抖的红色大国，一瞬间就灰飞烟灭，成为历史。
无论从战略、地缘政治，抑或是社会变革的角度看，苏联解体都算得上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之一，让政治家、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和媒体大吃一惊。更为讽刺的是，苏联解体发生之突然，过程之迅速，甚至让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都措手不及，这与他们一直以来灌输给全世界的那场时刻存在着的冷战威胁更是截然不同。“是什么导致了盲点的产生？”从中情局到克格勃，从英国的军情六处到法国的对外安全局，从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局到以色列的摩萨德，“为什么那么多顶尖专家，有着丰富外交、情报及学术经验的专业人士，看不到苏联正走向灭亡？为什么意识不到苏联对西方已不再构成威胁并注定走向解体？”
在轰动一时之作《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中，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官员戴维·阿尔贝尔与以色列著名记者、作家兰·埃德利尝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尖锐问题。在两位作者看来，“情报机构内部个人、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及其与政治人物、决策者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复杂关系”，是这些失误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人总愿意相信，那些享有神秘的经验和知识、特殊的地位和威信及大量预算资金的情报组织，拥有着通晓和塑造政治、战略变化的特殊能力，负责收集信息，提供评估，促使政治家做出理智周密的决策，而且其中立客观的态度立场不会受到个人、小集团或者现实政治的影响。但事实上，情报机构往往只能做出战略评估和趋势预测，却缺乏更为精细确定的预计；政治家和决策者也常常被成见和政策所牵累，只会选择性地甚至随心所欲地使用情报信息和采信评估。“在整个冷战期间……对苏联变化的忽视和误读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苏联式共产主义模式水火不容”。在“非友即敌”的原则下，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角斗场，每一场战争都会被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而且每一次都抱着针对对方的态度。于是，每一个发生在某个偏僻角落的小摩擦都成为了全球冲突的一部分，在个别国家具体、暂时、偶然的活动都被解读为企图引发连锁效应的大阴谋。
也正因如此，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崩溃，并不是声名显赫的各国情报机构在那十年间第一次遭遇的尴尬意外：“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没能正确评估阿富汗对苏联入侵的反应，以色列受人吹捧的情报机构没有及时洞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英国的军情六处未能预见阿根廷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都没想到萨达姆·侯赛因会进军科威特”。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将苏联视为真实存在的威胁，对其政策变化的种种明显迹象视而不见”，也彻底忽视了苏联经济的糟糕表现以及在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方面的落后。美国政治与军工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让其情报机构没能或者没敢提出来自苏联的威胁已极大地减小，没有必要花如此多的钱用于国防。
美国情报体系包括12个机构，主要的有中情局、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联邦调查局、陆海空三军的情报网络以及规模最大的国家安全局，所有这些机构都渴望获得总统重视，但能够受到专宠般地“趴在总统耳边说话的专属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情报机构负责人终于明白，自己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必须要让总统和其他高层政治家从喧哗众声中听到自己说出的关键信息。
于是，每家情报机构都尽力推销自己的“商品”，希望能用自己对于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去影响国家政策，虽然他们都声称自己依靠的专业数据和客观分析完全没有受主观考量的影响。
更严重的是，就算情报机构能做出正确评估，“这一评估也不会到达决策者那里”。政治家与决策者几乎都认为自己是牵涉其中的政治事务的专家，他们会决定自己接受哪些信息，不接纳哪些情报，参考哪家机构的观点，无视哪个来源的结论。
有那么有趣的一种共识——如果一次政治行动成功了，那么成绩归功于政客。反之，如果事件变得错综复杂或失败的话，情报机构则将承受失败苦果，有时机构负责人还得搭上自己的乌纱帽。这是因为双方都认为，“情报机构就是政客的保镖：如果有人想射杀政客，他们就得挺身而出挡子弹。”这样做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或者险恶用心，而是彰显了体制的智慧，“保护领导人，保证他们能够继续执政”。
实际上，塑造美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更多地是“压力、恐惧和利益”，而不是平衡的情报评估。情报的内容不能超越政治共识，因为对情报的解读是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当中还掺杂着政客和军工集团等利益方的力量，这些人影响了报告撰写者。用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理查德·克尔的话来说：“政客不会先读评估报告再形成政策。他们通常在收到报告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理念。不过，情报文件能够让讨论的主题具有国家层面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对自己敌人的看法为何往往混淆了虚构与现实的边界。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以色列）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著
孙成昊、张蓓/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月
在前后几任国务卿中，詹姆斯·贝克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情报机构告诉他苏联正在发生什么；他的前任乔治·舒尔茨对中情局的评价也不高，认为“我们关于克里姆林宫的信息非常单薄”。亚历山大·黑格最为坦率地承认：“我从来不信中情局那帮小兔崽子。”
事实上，黑格是如此清楚情报评估可怜的价值与客观性，以至于他精辟地总结道：“有民主党的情报，还有共和党的情报。”正如古德曼所说，“离高层越近，离情报来源、一手资料和评估过程就越远。你拿出的就是政客们想要的，完全是客户和老板的关系。”
“在莫斯科，情报文件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克格勃、军事情报机构以及外交部等四个机构都能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委员发放自己的情报文件。有意思的是，“中央委员会本身需要情报机构服务，自己却也做评估报告，借此以显示其力图监管信息流的决心”。在两位作者看来，“这种方法在极权国家显然比在民主国家更有效”，以便在客观情报和意识形态之间取得平衡，而“在政治局眼中，意识形态方面只有中央委员会做得好”。
苏联情报机构覆盖的主题或许狭窄一些，图片和打印的质量可能差一点，但结果与他们在华盛顿的对手别无二致：“情报机构的竞争让政客或决策者得以选择符合自己心意的报告，而忽略那些与自己世界观矛盾的因素，哪怕这些信息来自克格勃主席”。
曾任克格勃信息局局长的尼古拉·列昂诺夫认为信息局的工作是“专业、客观、诚实的”，“我们是独立的。没人干扰我们的分析工作”。但列昂诺夫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政治局之下，没有人愿意和敢于质疑和干扰官方的看法。
1981年5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年度会议上向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汇报刚上台的里根政府对苏联构成的核威胁。会后，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勒乌被要求联合行动，调查清楚华盛顿针对苏联的核意图，“以揭露美国和北约的邪恶用心”。这一历时三年的大规模情报搜集行动被命名为代号为“莱恩”（RYAN，核导弹进攻行动的俄文缩写）。“克格勃很多高级官员都认为安德罗波夫夸大了西方的核威胁，他们知道这是大空话，却也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项新任务”。克格勃在所有西方国家的驻外站组都接到命令要把“莱恩”行动当作重中之重，10000名特工参与其中。
在安德罗波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后，到了1983年年初，东欧卫星国的情报机构也被要求加入这一行动，并“注意美国准备进行核攻击的迹象”。同年9月，苏联空军战机击落大韩航空KAL007航班客机导致的美苏关系趋紧，1983年年末北约举行的名为“优秀射手“的军事演习，里根和撒切尔严厉的反共言论以及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都成为苏联疑虑加深、更为偏执的理由，“恐惧妄想从情报机构间升级为军队间的恐慌”。
专业的克格勃官员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美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因为事实上美国也并无此意。但是在那四五年间，苏联政治家、决策者和情报机构负责人反复命令克格勃找寻“证据”，而克格勃情报人员又不敢站起来反对这些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命令。“在勃列日涅夫人生走到尽头，安德罗波夫疾病缠身，契尔年科年事已高，核博弈已经到达万分危急的关头，双方的情报机构都无法缓和对方的恐惧和怀疑。”
用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伦敦站站长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的话来说，在“优秀射手”军事演习期间，“自1962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没有如此接近战争”。由于美国情报机构截获苏联高级别警戒传输，得悉莫斯科真的惧怕美国在准备先发制人的核袭击，为避免情报机构误读导致事态升级，这一演习才最终被取消。
“说到底，苏联政策还是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正如一份名为《苏联对美国的评估》的美国情报研究报告所说，苏联的情报评估是由精英统治阶级完成的，“24名政治局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塑造了苏联政策，而他们做出决定的基础是已有观点和意识形态，收到多少情报根本不重要。”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苏联对美国的评估十分主观，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着党的意识形态走。一般来说，政策不会得到客观的评价，受决策者政治或个人兴趣影响很大。”
如此说来，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季姆·巴卡京对这个机构的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机构中遇到这么多骗子、伪君子、滑头和两面派。”
华盛顿倾向于将军备竞赛、国际恐怖主义、第三世界的部族战争等等都归罪于苏联。西方情报机构的这种思维或曰偏见，让他们在苏联崩溃前夕还不愿承认，曾不断扩张的北极熊已不再构成威胁。
据两位作者分析，没有情报机构能成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恰恰说明了情报工作中几个最基本的难题：“评估未来走势十分困难；容易忽视眼前发展；情报机构工作人员往往为了迎合政客而‘调和’其预测；政客总是忽略情报评估”。可以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失误，蒙蔽了所有西方情报机构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及媒体。苏联本身的神秘以及西方情报机构有计划的“爆料”制造出的西方反苏阵线，也让人们对近在眼前的变化毫无察觉，排除了制定任何新政策的可能。
“原则上，人会变，政治议程会变，但情报工作的本质不会变。”如何警惕各种臆测、偏见与先设立场的负面作用，如何限制不确定的复杂环境以及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如何减少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无论对情报工作还是组织运筹、管理决策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来说，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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