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钱学森产业革命理论与大成智慧之未来——启发于冯契的“转识成智”与熊十力的“知智之辨”

 

智本无昏扰相，然必用在万物万事上发起一切知识，方见其有神龙变化、春雷震动之妙。

--熊十力《体用论》

 

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它与人的自由发展是内在地联系着的。从智慧这个角度来考察认识论，就要着重讲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两者之间的关系。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

--钱学森《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及其流动是3种最基本的形式。历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都是在物质、能量资源的开发及其流动方式上的变革，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这次信息革命的出现，则是在信息资源开发及其流动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涂元季、钱学敏《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当代的生产是沿着充分发挥劳动资料的信息属性的途径，以各种信息装置与智能系统来代替劳动者的脑力劳动的部分职能，使他们从某些重复而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目前机器尚不能完成的智能活动。

--钱学敏、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王寿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新产业革命》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只有将人与计算机信息网络结合起来，对一切有关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综合集成，才能产生创新思维的成果，做到古人所说的“集大成，得智慧”。这就是我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

--钱学森《创新思维--微观与宏观的结合》

 

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

 

关于钱老的产业革命理论与大成智慧思想，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学习心得--《浅析钱学森关于产业革命分类的现实意义与大成智慧之未来》。近日，偶尔读到钱学森先生致钱学敏教授的一封信，提及了冯契先生的著作与熊十力先生的思想：“您3月8日信及冯契著四册都收到，我很受鼓舞：有您这样一位哲学家参加我们这几个人的集体，真是大幸事！我建议的那张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表，是把古今中外的哲学论述都放在那周围，作为有希望进入核心的素材。我们不已经吸收了‘人学’、‘量智’、‘性智’吗？这只是开始，一定还有其他，请您物色。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要学列宁、学毛泽东、学邓小平，不断开拓大成智慧！”。

 

冯契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曾任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他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底蕴与造诣极深，其著作曾受毛泽东主席推荐。当年，冯契先生受到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以及《实践论》等著作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被毛主席“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1】所吸引和激励，指出“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从他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创造性地构建了中、西、马融合的“智慧说”哲学思想体系，着重阐释了人的认识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两次飞跃，并创建了其“转识成智”的学术理论。

 

熊十力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曾经参加过武昌起义和二次护国讨袁运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先生深刻认识到“祸乱起于众昏无知”且“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于是有了“革政不如革心”之叹，也就有了其“濂溪而后我重来”的志向，弃武从文，“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性智”与“量智”之说是熊十力先生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之一。受其启发，钱老曾经指出：“这样看来，我过去说的科学技术体系属‘量智’，而文化体系属‘性智’。由此使我想到，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2】“我们可以学马克思当年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倒过来，并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人们从实践总结出来的智慧，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称为性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称为量智，而且把性智和量智真正统一和结合起来，这将在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维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3】。

 

无论是“知”与“智”，还是“识”与“智”都是古今中外先贤们探究的重要哲学命题。冯契先生借用“转识成智”这个佛学术语，基于实践认识过程的辩证法，通过辨析知识与智慧的共同基础和区别联系，提出的广义认识论体系包含了知识和智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为实现知识向智慧的飞跃提供了“转识成智”的可行性方案。熊十力先生除了著名的“性智”、“量智”说之外，其对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也曾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并将“知智之辨”作为其哲学思考的中心话题，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的转换是必然的，即既能“转识成智”，又能“转智成识”。两位哲学家对于知识与智慧辩证关系的探索，其实仍然是一个“古今中西之争”的哲学命题，其真实的目的依旧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力图通过他们的哲学思想来解决当今社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之主题。二者的理念与钱老所创建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受冯契先生“转识成智”和熊十力先生“知智之辨”思想的启发，将重点围绕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与信息、知识、智慧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探讨一下钱老的产业革命理论与大成智慧学之内在联系，以期引起批判和讨论的同时，提升我们对于钱老伟大而深远的科技战略思想体系的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

 

1  从“转识成智”与“知智之辨”谈起

 

冯契先生和熊十力先生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的杰出代表，其博古通今的哲学思想都是以启迪大众的民智为基本出发点，用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文化精髓去唤醒民众，进而在一种“明心”与“正见”的精神指引下去解决中国的时代问题。他们既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又不沉迷于传统“儒释道”圣贤的经典之言，其思考问题之深邃入骨以及对中华传统文明思想之发展创新，至今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与借鉴。

 

1.1冯契先生的“转识成智”

 

冯契先生在《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一文中明确提出“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转识成智”的学术观点以及其思想之初衷，并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智慧说三篇之首）中重点论述了基于实践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尤其是如何能够“转识成智”，实现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因为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冯契的观点与毛主席的实践论有着诸多的契合点，从而也造就了冯契先生能够用唯物主义的思想对“转识成智”这个源于佛教用语的改造。他认为：“人生来无知。认识开始于实践，便有知和无知的矛盾，亦即产生了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即是知代替无知，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认识和实践相一致。”^【4】通过实践，人的认识活动逐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无知到知。这种“知”又与实践互相促进，使得人类对于世界和自己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交互作用、反复交融，不断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进而获得对于客观世界的“具体真理”和人类自由发展的智慧，实现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冯契先生的“转识成智”之说，实际上还是在探讨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是在实践论的基础上通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来阐明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

 

如此一来，正确的认识与理解“转识成智”理论，必须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慧？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又是如何完成？冯契先生心目的知识是一种认识理论，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成果。所谓知识是与无知相对，包括常识和科学在内，是“名言所能达”的领域（所谓“名言所能达”就是可以用命题、概念、判断、语句等表达方式对事实与条理进行相互区别与联系的陈述）。智慧是人类思维中对“求穷通”问题的本性要求。（“求穷通”是冯契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观点，“穷”就是穷究，“通”就是融会贯通。犹如《易传·系辞下》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智慧的定义与用法则比较含混，且涵义更加广泛，但是先生还是给出了他关于智慧的理解，即“‘智慧’一语指一种哲理，即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5】

 

先生从知识和智慧的概念出发，基于实践论的基本原理过程，进一步论述了知识和智慧、科学与哲学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知识与智慧都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5】，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知识重分析、抽象，智慧重综合，以把握整体。”^【6】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不仅能够用知识来“逻辑论证、实践检验来区分其真假是非”，更应该是一种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求穷通”的智慧追求，即“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秩序，要求把握其无所不包的道。”^【5】“纯科学的任务是求真，重在发现事实和条理，哲学的智慧则要求求穷通，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有了飞跃。”^【6】这个飞跃就是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即由名言之域到超名言之域的飞跃，也就是先生所提出的“转识成智”的飞跃。

 

接下来，冯契先生又从“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德性的自证”等三个方面，对“转识成智”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以期说明这种飞跃产生之必然。首先，无论是艺术、科学、德行、哲学方面的经验，都大量存在着理性的直觉。这种理性的直觉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给人以顿悟、豁然贯通的精神感觉。但是，即使是像牛顿等大科学家们突然之间的“顿悟”，也还是要通过条件假设、逻辑论证、实验设计乃至放到真正的社会实践中才能检验其命题的正确与否。由于知识和智慧有着同样来源于实践的感性基础，才能够使得人们“百虑”的矛盾问题，不断综合形成感性和理性的“一致”认识（《易传》提出“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是说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达到一致，通过不同途径而达到共同目标^【7】）。人类就是凭着这样一种理性的直觉，在一次次矛盾问题的解决中，不断突破从有条件到无条件、从相对到绝对、从有限到无限的知识到智慧的飞跃。其次，通过理性的直觉而把握与认识的世界，还需要用辩证的综合来表达与论证。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用一个个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再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来揭示客观世界之变化规律，这种辩证的过程也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随着系统观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部分的相加不等于整体这个事实。虽然分别的认识世界的部分、方面、阶段是必要的知识积累过程，但是人类更需要一种全面、整体的智慧认识方法，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与历史的辩证综合。这种辩证的综合正是人类不断地批判旧的传统，吸收其合理成分，提出新的创新思想的源泉与表达论证方法。第三，德性的自证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和完善自己，从而“真正达到在一定领域内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8】，也就是世人常说的“顺道而行谓之德”。无论是“理性的直觉”还是“辩证的综合”，其实都是意识主体的活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社会的实践和知识的培育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和塑造自己，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等创造性活动，以真诚之心、自明之觉和意志之力，逐步进入到哲理境界而获取超高的智慧和自由的德性。这种“德性之智是我真诚实有，克服异化，解除蒙蔽，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中自证的。”^【9】由此可知，先生认为代表最高智慧的理性之直觉就是在综合思辨和人格德性的培养中实现“转识成智”的飞跃。“这样的飞跃，既是思辨的结晶，仍要用思辨的综合来论证；既是德性的自由表现，仍需要在言行之中加以自证。”^【10】

 

作为一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转识成智”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唯识宗的营养，建构的一个系统的智慧学说。深刻理解其智慧学说，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改造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宝库，而且对于我们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去解决时代的社会问题也能够起到了思想引领作用，其学术与社会价值不可小觑。

 

1.2熊十力先生的“知智之辨”

 

当年钱老受到熊十力先生“性智”与“量智”学说的启发，将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文艺理论”部门与其他10个部门所总结出来的人类智慧分别用“性智”与“量智”加以区分并相互贯通，从而将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结晶与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机地联接成一个整体。熊十力先生关于知识与智慧问题的研究也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性智”与“量智”学说，先生关于“转识成智”、“由智化境”、“转智成识”等一系列关于“知智之辨”的思想，反对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坚持吸收古今中西科学文化之优点，尤其是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上的独立自主思想及自强不息的品格，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明心篇》中，熊十力先生在论述“科学”的巨大成绩以及其局限性时，对于“智”与“知”的用法做了阐述:“智之一字，在先哲经籍中有泛称，有专称。专称则简称智，而其义与知识迥别。泛称则知识亦得名智。（以与蒙昧、不能辨析事理者比较，则知识得名为智）智与知识有别，儒家义旨如是，道家义旨如是，佛家义旨亦如是。但是，三家对于知识的看法则互有不同。其所以互不同者，实由于三家各有其所谓智在。智与知识有分，此一主张在中国古学中确是中心问题所在之处。每一宗派的哲学，其各方面的思想与理论都要通过这个中心问题而出发，仍须回到这个中心来。”^【11】那么，在熊十力先生心中到底什么是“智”？什么是“知”？二者之间的关系又会是怎样？

 

在《明心篇》接下来的论述中，熊十力先生从四方面分析了智的含义: 1.智是“用晦而明，光而不耀”，意思是说智常凝敛于内，不向往驰散，澄明而不乱，专一而不杂，但是却“灵明益盛”。这是对智的特性的一种描述。2.智是“无知无不知者”。智一方面“寂然无妄想，故说无知”；另一方面又“感物而动，明烛物则（事物之规律），故说无所不知”，而且智还能够“穷理抵乎至普遍、极深远之域”。这其实说明了智慧与知识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智是知识获取的基础与前提。3.智是人类的一种内部生活，也就是人的意识与精神世界的活动，甚至包括道德修养。所谓智，是从动物之知觉等低级心理作用，进化而来的人类所特有的最高级的心灵作用。由于“天德”（人先天的生命性德）与“业习”（人后天的行事习气）交互作用造成了人内部生活的复杂变化，“而有主之者则吾人性灵之发用，所谓智是也。”^【12】因此，“一切皆是智之流行，一切皆是智之开拓，毋沦于虚，毋滞于寂。发其智于实事实物，通于万有而不隔，行于现实而无系。至此，则知识亦统一于智，而智与知识之分亦可消泯矣。”^【12】4.知识不即是智。先生一方面承认知识离不开智，即知识是通过智的“内在的了别作用主动以深入于外物”^【12】而得，智是知识何以可能的内因；另一方面，若无客观世界的引发，则亦无知识。总之，熊十力先生从这四个方面的分析与论证，认为“智”是指人的内部的、意识的、精神的与道德的活动，但它具有能动性，而且可以成就“知识”。

 

在《明心篇》中，熊十力虽然没有对“知”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他对“习”与“智”的作用上，以及“知”的产生和确立的过程论述来讲，已经说明了他关于“智”与“知”的相互关系了。与冯契先生一样，熊十力先生也认为有“转识成智”的存在，即人通过社会实践之“格物”是能够将外部的自然知识或者道德知识转化为人类高级的精神与道德活动--“致知”，也就是所谓的“智”。与冯契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熊十力先生在这里引述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话来加以说明。他认为，“习”是可以转化为性，也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养成乃至道德修养的反复实践来实现“转习成性”，乃至“转识成智”。但现实中“习”却未必都转化为性，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善习与不善习的区别与掌控能力的不同。然而，人还是可以通过对“习染”的有意识的控制来实现的人生智慧的获得。东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发展道路和优势结果的不同，也正是由于东西方人们的“习染”之不同而造成的。

 

关于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先生指出：“知识固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反应，然知识之成，毕竟有内在的主动力，深入乎物、了别乎物，才成知识。此主动力即吾人本心天然之明，所谓智是也。”^【13】“智慧作用通过事物以构成深密、精详、正确的知识。还要随时创作许多辅助感官的工具，于是智慧作用确然舍己从物，即将他（指智慧作用）自身完全投入于事物中。而绝不自逞其明，以猜度物，唯顺以从物。所以能洞彻物的本质，握定物的规律，乃至推而行之为一切创造与事业，皆足证实其所得于物之一切都无一毫蒙昧，都无一毫错误。至此，则知识才确立，不可倾摇。”^【14】“惟知识之成，毕竟赖智慧作用，不以己度物而顺从物则，否则知识决无由成。但知识既成，则从外物来感以至知识完成，其时间颇长，而智慧在此长时间内默运于无形中之一切经过，吾人乃忘却，只自欣自夸其知识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无视于自身有内在的主动者也。”^【15】由此可知，熊十力先生认为人类智慧是知识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知识是在智慧的作用下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

 

1.3“转识成智”与“转智成识”

 

无论是冯契先生的“转识成智”，还是熊十力先生的“知智之辨”，两位哲学家都是认同知识与智慧之间是可以相互促成与转化的。冯契先生虽然只是阐述了 “转识成智”的学说，但是他也曾经讲过：“我认为虽然智慧的获得与表达不可分割，但首先应该问如何能‘得’，其次才是如何能‘达’。所以，我想着重考察前者，把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发展视为辩证过程，试图来说明‘转识成智’是如何实现的，亦即想探讨一下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的机制。”^【16】而熊十力先生则围绕着“知智之辨”这个话题，从“格物致知”、“习染之有助于智”、“知识之成”等方面说明了知识与智慧之间既可以“转识成智”，又可以“转智成识”。

 

关于“转识成智”。冯契先生认为是可以通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三个方面，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的。熊十力先生则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与“性相近，习相远”中蕴含的底层逻辑原理，说明“格物穷理”可以到达智慧、“习心无染”能够获得智慧。虽然二者的论述方式、论据资料和论证过程不同，但是他们都认同在“格物”的实践基础上，在人类主动的思维意识指导与牵引下，通过对不同层面的知识综合是能够获得“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二者对于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理解又是一致的。这与钱学森所倡导的“大成智慧工程”中所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中“从”字所表达的对实践论的重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知识的系统化、多领域专家意见的综合、“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转智成识”。冯契先生虽然认可这种可能，也就是其所称的如何“达”，“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亦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如何去说”^【16】的问题。但是，由于其重点放在了“转识成智”，所以并没有对“转智成识”进行详细的论述。熊十力先生则通过对人们“逐物、辨物、治理物”的原理及过程分析，以及在人主观洞彻能力的前提假设下和人类创造的辅助感官工具的帮助下，用“纯客观的方法”，使智慧作用于外物，“以构成深密、精详、正确的知识”^【14】。这些思想与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的运行机理以及“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辅助工具职能等方面说的也是同一个道理逻辑，其核心都是人类可以在各类先进感官工具的辅助下，通过理性直觉的洞察与假设，基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在人类已有智慧结晶与知识体系的作用下，形成新的知识，进而实现“智”与“知”的不断互促与转化，发展与升华。

 

2再议钱学森的产业革命理论

 

以前，人们习惯于从战争与和平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社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全新的变化，虽然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过，但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发展前进的主要动力，维持世界和平也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更多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博弈，其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与科技实力的较量。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科技战”、“智力战”也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主要形态。新的科技革命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不断地促进着新的世界形态的形成。因此，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主命题，首先有必要深刻领会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以及社会形态的革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2.1  钱学森的产业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钱学森曾在多种场合和不同时期的文章中阐述过其产业革命理论的发展变化和重要现实意义。1991年11月5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联合举办的《90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系列讲座中，钱老以《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为题，在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问题”的讲述中，再次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概念辨析开始，用以统一人们的认识。他指出：“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归结起来说，社会形态有三个侧面，分别叫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三个侧面都会不断发生变化，飞跃式的变化即革命，分别是产业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按照这样的归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分属社会形态的三个侧面，可以叫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由此可知，历次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足以证明，除了暴力形式的政治革命之外，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是有效推动社会形态变革与进步的另一种力量，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依据，当然也是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

 

关于钱老“七次产业革命”的具体内容本文不再辨析与赘述，这里直接引用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第一至第七次产业革命的发展略图）”^【18】，从较为全面的视角呈现给各位读者历次产业革命的阶段划分与主要内容，以及不同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在历次产业革命中重要作用的发挥。正如钱老研究组的5位专家的在其研究结果中所指出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高度，从人类所创造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全部科学技术体系的角度，从当代科技发展中科研、开发、生产、应用及组织管理的一体化趋势来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十分自然的。以此为依据研究新产业革命对策，将在理论与实践上为丰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作出贡献。”^【19】

 

表1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第一至第七次产业革命发展略图）

次序	科技发展状况	社会生产体系的变革	社会制度的转变
一	大约发生在10000年以前的石器时代，火的发现与使用	人类从狩猎、采集野果为生，发展到开始从事农业、畜牧业、渔业等 （形成第一产业）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
二	大约公元前1000年至200年的青铜器时代以及铁的发现与使用	农、林、畜牧、手工、采矿、冶金业得到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商品和商品交换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
三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开始于英国的蒸汽机技术革命	以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兴起，如机器制造、纺织工业、建筑业 （形成第二产业）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
四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电磁理论的建立，电动机的发明	促进电机制造、电讯、交通航海、运输、国际贸易、金融等的发展 （形成第三产业）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日趋社会化与私有制矛盾尖锐
五	二战以后至今，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科学革命为先导，一大批高新技术（核、激光、航天、生物工程等）为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	科技业、咨询业、信息业迅速发展。出现世界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体力、脑力劳动差别逐渐缩小 （形成第四产业）	开始形成包括各种不同国家政体、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意识形态为主导、打破地区界限的各国联合体--世界社会形态
六	即将到来。以微生物、酶、细胞基因等科学成果为代表的生物科学与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	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渔、沙、海业加上工贸科技于一体的生产体系形成。城乡差别逐渐消失 （第一产业逐渐变为第二产业，第二、三、四产业相互促进）	形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世界社会形态
七	21世纪相继到来，以人体科学（包括医学、生命科学等）为主导带动各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的体质、功能、智能大大提高，加之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设备促成组织管理革命，必将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工业、农业无差别	叩响共产主义大门，开创世界大同的人类新纪元

（钱学敏1995.4.24绘）

 

2.2“四要素”视角下产业革命之划分与发展逻辑

 

钱学森说：“我之所以提出五次产业革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的，即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影响到整个社会发生飞跃”^【17】。因此，物质、能量和信息作为物理世界的三个基本要素，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也正是产业革命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变革的主要内容。“在社会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及其流动是3种最基本的形式。历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都是在物质、能量资源的开发及其流动方式上的变革，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20】钱老也曾指出：“新的产业革命联系到社会问题，说第五次产业革命涉及到改造社会，也涉及到改造人，整个社会要变化，人也要变化。”^【21】受此启发，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信息技术对人类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变革的冲击实乃前所未有。除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之外，人类在这场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信息革命过程中，必将会对人类自身进行一次全新的认识和改造，从而最终实现人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彻底分离。人类的独有的“智慧”属性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成为一个比“信息”更为重要且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因素。人类个体与群体智慧的创新发展和综合应用将会大幅提高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效能和效率，同时也为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先贤们所苦苦探寻的“智识合一”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思想研究路径与切实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客观上也能够为促进人类自身的进化与发展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受冯契与熊十力先生的“知”与“智”关系之辨的学术思想启发，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体现在与“知识”紧密关联的另一社会要素之中：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智慧”的产生与阶段性消亡往往与人类个体的生命周期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智慧”之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联的动态属性往往会随着地域环境的限制、历史时代的变迁与个体生命的结束而暂时消失，进而转换由信息的另一种高阶形式：知识，用以对人类曾经的“智慧”进行表征、记录与传承。相比智慧的本质而言，知识的适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往往大打折扣，这也和钱老关于知识需要激活的“情报”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果我们把客观世界的三大组成要素“物质、能量、信息”和人类的“智慧”这“四要素”及其流动形式看成是产业革命必须面对和研究的基本内容，则对于产业革命的理解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具体内容如图1所示。

 

 

图1“四要素”与产业革命

 

由图1可知，由于人类对于物质的获取方式和获取目的的不同触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由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能效率的大幅提高，使得物质和能量的流动范围逐渐扩大，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由电能、化学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以及部分以信息服务为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出现，催生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得基于“云”、“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万物信息属性之互联成为可能，成就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当今我们感受最深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尤其是当下基于大数据和大模型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的关系与应用。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倡导的以“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大成智慧工程”之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使得人类的“智慧”要素与人类对客观物理世界的“知识”性表征将会更加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互相促进与高效转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使得“转识成智”和“转智成识”的可能性和效率大大提高，这将促使人类智慧的产生、教育、培养和运用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变革，这其实就是当下所谓“人工智能（AI）”技术试图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正是钱老所预言的“大成智慧”和“新人类”的出现。此刻的人类“智慧”将不再单纯隶属于或局限于某个人类个体的运用，基于真正民主集中制的人类群体智慧的产生机制将成为现实，即集人类智慧之大成于“云”端，集中赋能于某一社会系统，以信息控制的形式主动地组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从而可以不断提高人类对未来世界发展变化之智慧预测与正确决策的能力，也能够同时加深并提高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改造进程。

 

当人类群体智慧能力得到整体提升之后，将又一次回归并面对人类生存和生命之基本命题，用“大成智慧”去赋能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首先必将是维持人类生命与生存质量的改善与提高，即“大农业”思想之根本。因此，解决高品质生存资料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应运而生。接下来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自然是在充足物质资源保障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类的精神文明素质和生命健康体质，从而以更好的生命状态去探索、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提高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人类自身的能力。因此，以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第七次产业革命，甚至更高层次的第八次、第九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

 

2.3从知识与智慧的视角理解钱学森的产业革命理论

 

关于产业革命的理论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大成智慧工程/大成智慧学都是钱学森先生重要的学术思想内容。从时间维度上讲，历次产业革命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它触发于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革命和改造世界的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在先，技术革命在后，终将引发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即产业革命的发生。这样一种基于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演进逻辑，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力证据，尤其在当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下更是如此。

 

产业革命既然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么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钱老曾经给出过一个简洁和明晰的阐释：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是科学，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是技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在古代及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并不明显。直到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才日益融为一体，结下不解之缘。所以，钱学森在考虑构筑科学体系时，也包括了技术，他自己有时也把这套东西叫做‘现代科学技术体系’。”^【22】因此，由这样一个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所组成的“综合体”及其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其实就是钱老所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人类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都会产生新的科学和技术，进而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着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每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也都将是在人类已有“智慧”的指导下，基于当前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与技术工具之上的创新性变革。没有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就不可能有新的产业革命的发生，没有人类知识的积累与智慧的指引也不可能有新的科学技术创新。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最终将是由人类在这种活动过程中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的“智慧”能力的提升来作为其核心动力源泉，以及在“智慧”作用下产生的阶段性、客观性真理--“知识”，并依托这些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与人类的“智慧”一起共同作用，进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改造、变革与创新发展。

 

钱老在《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23】一文中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系统化了的知识（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如何提高青年的智慧做出了较为深刻的论述。用智慧与知识的全新视角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钱老的产业革命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所当然是推动产业革命的直接动力；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有赖于人类的“智慧”与“知识”之间的相关作用，这个“智慧”源泉就是基于实践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这个“知识”就是系统化了的知识体系，即钱老所创新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用这样的“智慧”与“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自然是“懂得大道理”、“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不会去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事理看破胆气壮”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因为他们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见鲁迅先生劝阻郁达夫先生移家杭州诗）。

 

3至为关键的第五次产业革命

 

当英国出现第三次产业革命即所谓的工业革命时期，我们的国家还处在封建社会。我们国家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大约100年左右。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第五次产业革命，之所以说至为关键，是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和取得的历史成绩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突飞猛进，已经用铁铮铮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先进发达国家的历史机遇期，其结果也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所展现出的巨大能量，使得某些领域已经出现了科学技术替代人类某些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动的现象。第五次产业革命不仅涉及到改造社会，也涉及到改造人。人类工作模式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人也是要随之而改变。“智慧”将成为从第五次产业革命开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它将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主导未来产业革命和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近年来，人造器官的成功、生物\生命科技的突破以及脑机接口和人脑芯片移植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应用已经证明，这场信息革命的成果不仅可以用来改造世界，更能够在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同时，促进并加深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探索与改造，也就是对人们常说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向何方”终极问题的探寻与解答。

 

3.1“信息”之本质与核心

 

第五次产业革命，也叫信息革命，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既然是一场信息革命，这里的“信息”就已不再是物理学领域的概念，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其本质与核心。对于“信息”的概念，似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并理解了其中的涵义。但是，如果将信息与物质、数据、知识乃至智慧放在一起，似乎我们对自己大脑中狭义的“信息”定义又将模糊和不确定起来。如何理解信息的本质与核心涵义，尤其是其与数据和知识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实践应用至关重要。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个由维纳（N˙Wiener）给出的著名定义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许国志院士主编的《系统科学》一书中对于什么是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信息归根结底是物质的一种属性，信息不能离开物质单独存在，……，一切信息都是由特定的物质运动过程产生、发送、接受和利用的，……，与物质的其他属性不同，信息的功能是表征物质客体的成分、结构、状态、特性、行为、功能、演化趋势等，……，一个系统的信息只能在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通过相互作用，一个系统的信息可以从该系统中分离出来，……，进行跨空间的信息传送和利用。……，我们可以用符号表示、载带信息。……，事物的信息可以同该事物分离开来、转录于载体之上，特别是盛载于纯粹的人造符号中，这种特点决定了信息不同于物质和能量，具有不守恒性、共享性。”^【24】钱老也曾经对于信息的涵义有过这样的一种解释：“英文里的‘信息’和‘情报’实际上都是一个词‘Information’，就是知识，它是指人通过实践，认识到的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东西，也就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不是物质的。”^【25】由此可知，信息不是物质，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信息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是可以用符号表示和载带，进而用来表征物质的成分、结构、状态、特性、行为、功能、演化趋势等运动过程；信息是人类通过实践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

 

钱老还曾经从物质运动的角度对于什么是信息及信息的传递做过阐述：“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我认为信息并没有什么神秘，信息是由一个点出发、一个传播渠道，和一个接收点组成的。……，一切信息的传递，都是物质运动，不可能有别的形式。……，当我们研究信息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看到物质运动的某一个侧面，研究某一个侧面对我们是有用的，……，所以我个人以为，信息还是物质运动，只是物质运动的某一个侧面被我们概括起来了。”^【25】因此，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播渠道里面的这种物质运动解释为一种“信息”。信息的发出方和接收方如果有一种“默契”，信息就可以顺利地传输与表意，如果没有这个“默契”，也就没有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孚琛教授在其署名文章《广义信息论探索》^【26】中将这种“默契”称之为“同构”。他指出：“信息传递和交换的唯一方式是同构。两个实体或事物的层次之间没有同构就没有信息交换。所谓同构，一般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两个系统之间的要素要形成一一对应；其二是两个系统中要素间的两张关系之网也形成一一对应不能错乱。……，一个系统的结构可以和多种不同系统形成同构关系，两个系统之间有时也可以由要素间的不同对应方式形成多种同构关系，……，以同构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可能，即无论借助哪些物理过程、化学过程或生理过程来传递信息，对信息的内容来说都没有什么差别。……，信息不仅通过同构传递和交换，而且还能改变其形态和向新的层次转换。”这就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当前信息革命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物质的“信息”属性能够实现万物互联互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二是现在不同领域信息化建设中所遇到的不能“互联、互通、互操作”的症结所在。由于“异构”系统的普遍存在，信息的发出方和接收者对于信息的表征方式、使用方式以及采用的符号不同，不同信息拥有者关于“同构”的侧面和方式不同，且都只是物质某一侧面属性或物质某一运动过程的表征，其得到的信息与信息量也就各异。如此一来，简单的想依靠一些标准规范性文件的统一或者是数据标准的统一就以为能够解决“异构”之难题，实现复杂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的想法还是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一些。真正的解决方案还是钱老科学思想中一贯主张的：坚持“系统性思维”，“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将这些“异构”的信息综合起来考虑，提高对不同异构信息的广域发现和综合处理能力，使得不同方式处理后的“同构”信息能够适应尽可能多且不同的“异构”分\子系统，使万物通过其信息属性（可表征且能够分离于物质系统本身的特殊属性）处于更多、更广的普遍联系之中。

 

3.2“智慧”之泉源与集成

 

人类在运用科学技术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改造着人类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钱学森说：“信息革命的一个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之处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27】对于当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来讲更是如此。第五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灵境技术（Virtual reality）以及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软件工具和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与普及，不仅开创了新一代“人-机结合”的物质生产体系，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且开创了一种新型的“人-机结合”的知识生产体系，尤其是当下大模型技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增长，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研究学习方式、工作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估量的人类精神生产力，从而最终能够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两种生产力的互相促进，也将会进一步使得人们的精神与智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当前，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和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使得人们在各类信息获取、传输、存储、检索、处理以至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组织、协调、控制、决策等方面都发生了效率空前的改变。通过互联网与物联网，已经能够将人与整个物质世界和信息世界有机地联接在一起，在无所不有的信息与知识的海洋里，人们的思维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深度也将前所未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多模态大数据、大算力基础设施等技术与设备的综合运用，将把人们从重复记忆、复杂计算等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智慧集中到整理人类的知识，全面考察融会贯通，从而搞更多的更高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人将变得更聪明，人类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加快。”^【25】

 

信息共享的时代已经来临，但能否从如此庞大的人类知识库中找到正确、合理且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真理”，真正需要的还是人类智慧对各种知识的辩证综合能力，任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知识类处理工具之创新应用，只是人类部分的脑力劳动被替换罢了。无论“多模态”人工智能如何发展进步，都还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一种成果创新应用。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复杂程度在较长的时期内还无法被机器所模拟与替代，只要人类尚未停止思考，不被AI所异化，人类的这种有意识的思维创造活动就将是机器智能所无法替代的。正如钱老所讲，在人体科学不能得到有效突破的背景下，搞系统科学的人跟搞思维科学的人要结合起来研究，在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通过实践经验、历史知识、个体智慧的综合集成，把人类真正的群体智慧提炼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集大成，得智慧”。

 

3.3“转识成智”与“转智成识”视角下的大成智慧工程

 

本文的思考启发于对冯契先生和熊十力先生的“转识成智”与“转智成识”思想。无论是冯契先生所提出的“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三个转化条件，还是熊十力先生所认为的智慧是知识的“发用”与“上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格物致知”的理念，二者与钱老所提的大成智慧工程的核心机理几乎完全一致。

 

大成智慧工程理念的提出，来源于钱老对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与思维科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钱老在《关于大成智慧的谈话》^【2】中指出：“我们现在搞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名称太长，……，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成智慧工程。中国有“集大成”之说，就是说，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集其大成嘛！而且，我们是要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我看可以叫大成智慧工程。……，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系统工程的一个发展，目的是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我们今天搞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要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思想上的聪明智慧，和已经不在世的古人的智慧都综合起来，所以叫大成智慧工程。”

 

大成智慧工程的突出特点就是在面对复杂的难题时，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各种工具与方方面面的信息，组成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综合集成地处理各种知识，启迪人们的心智，在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与智慧产生新的认知知识的反复循环迭代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格物”是认识的基础、“理性的直觉”是触类旁通与新科技理论假设的前提、“辩证的综合”贯穿于整个的集大成过程之中、“德性的自证”是以人为主和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知”与“集大成，得智慧”。本文引用的三位先生之思想逻辑是一致的，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传˙系辞传下》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不仅印证了钱学森与冯契、熊十力两位哲学家对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爱国情怀与认识思考是一致的，还同时证明了知识与智慧的辩证统一关系及其在未来复杂问题的解决路径上也是“殊途而同归”，归根结底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自身的改造，即人的智慧能力的培育、激发与提升。

 

3.4钱学森之问的大成智慧解决方案

 

关于人类智慧能力的提高，当然离不开人才的教育与培养，这就让我们又一次想到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期待：“现在的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五四”青年节，被一位学生问及“钱学森之问”时，温家宝总理说：“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让学生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的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得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由此可知，“钱学森之问”的核心要义还是对于人的智慧能力培育的新要求，即让从重复记忆与复杂计算中解放出来的人脑去做更多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创造性脑力劳动；这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基础当然是人们对于现有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学习与培养，既包括以“理工知识”为代表的“量智”，也包括以“文史知识”为代表的“性智”，这样一种教育模式培养下的青年人，才是新一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人，才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钱老在提出“钱学森之问”的同时，其实已经给出了其解决方案，那就是基于“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发展起来的大成智慧工程方法、大成智慧学理论和大成教育实施方案。

 

钱学森在探索“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的同时，曾反复设计过21世纪中国的教育事业。1993年10月7日，钱学森在给钱学敏教授的一封信说：“我在这几天又在想中国21世纪的教育，我1989年的那篇东西不够了；是要人人大学毕业成硕士，18岁的硕士，但什么样的硕士？现在我想是大成智慧学的硕士。具体讲: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这样的大成智慧教育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发挥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使人能够及时获得广泛而新鲜的信息、知识与智慧，从而迅速提高人的智能，培养创新的能力。但是，这种全新的教育与思维模式，并不是对什么样的人都适用，关键还在于个体的智力水平与素质养成。而这种正确认识与决策的智慧与素质，又是人脑所特有的结构与功能。当然，这种能力除了先天的遗传因素之外，更多是依靠后天的教育与养成，要靠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崇高的意志品德之熏陶，要靠在社会实践中的长期锻炼，要靠人在与计算机优势互补中对知识的有效集成与积累，也就是要靠“大成智慧”。而这正是计算机及人工智能技术所永远望尘莫及的，也是钱老思想与机械唯物论与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区别。

 

总之，钱学森对大成智慧学硕士的三点要求，是基于第五次产业革命科学技术成果的又一创新应用，这样一种新型教育方式培养下的青年人一定是集大全知识、大成智慧和大道德性于一体的，思想奔放且勇于创新的一代。

 

4学习钱学森伟大科学思想之现实意义

 

钱学森的伟大科学思想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人们熟悉的只是钱老在“两弹一星”工程以及系统工程领域中所作出的贡献，但了解并能够深刻领悟钱老其他学术成就，例如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产业革命理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等思想的人并不多。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需要学习的不只是钱老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伟大的科学探索精神，更应该是钱老所开创和倡导的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方法论体系，用这样一种系统性的新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用中国式系统科学指导下的全局视野去审视、思考、探索和突破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而出现的新情況和新问题。

 

4.1  从钱学森之科技战略蓝图中领悟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

钱老晚年从具体的工程技术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思想突破，为的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战略层次来思考“两弹一星”经验成果的推广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和长远问题。钱老在总结“两弹一星”工程经验时曾经指出：“既然是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当然不能说它是局限于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在生前一次听取我们汇报工作时就说过，这套工作体制要推广到所有包括民用工业在内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中去，并说将来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就可以用。这就是说这种工作体系可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型工程服务，提高工作效率。”^【28】钱老也一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教诲，不断地将聂荣臻元帅所领导和开创的中国式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体制进行了深刻总结、深化发展与战略提升，逐渐形成了一套架构合理、逻辑缜密、路径清晰、目标宏伟的中国式“科技战略蓝图”，这幅科技战略蓝图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能为我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明晰的发展路径和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必将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走向成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钱老依靠其扎实的理工科基础功底和对于多方面科学技术知识的“触类旁通”和“融会贯通”，从“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活动”需要先进的组织管理技术出发，在总结他20多年参与国防尖端科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中国式系统工程”的概念，并牵头组织创建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从此，开创他坚持系统观念，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中国式科技战略蓝图的思考、探索与构建。

 

首先，钱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科学技术所要研究的内容和对象进行了系统性划分。从时间维度上将，钱老先从科学革命（认识客观世界学问的飞跃）、技术革命（改造客观世界学问的飞跃）和产业革命（社会经济形态的飞跃）的概念辨析与发展路径论述开始，基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引发产业革命的基本原理，按照人类历史时间的维度，提出了其关于“七次产业革命”的阶段划分及理论依据；依此原理又拓展到社会革命的三个方面（社会经济形态的产业革命、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政治形态的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方面（对应于“三种社会形态”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及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建设）；并再次关联到中国已经完成和即将进行的三次社会革命实践（第一次社会革命是从政治革命入手，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第二次社会革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第三次社会革命是以新的产业革命为先导，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直至由中华辉煌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成果结合所引发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设想，并持续推进“世界社会形态”的发展，最终将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成就之优势，引领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从空间维度上，钱老对人类所研究的客观世界进行了五个层次的划分，分别是渺观、微观、宏观、宇观和胀观。“微观与渺观的交界处大约在尺度3×10^-25cm；微观与宏观交界处大约在尺度3×10^-6cm，即大分子的尺度；宏观与宇观交界处大约在尺度3亿km，即太阳系的大小；宇观与胀观交界处大约在3×10⁶亿光年。现在有物理理论的只是微观的量子力学及其发展、宏观的牛顿力学和宇观的广义相对论。新设的渺观和胀观虽然还没有严格的理论。”^【29】对于未来人类向更下一层次的“微观”和更高一层的“宏观”之探索与设想，钱老没能给出相应的科学理论。但是，钱老却能够从系统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混沌”学说的启发中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科学设想，从系统学的角度将不同层次的客观世界有机的联接成一体。“某一个层次上的混沌可以是更高一个层次上的有序的推动力量。这个看法上对不对，还要进一步研究，使我们系统学真正站得高一点，我想这样系统学确实是对于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有关系的。”^【30】

 

其次，从对我国复杂系统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凝练上，从对东、西方现代科技成果的“扬弃”吸纳中，创造性的提出了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随着对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的深入研究，钱老与其研究团队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并不断地将其研究深化，拓展完善成“大成智慧工程”。这个大成智慧工程是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基础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根本解决方法，集成现有科技成果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工具手段，在各领域“总体设计部”及其专家体系的统筹组织运行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库和专家的群体智慧来解决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需要应对的各种复杂巨系统问题。“将这一工程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是‘大成智慧学’。”^【2】大成智慧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是包含着以“量智”为代表的科学方面的智慧与“性智”为代表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智慧，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等11个部门和11座“桥梁”（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人学、建筑哲学和美学）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承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1大科技部门的科学技术成果有机的整合在一起，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智慧的泉源。

 

第三，将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的成果运用于新型人才培养的“大成教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中去，最终能够实现改造新人类，促进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当下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以及由大成智慧工程实践所获得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尤其是依托广泛存在的信息网络，采用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思维、学习、工作、生活和娱乐方式的改变，将大大增强并提高人们脑力劳动的成果创新效率，使得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全才教育成为可能与必然，人将变得越来越聪明，情操越来越高尚，这样一代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知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所武装起来的新人类，将是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的社会形态的科技中坚力量，也必将是集大成智慧之新人类。

 

当以钱学森为核心的中国战略科学家们为我们描绘与构建的这样一幅层次清晰而且逻辑严密的科技战略蓝图呈现在眼前时，作为当下的科技工作者，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并审视一下那些连概念文字都理不顺的“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坚持系统观念，从中国科学家群体首创的系统科学方法中找寻新时代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新时代需要我们用钱老的一段讲话以激励每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前有一句老话，叫做‘事理看破胆气壮’，就是说，你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了，那么你什么都不怕了。所以说真正的勇气，改革创新的勇气，是来源于真正了解客观世界。怎样看‘事理’，看世界，做到‘事理看破胆气壮’”^【31】。

 

4.2  用自强不息之中华传统美德坚定信念--中华儿女雄今古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自强不息”一词出自《周易˙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千万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发展壮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久经挫折而不屈，历经坎坷而不馁，离不开“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和气节品质。无论是冯契、熊十力，还是钱学森，其对于哲学思想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探索中处处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基因，他们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中一贯坚持独立自主思想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杰出代表。

 

冯契先生如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中国土地上已开始汇合（当然仅仅是开始），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表现在某些专业哲学家尝试建立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今后也还会如此，中国土地上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中西哲学的结合，结合得好的，便有生命力，而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由于“同归于殊途，一致而百虑”是认识的辩证规律，通过争鸣、自由讨论，必然会促进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自信。”^【32】熊十力先生如是说：“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董子《繁露》语），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答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 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33】钱学森先生则更加坚定而明确的指出：“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到底是中国人行还是外国人行？我看中国人行。为什么外国人不行？我看差别在于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问题，他们没有。”^【34】“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是了不起的，中华儿女雄今古！”^【35】

 

“中华儿女雄今古”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时的得失与短暂的历史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植根于中华儿女内心的文化修养是千万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的结晶。自鸦片战争以来，经过像钱学森这样的一代爱国与自强不息的优秀中华儿女之奋力拼搏，中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中国发展前进的速度也是那些欠缺文化底蕴、文明传统乃至智慧基因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金钱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以资本为优势的帝国主义之侵略本性无论是以战争的形式还是以科技霸权的形式都无法再次奴役其他民族而坐享其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挑战与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最终依靠的是能够集全人类各民族知识之大成智慧来解决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此来看，“美国人优先”的言论和格局是多么的无知、狭隘与狂妄，其靠近代科技成果之“枪炮”优势所能获得的资源与利益将越来越少。经过改头换面的科技霸权背后也仍然难改其侵略者思想的本质，无非是再次妄想用其资本催生下的科技优势重拾奴役其他民族的工具罢了。这种资本催生且短视的科技进步成果注定不会长久。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在中华传统智慧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之综合作用下，新兴的科技生产力必将在中华大地上开花与结果，新一代优秀的中国儿女将像钱学森等“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一样，再次傲视全球。

 

5愿望

 

总所周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多年沿袭的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位从太空返回的航天员都要亲自登门拜见钱学森，直至钱老离世。这个传统，除了表达中国航天人对钱老的崇敬与感谢之情，更为重要的是要告诉钱老“如您所愿，您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现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学习钱老伟大的思想与精神，除了崇敬与盛赞之外，更多的应该是用钱老的战略科技思想与系统思维方式指导我们的行动，在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构建的中国科技战略蓝图之规划下，乃至人类未来发展的进程中，找准每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定位，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明之“正见”为指引，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为动力，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赓续前行，奋楫争先。多年后，当下一代中华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们再次缅怀钱老这样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时，一句“一切现实如您所愿”定将能够表达对钱老的所有崇敬与感激之情。

 

参考文献：

【1】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2】钱学森：《关于大成智慧的谈话》，《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5～180页。

【3】钱学森、于景元、涂元季、戴汝为、钱学敏、汪成为、王寿云：《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208页。

【4】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5】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3页。

【6】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8页。

【7】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4页。

【8】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4页。

【9】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1页。

【10】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11】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12】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70～171页。

【13】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14】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15】熊十力：《体用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16】冯契：《冯契文集（第一卷）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

【17】钱学森：《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13～224页。

【18】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19】钱学敏、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王寿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新产业革命》，原载于1991年12月28日《科技日报》。收录于《创建系统学（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0～417页。

【20】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7页。

【21】钱学森：《关于第五次产业革命与社会系统工程》，《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22】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23】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文集（卷五）》，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0～34页。

【24】许国志等：《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2页。

【25】钱学森：《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钱学森文集（卷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08～338页。

【26】胡孚琛：广义信息论探索，大自然探索，1984（3），131～140页。

【27】钱学森：1996年5月12日致黄顺基信，《钱学森书信（10）》，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28】钱学森：《聂荣臻同志开创了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钱学森文集（卷三）》，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47页。

【29】钱学森：《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30】钱学森：《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讲话（1987年2月3日）》，《钱学森文集（卷五）》，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31】钱学森：《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与改革》，《钱学森文集（卷四）》，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92页。

【32】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冯契文集（第七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22页。

【33】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收录于《熊十力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郭齐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8～279页。

【34】钱学森：《地理科学的内容及研究方法》，《钱学森文集（卷六）》，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35】钱学森：《中华儿女雄今古》，《钱学森文集（卷五）》，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74页。

 

（作者：老梁；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