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冀平 | 重谈计划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实践

 

摘要：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不仅是作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提出来的，而且是对市场经济的整体性和制度性的超越。这种思想的依据也不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均衡，而是人的需要。因此这种思想是以人为本位的。从历史实践看，也从未实行过文本意义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因此也谈不到对这种模式的历史否定。

 

 

1992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手段层面的计划性已得到理论界的广泛认可，同时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明确定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计划，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市场”成为先在性的理论前提。至此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问题的研究逐渐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导致理论教学和理论阐释出现一些问题和困惑。如在高校政治理论课教材中，《邓小平理论概论》讲“资本主义不是没有计划”。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又讲资本主义生产是无政府状态。而传统理论阐释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是针对生产无政府状态提出来的。两种提法在理论上如何对接？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具有同一性？计划是手段能否等同于仅仅是手段？能否将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计划？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文的内容和目的不在于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对几个问题的思考提示理论界不要因为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成定局而有意无意地将经济计划性问题的研究边缘化。因为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都远没有一劳永逸地终结这个问题。

 

一、应当厘清的几个理论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理论视域中，经济计划性思想同时具有建设性指向和批判性指向。建设性指向的主要内容是所谓节约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判性指向则一般认为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然而从文本上考察，经济计划思想的批判性指向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的内生性，本源性的弊病所造成的社会劳动浪费。而不单是作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提出来。经济计划性思想的批判性指向至少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是市场经济中社会成员的利益背离所造成的社会劳动的浪费。利益背离的原因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马克思主义创立者认为私有制和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对市场经济具有本源性。因而市场经济中社会成员的利益背离也就具有本源性。至于这种本源性的利益背离所造成的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恩格斯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投机倒把的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举一包北美的棉花为例。棉花从种植场主之手转到密西西比某个码头上的一个经纪人手里，然后顺流而下运到新奥尔良。在这里棉花又卖出去（这是第二次出售，因为经纪人已经从种植场主那里买过一次了），假定是卖给一个投机商，而投机商又转卖给出口商。后来这包棉花，比如说，运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个投机商又伸出了贪婪的手，抓住了这包棉花。这个投机商再把它卖给一个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比如说，又是受德国某公司的委托而买的。这样，这包棉花就运到鹿特丹，再溯莱茵河而上，经过十来个转运商之手，而且还要经过十来次装卸，这时它才到达厂主之手，但还是没有到达消费者的手里。厂主首先将棉花加工，使它适于使用，然后把纺成的棉纱交给织布的人，织布的人将布交给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达批发商之手，批发商再把布转给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既投机商、代理商、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证明了人们的利益背离引起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吗？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不会有这样繁杂的运输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二卷605页）】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性思想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本源性问题——利益背离提出来的。由于这种利益背离才导致商品交换。而从人类生产的本来目的看，商品交换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的浪费。这是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所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没有商品交换的世界。至于生产无政府状态则是利益背离在生产领域中的表现。从历史上看，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社会灾难，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付立叶等就曾给予过批判。但对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他们或者认为是经济自由，或者认为是分散生产。既他们是将市场经济的表面现象和联系当作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源。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则是将市场经济造成的利益背离指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其次，作为生产方式的市场经济，唯一的诉求是价值。因而流通是市场经济的主轴。在流通作为主轴运行中，商业资本独立化了。从而为其自身膨胀创造了条件。而商业膨胀造成的虚假需求反过来推动生产的膨胀，以至最终造成经济动荡。正如马克思所说：

 

【“商人资本既然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它尽可以在所购物品最后卖出以前反复进行购买。在这里，究竟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还是在二者之间，还有12个其他的商人居在中间，都与事无关。在再生产过程中有惊人巨大的伸缩性，能够不断把所与的限制突破时，它在生产本身上面不会发觉有任何限制，如果发觉有什么限制，那也不过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限制。所以，除开那种因商品性质引起的W---G和G---W的分离不说，在这里，将会有一种虚假的需要创造出来。不管怎样独立化了，商人资本的运动总不外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以内的运动。但由于它的独立化，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在一定限界之内，和再生产过程的限制相独立，甚至驱使它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把商人资本推进到这样一点，以致内部的联系要暴力地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38页)】

 

由于商业资本的产生及其独立化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因而它造成的经济震荡也是市场经济的内生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只能是：

 

【“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难以逃脱的劫难”（吴易风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人大出版社1998第397页）】

 

既用计划调节生产取代市场调节才能避免商业资本独立化所必然导致的虚假膨胀及其对社会劳动的浪费。

 

综上所论，社会成员的利益背离和商业资本的独立化都是市场经济的本源性、内生性问题。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就会存在这些问题。而只要存在这些问题，就会有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性思想的批判性指向，就不单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市场经济本身。本质上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是对市场经济的超越，而不单是对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超越。但这种超越是历史的超越，它要依赖于一定历史条件，它是肯定中的否定。因此对我国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存在前述那种内生性、本源性问题。同时也要承认它在现实条件下的不可超越性。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等价的意义。市场经济实际被当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外化。因此经济计划思想对市场经济的超越，就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即他们认为只有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计划经济。即当

 

【“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第603页）】

 

所以，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是对私有制的制度性超越，而不是手段的超越。他与凯恩斯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超越完全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与社会公有制的主张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公有制又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的、制度性的否定。因此经济计划思想也具有历史的、制度性的否定功能。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整体的历史的否定，它是市场经济的反题。在这里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是统一的。在此问题上应当澄清目前许多理论文献和理论教科书一个不恰当的理论阐释，既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目前较一致也是较权威的看法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或高级阶段。如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当

 

【“商品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商品经济的社会化程度也进一步发展，市场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商品经济经济进入它的发达阶段，既市场经济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这是非历史、非制度性的阐释。将市场经济从技术层面定义，而忽略其历史的本质的方面，无意中显示了目前经济理论研究的普遍现象——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路径依赖。事实上马克思早已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阐明过这个问题。他认为：

 

【“劳动力一旦由劳动者本人当商品自由出卖，这个结果就成了无可避免的事情。但也是从那时起，商品生产方才普遍化，方才成为生产的标准形式；从那时起，每个产品才自始就是为售卖的目的而生产，一切生产出来的财富才都要经过流通。商品生产，到以工资雇佣劳动作为基础的时候，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是从那时起，它才把它的全部潜力伸展出来。如果说工资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的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在它还是纯粹的时候，就必然还是很不发展。”（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643页）】

 

很明显马克思是从制度的历史变迁看待市场经济的出现，他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既马克思所讲的“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是以劳动力商品化或雇佣劳动为标志。而我们的理论阐释还在围绕市场对资源配置是否起基础性作用绕圈，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定义。这种阐释最起码在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轨迹时是一种倒退。既倒退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而马克思则是将以自由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看作是对简单商品经济的历史的制度的否定，而将计划经济当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的、制度性的否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将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当作历史的合题提出来（简单商品经济是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是以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为历史前提的。因此经济计划的根本依据是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市场经济下的所谓总需求。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多有论述。如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

 

【“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05页）】

 

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

 

【“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1965年，第364页）】

 

市场经济诉诸的是价值，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市场需求是由支付能力确定的。这种矛盾导致的失衡使大多数人的需要无法满足。而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是以人的需要为本位，而不是以市场需求为本位。他们的经济计划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性意义是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解构为起点和前提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提出的未来社会经济计划性的设想，并未涉及实施计划的具体形式和方式。从理论和实践将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起自于斯大林。他当时认为：

 

【“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斯大林全集》9卷122页，人民出版社1954）】

 

这种理论与实践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也成为西方学者将计划经济称为命令经济的来源和依据。并进而将其作为贬损马克思主义经济计划思想和主张的重要武器。我国一些学者也是如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过时了甚至根本就是空想，它已经被实践证伪了。为此要澄清两点：其一，要把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与具体的计划实施方式分开。实施方式的问题不能等同于经济计划思想本身的问题。这就犹如公有制实现方式的问题，不能等同于公有制本身的问题。对指令性计划方式的否定从逻辑上也不应当导致对经济计划思想的否定。相反，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生产的不断社会化正在不断证明经济计划思想的科学预见性。并为其在实践上的可行性逐渐累积历史条件和物质前提。在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史（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没有发展史）上，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放任运行方式的否定，就没有导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否定。在他那里本质与形式或实现方式分的很清楚。我国那些对西方经济学极为推崇的学界人士更应该在方法论上向西方学者学一些东西。其二，文本意义的指令性计划是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为目的，以社会化大生产运行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依据制定计划，并以指令性的方式贯彻计划。而这种内在要求的最基本点就是在经济均衡的基础上求得增长，或者说经济均衡是增长的条件和前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但从历史实践看，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薄弱的基础上实行赶超型战略，其模式特点是均衡服从增长。或者说是牺牲均衡来实现增长。这种模式必然使指令性计划经济脱离其原有的文本意义，而成为西方经济学所指称的命令经济。既先由决策层或主要决策者下达指令性增长任务，然后相关部门根据指令进行所谓计划安排。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这几乎成为常态。前苏联时期这种情况就很突出。

 

【“在计划结构顶部或接近顶部，计划（带有参谋性质）关心的是按照共产党政治局通过苏联部长会议下达的总指标编制国家计划。”（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第545页）】

 

如赫鲁晓夫时期以个人命令的方式强行推广玉米种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正常比例。我国五十年代建设时期就是先确定钢增长多少，然后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而钢产量增长任务又是一种命令安排（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时期进一步极端化）。六十年代“备战备荒”计划取代“吃穿用”计划也是命令安排的结果。事实上，我国所谓计划经济时期，较为接近文本意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总之，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考察，文本意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实行。因为文本意义的指令性计划的本质仍是计划，命令是贯彻计划的手段和方式，命令从逻辑上是从属于计划的。而历史实践中的所谓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计划从属于命令，命令是本质，计划是形式。计划成为命令的奴仆。

 

二、几点推论

 

如果以上几点能够成立，从理论逻辑上应当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一）既然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中的批判性指向并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针对私有制市场经济本身的。那么目前如下的理论困惑及其所谓释惑性解释就应当重新审视。既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计划思想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提出来的，而目前又承认资本主义是有计划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还存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计划思想的这种批判性指向是否过时？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回答是：由于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所以资本主义的有计划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伪问题，因而这种解释也是多余的。因为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计划思想的批判性指向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不单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现象。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其本源性、内生性问题就存在。经济计划思想的批判性指向是市场中社会成员的利益背离（无政府状态只是利益背离的一种表现）。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存在利益背离所导致的社会劳动的浪费（如前所述，商品交换本身就是社会劳动的浪费），经济计划思想就不会被超越，也没有过时。当然这种推论要考虑一个具有现实性的理论问题。既有没有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如果有，这种市场经济存在不存在利益背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同一性，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和超越，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超越。虽然我们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探索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理论，但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本质是无法超越的。这就决定了即使存在公有制市场经济，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所导致的利益背离仍然存在，这种利益背离所造成的问题也会依然存在。由于经济计划思想的批判性指向就是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利益背离，因此计划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公有制市场经济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不同所有制对计划绩效的影响问题（一些学者并不认为有公有制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理论中，经济计划思想是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整体的历史的否定。他们认为只有公有制的非市场经济模式才能实现经济计划思想。而历史实践中出现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探索，计划由模式演变成手段，所有制可能成为影响这种手段绩效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基础决定理论，在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实际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只承认自己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后仍然有效。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不依所有制为转移，所以不同所有制市场经济的优劣之分，实际取决于所有制对计划手段绩效的影响。如果公有制市场经济绩效比私有制市场经济高，就可以证明公有制的优越性。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那么计划确实不是划分制度的标志，划分制度的标志仍是所有制。实际在理论教材中正是以这一逻辑来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既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

 

（二）“在宏观调控上（这是目前计划的替代概念——本文注）社会主义国家能更好地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而其主要依据是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制度保证和体制基础”（教育部社政司组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高教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这里的制度保证主要是指所有制。但是如果进行两种所有制市场经济的计划绩效的实证比较，就必须明确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属于“有计划”的范畴。资本主义有计划不具有全称判断的意义。西方比较制度经济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为有调节的（或干预型的）资本主义和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计划型的）。前者如美国、英国（指保守党执政时）、德国、加拿大等。后者如法、日、比、荷、挪、瑞典等。这种分类基本符合事实，有参考意义。而我们的理论阐释基本是将调节和调控等同于计划。结果计划问题在理论上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放逐了。这种理论演化的结果最终有可能导致公有制问题在理论上的边缘化。因为上文已经指出，在两种市场经济的比较中，公有制优越性的证明，要依赖于计划绩效的比较。当然公有制市场经济还有一种选择，既完全放弃计划手段，采用美国式的有调节的市场体制。但是单纯的市场机制能否支撑起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最起码在理论尚要探讨。

 

其次，既然马克思主义创立者认为未来社会经济计划的依据是社会需要，而非市场需求。那么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看，这种计划经济设想从未实行过（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是应急性的，不属于计划经济）。因为在历史实践中，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商品经济。虽然价格是所谓计划价格，但其主要依据还是市场供求关系，它最终还是受供求的支配。并非象有些人认为的完全不反映供求。既然历史实践中并未出现过不存在商品经济，完全以人和社会的需要为依据的计划经济，因此也就谈不到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所提出的计划模式的失败问题。当然也谈不到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被实践证伪的问题。此外从理论上看，自从世界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实践开始，米塞斯就针对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存在合理的经济核算，这实际是说计划经济行不通。而其之后的哈耶克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理论上说的通，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市场机制，均衡方程有解的条件不具备。以后的西方学者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无出其右。而赞成社会主义的学者在基础理论上则是用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来回应（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本源意义上的经济计划思想作回应。这起码从表面逻辑上肯定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这是目前计划经济理论研究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实践中的计划模式的衰落）。赞成社会主义的学者之所以不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回应挑战，从基础理论的构建看，难题可能主要是在所谓信息的表达、传输、处理、回馈问题上无法论证计划的效率比市场的效率高。哈耶克就曾指出无论数学计算和信息处理技术如何发达，其效率也不如市场。赞成社会主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既西方学者从效率上比较计划与市场，自己也从效率上比较计划与市场。而且是用西方学者的效率观去比较，结果形成路径依赖。按此路径一比较，自觉计划经济设想理亏，只能避开。在理论上就只好用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作回应。这种回应从实践上有其历史必然性，理论上也可以得到论证。问题是我们能否明确地从基础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提出的计划经济设想（既以需要而非市场需求为依据的计划安排）不是乌托邦。而不是避开这个问题，或使之边缘化。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现实的理论意义。而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首先，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是其共产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理解经济计划思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者创立者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其它组成部分。如公有制理论、人的解放理论、人类脱离生存竞争及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理论、当一切公共财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才能完全克服的理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理论等。从这些理论可以推论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全体成员共同认定的社会（既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而不是一种少数先进分子通过奋斗夺取社会主导权，然后利用这种主导权进行制度安排，让其他社会成员被动地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生活的社会（哈耶克等西方学者实际就是这样理解共产主义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体成员是真正的社会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是高度统一的。因而很可能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信息分散化问题。即使存在，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同一主体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信息处理的效率未必就低。况且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高度统一基础上的计划安排，其社会伦理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市场经济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同一主体身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既所谓盖房子的住不上房子的现象），这种社会中信息分散化问题必然存在，处理也只能以市场为主要手段，其社会伦理方面也并不如哈耶克之流描述的那样美妙。其次，即使单从效率方面比较计划与市场的优劣，也不应当以西方传统的效率观为标准。因为这种效率观无论是投入产出比还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都暗含商品货币这个前提。资源配置对人的本质意义被放逐了。人的需要只有通过货币来表达和实现。资源配置以这种表达为转移，配置的效率又是以对这种表达的回应程度为标准。而这种表达并不能反映人的全部需要。这种效率观实际是以货币为本位的。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因而配置效率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提出的以人的需要而不是以市场需求配置资源体现了资源对人的本质意义，这是一种新的效率观。既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应是资源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此问题的讨论中用什么样的效率观是值得考虑的。否则这些学者在与非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论战中是很难的。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经济计划思想进行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它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展望。并不意味着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就可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主观构建过程的结果，而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但如果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就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计划经济问题就属此类。

 

最后，既然社会主义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并未真正实行过指令性计划经济，当然也就谈不上历史实践对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否定问题。对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所谓理论反思也是文不对题。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历史上担的是虚名。而西方学者将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的模式称为命令经济倒是实至名归，任何现实的经济模式都不是理论构建出来的，而是具体历史条件的结果。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之所以采取命令经济，而对文本意义上的指令性计划模式基本弃置不用，不是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在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面对相同的历史条件（外部的敌对封锁，内部基础薄弱）。同样，我国改革采用市场模式，也不是理论构建的结果，而是历史条件的变化使然（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大可不必自我陶醉）。对任何历史的或现实的经济模式进行理论评判和道德褒贬时，一是要将模式到底是什么搞清；二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这并不是意在为指令性计划招魂，既然指令性计划模式并未真实存在过，无生就无死，也就谈不上招魂。至于指令性计划模式是否行的通，最有资格评判的只能是历史实践。退一步说，即使指令性计划模式无可行性，但指导性计划模式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风行数十年则是不争的事实。它们的经验和做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如法国让企业主、工人、消费者、农民广泛参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在价格政策上，工业中曾经约有85%——90%的企业受计划协议的控制。在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协商中，政府与利益集团不是平起平坐，而是政府起全面的指导作用。又如挪威，借助年度计划和四年国家计划为企业提供总指导。计划部门确定了目标后就要求企业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进行合作。在计划编制上也与企业协商。因而大企业，工业组织，商业联盟和农业组织，都经常考虑他们在来年国家经济计划中的作用，如此等等。而我国理论界进些年来在把计划经济边缘化的过程中，不但把从未真正实行过的指令性计划贬斥了，而且把已经被一些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有效的指导性计划模式也边缘化了。那些言必称“规范化市场经济”的学者，利用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于市场经济这一路径优势，夺取了话语主导权。又利用这种主导权将经济计划思想和计划模式的任何探讨完全放逐。以至一些曾经反对完全市场化的学者，也只能在“宏观调控”的话语框架下说话。这种理论霸权现象不利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在实践中，完全排斥计划的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可能造成悲剧性后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提出的经济计划思想（也可称为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时间的思想）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对这种思想的主动历史实践或被动的验证（如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模式）也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值得认真总结。因此经济计划思想应当重新纳入我们的理论视野。而这种纳入的意义最终将为历史实践证明。

 

【作者：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来源：察网智库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