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贺军：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灵魂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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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贺军：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灵魂
2022-12-02
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具备接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天然优势和广袤空间，必须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精神，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灵魂这一根本点，才能建立并维护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甲）
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和意义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于革命导师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汇，为探讨便利，本文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用语。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与结论。[1]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先锋队党建、阶级斗争等根本性问题上，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述与实践。针对考茨基等人名曰坚持实则否认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修正主义观点，进一步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仅仅承认阶级斗争，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其结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2]
在同“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的“社会民主党的庸人”[3]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的过程中，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和使命。列宁深刻地指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4] 列宁多次指出：“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他进一步明确，具体“政治形式”可能是“非常丰富和多样的”，“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6]
“可爱的人们，国家是个阶级概念。”[7]列宁这样谆谆教诲着我们。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紧密相连、浑然天成、缺一不可的概念，他说过：“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8]“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先锋队带领本阶级的绝大多数前进时，这种斗争才能取得胜利。”[9]
建立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追求之一，这种专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绝非某个人的专政。毛泽东同志一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党的领导地位的原则，而他身后没有为毛家留下任何个人资产，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要求坚强的、有力的共产党组织承担领导责任。“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10] “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1]
恩格斯说过：“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12] “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13]特别是在现实、激烈、残酷的国际阶级斗争过程中，这种权威和集权制至关重要。列宁深刻地论述了集中制的必要性，“反对日益紧密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14]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15]
无产阶级的使命，不仅仅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而更为重要的是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当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成之后，核心社会资产归于全民所有，就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行使占有、使用、处分和分配收益等社会经济职能。因此，建立坚强的、有执行力的党的领导体系，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确保良好、有序、高效、健康的社会管理，就必须有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
二、“人民”的阶级性特征
人民在我国具有无尚崇高的地位，是党所依靠的力量，是国家一切服务活动的最终受益者。人民的崇高地位源自于人民的阶级性，社会的人是分化为阶级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早就批判了那种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的错误观点，并指出，“这就是他们的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16]列宁也说过：“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17]“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18]
“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习近平同志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0]只有认识到人民这一概念的阶级性和实质意义，才能理解为什么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无产阶级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通过国家形式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占有，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和自由。这才是人民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及其阶级性具体化的表现。“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1]共产党人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为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服务，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发展、经济发展。
恩格斯说过：“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22]要坚决反对那种做法，就是“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力’等等的词汇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23]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们也是口口声声地讲人民，但是，“人民”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讲抽象的“人民”，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及其配套的政治管理制度。
要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试图否认人民阶级性的虚伪立场，资产阶级和富人们在数量是少数，他们否认人民的阶级性特征，就是要掩盖剥削阶级的剥削立场。人民的阶级性特征是现实客观反映，也是历史进步的要求，承认阶级性，才能真正理解党的领导地位，才能正确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才能完成心灵建设，启发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为人民服务之心。
2018年3月11日，中国对于《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修改，让公知们抄袭美国政治体制的黄粱美梦一去不复返了。在“中三十年”，中国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吸纳了许多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生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同时，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体制历经了前所未见的狂风骤雨而巍然不倒。人民都应当记得，在“中三十年”期间，美国人和中国公知们期盼进行美式“政治改革”的喧嚣。关于中国未来究竟应当采用哪种国家和社会结构的模式，特别是关于美国价值观念是否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一时间乱花渐欲迷人眼。当时，中国知识界颂扬美国体制的很多，反思美国体制的很少，相当多数的人总是在提出针对中国体制的改革方案。
记得当年列宁先后与伯恩施坦、考茨基的激烈争辩。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被西方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继承人[24]。列宁以其天才的智慧，率先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但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不到50年，克里姆林宫塔尖的红星就已经成了昨日黄花彻底陨落。马克思主义一经横空出世，就成为全人类的共有财富，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列宁挑战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勇气与胆略，勇敢地带领着中国共产党人，与列宁主义的不肖子孙，展开了马列主义理论层面的电光火石般的激辩，维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崇高地位，其代表作品之一就是《九评》。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在摆脱了前苏联修正主义篡改后的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当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后，中国人才能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和创新自己独立的、自主的意识形态，才能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
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核心结晶，是最适合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意识形态。
（乙）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丰沃土壤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的主导意识形态，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主流价值观。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前面谈过的阶级斗争理论缺失的根本性问题，然而，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治理方式中优秀的和有益的部分，并为我们今天的实践提供一些帮助和启发。在借鉴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站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努力使阶级斗争学说必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
一、社会与人文环境
中国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与人文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完全可以对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打造新的主流价值观铺平道路。
1.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区别良莠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非常需要借鉴中国古代王朝兴衰以及治理方式的经验教训，但是，在这一借鉴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封建制度的阶级性、局限性乃至其反动性，以甄别良莠。中国古代治理历史中，一个重要的不足是家天下、私天下的理念，虽然很早就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观点，但是，依然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概念，特别是缺乏阶级意识，因为像“万民之主，不阿一人。”[25]这样的观点，还是从家天下角度，来看待无数个抽象的人。
当然，绝非苛求古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人还不可能产生阶级观念，因而也还不可能从阶级观点看待社会，哪怕是自觉地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历史的古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文化当然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有许多严重的、致命的和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改造我们的民族和改造我们的文化，都需要我们正视自己的问题，但又不能妄自菲薄。
要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分，能够为我们今天接受、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丰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许多天然的、契合度很高的相通桥梁，比如文史哲不分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理念、践行社会统一价值观的氛围和国家行政能力建设与维护等等，不仅不是中国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障碍，而且还可以成为中国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6]
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立场上，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有所鉴别，有所借鉴，认真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乃至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
2. 辩证、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
东西方思维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自传说的古希腊历史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恩格斯曾对西方的思维方式做出过这样的评价，“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并对这种思维方式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27]
恩格斯接着指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他说：“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最后，恩格斯指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将这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方式，引入社会人文领域之后的致命弊端：“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28]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弊端。以《二十四史》为例，中国人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辩证、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在研究问题时，既注重个体的历史地位、生活细节，又将每个人融入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之中。对每个人的历史功过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记述与评价。自从司马迁开启《史记》先河之后，历代文人不断为每个朝代撰写历史，历时约两千年（《清史稿》暂不计入），是典型的动态记述方式。对于《二十四史》这样的著作，任何人都很难将其按照西方理念归入“纯史学”之列，它是典型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典型。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具备动态、综合的视野，辩证地认识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系统和综合研究方法，非常契合中国文化传统。在研究、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切不可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阉割有机的、整体的理论体系，机械地分割为互不联系的独立单元。面对与西方的竞争，中国不仅仅拥有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后发优势，而且还拥有着全面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综合思路。
3. 唯物主义的传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说过：“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29]二千多年前，孔子就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注重现世的基础，“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0]
中国文化强调一种吸收性和普适性，佛教本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接近西方意义的宗教现象，它原本来自于印度，但是经过中国人的改造，虽然还有“方外之人”一说，但是，其与社会实践的融合度，已经远远高于其在印度原本的“躺平”哲学所希冀达到出世标准。这也正是中国的唯物主义传统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中国人从来就是重视文化理念、意识形态要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变成每个人的日常准则，融化在社会行为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与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有着几千年的传承，激励着人民不断地积极地“事上磨练”、“知行合一”，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而非单纯地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独善其身。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在与唯心论者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而西方文化中的唯心论很受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捧，是西方知识界的主流。黑格尔算有比较高深的思维和探索精神的西方人，他的“绝对精神”和孔子的“仁”很接近，但是，最终孔子通向了人，而黑格尔通向了神。凡宗教都是一种文化理念无法彻底大众化、日常化的特殊存在形式。中国自始都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宗教一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辅助品，而非必需品。
在西方，即使是像黑格尔那样的最理性的一群人，最终也无法摆脱唯心主义，这说明西方的唯物主义历史底蕴匮乏，缺乏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这就使西方很难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也就缺乏共鸣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很难设想西方可以践行马克思主义了。反观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比较接近唯物论的，而且还特别注重实践的作用和意义。这种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唯物主义传统，正是接受、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基因。
中国有全人类独一无二的历史传承，其中优秀的成分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并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大环境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工具。
1. 中国文化开放性和自我更生能力
中国共产党人昭告天下，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存在任何难以逾越的鸿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观层面的许多根本点上，具有惊人的共通之处，唯物主义观、辩证思维方式、强调人的社会性、社会的有机性、对于实践意义的强调，对于人类相互关系及其互动方式的重视程度，都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和天然的联系，使中国人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素质和天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喜欢红色，让红色的旗帜高高飘扬，而中国人也是天然地偏爱红色，在世界民族之林以独特的中国红显得特别醒目。从一个侧面，也能体现中国人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
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负面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并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妨碍了中国进步，更有些人迷信西方文化，错误地认为只有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中国才有可能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并不保守，反而一直对其它学说包括外来学说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儒学诞生的本身就是当时不同学派相互交融的结果，儒学的仁义礼智信接近于人类社会性的理论特征；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更使中国人成为天然的辩证论者；中国佛学的直指人心又被传统儒学吸纳，形成心学，激励人们不断进取。
不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表现出了严重的弊端，就盲目地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更无须盲目地崇拜西方，甚至要求在政治文化领域重走西方老路。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严重问题，也承认她是导致中国在近代经济科技全面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国人重走一遍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崛起的老路，不仅不现实，而且也无非就是一场东施效颦的闹剧。在人类进化史上，使用火的技术曾经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成为地球上生灵之首的关键性一步，但是，我们现在不必要为了用火而再回到原始社会。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点是美国西方所不具备的，而且在中美之争的过程中，凤凰涅槃的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是拯救中国文化，全面振兴中国的灵丹妙药，而且其巨大的生命力，在于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存在着一些固有缺陷，使以农业社会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一直无法摆脱旧理念的羁绊，才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曾经的落伍。这种缺失主要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缺位，当我们正视这一问题之后，将看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光明前途，她一定可以像佛学的“直指人心”一样，融入中国文化。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
在一个全人类人口最多的大国，连续记载历史最古老的国度，践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虽然对中国都有过非常精到的论述，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博大内涵的了解程度都十分有限，其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西方肤浅的人文政治传统，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缺乏一些重要的参考体系，比如社会心灵建设的实践和大规模社会活动的管理体系。
西方的土地上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西方的文化积淀存在明显短板，并没有提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西方，除少数精英的思维极端且奉行唯心主义之外，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复杂的思维，特别是美利坚民族，更是奉行实用主义，思维极为简单、肤浅，虽然没有历史包袱，但也没有历史积淀。杜林本不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教授，恩格斯却花费较大精力去批判杜林，其原因在于，像杜林这样的“学者”在西方其实是占有主流地位的，在欧美学术界，大大小小的“杜林”俯拾皆是，可以代表西方思想界的大多数，甚至是主流。
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要素恰恰可以弥补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缺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其理论体系中的精华，但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要避免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特别是要避免像王明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将前苏联一些错误的阶级斗争手段和方式，简单地搬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漫长的内法外儒的治理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调和、中庸思想的结晶。中庸思想并不是很多人所理解的不讲原则，骑墙或者和稀泥，而是一种重要的将两种看似冲突的思想或想法进行有机融合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路，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新时期的独创性思想。
主斗与主和是东西方文化基因的主要分野，只有正确地、创造性地结合“斗”与“和”的关系，最终才是实现永恒的“和”。在将以农业社会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改造为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及国际化环境的艰难过程中，阶级斗争的理论非常重要，从宏观的阶级观点出发，恰当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导我们实践的方向与力度，才能避免我们曾经看到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记载过的，那些过于残酷的个人恩怨纠葛，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相反。
中国文化体系的积淀中，有着成熟的直指人心的心灵建设体系和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行政体系，对于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体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中国人实践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佳土壤，是中国人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必将结合中国的实际现状和历史传承，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
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全体人民要完成良好的心灵建设，二是必须保证有高效运转的有执行力的体系做到人民所需要的事。
一、全体人民的心灵建设
习近平同志说过：“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31]这句话就是我们建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的出发点。
1. 主流价值观的心性修炼
“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人核心价值理念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根本目的所决定的，这与资本主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存在着直接冲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确定了人民最大的基本定位，社会管理者只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这一理念绝非仅仅是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权力行使信条，不仅仅规定了社会管理者的使命，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这就是“雷锋精神”的由来，是全民族心灵建设的具体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极为丰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权利与义务高度统一，为人民服务的生活信条，包括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心性修炼、思想提升的过程。中国人民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念，生活在真实的、有机的、和谐的，群体与个体自由、集中与民主统一的社会环境之中。正确地定位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人民的整体利益，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认识到为人民服务是人权命题的最高境界，才能够是使社会中的每一分子真正享受到做为一个个人的权利，和履行其对于整体社会的个人义务。这一价值观也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中国人在几千年以前，就舍弃了西方人历来且至今奉若神明的“灵魂进天堂”之说，将自己民族精神的延续寄托于社会主流思想的建设，而非每个具体的人的来世。古代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与做法，从来就是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修齐治平功夫，而非对着偶像忏悔，以完成自我心灵完善与修复过程。中国人社会价值理念以“仁”为核心，孟子说过：“仁，人心也。”[32]中国人追求的是“心性”，人心的同然，也就是人心的相互关照与体谅。
人活在世上不是为了小我而是大我，个人要向整个社会负责，人生的永恒并不在于那个虚无缥缈无法论证的“上帝”，而在于整个社会的认可和经久不衰的遵循。这也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由来。中国人生活在现实中，相信人们共同的思想修炼，维持共同的价值观，而只有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设、维护和弘扬的个人，才有机会获得永恒。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设实践，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独有的历史精神，不是西方从荒漠里挖出几件古代遗存，就可以抗衡的中国民族的灿烂文明传承与存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这种生活态度和生命观，必然导致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也使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努力，有着坚实的基础和传统。中国传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与维护过程，教育、启发、引导人民的实践，倡导、引导作为个体的人融入群体的“人”，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我们的今天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继承和改善的经验。
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中，一向有统一的民族主旋律，传统哲学上的一元论思想和今天党的一元化领导，也有很好契合。中国人民的努力与奋斗从来都是有组织有目标有规划的，集体的奋斗过程，同时也是集体的心性磨练与心灵建设。在建立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一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宝库，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心灵建设工具，党的领导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2. 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训
由于几十年来美国价值理念的强势入侵，在一些人眼里，美式自由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人类价值观的最高境界，但是，现在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已经由不得美利坚定义了。在美式社会价值观当中，欧美民族对于集权文化的恐惧和对于几近绝对自由的痴迷，构成了一个基本特征，形成了一种文化标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所要的自由是全人类的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所秉承的走精英路线，忽视普罗大众的存在，一切以资本的利益为中心的自由。恩格斯指出：“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33]而无产阶级则认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34]人类始终追求自由，无产阶级也追求自由，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都必须受到适度的限制。在美国高喊个人自由无尚崇高的时候，在美国商业公司，其内部管理方式，更接近于单边主义形态；美国处理国际问题的思路，其霸权主义逻辑与法西斯帝国主义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明确的，“个人自由权利至上”就是突出的一点。美国没有“官方”主流价值观，作为公开政府的官方，甚至一直有意淡化意识形态，有意识回避政府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与维护方面的作用。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错位应用，但实际上是服务于资本的利益，目的在于麻醉人民。“民间”主流价值观的建立过程，是政府职能让渡的典型例证，其结果是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维护，无一不是由资本所控制，无一不是由影子政府在操纵。对资本而言，只要人民不闹事，资本家可以有踏踏实实赚钱的社会环境，一切都平安无事。然而，近些年来，美国也渐渐发现，美利坚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开始出现严重的、势均力敌的分裂，这种现象虽然在技术层面有利于资本控制社会，但是对于美国的现存主流价值观，构成了根本性的打击。特朗普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美国的民族构成出现较大变化之后，传统白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受到严重冲击之后，所出现的必然结果。
为了实现维护主流价值观的目的，资本界很难继续放任“自由”价值理念的“自由地”野蛮生长。必要时，也要违背自己一贯标榜的公正态度，采取主动出击的办法，制止一些有悖于资本根本利益的行为和言论。依照现在的美国文化结构，美国并没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迹象，但是，须知美国现在的繁荣与霸主地位，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元霸权地位，才得以维持。一旦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致命威胁并走向破产，美国几乎毫无疑问地会走向进一步撕裂，乃至分裂、解体。当美利坚合众国走向解体之后，北美大地上部分新的政权集合体，有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反面。届时，这个痴迷枪支暴力的民族，很有可能胁迫一些政体，走向法西斯主义，给全人类带来新的灾难。到了那一天，人类将更为清晰地看到，在建设并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方面，美利坚就是全人类的一个笑话和教训。
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社会管理者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必须以具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为基础。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服务型政府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及施政体系，要想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必须是一个强核心、强政府，能够有效地调动各种手段，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服务。否则，人民的利益均无法得到保障，为人民服务也就沦为了一句空话，一句口号。马克思在评价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时，明确要求由能够“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35]，而作为执行机构本身的“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36]这种积极有为的社会管理理念，恰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理念相吻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传统中的历代王朝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因此也是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政权一样，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治理经验不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根据目前的文字记载，中国大约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了以周公为代表的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理念，这一理念至孔子而完善；大约在2000多年前，秦皇汉武就在大规模地域范围内，吸取前人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际有效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这些理念与做法，比较妥善地形成了一整套适应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制度，其中包括皇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组织框架、官员遴选、职责与评价体系、监察体系以及各类军事经济体制。虽经历朝历代的不断改变，（此类改变的功过是非在此暂不评价），但是总体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初，从而有效地管理了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社会。
在西欧那种社会治理历史非常薄弱的环境下，在并不深刻了解中国社会治理传统的前提下，马克思天才地为无产阶级未来的社会管理机构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这种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的强政府观点，不能不让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光明前景，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与坚定的信心。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不可能产生“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但是仍然有许多优秀的行政体系的实践经验，极有参考价值。其思想与实践做法，可以为我们今天实践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提供丰富的借鉴与经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分野，在于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中，生产资料采取社会化占有，从而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最为广大的民众群体，在为自己工作，而非为他人工作。唯有存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才能够出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价值。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组织代表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立了全新的体制，把全体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理念付诸实施。而要想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就必须有完备行政能力的建设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以确保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有效的行政执行体系的运作。拥有一个具备为人民服务理念和能力的中国领导核心与政府，是中国人民福祉的最大体现和保障。
2. 美国政府推卸社会管理责任
由于奉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核心理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不具备出现一个“为人民服务”社会价值观的前提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37]在美国，社会治理体系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权性质服务，同时，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意；对于社会公众，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敷衍与糊弄，同时，最关切的要点在于使公众成为资本运作所期待的对象。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植根于西方社会，大大简化了原本就不很发达的西欧封建社会文化，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就更加彰显了不良基因所导致的赤裸裸的野蛮与粗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已经变得极为粗野与蛮横，为了少数金融资本的利益，其盈利方式已经变得非常直白、简单。正如列宁所说：“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前的一种间歇。”[38]在一片疫情和自然灾害的背景下，狂舞的牛市丝毫没有歇一下脚的意思，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恻隐之心。政府唯一真实的举措就是印钱，大量超发的货币，短暂地安抚一下民众的胃和脸之后，最终统统落入大资本的口袋。
对于政府而言，只要把控制疫情的责任推给疫苗，把灾后救助的责任推给气候变暖，就算是对得起选民了。美式民主体制下的行政人员，其为官的核心要诀就是推卸责任，在口吐莲花的玄妙之中，将其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推卸地一干二净。其具体套路就是，一旦出现责任事故，就按下列顺序推出套话：1. 问题没有你们说得严重；2. 如果没有我，情况会更糟；3. 我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口的光芒；4. XYZ部门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我们正在等待。大家还记得2021年佛罗里达州的塔楼事件，在那个事件中，当地官员很早就架起台子，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情况，然而，谁都不动手救援，一门心思等待7天的黄金救援期过去后，用推土机把全部现场清空。这种推卸责任的体制和做法，在中国“亲美派”的推波助澜的鼓噪之下，常常导致非常荒诞的现实情况与舆论氛围。比如，把瘟疫当成时尚，好像没被感染上，就就是怕死、胆小鬼，就落伍了一样。
恩格斯说过：“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39]在当下的美国，所谓以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意的特征，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明显。司法领域不用多说，美国的律师业就是一种生意，各级法院给他们提供了没有边际的舞台。国会顶着貌似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光环，做足了表面文章，也是一种生意无休止的竞选活动中，资金投入越来越大，支撑起各行各业的盈利活动。行政系统也不例外，大量原本应当社会公共产品的政府职能，被剥离和外包给了私人企业，使社会管理职能变成了盈利平台。
特朗普看似怪异，但实际上看透了美国政治体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漏洞。特朗普把美国政治做成了一种真正的生意，是美版吕不韦。而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前就已经杜绝。特朗普表面上把自己打扮为一个还是一个想解决问题的人，但实际上，他是把做总统、竞选当成一种生意在做，以政治为题材，从事商业活动。他虽然被下过黑手，但他依然是一个可进可退的精明的商人，作为一个商人，他已经把美国政治题材玩弄得炉火纯青。
从西方理论看来，人类只能有资本主义这一种社会形态，他们无法理解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之后，社会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人的权利可以有更大的保障。美国一再攻击中国政府的原因在于他们认定，要想击败中国，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体制垮台，把中国政府降维成他们的那个层次，也就是一个以维护私有制社会为宗旨的，不具备任何实质性行政能力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从历史上看，西方从未形成过成熟、有效、可行、持久的中央政府的治理理论和实践，一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如何相处、政府如何治理社会的基础性问题。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就是放任自流的市民社会，要么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单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丁）
民主集中制与跨越“周期率”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的重要桥梁，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跨越“周期率”的主要手段之一。
民主集中制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实施过程中，必须与各类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1.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必然要求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民主理念，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高民主理念是彻底消灭阶级。“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40]
为了实现这一最高目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前提下，无产阶级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而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执政党的物质基础，党和国家承担着管理社会生产资料的责任，作为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代表者。阶级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主观念上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列宁首先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他说过：共产党“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41]为了把共产党组织建成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而非资产阶级的俱乐部，“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42]，因此，没有民主集中制是不行的。
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仍然要牢记我们的初心，国家性质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为了谁的问题，忘记阶级性，失去阶级立场，必然会步入歧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既要保障个人的民主权利，又要确保社会高效地运转，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并建立、实施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点在于阶级民主和阶级解放，而非仅仅在于个人民主权利。列宁曾经批判了那些“渗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指出：“事实上缺失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43]
在西方传统的社会治理意识始终处于社会极端撕裂的状态，总是在民主放任与法西斯独裁之间，沉迷于二选一的游戏。按照西式传统主流思维方式，集体与个人、民主与集中都是绝对矛盾而且水火不容的概念，这使他们很难想象出“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是互相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认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44]私有制条件下，政治任务仅仅是幕后资产阶级大佬们的台前代理人，其人事更迭无关紧要，但是，公有制条件之下，政治核心的人员更迭必须有序。
2. 中国的民主集中制理念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和思维方式，将其发扬光大为，并且明确提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45]“民主与集中之间，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46]政府必须真正代表民意，同时，行政权力也必须集中化。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人民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活动的重要性，“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47]
这种理念要求，执政者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定位为根本出发点，重在倾听、了解人民的真正想法，感受到民众真实的需要，并把这种需求和愿望上升到头等国家事务，并且有能力把规划变为现实。同时启发民智，提高大众的思想觉悟，让人民的自身力量获得充分发挥的一种全新的、在实践中可以行得通的社会组织理论。民主集中制解决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虚伪问题，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达，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切实有效的做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吸收了全人类的智慧，最直接的来源是列宁的建党思想，最根本的源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甚至从西方一般政党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了营养。同时，也认真研究了中国传统中统一思想和团体组织建构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特别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收营养，更多的是将不同的对立的理念，融为一炉的思维方式，在矛盾中寻找切合点的传统手段。民主集中制的理念摆脱了西方的僵硬机械对抗思维，颇有“叩其两端而执其中”的中庸思维风格。
人类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灵之首，就在于人类是有意识的具有社会性的物种。人类的这种社会性基本特征，使一个社会拥有自己的领导核心，并践行主流价值观成为必然。整体社会有了领导核心，我们民族才能团结，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社会运行才能更有效率，奋进的目标才能实现。中国社会需要领导核心和主流价值观，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奉行着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主流价值观，才具备了谋求国家强盛与个人幸福自由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的核心，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层面，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制度和理念相比较，中国在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都处于更高层次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具体的意识形态，强调理论基础，并同时特别强调实践精神，绝不是空谈、清谈的机构或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透明度的社会核心力量，核心领导集体站在前台，“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监督之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其成员没有固定的出身、身份、种族的限制，从根本上区别于人类历史上的封建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作为执政党，其组织内部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个人自由是要有的，但社会必须有一个主流价值观；应当激发并倡导每个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但人的思想需要教育与引导，故此，必须对个人权利进行适度的限制，才能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真正的民主，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由真正的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人自己实践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古今中外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点，吸收了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核心层文化的前车之鉴。她代表着一种完整成熟的国家概念，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最基本要素，给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方向指南。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牢固地建立了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体系，有其多方面的历史渊源，有无数先烈们的热血奉献，主要是依赖于毛主席的创建之功和习主席的坚守之力。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一个人类难题，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可能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能力。在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指导下，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集古今中外的人类智慧和经验之大成，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项最伟大的创举，必将成为人类和谐相处和走向繁荣昌盛的一个全新模板。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伟大创举，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吐故纳新、去粗取精、凤凰涅磐、自力更生的经典之作。然而，这不是一切的终点，而是一个伟大的新的征程的发端。
1. 民主监督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简朴的延安窑洞里，就开始了这个问题的探索，他花费了后半生的精力，认真地开始解决一个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难题，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之问”。黄炎培肯定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周期率之问”的人，这个问题从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开始，就一直困扰着中国人。西方人由于其历史的苍白，已经无从知道自己民族过去所走过的路了，至今都无法确切地知道，在中世纪之前，西方人的祖先究竟干了些什么。最后，只能用极为肤浅的短视，选择主动忽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简单地将这个难题，抛给上帝。
中国历史上存在“周期率”是明显的事实，每个朝代初建都励精图治，英姿勃发，但终究逃脱不了重复前朝灭亡的命运。比较典型的是明朝，因为相比于先前的历代王朝，明朝变更中国政治体制的力度最大，以至于废除了名义上的相权，最大程度地改变了皇权与政权的关系。然而，在宣告个人集权制度的失败的同时，也告诉后人这种表面化的个人集权，也使明朝在兴的过程中就孕育着衰。在具体施政过程中，朱元璋还是只能局限于恢复民生问题，还只能从兴业、节廉和强兵角度去看问题、找对策[48]。一部《二十四史》不断反复出现着社会循环记录，某个朝代“自中兴以来，治纲大驰，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49]
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缺失，无法否认阶级斗争实践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最猛烈、最典型的佐证。然而，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惯常性的科举制度都没有触及到，必须通过自觉的阶级斗争手段，才能改变国家机器性质，从而改变生产关系这一核心点。所以，才会有“黄炎培之问”，不断地叩问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如何才能避免社会悲剧循环的宿命；如何才能不像中国的历朝历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如何才能不像西方历史上的各个帝国一样，来去如风。
只有掌握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具备了解决周期率问题的武器。毛泽东同志从外国借鉴的主要概念除了斗争就是民主，在回答“周期率之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个道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非常推崇民主理念，但并不欣赏西方的民主理念与具体做法，他需要的是代表着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最广大人民的真实、有效的民意表达和实现。人民人数众多，如果人人参与决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效率，他需要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人民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故此，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实践了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极具创造性的概念。
2. 自我革命
习近平同志说：“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今天的国际化环境中，我们提出坚持自我革命，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性因素。列宁曾经为无产阶级提出了一项历史任务：“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50]美国西方无时无刻不在企望中国可以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加入他们主导的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在曾经的“中三十年”中，美国天真地认为，只要把欧美市场向中国开放，培植在华的亲美派，就可以趁机“收服”中国。美国西方还是太低估中国了。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今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融合力。我们必须明确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共产党手中的权力属于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共产党是这个阶级这个人民的代表。必须使整个党所领导的国家机器中的每一分子，牢记自己的初心、使命、任务和责任，真正怀有一个让人民来监督自己的心。必须认真研究毛主席，以毕生的个人牺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无产阶级最先进的理念，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最后带路人类彻底消灭，进入无阶级社会。
国家机器属于阶级，而不属于个人，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也是一样的。人们曾经以为奥巴马上台，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可能会到此结束，然而，直到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的若干年，美国人还在发起“黑命贵”的运动。这些想法都过于一厢情愿了，个人的作用在国家机器的性质面前，显得是那么地渺小。面对今天的全球现实，必须充分认识到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方法的现实紧迫性。在西方资本主义打开全球市场之后，中国即使想维持封建制度的更替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清政府的垮台和中国帝制时代的终结。进入21世纪，中国更是要认真地面对周期率问题，因为此时此刻，仍然很强大的美国西方势力的现实威胁，可能将会引发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
任何人都必须牢记国家机器和权力来源的阶级性，树立明确的阶级观点。持续反腐的决心与行动，对于自我革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反腐这一突破口，要实现自我革命的真正目的。要让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教育全党，教育全体人民，使之成为每位党员、每位人民群众的精神基因。这样，我们一定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永远保持我们的本质和旗帜。
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这一重要原则，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灵家园和社会组织能力，践行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正确地、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人类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注释：
[1]参见《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等文献。
[2]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39页。
[3]《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55页。
[4]《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8页。
[5]《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88页。
[6]《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40页。
[7]《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8页。
[8]《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813页。
[9]《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240页。
[10]《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斯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69页。
[1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51页。
[12]《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59页。
[13]《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75页。
[14]《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67页。
[15]《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8页。
[16]《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65页。
[17]《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51页。
[18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79页。
[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75页。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6月第1版，第142页。
[2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11页。
[22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68页。《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123页。
[23]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305页。
[24]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Subrata Mukherjee和Sushila Ramaswamy合著,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2000年版, 第243页。
[25]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中华书局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第22页。
[2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46页。
[27]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95页。
[28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95页。
[29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27页。
[30] 《论语》，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83页。
[3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6月第1版，第137页。
[32]《孟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151页。
[33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80页。
[34 ]《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349页。
[35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168页。
[36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98页。
[37]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810页。
[38]《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589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32页。
[40]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724页。
[41]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75页。
[42]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99页。
[43]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482页。
[4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633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57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83页。
[47]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出版，第276页
[48] 参见：“盖足国之要在垦土，有土此有财；丰财之要在自克其欲，移挥霍于私欲者以供国用，则虽用军之际，不但军给而并时时有以惠被兵之民，此为定天下之根本。”《兴衰两千年——中国历史秩序的传承与变迁》吕思敏等著，天地出版社，2021年第1版，第251页。
[49] 《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19页。
[50]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修订版，第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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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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