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在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富国”在前，“强军”在后。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是进行战略利益拓展的物质条件，对外拓展需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否则，国家无法承受利益拓展所带来的巨大耗费，拓展行动也难以持续。
笔者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C型包围》中的一句话，“没有国防转化能力的GDP是‘狗的屁’”。于是，笔者便查询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有关“强军”与“富国”关系的资料。所列内容皆为笔者的读书笔记，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强军”对“富国”起消极作用
1明初拓展海上战略利益的经验教训
明初，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海上战略利益拓展行动，既有成功的经验，但更使得中国错失了经略海洋的最佳时机。笔者着重整理其存在失误和不足的教训。
据《太仓州志》记载：郑和远航“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逻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漠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如此宏伟的海上壮举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远航主要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政治目的。即“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怀远人，宣教化”;“共享太平之福”。二是国家力量直接运用于拓展行动，拓展成本过于高昂。明推行“厚往薄来”政策，“悉依品给赐赉，虽加厚不为过也”。据估算，明成祖时期封建国家每年的田赋征额收入平均为3000万石，折合银约3000万两，而郑和下西洋仅用于海外赏赐的费用就约达600万两，占去了五分之一。时人即曾予以尖锐抨击：“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后来清朝所修的《明史》也评价说：“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这种耗费巨大、成本过高的拓展行动，注定难以长久维持，因而在明成祖朱棣去世后不久也随即宣告终止。
明朝七次下西洋活动均由皇帝亲自指授方略而不允许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下西洋的目的仅在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国家的富裕。以郑和为首的亲信太监率队，海上拓展的权利和利益都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和专利，不容他人染指。就在明朝庞大舰队浩浩荡荡驶向大海深处的同时，原本频繁往来于东西两洋的民间贸易船只却被朝廷禁止出海，一纸严厉的“禁海令”对宋元以来十分繁荣的民间海上商业活动造成沉重打击，也将本可充分借助的民间贸易资源和经商热情一概封杀。由于排斥社会其他力量的参与，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带动明朝海外贸易的整体兴盛，也没有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因而“下西洋”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缺乏以促进国家发展为目标和动力去长期积极经略海洋的思维和意识，明初的海上拓展行动最终成了昙花一现。郑和航海之后，中国从海洋全面退却，自动把辽阔的海洋让给了西方冒险者。并由此导致日趋封闭落后，到近代更是面临着被动挨打的局面。
邓小平在1984年谈到改革开放时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郑和下西洋发生在15世纪初，比西方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明初的统治者们在历史提供的重大战略机遇面前，却未能从长远考虑如何坚持拓展行动和巩固已取得的拓展成果。如果借郑和下西洋之机，军民融合共同开拓海外，世界历史的画卷中或许就不会有近代中国任人宰割的一页了。
2经济军事化与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后，国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提出了诸多说法。有人说，苏联国内经济高度军事化，国外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被拖垮。关于这个问题，刘明福大校在《中国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说：“当年苏联同美国搞军备竞赛吃了亏，根本原因不在于进行竞赛，而是竞赛的路子不对。用计划经济下的军民分离体制，去对抗美国市场经济下的军民结合体制，结果美国越赛越有劲，苏联越赛越疲软。”笔者在想，这其中的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挖掘，什么是经济军事化?为什么苏联会被拖垮?为什么美国没有被拖垮?什么是军民分离体制?什么又是军民结合体制?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找来了一些有趣的资料。
所谓经济军事化，是指通过国家制定经济计划和对企业生产高度集中的控制,使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密切协作、紧密结合，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服务与军事的计划经济体制。
1928 年 10 月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经济军事化的开端。“由政治局确定实际的生产纲领, 然后再由有关部门去落实,完全满足军工厂对原料和半成品、人才的需要,……成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在计划体制外独立循环。”苏联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工业化时期,人民基本生活物资都实行供给制, 1935 年, 工人的食品开支在工资收入中的比重高达 67.3%, 人民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生活水平降低。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军事化基础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下来。
从卫国战争开始到 1960 年代中期是苏联经济军事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卫国战争的爆发迫使苏联将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军事工业成为整个战时经济的中心,军事产品生产成为保证战争胜利的重中之重。苏联通过行政命令有计划地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大的调整,将工业转为生产军用物资,整个国民经济都服从于前线需要。但是轻工业却没有恢复战前水平, 人民像从前一样,感到日用消费品匮乏, 民用经济的增长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但就是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保持常规军事力量规模的同时,开始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和火箭( 导弹)，走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
苏联经济军事化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由于苏联“仍然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发展军备上, 使国民经济结构更加畸型化。这种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准军事经济结构, 在这一时期恶性膨胀 ,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在 1970 年代后就逐年下降, 1976-1980 年间仅为0.98%,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轻工业和农业长期落后。“日用消费品的短缺成为苏联经济的一大特色”。国防力量发展的沉重负担把国民经济拖向深渊,苏联经济在高度军事化的同时积重难返,开始走起下坡路。
总而言之，苏联一味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导致经济结构畸型,比例失调, 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虽能充分动员经济资源, 但利用效率很低,缺乏市场的灵活性, 长期实行会束缚经济的发展。因为指令性的计划体制依靠的是国家政权力量, 而不是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容易违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经济的军事化带来的客观现实, 使人民对提高生活水平失去信心,进而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联领导人苦心追求的国家安全不仅没有得到保障, 反而变得更加脆弱。过度的发展国防力量拖垮经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2
“强军”对“富国”起积极作用
1细数中国古代军民融合发展典例
一.西周：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诗经·卫风·伯兮》有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中女子以其“为王前驱”的丈夫为荣，他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西六师和成周八师成员只有“国人”，这种军民合一的制度和精神也激励着西周的平民阶级在社会发展和战争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西周军政合一的体制在《周礼·大司徒》中是这样记载的，“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档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实质相宾。”此六等社会政治组织相对的便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军事制度，各地行政官吏一般也是军事主官，六乡的“国人”同时也承担军赋，可以说“国人”同时兼具了公民和军人的双重身份。“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眉县出土的周孝王给秦非子等人的盠方尊铭文中，有“摄司六师众八师蓺”的记载;南宫柳鼎也有对“六师”军官掌管牧事以及佃事的记载，说明军队同时兼有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的作用。其他诸侯国如鲁国的三郊三遂制度，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明证。西周军民融合为一之制，成为后世各朝代在建立完善军制时所参考的先王美制。
二 曹魏：农观兵田，阡陌相属
东汉末年，曹操实行屯田制：强制兵农在一定范围内耕种国有土地缴纳赋税以发展经济。这种军民合一的制度施行时间虽短，但在恢复北方经济、巩固曹魏政权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时，“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土藏窜”，“天下郡县皆残破”，如果没有屯田制这一军民合一的制度，也许北方的经济会全面崩溃。“屯之于战争之时，压敌境而营疆场，以守为本，以战为心，而以耕为余力，则释耒耜、援戈矛，两不相妨以相废。”士兵战时力战，闲时力耕，兵农合一，两相有利。这种高效的军事化管理之下，曹魏对水利、农业技术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夏侯惇“断太寿水作陂”以“率将士劝种稻”，邓艾“广修淮阳，百天二渠”而“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在不断地治理下，曾经军阀混战的一些地区也呈现了“农观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情景。这就是当时军民融合的产物。
王夫之对于当时屯田制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其有六点益处，“战不废耕，则耕不废守，守不废战，一也;屯田之吏十据所屯以为己之乐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无室家，则情不固，有室家，则为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战，归而息，三也;兵从事于耕，则乐与民亲，而残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亦不欲凌轹而噬齕之，敌境之民，且亲附而为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于边徼，束伍部分，不离其素，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调发，符旦下而夕就道，敌莫能测其动静之机，五也;胜则进，不胜则退有所止，不至骇散而内讧，六也。”曹魏时期的屯田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军民融合中的矛盾与问题。
三 唐代：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
府兵制度起于北朝，士兵平时耕种，战时作战。这种制度不但节省军费，而且保障了经济农业建设。隋代“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至此，府兵制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其后襄助唐室建立不世之功。“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 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府兵从较为富裕农民中选出，战斗力较强。“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以后不同时段也有所更改但综合而言年龄都在此范围内浮动)，虽然得以免除赋役，但是“人具弓一……氈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府兵制初期扼制了武将擅权，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开拓，但在开元后随着土地制度废弛，府兵制也走向崩溃，最后为募兵制所代替，这也说明不同时期的军民融合是需要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
我国历史上军民融合的例子很多，它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过相应的贡献。
2汉武帝的开明与自信
历史证明“强军”能够有效地拉动“富国”。“强军”与“富国”的统一，关键是要把二者结合好。汉武帝时期的“通西域”与明成祖时期的“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同样著名的利益拓展壮举，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却一个持久，一个短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力量的参与采取了鼓励和禁止两种不同态度。况且，汉代开拓西域实际上是与强大对手匈奴争夺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其难度要远远超过明代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下西洋”活动。关键在于，国家利益的拓展必须借助社会的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才能获得强大、持久的驱动力，否则难以为继。
汉武帝采取了积极鼓励社会各阶层参与的政策。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张骞以“郎官”(皇帝侍卫)的身份应募，被赋予重任。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凿空”使命，被武帝封为博望侯。由此激发了当时社会各阶层远赴异域探险寻宝、建功立业的热情，很多中下层官吏、士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纷纷上书朝廷请求出使西域，朝廷均发给符节(官方许可和授权的凭证)。其次，得到授权后，这些人从民间招募人员组成团队，所募人员达到一定数量后即可开赴西域进行外交和商业活动，如果这些使团发生违法和未能完成任务的情况，朝廷一方面依法处罚，另一方面又准其自赎，激励这些人再次出使，将功折罪。而且，朝廷还对这些使团在西域的活动提供保护，一旦他们遭遇阻力和危险，朝廷即向相关国家提出外交交涉，甚至动用武力来扫除障碍。由于这些积极鼓励政策的实施，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上出现了官方使团和民间商团前后相继、络绎不绝的盛况，这不但加速了汉朝对西域的开拓进程，降低了政府的拓展成本，而且使经略西域的活动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完成。展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开明与自信，并使汉实现了对西域的有效控制。
3军工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同为世界军工厂。同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处理“强军”与“富国”的关系上就处理的十分妥当。即便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是军费高投入、经济高增长。时至今日，这些经验对中国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点，美国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美国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了各私营公司、大学的力量。由政府出台基本的设计指标要求，然后各公司、大学自己出钱搞研发。成功后申请专利，政府采购;失败了公司、大学自掏腰包。而且既然用的是自己的钱，私营企业自然要精打细算，这样，就为政府节约了经费。政府采购后，各大企业赚了钱又要交税，形成了良性循环。二战以后，美国每十年推出一个以军带民的大型军事工程：第一个十年是“原子弹工程”;第二个十年是“阿波罗登月工程”;第三个十年是“航天飞机工程”;第四个十年是“星球大战工程”;第五个十年即90年代是“信息高速公路工程”;第六个是“导弹防御工程”。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带动航天产业发展，耗资240亿美元，产值高达2万亿美元，经济效益100倍。美国的经济越发达，公共积累越多，它投向军事的资源就越多。军工不但为美国打造了强大的军队，生产出了享誉国际市场的优质武器，还衍生出无数创新技术。像电脑、手机最初就是因为美国的军事需求才创造出来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军方的研究项目中至少有百分之六十可以直接用于民用领域。
第二点，美国在国外形成了一个武器贸易与战争的互动关系。美国是一个重商主义国家，甚至把战争也看成商贸投资。不管“热战”还是“冷战”，只要战火不烧到美国本土且战争不造成重大伤亡，“非接触、零伤亡”的战争规模越大、消耗越多，也就是战争要素越活跃，对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对许多倍受经济衰退折磨的美国企业来说，不亚于注入了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包括民用航空业、化工业、精密仪器制造业、食品工业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将由于军事动员和政府订单剧增，而成为战争的受益者，具体地说，美国五家最主要的军火公司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它们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和通用公司。对于美国武器巨头来说，战争是它们展示其新武器性能的良机，更是推销武器的平台。为什么说我们要警惕美国的军备竞赛陷阱呢?苏联垮台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失去了针对性。但是美国低迷的经济却亟需大规模武器贸易来推动。因此美国希望借“导弹防御”计划引发新军备竞赛。这种既可以增强军事威慑力，又可以从武器贸易中“回收”军费，甚至还有可能拖垮“敌国”经济的一石多鸟策略，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追捧。
3
对中国的启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两大重要任务，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过去讲，要大炮还是要黄油，是“大炮黄油对立论”，新的国防模式是“大炮黄油统一论”。过去讲富国强兵，是先“富国”再“强兵”，现在要坚持“富国”与“强兵”的统一。在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军民脱离，资源过分向军用倾斜而忽略一般社会需求，导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头重脚轻，最终经济无力支撑过分强大的国防而垮台。另一方面，如果强大的经济力量无法形成必要的国防实力，也会影响国家安全，影响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军民融合是最好的平衡器。
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总结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本身就是军民融合的实例。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并结合当时中日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提出“抗日战争将会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之后，他又提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的论断。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研究员孙艳红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抉择》一文中分析道：“1931至1936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把扩军备战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步伐，把平时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运行轨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建设不按比例协调发展。据日本经济学者战后统计，1944年日本民用产品生产总额比1930年减少了37.7%，民用消费品占国内生产总值也由1930年的77.4%降至1944年的34.6%。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不仅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并且导致了战争，最终招致战争完败”。
他还讲到，“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明确提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根据地的最大作用之一，就在于长期供应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有了这样的后方基地，人民军队不仅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而且在后勤保障上更是粮弹有继、兵源充裕;同时，根据地的建设，使得敌后作战部队的供应、救护、运输和修理等工作有了可靠的依托并形成了军民结合的保障体系。事实证明，军民结合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财力、物力和人力基地，并成为后来赢得全国解放的基础和依托”。
习近平2015年3月12日在出席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努力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 “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他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
习近平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军民融合发展，总的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要强化大局意识，军地双方要树立一盘棋思想。
与军民分离的体制相比，军民融合体制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就在于其可释放出巨大的融合发展红利。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节约红利。两大体系的互联互动，能够使得一笔投入产生双重效应，从而节约国防建设初始资源投入，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例如，民用机场建造贯彻国防要求后兼作军用，可节省数十亿元的国家建设投入。二是规模经济红利。融合发展格局下，军民优质资源互通互补，扩大了两大体系的资源利用范围，可在军民两个方面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北斗导航系统最初是为军用开发的，当向民用开放以后，在金融、交通、电力、渔政等各行业规模化应用，每年产生上千亿元的产值。三是技术创新红利。两大系统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双向扩散，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组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混合，而是一种化学反应，能够产生新的技术进步。
最后引用孙艳红研究员的一句话结束这篇长文，“犁与剑不可偏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协调才能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才能更好地凝聚国家力量，争取主动、赢得未来，成就复兴伟业!”
注：“中国古代军民融合发展典例”由西北大学蒙贺昱同志整理
本文资料参考于：
《C型包围》——戴旭
《中国梦》——刘明福
《强国之略——国家利益卷》——邓晓宝主编
《大国武器》——宋忠平
《经济军事化与苏联解体》——李炜
《军民融合发展的历史抉择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四 》——孙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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