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２０１２年以来，内部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普京重新当选总统等因素促使俄罗斯外交出现转型，乌克兰危机则加速了这一转型进程。本文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转型的传统背景和现实原因，认为此次转型背后有一个必然和偶然变量累积的过程。俄罗斯对欧亚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国家软实力和国家认同建设领域都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不仅注重围绕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改变外交政策，也通过改变公共外交方略和整合国内政治认同来影响外交工作的绩效。这些转型特点不仅体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所具有的连续性和渐变性，也对中俄关系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两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出现利益、观念和政策的冲突，但这种挑战并不能埋没中俄采取适当方式将矛盾化为机遇、进一步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２０１２年，中国和俄罗斯相继完成领导层换届，内政外交随之出现较为明显的理念及政策转型。特别是俄罗斯，２０１１年底因杜马选举而爆发波及全国的“倒普”行动，使俄国内形势大变，加之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余波和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在普京前两个任期保持连续增长的俄罗斯经济开始出现颓势，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迫使履新的普京政府着手进行改革。也正是从２０１２年开始，俄罗斯的外交开始转型。俄罗斯新外交方针首先体现在官方发布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继而被落实到具体政策中。俄罗斯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均出现了新的迹象：在双边和多边机制的保障下，中俄在各领域全面推进关系发展，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俄美关系“重启”不成，反而出现倒退迹象；俄欧关系也存在诸多变数。尤其在２０１３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趋紧，甚至被定性为重回“冷战”状态。中俄关系则一改多年来“政热经冷”的状态，２０１４年在能源、贸易等若干领域实现了突破。正如俄国学者邦达连科（Ｏｌｅｇ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在总结２０１４年俄罗斯得失时所说：“２０１４这一年，我们失去了乌克兰，收回了克里米亚，举行了冬奥会，失去了卢布（指卢布暴跌），发现自己处在与西方冷战的边缘，解救了顿巴斯，与中国签署了‘世纪大单’，还取消了南溪管道项目。”
在俄与西方关系的参照下，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两国官方和民间均对此持乐观态度。但西方对此持警惕态度，担心若中、俄往结盟的方向发展会对地区和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立足于对俄罗斯自２０１２年开始的外交转型展开研究，在总结俄外交转型背景、原因和主要特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俄罗斯在欧亚、亚太、软实力、国家认同战略领域的转型特点及可能给中俄关系带来的影响。在各界对中俄关系前景一致看好的形势下，本文不仅关注俄罗斯外交转型的政策导向，也寻找其中的理念变化；不仅关注转型对中俄关系的利好因素，也分析两国关系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仅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审视问题，也利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中俄关系的前景。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改变了地缘政治结构及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全面铺开之时，中俄关系能否按照初衷和祈愿顺利发展，这是学术研究人员和政策设计者都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俄罗斯外交转型的背景及原因
俄罗斯独立后曾进行过几次外交转型的尝试，其“政策演变与俄罗斯的国力下降、外交指导思想的演变具有内在联系”。首次转型以大西洋主义为特征，也是“对苏联长期推动的与西方对抗战略的一种极端反应，和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思想及逻辑的继承和发展”。然而，这种单方面让步和战略收缩的外交政策很快被西方名惠而实不至的回馈所击垮。１９９３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出台标志俄罗斯开始转向全方位外交，实施兼顾东西方的“双头鹰”外交政策。在北约东扩的战略挤压下，２０世纪最后的５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基本是在确立并巩固这种“大国外交”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实用主义的多极化外交。在这一以“大国复兴”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俄罗斯各个政党、政治派别、学术团体都参与了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辩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欧洲—大西洋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和现代欧亚主义三个流派。这场辩论对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２１世纪到来前后，俄罗斯外交开始结合本国实际，基本确立了一种务实的国家主义外交方针。普京上台后保持了这种外交精神，其第一个任期以重建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秩序为主，因此仍努力维持与西方合作、交好的态度，同时也不放弃兼顾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强国外交思想。以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为转折点，在美国战略武器部署、恐怖主义蔓延等新的威胁压力下，俄罗斯外交走出国内和地区的狭隘视野，开始面向全球维度。特别是在２００７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对西方发展模式及彼此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走基于回归传统思想观念且结合时代元素的大国外交战略。
在对此前俄罗斯外交转型的总结中，可以发现对俄外交政策制定发挥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一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后者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外交政策呈现一种“情境性前后矛盾重复出现”的特点，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的行为。这种不合逻辑的外交政策行为突出表现在２００８年俄格冲突、北约东扩和美国在西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这说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深受西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西方国家展示是否接纳俄为国际社会平等且合法一员的行为，通常会成为决定莫斯科外交选择的重要因素。”二是俄罗斯执政精英及其思想流派。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政治精英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和几乎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俄罗斯是一个“动员型”的社会，社会由从“波雅尔大贵族”发展而来的政治精英阶层引领，形成了一种“服务型”的机制。因此，政治精英及其政治思想对俄罗斯内政外交有强大的话语权。俄罗斯独立以后的外交更曾一度受到经济寡头和政治利益集团的左右。普京担任总统后，其主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影响俄国家政策走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和温和的民族主义路线，在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这种保守主义思潮愈加占据主流。此外，研究当代俄罗斯政治外交，还需要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普京２０００年担任总统后，以“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为核心理念对内实施权威主义的民主政治，对外采取务实主义的外交策略。２０１２年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又再次被烙上了鲜明的“普京特色”。西方学者认为，当前普京及其执政团队倡导的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视角的国家主义外交政策，强调国家实力在国际格局中的决定作用。这一理念对当前和未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将会长久存在。
如果说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因意识形态空白和国家认同缺失导致外交政策无法形成具体的理念和政策，从而推动俄外交通过试错不断寻找定位，那么此次外交转型的原因则更具现实性，主要体现在：首先，２０１２年以来俄罗斯内部政治生态系统发生重大转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促使俄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其次，俄罗斯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有了新的认识，俄政治精英认为国家所处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正变得愈加恶劣，导致其外交中的御外思想更加浓厚；最后，２０１３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俄罗斯外交转型的直接推动力。这些原因表明，此次俄罗斯外交转型与国内政治因素和历史惯性因素有重要联系，俄外交的调整既受到现实的逼迫，也被传统潜藏力量所鼓动。俄政治评论家弗拉基米尔·列别辛（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Ｌｅｂｅｈｉｎ）则直接指明俄罗斯外交转型的原因：在美国破坏了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对俄罗斯展开经济、信息和军事三个领域战争的同时，世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已经转向东方，向有利于东盟和金砖国家组织的方向发展。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驱动下，俄罗斯在国家战略的几个重要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调整。
二、俄罗斯外交转型的特点
俄罗斯自２０１２年开始的外交转型，在其国家外交理念和战略行为上都有所体现。《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２０１３年版）和《俄罗斯军事学说》（２０１４年版）两份官方文件充分表明了俄罗斯外交政策思想的新特点。苏联和俄罗斯曾先后在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发布过类似的外交政策指导文件。２０１３年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对当今世界发展态势和国际关系重大问题做出了基本判断，阐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重点，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更加悲观地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前两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一样，将独联体国家置于外交关系的最优先地位，同时进一步提出用欧亚经济联盟带动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并对以政治手段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两共和国问题等后苏联空间冲突展示出更加积极的姿态；在依然将与西方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的同时，还首次从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同根性的层面论述其根据；第一次引入“软实力”概念，并对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２０１４年底，俄罗斯新版军事学说在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的紧张态势中出台，新文件保留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思想内核，将北约军事潜力的加强及其军事基础设施向俄罗斯边界的扩张视为对俄罗斯的主要军事威胁。但与２０１０年旧版相比，新版军事学说提出了新威胁、新盟友、新武器，出现了“非核遏制”的提法，说明非核实力已经成为俄提升军事实力的重要依托。
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和《俄罗斯军事学说》的出台正逢其遭遇内部政治、经济危机和与西方陷入严重对峙之时。前者表明，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希望通过经济外交等方式加强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保证自己的地区优势，同时希望通过发挥软实力融入全球信息流，推广俄罗斯的文化与价值观。而后者一向是俄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依据，新学说对新威胁、新盟友、新武器的界定体现了俄政府在应对新的安全威胁方面的新态度，“非核遏制”概念的提出旨在扩大俄罗斯安全防御的传统范围，提升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也有助于维护俄国内局势的稳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指导文件为俄罗斯外交转型提供了思想理念依据。
在这种外交转型理念的指导下，２０１２年以来，俄罗斯主要在欧亚、亚太、软实力、国家认同四个领域的战略行为中体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
（１）欧亚战略。欧亚战略是俄罗斯维护独联体的势力范围，寻求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尤其是实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重新一体化的战略，也是实现俄罗斯梦的理念载体。普京担任总统后一直将后苏联空间视为自己外交战略的优先重点区域，希望在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欧亚经济联盟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先后建成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和联盟超国家常设管理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后续还会成立经济、原料、跨国金融工业集团和合资企业、统一货币、生态等５个委员会，设立经济和科技合作基金、投资银行和仲裁法庭等超国家机构。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开始运作，这是俄罗斯欧亚战略的重要一环。根据计划，欧亚经济联盟将于２０１６年建立统一的药品市场，２０１９年前建立共同的电力市场，２０２５年前建立统一的石油、天然气和石油产品市场。欧亚经济联盟共同市场的ＧＤＰ超过４.５万亿美元。联盟不但为遭受制裁的俄罗斯开辟了一个覆盖欧亚地区的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俄罗斯经济走出困境，也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覆盖的欧亚地区保持并增强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２）亚太战略。俄罗斯独立以来，欧洲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价值观上，俄罗斯都首先考虑欧洲对自己的重要性，反映到外交政策上亦有偏重。但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叶利钦就已经提出亚洲对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性，认为俄有２／３的领土在亚洲，因此必须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参与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进程。普京上台后，也将亚洲列为俄外交的优先选项之一，只不过排在独联体国家和西欧之后。此轮外交转型开启后，基于对国际和地区均势的追求，以及出于对本国平衡发展的需要和对自身在东亚地区面临威胁的认知，加之与西方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明显开始将外交重心东移。总的来看，当前俄罗斯的亚太战略主要有三个目标：通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计划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积极参与亚太经济进程；加大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投入，努力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主动姿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治理结构的设计，并积极加强与亚太主要国家的外交互动。因此，俄罗斯政治上积极参与东北亚政治进程，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经济上明确其亚太战略的核心任务是通过“西伯利亚工程”加快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并计划以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为基础建设与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全方位经贸合作，为进一步融入亚太经济圈、实现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将亚太地区市场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开创前景。俄罗斯还计划将与亚太各国之间的贸易提升至占其贸易总额的４０％之多。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继２０１４年普京访华后先后访问越南和泰国，被视为俄外交自乌克兰危机后从欧洲—大西洋主义向亚太主义的转变。
（３）国家软实力建设战略。国家软实力建设是普京第三任期的外交工作重点。２０１２年初，普京即在《俄罗斯与变化的世界》一文中指出，软实力是一国为达成外交目标而采用的除武力之外的、以信息和其他相关方式为主的方法总称。此轮外交转型依托成立于２００８年的俄罗斯联邦独联体事务、俄侨和国际人文合作署（Ру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简称“俄罗斯合作署”或“国合署”），让其直接受外交部管辖，除了完成加强俄侨联系的工作，还履行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外国青年教育项目、对外援助等具体公共外交工作的职能。目前，该机构在８２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拥有２０亿美元的预算。成立于２０１３年的“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是俄罗斯软实力政策的另一重要工具，主要负责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生活。进入２０１５年以来，俄罗斯政府更是加大了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投入力度，俄通信和大众传媒部１月中旬宣布追加４.０５亿美元用于建设“今日俄罗斯”等软实力推广机构。
（４）国家认同建设战略。国家认同具有个体与集体、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维度。就国内维度而言，国家认同是国民的归属感，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表现。在国际维度方面，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定位与角色，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两个维度的认同形成辩证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国家认同对一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没有彻底走出国家认同的困境。随着国内局势恶化和乌克兰危机走入死胡同，俄罗斯愈加将冲突矛头指向西方，同时希望借助整合社会思想重建国家认同，恢复国内秩序，保证政权的合法性，明确俄罗斯的发展方向，确保国家外交工作的统一性和有效性。为此，普京２０１２年重任总统后，首先指示由高校、中学和科学院研究机构的优秀研究人员组成修改历史教科书工作小组，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广泛讨论，要求在历史教学中贯彻逻辑的一致性，让民众了解历史是民族统一和文化基因的基础。俄罗斯政府还组织学者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研究，于２０１３年召开“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十周年纪念会议，讨论“现代世界条件下的俄罗斯多样化”，即当代俄罗斯的国家认同问题。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ВЦИОМ）还就俄罗斯人的认同问题进行了一次多问题、全方位的调查，最终出台了一份名为《当代俄罗斯认同：维度、挑战与答案》的调查报告，对国家认同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这些举措都说明，俄罗斯在社会转型和外交转型的关键期，希望通过整合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的思想，重建国家认同，保证国家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在研究一国外交政策时，除了国家实力对比、地缘政治结构等因素，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也不能被忽略，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的批判。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Ｊ．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曾指出，规范、价值观等评价标准和规则、模式等认知标准形成的共有观念即文化，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集体认知，这会影响行为体的利益定义、身份认同和行为方式。因此，相比俄罗斯外交转型在欧亚、亚太和软实力建设领域的战略，第四个特点决定了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俄外交中长期发展趋向的重要性。特别是目前对俄政治精英认同问题的研究发现，支持普京外交思想的中右力量已然占据主流且呈上升态势；即使在政治精英内部存在一定分歧，其认同指向也仍处于业已形成的所谓“普京共识”框架之内。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外交将会受到这一认同建设进程的影响。未来俄罗斯外交认同的政治色彩或将更加浓厚，这决定了分析这一问题应该采用更加丰富的理论视角和范式。
三、俄罗斯外交转型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俄罗斯外交转型既有历史惯性的影响，也有现实的原因。总的来说，此轮转型发生在国际关系格局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源于俄国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结构发生的变化，并受到乌克兰危机的直接推动，促使俄罗斯外交在欧亚、亚太地区战略和公共外交领域做出政策调整，其国家认同建设也会对当前和未来俄罗斯的外交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来说，俄罗斯外交转型的这些特点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认为，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俄罗斯的欧亚战略对中俄关系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普京提出在俄白哈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基础上逐渐建成具有综合性质的欧亚联盟，使之成为促进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新组织，以及俄追求世界强大一极战略的依托。这一战略对中俄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构想可能与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海合作组织发生利益冲突，但也不排除两国通过协调努力，借由这一契机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俄罗斯从１９世纪便开始维持在中亚的存在，但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大为增长，相比俄罗斯，一些中亚国家更依赖中国的经济扶助和贸易联系。中亚地区颓废的经济和混乱的政治说明了俄罗斯影响力的失败，而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践行的政治集中但经济非集中的模式对中亚（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似乎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２０１３年中国成为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既帮扶了当地发展，也达到解决西部边境安全问题的目的，但同时也削弱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从目前来看，相比于受能源价格下跌和经济制裁困扰的俄罗斯，中国是对中亚国家更有吸引力的能源出口市场。而作为能源需求大国的中国也可以凭借这一陆上能源输送渠道减少对海上渠道的依赖。然而，欧亚经济联盟为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哈萨克斯坦设置了诸多限制，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则意味着其与中国之间将竖起一些不必要的贸易壁垒。因为担心本国成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的工具，俄罗斯不会积极促进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关系。一些中亚国家也可能为了获得联盟赋予的在交通、贸易等方面的优惠条件而放弃或减少与中国的合作。同时，欧亚经济联盟在内部实行零关税，可能使中国对相关国家出口成本增加，并增强一些国家与中国在能源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很有可能成为继续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阻碍。在安全问题上，中俄虽然都视地区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为主要威胁，但俄罗斯倾向借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进行多边安全合作，而不是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俄新版军事学说提出优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力，说明俄即使在外交上与中国寻求双赢，但却没想在安全上依靠中国。而中国并不排除与外界合作反恐，同时还对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行安全援助。这在俄看来也形成了一种冲突。
但也有观点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在增加相关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经贸联系的同时，并不会削弱与中国的合作。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为减轻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风险而会一如既往地寻求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２）俄罗斯亚太战略的借重特征对中俄关系有利有弊。俄罗斯面向亚太的政策与美国积极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几乎同时进行。在俄罗斯寻求自身经济发展目的的同时，其借重亚太、特别是中国力量抵御美国的目的，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俄罗斯加大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力度将可能拓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带来机遇。俄罗斯领导人也认为，俄罗斯必须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以期得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支持；没有中俄的共同参与，地区合作机制就不能充分发挥效能。但另一方面，基于俄国家利益而制定的亚太战略，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俄罗斯的亚太战略在对中国经济借重的同时，在战略上还有“御欧抗美”的考量。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美冲突加剧，而且俄罗斯现阶段主张的是一个削弱美国单极的多极体系，希望排除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因此，俄罗斯不会成为“美国的英国”，不会服从中国的领导，中俄关系会向着某种“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模式发展。而中国在亚太地区不谋求带有排他性的领导力，而是寻求多方共赢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如果中国倡导的这种亚太合作精神掺入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对抗因素，则会让中俄在某些问题上的共识受损，也会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３）俄罗斯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尚处摸索中，中俄可以在此领域寻求合作机遇，但也要防止俄方的疑虑对中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中俄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提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与中国相比，当前俄罗斯软实力政策的重点是公共外交中的对外宣传，主要用信息战的方式特别针对西方国家传递本国的正面信息，以期直接与外国民众建立联系。俄罗斯更是采取重组、新建公共外交机构、投入巨额资金等方式，在国际教育交流、对外宣传和国际发展援助三个领域提升国家软实力。但目前俄罗斯软实力的建设工作也存在诸多缺陷：内部缺少统一的软实力概念体系、公共外交机构专业性差、对外宣传注重报道“边缘消息”，这让舆论对其机构的从业标准和能否产生积极影响产生了怀疑。相比之下，我国的软实力政策概念和举措更符合本国国情，更注重和平发展和“提高软实力建设的认识和自觉性，在建设核心文化价值观体系上下功夫”。
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与西方在诸多方面的冲突，俄罗斯的软实力建设可能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这对中俄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可能构成机遇和危险并存的局面。中俄可以在具体项目实施中寻找合作的机遇，例如在教育交流、国际发展援助等领域实现官方和非官方多层面、多渠道的合作，也可在海外援助行动中实现合作联动。与此同时，虽然从表面来看，中俄两国的软实力建设不存在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对外宣传政策中日益增强的排外倾向。如一些进行中俄比较研究的俄罗斯学者虽然没有言辞激烈地指出“中国威胁论”，但却明显透露出对中国软实力影响的担忧。俄罗斯不但担心中国的经济、人口“占领”，还担心中国实施积极的对外软实力政策会对俄民众产生影响，认为中国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通过开办孔子学院等方式，压制俄罗斯软实力政策的实施。还有文章指出，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存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软实力”控制。这些言论明显不利于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
（４）俄罗斯国家认同建设扶植的保守主义势力上升或对中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俄关系发展应该注重民间感情的培养。俄罗斯外交转型中的国家认同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达成内部民众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共识，以明确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布局。从目前来看，带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俄政坛占据主流，而其中不乏持“中国威胁论”的政客，在政治精英圈尤其明显。而在俄罗斯普通民众中，只有１８７５％的人认为中国“是威胁，（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正在被他们（中国人）夺走”；７５％的人认为“不会，中国是我们真正对抗美国的地缘政治伙伴”。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评价的差异也提醒中俄两国领导层，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会受到本国政治精英主导的不利形势下，两国民间外交的发展十分重要，民间往来、交流的增加有助于消除俄罗斯国家认同建设不利因素的影响。
四、结语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俄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许多重要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在这一时期出台并得以付诸实施。这一时期也是中俄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关键期，在继承以往合作精神、发挥传统合作领域优势的基础上，中俄双方还应该挖掘两国关系深层结构中的差异要素，发扬纠错和创新的精神，改革既有的结构性矛盾，让中俄伙伴关系更好、更健康、更持久地发展下去。本文选取俄罗斯外交转型这一研究切入点，即是希望通过分析新时期俄罗斯外交理念和政策的特点，发现俄罗斯外交中的“变”与“不变”，既从当下、也从长远审视中俄关系，找到有利于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也发现可能对中俄关系造成困扰的挑战，尽量规避之。
关于俄罗斯外交转型与中俄关系这个命题，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点：首先，在国家利益涵盖下的中俄关系存在着互补性和差异性两种客观状态。互补性本身不是无限的，差异性也可能会导致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共同利益具有局限性。其次，２０１２年以来的俄罗斯外交转型发生在俄政治精英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判断重构之际，加之一些必然和偶然事件的发生，使得俄外交在政策、战略上出现变化，但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外交受国家发展思想影响所具有的内在继承性和矛盾性。这使得转型期的俄罗斯外交呈现一种“混合外交”的形态，即“在实行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增强国家形象的软实力政策的同时，又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这也迫使学界在研究变局下的中俄关系时，需要结合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分析视角，也不能忽视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下的隐忧。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目前中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俄罗斯既想借助中国的“发展之帆”，又害怕中国利用和超越自己。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近期所指出的，阻碍中俄关系的首先是经济体量不平衡；中俄能源合作的巨大进展并不能改变中俄经贸中的结构差异，俄罗斯作为“加油站”满足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中国则向俄出售工业制成品，中俄合作也不能取代两国对西方市场、技术和资金的依赖。此外，西方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巨大。２０１４年，中俄贸易额达到９５０亿美元，但欧盟仍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美经济联系虽然走弱，但中美贸易额却持续走高，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在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二，但俄罗斯只在中国贸易伙伴中排名第八，中俄贸易只占中国贸易总额的２％。换句话说，虽然中俄可以在政治、外交上与西方立场相异，但在贸易上却无法放弃美国和欧盟。站在建构主义的视角审视中俄关系的现状，不难发现，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不平衡，导致俄罗斯国内涌动着警惕、敌视中国的思想，影响两国有利于构筑共同命运体系共有观念的形成。按照亚历山大·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会形成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身份、角色、地位的认知，形成共有观念或体系文化，这会塑造国家的身份，对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结构都产生影响。缺乏信任和集体认同会让中国和俄罗斯与共有观念渐行渐远，也会让西方因素愈加强大，而西方因素也只能让中俄在经济和军事上走近，并不能提升两国关系的真正质量。
那么，中俄关系维持的基础是什么？未来又会向何处发展？是作为新型大国关系典范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是某些西方学者眼中的建立在与他国关系矛盾基础上的“敌友关系”（ｆｒｅｎｅｍｉｅｓ），还是因为一时利益形成的所谓“Ｇ２集团”？本文认为，应根据俄罗斯外交转型的特点，无论是在外交工作、还是在学术研究中，以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双重视角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俄关系进行巩固和调整：继续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如在网络安全领域），特别是加大在创新领域的交流协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现实物质基础，扩大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继续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多边组织中加强大国作用，提升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力量，为国际关系格局向健康方向发展做出贡献。加强两国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间的思想交流，形成社会有机的互动互通，正视彼此的差异，谋求两国共有观念的身份建构。中方也需要警惕俄国内“中国威胁论”的走势，以及俄罗斯某些政客宣扬用核武器对付美国和北约的“武力外交”言论。当前也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俄保守主义势力上升不利于政局发展，但普京在国内谋求的是国家秩序高于个人自由，其执政团队提倡的保守主义也不等同于守旧主义和极端主义，而是主张进行考虑具体国情的改革，让俄罗斯重回强国之列，应当鼓励俄罗斯政治精英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对俄罗斯外交转型和中俄关系发展都将是一个乐观的局面，也有助中俄关系在提升自身水平的同时，实现国际关系格局的顺利转型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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