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火炬手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火炬手

——百岁老人贺敬之的中国文艺贡献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贺敬之，以自由体新诗创作起步、以新歌剧创作成名、以政治抒情诗奠定在中国文学史之地位。他不仅首先提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被中央采纳，而且其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与思想高度提炼风骨，写诗“坚持政治学与诗学统一”的标准，坚守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革命文艺家基本任务，模范力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和“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文艺工作神圣使命，是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文艺战线伟大的火炬手。

一、“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980年1月23日，贺敬之在中宣部理论座谈会发言中说：“我想提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我们的文艺方向的概括性的表述，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之下，加一句‘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提前一句，可能使有些人误解为只有一个服务对象问题；加上后一句，可以简明地指出时代特点，提出对文艺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的要求”。不久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把新时期文艺工作方向的总口号，确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至今未变。1984年以后，贺敬之对“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命题予以肯定和论述，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主旋律，发展多样化”，文化艺术战线要恢复生机，必须“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这些意见也被党中央采纳，分别写进了十四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贺敬之1924年出生于山东峄县（今枣庄市），1937年考取山东滋阳县乡村师范，流亡至湖北，入湖北国立中学学习。1939年随校迁入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夏步行到延安，先在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协会理事，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并任《剧本》与《诗刊》编委，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76年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文化部代部长至1992年2月离任。2002年12月，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授予贺敬之“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贺敬之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走出“小鲁艺”，进入“大鲁艺”，同根据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向民间口头文学吸取营养，填写和创作了很多歌词和秧歌剧，如《南泥湾》《翻身道情》《平汉路小唱》《七枝花》《红五月》《赵占魁运动歌》《红军大反攻歌》和《胜利进行曲》等；还单独或合作创作了《栽树》《周子山》《秦洛正》《瞎子算命》《拖辫子》等秧歌剧和第三本诗集《朝阳花开》等。

1980年文艺工作方向增加“为社会主义服务”，强调“文艺工作在政治方面应当抵制和克服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影响，反映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展现出的英勇斗志和良好品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二、文学创作：从历史与思想的高度提炼风骨

1939年，在奔赴延安途中写下组诗《跃进》：

“黑色的森林

漫天的大幕

猎人跃进在深处

猎枪像愤怒的大蛇

吐着爆炸的火舌

而我们四个

喘息着

摸索向前方……”

1940年，16岁的贺敬之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91年，任鲁迅文学院第二任院长。贺敬之先生受到鲁迅精神的深刻影响，2013年贺敬之在“重回延安寻根之旅——弘扬鲁艺精神，共建鲁艺家园”座谈会上说：“鲁艺给予了我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小米饭养活我长大’……鲁艺是以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导师鲁迅为名的，鲁艺的精神继承着贯穿着鲁迅精神，我为鲁艺而骄傲”。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概括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并且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正是源于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气节，“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贺敬之先生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与思想的高度提炼风骨。贺敬之的学习和写作本身，自然也是战斗，他的觉悟与认识逐渐从民族的苦难，深入到阶级的苦难，开始写回忆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也沉醉于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内容和形式，并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回忆着自己苦难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了同属这一题材的叙事体的短诗和长诗。贺敬之的作品承载着他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关怀。他的诗歌和剧本常常揭示了社会的弊端和不公，用文字唤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反思。贺敬之好流眼泪，但他的眼泪“从不为自己的伤心事而流，只因为感动而流”，每当在诗句中倾诉对党、人民、母亲、延安和故乡的深情，稿纸常被泪水浸湿。他的诗歌，唱遍祖国大江南北；他的艺术，影响并鼓舞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1942年，贺敬之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于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情节，尤其，“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深刻揭示了旧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痛伤害和残酷压迫，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立解放区给人民带来的解放和希望。《白毛女》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歌剧结合，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中西合璧，更在内容上展现了浓郁的家国情怀和深厚的人民情感，成为中国歌剧的里程碑，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1951年，黑白电影《白毛女》在全国25个城市同时上映，一天观众达47.8万人次，创下同时期中外电影最高上座率。1951年至1952年中国青年文工团赴苏联和东欧九国，以及奥地利演出歌剧《白毛女》，为期一年，巡回152个城市，演出437场，观众达242万人次。1943年春节，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达到高潮，鲁艺以新秧歌《挑花篮》慰问359旅将士，贺敬之应邀为秧歌插曲《南泥湾》创作歌词。那些在采风途中抄录的歌谣争先恐后跳入脑海，贺敬之决定用信天游的形式写出南泥湾今昔对比，一夜之间写成“南泥湾”，由马可给谱了曲，唱出了延安人民在艰苦环境中不惧艰辛、勤劳勇敢、乐观向上的精神，一句“开荒南泥湾，男女老少齐心干，春风吹绿了江山”，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更体现了贺敬之对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赞美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多年来，“去革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涌起，甚至变本加厉。“例如有人竟公然在正式书刊上发文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和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场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开创人民文艺新时代的伟大纲领彻底否定，旨在从根本上改写“五四”以后中国历史的正道：当时、后来和将来”（李云雷《贺敬之：回忆抗战的创作岁月》，中国作家网，2015年9月4日）。但是，真实的历史是不容任意篡改的。不管出自何种动机的妄言和谬说，在真理面前终归是难以立足于世的。贺敬之指出：

延安精神铸就了抗战的中流砥柱历史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曲折，忠诚的革命战士和觉悟的人民群众，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理想信念的。

 

面对文艺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让贺敬之感到忧虑。“有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他说，“否定历史就是否定现在。”不过，暂时的忧患无法动摇他的信念。正如在苏东巨变、世界共运陷入低潮之时，身处顽疾威胁之下的贺敬之在其诗作中所表达的：

“一滴敢报江海信，

百折再看高潮来！”

三、写诗标准：坚持“政治学与诗学”的统一

1. 政治抒情诗。以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作为题材，赋予抽象的政治命题以具体生动的形象，以政治的“虚”来贯串、带动形象的“实”，又以形象的“实”使政治的“虚”变成可观可感的东西，在宏大的视野和结构里，驾起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借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写法，诠释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振奋人心的前进号角。《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最具代表性。

《放声歌唱》写于1956年，通过“钢铁的火焰、少先队的领巾、穿山越岭的列车、飞上高空的飞机、迷人的长安街夜景、美丽的大兴安岭林场”等，看到新中国的蓬勃发展，激发着奋斗激情与生活向往。

来！我挽着你的手，

你挽着我的胳膊，

在我们如花似锦的道路上前进啊，

一程又一程！

在每一平方公尺的土壤里，

都写着：我们的劳动和创造；

在每一平方公分的空气里，

都装满我们的欢乐和爱情。

社会主义的美酒啊，

浸透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和每一根神经。

《雷锋之歌》写于1963年，歌颂了雷锋短暂而又伟大的一生，站在时代高度，从当时现实重大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阐释雷锋这一形象出现的意义和时代原因，回答青年一代所面对的人生价值。

啊，念着你啊——雷锋！

啊，想着你啊——革命！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

使我们如此地激动！——

历史在回答：

人应该怎样生？

路应该怎样行？

……

呵，面前的道路、头上的天空，

会不会还有乌云翻腾？

滚滚沸腾的生活啊，闪闪发亮的路灯，

面对今天：血管中的脉搏该怎样跳动？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

什么是青春的生命？

血管中的脉搏该怎样跳动？

《西区列车的窗口》写于1963年新疆阿克苏，上海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赴新疆支边，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贺敬之和新疆兵团的老战士、上海的小青年们深入交谈，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祖国的山河与革命斗争的风雨。

一群年轻人的肩紧靠着一个壮年人的肩，

看这么多双手紧紧地拉着这一双手……

他们呵，打从哪里来？要往哪里走？

他们属于什么样的家庭？又是什么样的亲友？

你讲的第一个故事：“当我参加红军的时候……”

你们的第一张决心书：“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呵，指导员牺牲前告诉我：

“‘想到呵，十年后……百年后……”

呵，我们对母亲说：“我们永远、永远跟党走！”

2. 抒情短诗。向民歌和古典诗词借鉴，把自由体的舒放、奔泻与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含蓄凝炼、音律的和谐结合起来，感情真挚醇厚，意境清新深远，讲究炼字炼意，注重诗的可朗诵性与群众性。《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最具代表性。

《回延安》写于1956年，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两行一节、节节换韵的格式，以浓郁的抒情气氛和地方色彩，表达对延安这片养育他革命情怀和艺术灵感的土地的深情怀念，赞颂延安的巨大变化和伟大历史功绩。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

一座座楼房披彩虹；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三门峡——梳妆台》写于1958年，有感于新中国在黄河中游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治黄壮举，追思千古、喜看当今、展望未来、巧妙构思，倾情写就气吞山河的诗篇。

何时来呵，何时来？

——盘古生我新一代！

举红旗，天地开，

史书万卷脚下踩。

大笔大字写新篇，

社会主义——我们来！

黄河女儿梳妆来！

梳妆来呵，梳妆来！

百花任你戴，

春光任你采，

万里锦绣任你裁！

三门闸工正年少，

幸福闸门为你开。

并肩挽手唱高歌呵，

无限青春向未来！

《桂林山水歌》写于1959年，含蓄而深刻地写出桂林山水诱人的美，抒发热爱桂林山水的真挚感情，概括桂林从历史到现在的巨大变化，由赞美桂林山水扩展到对祖国美好山河的歌颂，表达着豪迈的爱国主义激情。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

水绕山环桂林城

……

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

祖国的笑容这样美！

桂林山水入胸襟，

此景此情战士的心——

江山多娇人多情，

使我白发永不生！

3. 新古体诗。20世纪60年代以来，采用长短五、七言形式创作400余首新古体诗，近于古体歌行的体式，又有别于近体的律诗或绝句，不仅节拍整齐、合辙押韵，而且还有部分律句、律联，聚含着时代风雨和人世感喟，将古典韵味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富春江散歌》《青岛吟》《故乡行》等为代表作。

《富春江散歌》是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组诗，“新古体诗”的命名源于该组诗。其中：

《富春江散歌·十五》：

烟雨楼头南湖心，

长河水源白云根。

窗开万厦须两手，

挽此云水净埃尘。

《富春江散歌·二六》：

壮哉此行偕入海，

钱江怒涛抒我怀。

一滴敢报江海信，

百折再看高潮来！

《青岛吟》写于1985年，贺敬之游览过青岛崂山并曾留有多首诗作。其中：

《望石老人礁石》：

观海喜见潮，听松乐闻涛。

风雨寻常事，石老解逍遥。

《咏崂山英雄群体》：

西望华岳颂群英，

东望崂山又一峰。

神州生气终可赖，

思飞瀑洪热泪倾。

《故乡行》（四首）刊发于《中国诗选刊》总第88期。其中：

《登泰山南天门即景》：

此景天生抑人生？

相遇竟在不遇中。

月观峰上观落日，

日观峰下逢月升。

《登岱顶赞泰山》：

几番沉海底，万古立不移。

岱宗自挥毫，顶天写真诗。

四、基本任务：黑暗势力须暴露，革命斗争须歌颂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页）

革命文艺家贺敬之以诗作、剧作为武器，向黑暗的旧社会、旧势力开战，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讴歌先进的、光明的事物。从他诗的行间流淌的是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这位出身在旧社会农村的穷苦孩子，对他的人生与艺术都打上深深的烙印。他用诗对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恶霸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进行了坚决地揭露和控诉。他用诗对党和人民、对革命事业进行热情地歌颂和赞美（苏国成《革命诗人贺敬之》，《兖州春秋》年刊第五期）。先后发表、出版诗集《并没有冬天》（1951）、《朝阳花开》（1954）、《放声歌唱》（1956）、《乡村的夜》（1957）、《放歌集》（1961）、《雷锋之歌》（1962）、《回答今日的世界》（1990）、《贺敬之诗选》（1979）、《贺敬之文艺论集》（1985）等。从大运河到延河，从翠屏山到宝塔山，从台儿庄到北京城，风雨兼程80余年，一路革命一路歌，以不平凡的深刻文学实践与卓越艺术成果，造就中国文学史上一代红色诗人和最有影响的著名剧作家，铸成中国现当代浩瀚星辰中一颗耀眼夺目的明星。

                          

著名作家贾漫在《诗人贺敬之》中说：“如果说艾青为民主革命中成千上万的青年点燃了‘火把’，《雷锋之歌》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困难年月，点燃了熊熊火炬！”但是，当下诗坛缺少站在时代高度有着自己思考的诗人，缺少史诗和大诗，缺少黄钟大吕的震撼之作，诗歌诗意淡化，思想贫弱。诗人葱郁说：“中国诗歌目前最为缺少的是史诗和大诗，一个时代的诗歌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心灵史，应该有非凡的语言成就，应该给我们认识和解读我们几代人经历的时代提供一个艺术的参照物，但我们没有……我们需要”。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涌现，尤其，以方方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以莫言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形成严重冲击，不仅违背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革命文艺家基本任务，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丁毅说，贺敬之对新时期文坛的一些新思潮很不感冒，对谢冕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还有“下半身”诗派等，都非常反感（宋春丹《诗人部长贺敬之》，《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3期）。

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对传统的文学史理论提出严峻挑战，在中国的代表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源于西方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学史理论的挑战。“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与意识形态的塑造。那么，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新历史主义”，被称为“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等，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也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张学军《莫言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究竟是要以怎样的内容、怎样的方式塑造怎样的意识形态呢？是标榜“文学就是要揭露黑暗而不是讴歌”，摒弃革命文艺家“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基本任务吗？是“利用小说诋毁、丑化八路军、丑化中国人民、美化日本侵略者”，“抹黑共产党、歌颂还乡团”，实现“我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吗？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看重的“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吗？那么，在莫言先生的心中和笔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是否早就被他逆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早就被他否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0月15日）。

而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诺贝尔颁奖词说：“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无不深深伤害着每一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莫言是中共党员，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但是，莫言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初心是否还在？“诋毁、丑化八路军、美化日本侵略者”，“抹黑共产党、歌颂还乡团”，“用小说反党”，这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的艺术本质？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气节被丢到哪里去了？真是给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师大鲁迅文学院丢尽了脸！

2021年《光明日报》采访贺敬之先生指出：“近些年其中一些人忘记了初心使命，离人民越来越远。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号召。97岁的贺敬之老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将这殷殷嘱托听得进去、记在心头，在创作中真正‘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吴志菲、余果《贺敬之：为人民写诗 为时代放歌》，《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2日）

今年是贺敬之老人的百岁寿辰。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该向这位社会主义文艺战线的杰出老战士、时代火炬手学习，矢志不渝地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直起中国人民的腰杆，为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暴露黑暗势力，歌颂革命斗争”，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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