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通用的日元中，有一种一万元票面的纸币，上面印有一个人像叫褔泽谕吉，他被认为是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就是他提出了“脱亚入欧”论，对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日本原是亚洲东北部的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在东亚文化圈的哺育下成长、发展。特别是9世纪的一场“大化改新”，孝德天皇全面学习、推行中国的大唐文化，迅速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日本无论在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在文字、民俗上，几乎是“全盘唐化”，无处不受中华文化的薰陶。然而，
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后，日本搞起了“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才由一个亚洲国家嬗变成为一个“西方国家”。
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文明论概略》，明确提出：“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文明总要压制落后文明”，力主日本走西洋文明的道路。1885年又发表《脱亚论》，鼓吹日本应脱离亚洲行列，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他认为朝鲜与中国都是“不思改进之道”的国家，是日本的“坏朋友”，“与坏朋友亲近的人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在“态度”上要视朝鲜和中国为“半开化的国家”，在“方式”上以武力征服来“对付”。
“脱亚入欧”论，一方面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一个近代国家；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奉为圭臬，疯狂向外扩张，侵略朝鲜和中国，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害人类，最终蒙受原子弹轰炸之祸，沦为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
当年提出“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也许压根儿就没想到，他的思想固然把日本引上了近代化之路；同时恰恰又正是他的“脱亚入欧”论，让日本的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给日本民族和亚洲人民招来了灾难，其恶劣影响至今犹存。
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这对它的亚洲邻国，明显的是祸不是褔！那么，
它对日本民族又怎么样呢，究竟是褔还是祸呢？
许多日本人认为：这是褔不是祸。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还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脱亚入欧”，完成日本近代化
19世纪中期，日本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天皇名义上虽是最高的统治者，实际上徒具虚名，因为打自12世纪末的1192年开始，实际掌握政权的是幕府将军。
世袭的幕府将军是最大的封建主，地方上的大名（诸侯）亦称“藩”，都是其封臣。大名从属于将军，对将军承担着军事和其它封建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军事、行政和税收的权利，有很大的独立性。将军和大名都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家臣可从主人那儿获得土地和禄米。天皇、将军、大名和武士，是日本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占人口80%的农民则是被统治阶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兴地主和商人。
1853年美国将军柏利率领三艘军舰到达江户（幕府“政厅”所在地），他以开空炮的恫吓手段，迫使幕府政府屈服（史称“黒船事件”）。1854年和1858年，幕府政府两次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一系列港口，给予最恵国待遇，国家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均告丧失。随后俄、荷、英、法也迫使日本签订类似条约，日本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的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的廉价商品大批涌入，严重冲击了它的经济。原有的手工业和商业遭受摧残，物价飞涨，大批黄金外流，一般人民特别是市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人民仇视外国侵略者，更痛恨幕府政府软弱无能、引狼入室。
1858年，长州藩一些不满幕府腐败统治的中下级武士，组成了“倒幕”派，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所谓“尊王”，就是抬出原先失权的天皇，要求推翻、取代幕府的腐败统治；“攘夷”，则是要驱逐外敌，以挽救面临的民族危机。长州藩倒幕派的主张，得到萨摩、土佐、肥前诸藩武士的响应，随后掀起了一场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运动。运动遭到了幕府的镇压，其领袖人物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人惨遭杀害，史称“安政大狱”。
在幕府的高压统治下，1865年起，“尊王攘夷”运动向武装倒幕转化；1866年萨摩、长州两藩的倒幕派在军事上结盟；1867年，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乘机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统治，成立新政府。倒幕运动的领袖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人掌握了政权，勒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交出领地，还政于天皇。1868年1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以“除君侧之奸”为名率军向京都进发，在伏见、鸟羽战役中，西乡隆盛指挥的倒幕派武装，以少胜多击败了幕府军队，进而占领江户，并以天皇名义改称为东京，取得武装倒幕运动的胜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发表明治政权的基本方针。内容由“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旧来的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气”等《五条誓约》组成。
天皇的《五条誓约》实为由利公正、福冈孝弟起草，木户孝允进行修改，再经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加工后定稿的。这一史实充分证明，武装倒幕胜利，形式上是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正式把政权交还给天皇睦仁；实质上掌握当时政权的核心人物，还是那些武装倒幕运动的领袖。1869年明治天皇政府正式从京都迁往东京。
还在幕府统治末期（19世纪50年代初），日本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受魏源《海国图志》的影响，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主张主动了解西方。佐久间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阴（以办学鼓吹维新思想而著称的日本思想家），为了实践这一思想，更是以行动试图冲破幕府的锁国政策，偷渡海外，后以失败被囚禁、杀害告终。横井小楠还与佐久间象山一起，提出了“开国论”，认为“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应是日本的发展之路。显然，这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治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木户孝允、伊滕博文等人均曾受教于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无一不受上述维新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天皇制度，原本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按例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然而，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即从12世纪末幕府政治确立开始，天皇实际上即被架空，因而日本封建主义的实体核心是幕府统治，而不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再加上明治维新前由中下层武士领导的武装倒幕运动，又是借助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因而客观上日本的天皇制度已异化为日本幕府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这就使明治政府的维新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明治政府建立后，在维新思想的主导下，为了日本的近代化，1871年11月，政府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赴美欧考察团，由岩仓具视（改革派公卿首领）带队，成员有由利公正、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要人。代表团遍访美、英、德、法、俄、意等美欧12个先进国家，考察了西方近代国家的制度和文化，还与美英等国进行了有关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预备谈判。整个行程历时一年有余，于1873年5月返回。经过考察，出于对天皇制度的肯定，大久保等人否定了美、法共和革命模式；肯定英、俄、德的君主立宪模式。代表团特别欣赏德国的近代化道路，尤其是对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国后决定努力充实内政，先行改革，按照德国模式经营自己的国家。
由于受“闭关锁国”传统的影响，明治初期，整个日本社会仍存在着强烈的排外思潮，弥漫着一股“仇外”情绪。即使像伊藤博文这样的人物，在接受维新思想以前，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的日本式“义和团”青年（他曾与人一起策划过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并参与纵火焚烧法国使馆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活动）。这种仇视西方的“排外”思潮，不能不说是日本社会变革的一大阻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文明论概略》，力主日本走西洋文明的道路；1885年又发表《脱亚论》，竭力鼓吹西方的强权政治，走武力扩张之路。经过福泽谕吉和日本维新派的一番“大喊大叫”，终于改变了日本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使“脱亚入欧”主张，逐渐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这对明治政府的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
正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日本传统思想的阻力，导引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方向，从而使日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
“脱亚入欧”的核心是“入欧”，就是学习西方，全盘西化；也就是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西方文明，繁荣近代工商业经济，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整个明治维新运动，实质上就是对“脱亚入欧”论的一种实践，它着重解决了以下四大问题：
1、政治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废藩置县”，结束了260多个地方藩主分裂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天皇制”为形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彻底告别了幕府的封建主义。
2、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废除买卖土地禁令，确立土地私有制；废除关卡、行会，“殖产兴业”，开工厂、修铁路、办邮局、建银行（先是发展官办企业，最终过渡到以低价拍卖、出售的方式，全面、大力扶植私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3、军事上，解散各藩藩兵，推行征兵制，实施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完成军队国家化；仿效欧洲国家建立新式陆、海军，从欧洲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积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发布《军人敕谕》，规定天皇为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号召军人信守武士道精神，誓死效忠天皇。
4、文化上，推行西方学制，以小学为重点，普及国民教育，实施“忠君爱国”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外语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改用西历，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积极引进西方文化。
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
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滕博文为代表的改革派，结合日本的国情，按照德国模式建立起来的“欧洲政治架构”。
其最大特点在于：在近代宪政的外衣下，构建以“天皇”为权威，由明治元老（倒幕武士首领）实际操控，最终形成由军部独裁的军国主义体制。
明治政府初期，政治上很不稳定，由于地方封建势力对“废藩置县”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期间曾引发过多起的叛乱与反抗，其中仅规模较大的有：1874年“佐贺之乱”，1875年自由民权运动，1876年“敬神党之乱”、“秋月党之乱”和“获之乱”，1877年的“西南战争”等。然而，正是依仗新建立起来的这一强有力的政体，明治政府得以用铁腕手段，无情地镇压、平定了这些叛乱与反抗，从而保持国内的统一与稳定，为近代日本的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脱亚入欧”保驾护航。
以后，
随着明治政府在“殖产兴业”方面的努力，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中，日本首先在轻工业部门中完成了工业化：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的国内产量首次超过了输入量；1894年机械缫丝总量超过了手工缫丝总量。重工业发展速度稍慢些，但到20世纪初期其基础也已基本奠定：1901年设立官营八幡制铁厂，随后日本制钢厂、釜石制铁厂等民营铁厂也相继设立，作为重工业基础的钢铁产业基本创立；1905年池贝铁工厂成功地制造了美式车床，机械加工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造船技术亦向世界水平靠拢；1910年以后，工厂的动力也逐步实现了电力化。
在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受政府的大力扶植，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为代表的私人财阀寡头企业逐渐形成。这些民营企业实行以金融、贸易、矿山业等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不断壮大，终于成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支柱，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大影响。到一战前夕，日本俨然成为近代的亚洲大国、一个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形象崛起于世界。
“脱亚入欧”，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
“脱亚入欧”，既使日本完成了“近代化”；同时又让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成了近代朝鲜、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巨大祸害。
日本早从秦汉时期就与中国有友好交往，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据《后汉书》记载，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的“倭奴国”遣使朝贡，光武帝曾赐其“汉倭奴国王”金印（此金印实物已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得以证实）。此后直至明清，双方交往不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日本政府专设“遣隋使”、“遣唐使”，官方交往规模庞大，对日本历史发展的影响可谓既广且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文化中“浸透了中华文化”，离开了中华文化就没有了日本文化可言。试设想：在日本文化中能够没有汉字吗？！需知，所谓的“假名”也是从汉字中衍生的。
在古代日本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除了与中国等有长期友好交往的一面外；同时又存在着向外侵略扩张的另一面，显示出其对外交往史上矛盾着的两面性：
还在公元3世纪，日本的本州刚形成一个奴隶主政权“大和”，当时它连日本四岛还未完全统一。可是，从4世纪起，它就迫不及待地对朝鲜半岛伸出了侵略的魔掌，先后侵占过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今斧山、金海一带），并以此作为据点，不断向北蚕食。直到6世纪，随着半岛东南部新罗国的强大，才于562年被逐出朝鲜半岛。
公元7世纪，日本又一次对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历时十余年，最后新罗国王只得向中国唐朝求援，663年在白江口被唐军彻底击败，才收敛了野心。
12世纪末日本进入幕府时代，中央王权不张，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间或处于内乱。直到16世纪末，日本结束了“战国”历史，封建主丰臣秀吉重新“统一”全国，随后又是向外侵略扩张。
1592年与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出兵进攻朝鲜，朝鲜政府被迫两次向中国的明王朝求援。1593年1598年，明王朝先后出兵，朝中军队并肩作战，两次驱逐日军，取得最后胜利。
丰臣秀吉的侵略失败了，然而，他向朝鲜、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方略，却被近代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所继承，丰田秀吉无疑成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的鼻祖。
在古代日本对外的交往史上，尽管它存在着向外扩张侵略性的一面；但客观地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在极大多数时间里，其对外交往活动的主流还是和平性质的。
日本的武装倒幕运动，原本是中下层武士和部分大名，包括新兴的地主、商人，因不满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所发动的一场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目的是实现“还政天皇”，挽救民族危亡，寻求日本的强国之道。可是在接受了“脱亚入欧”思想的日本武士和天皇的心目中，强国之道就不只是为了摆脱西方的侵略；相反，其目标还在于“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见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的《御笔信》），
明确宣布：要向外扩张、去侵略邻国了。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一个转折。如果日本在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中，能秉承东方文化中“和平”、“中庸”、“和谐”的理念，与邻国友好相处，那么，日本按理是不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惜，
以封建武士阶层出身的近代日本思想家们，继承了历史上丰臣秀吉的扩张侵略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脱亚入欧”为其国家的发展纲领，完全摒弃了东方理念，这就使明治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向外扩张侵略的目的性。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在构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时，特别重视、强化军事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自觉地有意识地营造具有日本特色的天皇制军国主义。
近代日本的军事部门，从一开始就独立于内阁之外，直接隶属于天皇。1889年，日本颁布《帝国宪法》，又把天皇直接统率陆、海军的体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宪法中如“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天皇宣告戒严”等等，均明确规定了天皇对军队具有独立的统帅权，规定日本的陆、海军部均只直接对天皇负责，而不受内阁和议会节制。上述宪法条文极大地提高了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它为日本的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的缔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下，军部与内阁的权力实质上是并立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名义上虽然不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但军部的战争狂人常常可以通过天皇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相反，内阁却永远左右不了军部。更为严重是，
当军部势力进一步控制内阁时，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完成之时，这时整个国家就会成为一部疯狂失控的“战车”。
1932年，就是日本军部的一批“少壮派”军人，因嫌当时内阁推行的政策还不够“激进”，发动轰动一时的“五·一五”事变，刺杀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事后，在军部的压力下，成立了亲军部的“举国一致”内阁（符合了军部的口味），结束了日本的政党内阁制。
1936年，“少壮派”军人再一次发动“二·二六”兵变，公然要求建立军部独裁政权。此后，政府又按照军部意图成立广田弘毅内阁，使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完全成形，正式完善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体制。这一年日本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第二年又制造“七·七”事变，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在打造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过程中，还依仗精神的力量，特别是利用日本历史上镰仓武家时代遗留下来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以“忠节”、“武勇”为美德，主张无条件地效忠主人，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为了确定武士道的效忠对象，明治政府就大树天皇的绝对权威。
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天皇“诏书”，把日本传说中的神道教转化为国教，以此控制、愚弄日本人民。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要求把古代武士道中形成对大名（将军）的忠诚，转化为军队对天皇的忠诚。
1889年又明文把“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写进宪法。
1890明治政府再颁布《教育敕谕》，把武士道精神从武士扩展至全体国民。规定日本国民必须遵守（武士道的）日常的各种礼仪和道德规范：
“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对内应“恭俭礼让”，有仁爱之心；对外则只需“长刀杀敌人、短刀毁自己（指失败时切腹自杀）”。
此后，《教育敇谕》一直成为日本政府对人民进行思想灌输的“金科玉律”。直到二战结束，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竟达六七百种之多。随着岁月的流逝，
武士道精神逐渐成为日本人公认的行为准则与追求目标，对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从19世纪80年代起，借创建近代陆、海军之机，明治政府一直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地扩充军备。裕仁天皇亲自带头，“缩衣节食”，捐出30万元充实国库，还令文武官员在6年内也捐纳其俸禄的十分之一，以弥补建造军舰费用之不足。到1893年，日本近代陆军总兵力已达23万人；海军已拥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海军，完成了日本军事的近代化。
在积极进行扩军备战的同时，明治政府更模仿西方列强，亦歩亦趋不间断地向周边邻国实施武力扩张：
1874年出兵侵犯中国台湾岛，随后强迫清政府妥协，签订《北京专约》，索赔白银50万两；
1876年强迫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进而控制朝鲜，实际上否定了中朝之间的宗主藩属关系；
1879年呑并中国的藩属琉球国，改称琉球为冲绳县；
1894——1895年发动甲午日中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台湾省，索赔白银2.3亿两；
1904——1905年再发动日俄战争，战胜俄罗斯，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
在上述对外战争中，其中
甲午日中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具有特别重大意义。1895年甲午日中战争战胜了中国，通过割地、赔款，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牢固地确立了它在亚洲的霸主地位；1905年日俄战争再打败俄国，1910年又一口呑并了朝鲜，这使它正式跨入了帝国主义国家行列。一句话，是
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使日本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富于侵略性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
褔祸互转，和平发展是正道
凭借褔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通过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很快地从昔日闭关自守的一个亚洲蕞尔岛国，华丽转身为近代的世界性大国。从此，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1894年与英国重订《日英新约》，废除了治外法权与片面最恵国条款，标志日本结束了不平等条约的奴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亚洲强国。对此，人们大多给以正面的肯定，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更是带有几分羡慕的心情。
以往，史学家在评价明治维新这段历史时，大多只看到其成功的一面，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有的认为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完成了近代化，是日本民族的“褔”。
其实，上述评价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殊不知，
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有其另外失败的一面。因为，正是这一场变革，使日本走了一条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此，它成了一个肆意侵略邻国、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祸首，并最终也惩罚了它自己。
明治维新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日本封建武士发动的强国运动。其目的在于挽救日本的民族危亡，进而实现其对外扩张与侵略的野心。
正因此
，明治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不是张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而是严厉取缔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自由民权运动”。如1879年明治政府公然下令：禁止一切议论国家政体的政治结社和讲演会；1882年颁布限制政党的法令，规定各政党必须向政府交出党员名单，召开会议必须在三天前取得政府同意，政党不得成立地方组织等；1883年实施《新闻条例》，迫使自由党自动解散；1884年无情地镇压受“自由民权运动”影响的加波山起义；等等。
也正因此，
明治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不是去废除原有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消除封建君权思想影响；反而是神化封建皇权，人为地去大树特树天皇的绝对权威，从而在日本最终构建了天皇制下由军部独裁的军国主义体制。
明治维新运动，说白了，无非就是封建武士们实现其“师夷长技以强国”，“师夷长技以外扩”的一个梦，
明治维新结果实实在在成了日本民族的“祸”。
以往，人们往往认同“日本军国主义是亚洲各受侵略国家人民的祸”；但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它也是日本民族的祸”的结论。然而，
这却是一个严峻的客观事实。谓予不信，请看以下史实：
1、造成710多万日本人的伤亡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除了给受害国士兵和人民带来伤亡外；同样不可避免地、也给日本士兵与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仅以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它既给受害方的中国带来了3500万的人员伤亡；同样无法摆脱其本国士兵与国民710万人的伤亡（据公认的有关史料披露，二战期间日方有310万士兵与平民的死亡；400万人的伤残）。
这些数字与受害国中国死伤3500万人相比，无论是其性质与数量，均不能同日而语。可是，如果从两国人口比例而言，1945年中国人口约4.5亿，中国在战争中伤亡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8%；同时期日本的总人口约7100万，其伤亡数占人口比例更高达10%！再加上自明治维新以来、二战以前，日本所发动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伤亡，那么，其伤亡数字必然大大超过10%。这样高比例的士兵与国民的伤亡，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这难道不是日本民族的祸吗？
2、同样给日本国民带来可怕的战争灾难
战争除了致大批人员死伤以外，更会带来由战争恐怖造成的一系列灾难。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过许多战争罪行，诸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三光政策等，造成了巨大的战争灾难。然而，日本作为制造战争罪恶的侵略者，最终也逃不过战争对它的惩罚。
二战末期，为了击败法西斯，盟军对日本东京进行过多次轰炸，同样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现仅以其所遭受损害较大的几次轰炸为例，即可见全豹之一斑。
一次是盟军“3.9”对东京的常规大轰炸。1945年3月9日，美国空军对东京进行了一次最具破坏性的空袭。这次轰炸美军前后出动了334架B-29轰炸机，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市区进行持续2小时的地毯式轰炸，总计投下了2千多吨的燃烧弹，所产生的高温足以使区内所有可燃物（包括人体）自行燃烧。结果使东京56平方公里轰炸区成为一片废墟，9万人被活活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
另一次是原子弹轰炸。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先后在广岛、长崎两次投放原子弹，瞬间导致35万无辜平民的死亡、失踪与受伤（后又受原子病的长期折磨）；其战争恐怖惨状可想而知。
让日本人民遭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轰击，尝尽了核爆以后的所有苦难，这难道不是明治维新造就的近代日本带给日本民族的祸吗？
3、使百万日本移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魂断他乡
1931年“9.18”事变以后，随着对华战争的发动，为永远霸占我东北80多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日本政府制订了20年内向我国东北移民500万人的庞大计划，并把它定为国策。
侵略者把日本农村作为“母村”，以村、乡为单位，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一个个开拓团，移居到中国东北。日军用火烧、殴打等方式把东北当地农民赶走，然后建立起一个个“子村”、“分村”。据统计，截至1944年9月，居住于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已达166.2万余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的投降，这些在中国的日本人瞬间变成了“难民”。更让这些日本“移民”心寒的是，日本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弃民”政策，致使他们立即陷入困境。
长春日侨会1945年9月2日曾发给东京的一个电文，诉说：“眼看冬季将临，约80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处、无钱，陷入困境。”许多怀有恐惧情绪的日侨，纷纷选择向东北内地逃亡，沿途导致大批人员病死、饿毙与自杀死亡。
另据日本编纂的《满洲国史》记载，当时在东北的160多万日本人（不包括军人、军中文职人员和军人家属）中，竟然死亡了174022人，其中“开拓团民”死亡78500人，占死亡总数的45%！
显然，这些被日本政府“安排”来中国的日本“移民”，他们既是中国东北当地居民的“加害者”；同时不能否认，他们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在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中，有全家死亡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受冻挨饿的，有贫病交困的，一句话，饱尝了背井离乡与战争灾难之苦。这些日本人，最终还是靠着中华民族的宽容，中国政府的以德报怨，才得以全部遣返日本。即便如此，仍然有数千名日本孤儿流落中国（被善良的中国养父母收养），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后才最后得以回国。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祸吗？
4、饱受战败之辱、亡国之耻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靠着对外军事扩张的胜利，骄横一时，一度成为一个傲慢的民族；然而，曾几何时，
随着二战的失败，美军的占领，国破家亡，日本民族立即堕入“地狱”，成了一个受尽战败之辱与亡国之耻的民族。
日本战败，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成了日本的真正“天皇”，成了主宰日本一切的“上帝”；从此，日本作为国家失去了独立与尊严，直至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美国的控制。
人们大概熟悉一部叫《人证》的日本电影吧，讲述一名由日本妇女与美军黑人士兵生下的混血儿的“认母”命运。它反映了战败后的日本，一度因政府主动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后，所出现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心中的痛，它是整个日本民族难以抺去的“国耻”。
1945年底，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已达35万人。为了解决美国占领军的“性欲”问题，当时的日本政府主动地组织日本妇女去为他们“服务”。据日本东京东北部的茨城县警察局的历史文件记载，当时政府对此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保护良家妇女免受美军侵扰”。“我们的策略是，通过征召有经验的妓女为美军服务。”（直至1946年3月，因造成高达四分之一的美国兵患上了性病，最后才由麦克阿瑟下令封闭了所有妓院、慰安站和所有的性服务场所）
据官方记载，当年从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日本妇女人数多达7万人，而实际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数高达15万人！成为美国占领军“性奴隶”的这些日本妇女，其实岂止是日本“妓女”，恐怕更多的还是普通的日本妇女。要不然，哪来这么大数量的妓女？！
以上史实足以证明，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走军国主义道路，确实是日本民族的祸。
老子曰：“祸兮，褔之所倚；褔兮，祸之所伏。”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么诡秘，祸褔不仅相依，更可相互转换。
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日本完成了近代化，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是褔；同样，
也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这又成了祸。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给日本的邻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让日本民族几乎陷入灭顶之祸。
日本在二战中彻底失败，军国主义遭受覆灭，日本民族承受了战败的苦难。然而，恰恰又是因为“战败”，日本被剥夺了建立军队（仅能组建“自卫队”）与发动战争的“权利”，被强加了一部“和平宪法”，从此，反而使日本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尽管二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影响下，日本在诸多方面受制于美国的政策，但其“战败国”地位的限制，保证了其几十年“和平发展”的进程，这就使日本在战后得以劫后重生，到80年代后期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自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以来的整个一部日本近代史，实质上是日本民族的一部“褔”、“祸”转换史。从这部“褔”、“祸”互转史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启示，这就是：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有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来稿】）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com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