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本来这个题目没啥好写的。天涯的匣中剑已经有一篇驳斥文，不过对象是戴晴的书。近日因为学校里一些take HC809的同志求该课程textbook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下称做“徐作”)，无意中翻了翻这本书，居然又发现了这句话，勾起咱家砖头的兴趣，特作此文。徐作P595提到这句话，原文如下：“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 其实很明显，这不可能是毛的原话：毛泽东下指示不会用“百分之”这么文绉绉的词汇，这里用“成”或者“分”更符合太祖的习惯。实际上，徐著的这句话是二手货，而来源其实文中也给出了，参见徐著对这句话加的注释：“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参见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Princeton, 1956)，206;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58." 这段注释里面提到的三本书，第一本徐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这本书的名字是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Princeton, 1956)，而不是1929。该书作者为刘馥，抗战期间曾任职于参谋本部，也担任过实地作战业务，曾两度受伤并获勋。复员后赴美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该书采用中英日法德俄等语言的资料，综述起自黄埔建军，止于党国转进台湾的军史和重大战役。该书中文版由梅寅生翻译，中文名《中国现代军事史》，于1986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其实这个错误很明显：一本介绍1924～1929年的书怎么会提到太祖1937年说了什么?而且1924～1929这个时间段也很奇怪，这一年没有发生足够重大的军事事件作为时间分野。 很遗憾，这本书咱家手头没有。先放下不表。 第二本《苏俄在中国》，作者是蒋介石。这本书英文版咱家没有，不过中文版倒是有的——实际上在wiki百科上也有，有兴趣自己看。在该书第三章第14节是这样提到这句话的：“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倒不是三无(时间、地点、人物)产品，而且比起徐著的文字，要“原汁原味”得多。但是很可惜，这次蒋介石居然没有写出处!按说，这等话如果真的存在应该是以机密呈给蒋介石，出处肯定是有的：秘密报告也好，中共文件也好，总得有一个，但是很遗憾，蒋介石什么都没有写。另外，由于蒋介石身份问题，他在这里用这句话，其可信度本来就要打个折扣。这和早年中共方面说“衡阳第10军投降是早有勾结”完全是宣传，不可信是一个道理。 第三本，恰好咱家手头也有。在该书58页是这么写的：In the fall of 1937 Mao gave secret instructions that "Our fixed policy should be 70% expansion, 20% deali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nd 10% resisting Japan." 其实对照一下，就知道徐著的二手货正是从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段话的来历。 对这一条该书也列了注释。查该注释，内容如下：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various source, and regardless of its form or origin i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olicy. See Chiang Kai-shek, Soviet in China (New York, 1957),P85; A.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8), p.283; and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6. 同样是三个Source，第一个和第三个我们很熟悉，分别是蒋介石和刘馥.第二个是魏德迈，关于此人背景这里咱家就不普及了……很有趣的是，引用了1944年才到中国的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却没有引用1942年就到中国的史迪威将军的报告——抑或是史迪威压根就没提到这句话? 不管如何，1.魏德迈的报告其可信度不可能比史迪威高，2.作为一个美国军人，魏德迈的消息来源不会比蒋介石更可信。当然了，在一些人嘴里，史迪威通共是翻不了案了的——当然这完全是胡扯，说史迪威完全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指导中国抗战是正确的，说老史通共就是彻底的扯淡了。说他通共还不如说FDR通共更有证据支撑——所以史迪威不写是“正常”的。如此说来，这本书所引用的三个source其实压根就算不上various source 这样一来，各种资料就指向了两个来源，一个是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个是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前者已经说过，可信度要打大大的折扣——且不提由于《苏俄在中国》这本书居然把苏联对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军的各种援助给“讳”了这一事实使得该书的真实性本身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后者老实说，没查到。不过考虑1924～1949这个年代代表了从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国民党胜利转进宝岛，这本书的资料应当也是来源于党国方面，和蒋介石一样。 综上，徐著所引用的来源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于党国的“宣传”。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党国的来源如何。首先是考察可能的来源。军统和中统的头领级人物回忆录咱家手头各有一本，分别是沈醉和陈立夫的回忆录。 沈醉回忆录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可以用沈醉被俘投敌因而“为尊者讳”来解释。很好，再来看陈立夫的回忆录。 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P208的确是有这么一章：“共党之不守信”，但是偏偏就是没有毛泽东这段话。现把本节全文内容抄录如下：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项原则。孰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命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项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时候，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山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此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他，不了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全文未见徐作所引太祖的话，仅仅提到所谓“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的策略，其差距实在不可里记。难道是因为陈没有“资格”知道么?从文中看，显然不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国军军内高级将领是否知情。手头有白崇禧的回忆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果酱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该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所以是“洁本”。很可惜，该书连“北伐期间共党之阴谋”一节都没有“洁”掉，拿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可信。除了小诸葛回忆录之外，陈诚抗战回忆录里也完全没有提到太祖这句话，反而有“年来赏罚不严，贪污不治，实为共党对民众尤其对青年宣传上最有力之口实，亦即本党政绩不佳之最大之原因”的话。以白、陈二人在国军中的地位尚且不提此事，这话的可信度难道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么? 另外一位理应知情的重量级人物，是叛党的张国焘。然而，张老四在回忆录中虽然对毛泽东口诛笔伐大送帽子，却从来没有哪怕是提到过这句话，更别说证明太祖提过太祖说过这话。 结合沈、陈(立夫)、白、陈( 诚)、张的回忆录，党国究竟是从哪儿得知这句话，又是什么时候得知这句话，实在是大大的问号，可信度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看看中共方面的文献。在《蒋总统秘录》一书中，明确提到这话是毛泽东于1937年9月26日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在延安所说。查《毛泽东年谱》，9月26日条目下只有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第一个胜利(即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显然，《蒋总统秘录》中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平型关之战已于9月25日结束——这点党国方面显然是承认的——难道在第二天，朱德还率领八路军从陕北出发么? 至此，结合中共和党国双方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徐著中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话，纯属捏造。 参考文献：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港)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 成败之鉴 陈立夫 正中书局(台) 沈醉回忆录 九州图书出版社(大陆) 白崇禧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大陆) 陈诚回忆录 蒋总统秘录 苏俄在中国 我的回忆 张国焘 明报月刊出版社(港) 我的回忆 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大陆)
其实本来这个题目没啥好写的。天涯的匣中剑已经有一篇驳斥文，不过对象是戴晴的书。近日因为学校里一些take HC809的同志求该课程textbook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下称做“徐作”)，无意中翻了翻这本书，居然又发现了这句话，勾起咱家砖头的兴趣，特作此文。徐作P595提到这句话，原文如下：
“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
其实很明显，这不可能是毛的原话：毛泽东下指示不会用“百分之”这么文绉绉的词汇，这里用“成”或者“分”更符合太祖的习惯。实际上，徐著的这句话是二手货，而来源其实文中也给出了，参见徐著对这句话加的注释：
“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参见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Princeton, 1956)，206;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58."
这段注释里面提到的三本书，第一本徐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这本书的名字是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Princeton, 1956)，而不是1929。该书作者为刘馥，抗战期间曾任职于参谋本部，也担任过实地作战业务，曾两度受伤并获勋。复员后赴美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该书采用中英日法德俄等语言的资料，综述起自黄埔建军，止于党国转进台湾的军史和重大战役。该书中文版由梅寅生翻译，中文名《中国现代军事史》，于1986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其实这个错误很明显：一本介绍1924～1929年的书怎么会提到太祖1937年说了什么?而且1924～1929这个时间段也很奇怪，这一年没有发生足够重大的军事事件作为时间分野。
很遗憾，这本书咱家手头没有。先放下不表。
第二本《苏俄在中国》，作者是蒋介石。这本书英文版咱家没有，不过中文版倒是有的——实际上在wiki百科上也有，有兴趣自己看。在该书第三章第14节是这样提到这句话的：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倒不是三无(时间、地点、人物)产品，而且比起徐著的文字，要“原汁原味”得多。但是很可惜，这次蒋介石居然没有写出处!按说，这等话如果真的存在应该是以机密呈给蒋介石，出处肯定是有的：秘密报告也好，中共文件也好，总得有一个，但是很遗憾，蒋介石什么都没有写。另外，由于蒋介石身份问题，他在这里用这句话，其可信度本来就要打个折扣。这和早年中共方面说“衡阳第10军投降是早有勾结”完全是宣传，不可信是一个道理。
第三本，恰好咱家手头也有。在该书58页是这么写的：In the fall of 1937 Mao gave secret instructions that "Our fixed policy should be 70% expansion, 20% deali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nd 10% resisting Japan."
其实对照一下，就知道徐著的二手货正是从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段话的来历。
对这一条该书也列了注释。查该注释，内容如下：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various source, and regardless of its form or origin i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olicy. See Chiang Kai-shek, Soviet in China (New York, 1957),P85; A.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8), p.283; and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6.
同样是三个Source，第一个和第三个我们很熟悉，分别是蒋介石和刘馥.第二个是魏德迈，关于此人背景这里咱家就不普及了……很有趣的是，引用了1944年才到中国的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却没有引用1942年就到中国的史迪威将军的报告——抑或是史迪威压根就没提到这句话?
不管如何，1.魏德迈的报告其可信度不可能比史迪威高，2.作为一个美国军人，魏德迈的消息来源不会比蒋介石更可信。当然了，在一些人嘴里，史迪威通共是翻不了案了的——当然这完全是胡扯，说史迪威完全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指导中国抗战是正确的，说老史通共就是彻底的扯淡了。说他通共还不如说FDR通共更有证据支撑——所以史迪威不写是“正常”的。如此说来，这本书所引用的三个source其实压根就算不上various source
这样一来，各种资料就指向了两个来源，一个是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个是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前者已经说过，可信度要打大大的折扣——且不提由于《苏俄在中国》这本书居然把苏联对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军的各种援助给“讳”了这一事实使得该书的真实性本身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后者老实说，没查到。不过考虑1924～1949这个年代代表了从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国民党胜利转进宝岛，这本书的资料应当也是来源于党国方面，和蒋介石一样。
综上，徐著所引用的来源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于党国的“宣传”。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党国的来源如何。首先是考察可能的来源。军统和中统的头领级人物回忆录咱家手头各有一本，分别是沈醉和陈立夫的回忆录。
沈醉回忆录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可以用沈醉被俘投敌因而“为尊者讳”来解释。很好，再来看陈立夫的回忆录。
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P208的确是有这么一章：“共党之不守信”，但是偏偏就是没有毛泽东这段话。现把本节全文内容抄录如下：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项原则。孰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命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项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时候，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山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此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他，不了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全文未见徐作所引太祖的话，仅仅提到所谓“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的策略，其差距实在不可里记。难道是因为陈没有“资格”知道么?从文中看，显然不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国军军内高级将领是否知情。手头有白崇禧的回忆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果酱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该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所以是“洁本”。很可惜，该书连“北伐期间共党之阴谋”一节都没有“洁”掉，拿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可信。除了小诸葛回忆录之外，陈诚抗战回忆录里也完全没有提到太祖这句话，反而有“年来赏罚不严，贪污不治，实为共党对民众尤其对青年宣传上最有力之口实，亦即本党政绩不佳之最大之原因”的话。以白、陈二人在国军中的地位尚且不提此事，这话的可信度难道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么?
另外一位理应知情的重量级人物，是叛党的张国焘。然而，张老四在回忆录中虽然对毛泽东口诛笔伐大送帽子，却从来没有哪怕是提到过这句话，更别说证明太祖提过太祖说过这话。
结合沈、陈(立夫)、白、陈( 诚)、张的回忆录，党国究竟是从哪儿得知这句话，又是什么时候得知这句话，实在是大大的问号，可信度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看看中共方面的文献。在《蒋总统秘录》一书中，明确提到这话是毛泽东于1937年9月26日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在延安所说。查《毛泽东年谱》，9月26日条目下只有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第一个胜利(即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显然，《蒋总统秘录》中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平型关之战已于9月25日结束——这点党国方面显然是承认的——难道在第二天，朱德还率领八路军从陕北出发么?
至此，结合中共和党国双方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徐著中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话，纯属捏造。
参考文献：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港)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
成败之鉴 陈立夫 正中书局(台)
沈醉回忆录 九州图书出版社(大陆)
白崇禧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大陆)
陈诚回忆录
蒋总统秘录
苏俄在中国
我的回忆 张国焘 明报月刊出版社(港)
我的回忆 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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