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关于故乡红安革命及革命者之浅考》（此稿仅为内容概略，以幻灯片为准）。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是的生我养我的地方。对于每个人而言，可能都有着一种浓重的故乡情结。因为故乡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决定了其一生的性格与走向。作为红安人，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故乡而骄傲。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徐向前元帅曾为解放军报两位记者有关红安的报告文学题写书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红安（也即原来的黄安）由此扬名天下，震惊世界。人们惊奇：一个小小的县城，革命前人口仅为48万，为什么能走出220多位将军（还不包括国民党的40多位将军）？且为了革命牺牲者竟达14万之众？
所以，人们说红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从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全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南下的刘邓解放大军。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革命斗争中，红安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死难牺牲的军民几乎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红安就有22552名，其中县团级以上的烈士就有500名。其中有8万人参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仅有620人生还，其中223位成为军师级以上的高级将领。
此外，还有12位中央委员：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秦基伟、谢富治、韩先楚、王诚汉、周世忠、张天云、郑位三、吴大胜、谢正荣；19位原黄安籍将军——黄安县在1931年12月第一次改名为红安一年后，其西部二程区、西北部仙居区各一部分划归新设置的湖北省礼山（今大悟）县，北部紫云区一部分划入新建的河南省经扶县（今新县），包括刘华清上将、吴先恩中将、聂凤智中将及萧永银等16位少将划为大悟和新县，他们的籍贯，曾都隶属于红安这块土地。即使后来他们从红安中划了出去，但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仍是红安人；此外，还有18位共和国新一代红安籍将军：江建曾中将，胡先贵、李平、黄俊峰、刘晓琨、秦天、秦卫江、罗毅、罗刚、陈再方、阮成友、程晟少将、张胜兰、张南征、周书明、陈守明少将，以及文职少将程志，红安第一位共和国女少将吴晓恒。
首先，我们看这些将军参加革命时的年龄分布：
我介绍的第二位人物是李先念。李先念1909年生于李家大屋红马寨下的九龙冲里。人们曾经这样传唱这个九龙冲：“红马寨下九龙冲，十年就有九年空。地主逼租又逼债，恶霸横行在乡中。穷人面前三条路，卖儿讨饭打长工”。他原来是一个木匠，最后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秋，他率领游击队编入红军，1931年10月，在重新参加红军后，他一次率领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为扩大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担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到军政治委员，率领所属部队南征北战，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5月，他率红四方面军一部，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迎接中央红军及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石窝会议确定由他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突围。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左支队千余人翻越祁连山，击退和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生死突围，于1937年4月底，他率领左支队幸存的420人，胜利地进入新疆星星峡，为取得西路军余部左支队突围的胜利和保存一批战斗骨干作出了贡献。1939年1月，他率领160余名骨干，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使160余人发展到9000余人。1941年2月，成立新四军第五师，全师共15000余人，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为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为牵制国民党30余万大军及配合其他解放区的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决定以围攻中原军区部队为起点，调动30余万人扬言“四十八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在历时36天的突围战役中，牵制国民党兵力达32个旅，并给以其重大杀伤，自己的军力保存了4万余人。（插入我外公从卫生队掉队的故事）此外，革命胜利后，他主导荆江分洪、战胜武汉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财政部长度过经济危机和粉碎“四人帮”、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等功绩，人人皆知，在此不表。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到国家主席，李先念曾笑着对人说：“我是打棺材的，就是给旧社会打一口棺材”。（内容插入李先念与故乡的故事。困难时期，有人前要粮时，他说：“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红安人的总理”。但在京九铁路拐弯时，他却给铁道部写信，让他们不要忘记老区红安。最终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绕道17.5公里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
开国上将韩先楚，是从东北打到海南的四野悍将。1950年，韩先楚参与指挥海南岛战役，率部乘木船渡海，指挥岛上决战，占领海南岛。有人说，如果没有韩先楚，海南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因为当时条件极差，首长下决心最关键。正是由于他当机立断，才有海南夺岛的胜利。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讲一讲两个外地人与红安人之间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正一反，都曾在中国的历史上赫赫有名。
另一个与红安县相关的人物是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中惟一见过列宁的人，他当时在红军的地位非常之高。关于张国焘的其他之事我们不讲，只讲历史的机缘与巧合。大家都知道，黄麻起义是一次成功的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建了银行，法庭等有关政权机构，并维持其革命政权达21天之久，并于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红四方面军。方面军诞生之后，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发展到极盛时期，26个县连成一片，根据地的人口达到350万。在当时所有的根据地里头，除了中央井冈山根据地之外，它是第二大块根据地。奇怪的是，这个第二大块根据地，历史上却少有宣传。过去宣传比较多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起义，后来又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还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起义，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表现这次起义的，其中有一首歌名叫：“洪湖水浪打浪”，打得全世界都知道”。为此，李先念同志对有关人员曾说过这样的话：“只听到洪湖水浪打浪，听不到大别山。”主要原因在于鄂豫皖苏区来了一个张国焘。他来了以后就担任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党军一肩挑吧。他不仅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而且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搞“肃反”扩大化，使不少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牺牲在他执行错误路线的屠刀下。黄麻起义的一位领导人叫王秀松，他家是个大地主，父亲又是一个大恶霸，而且还是地主武装民团的团长，杀过我们的地下党员，有血债，但王秀松亲自带领部队把他的父亲抓住后，依法处决了。按说，儿子杀老子，是名符其实的大义灭亲，革命立场的坚定是再坚定不过了。可在“肃反”时，张国焘发现王秀松的出身是大地主，父亲又是大恶霸，民团团长，杀了我们的地下党员，与我们有血债。于是对王秀松不放心，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决了。后来又在张国焘错误战略方针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1935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之后，12月居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后心怀不满，于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俗话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从而影响了对红安、对黄麻起义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宣传。今天，我们看到历史书中的长征，其实主要写的是中央军也即一方面军的长征，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出现而蒙上了阴影。的确，曾在红安诞生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战将如云，功勋卓著；而最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其经历的悲壮历程，与迂回险折，当列长征之最。只可惜黄麻之地，因张国焘之故，从四方面军走出的将领，虽也出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无有党的领导核心，是以湮没于历史之中，融入了沉默的大多数。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仅为西路军平反，而且中央加大了对红安和黄麻起义及红四方面军的宣传，使国内外都知道了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从而使这块弹丸之地，闻名全国。无数个个性鲜明的红安将军，也因此构成了中国革命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同时我们通过正反两面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故事不难看出，中国革命胜利是非常不易的，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
三、革命的缘起与乡土的骄傲
二是地域环境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地方的性格与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从地理上讲，湖北处在九省通之地，地理位置险要，历为兵家之争。湖北自古富庶，是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鄂地连湘，常是举事之所，湘鄂乃中国腹地，有道是：大江分南北，洞庭收两湖。楚南公曾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答进隐者之问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后楚国果得大治，发展成为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霸主。湖北地处中原，长江穿城而过，这使得南北双方，在这里有了很好的结合。一般而言，北方尚武，南方崇文，而楚地之界，便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兼有南北双方的气质，既有北方的人刚直，也有南方的人灵智。从气候上讲，湖北的气候处在温带与亚热带之间，热时热个死，冷时冻个死，因此这里的人性格分明。
三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红安受特殊的地理、气候影响，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灾害频繁。革命前，占人口总数75%的农民，土地占有量还不到25%，但他们要担负高达70%至80%的地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要强迫去借25%的高利贷，完全回到了我们祖先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饥饿无粮，就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充饥；天冷无衣，就偎稻草或打柴生火御寒。当时有首红安民谣《穷人苦》是这样唱的：
四是马列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时势造就英雄。而审度时势，正是历史前进时赋予时代人物肩头的责任。顺势者，生；顺势者，进。历史就是这样在进与退中反复交杂。红安县之所以革命如此汹涌，都归功于董必武等人在黄安对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当以董必武为首的共产党知识份子进入了黄安城时，革命终于像滚滚的洪流一般，在黄安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夕境内无一条完整的公路、无一座永远式的桥梁、无一辆机动运输车的半山半丘陵地区的老百姓中暴发了。那些一无土地、二无生活来源的人们，拿着手中的劳动工具，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革命大军中，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二十世纪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使得黄安小城最后垂名青史，使得种田的英雄好汉得以百世流芳。要知道，那时候，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别山下的山区小县来说，正是那些受外来思想影响的优秀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时更有说服力。天时、地利与共产主义思想在红安县传播落地生根，其影响之深，使得无数热血青年要改变社会的豪情奔涌！于是，在整个黄安县，包括大山深处的村落，形成了大家都为自己家里有人参加红军为荣，出现了妻送夫、父送子，妹送哥、儿子送老子当红军的繁荣景象。更有全家一起参加了红军的，即使后来革命陷入低潮，老区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但他们却是前仆后继，最后导致村村户户不参加革命的家庭便觉得落后，参加革命便会实现天下大同，实现理想幸福。所以，即使革命者不是死在了战场上，就是他们的家庭惨遭前来扫荡敌人的“连坐”，乃至全家灭绝而使整个村庄成为无人区时，也没有挡住他们革命的脚步。
所以后来人们总结“红安精神”时，概括为这样两句话：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即：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再讲一个全国闻名的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事迹，我小时见过他。因为他与我负伤疗养的舅公住隔壁。方和明21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黄麻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大小战斗200多次，身上负伤7处，立功受奖15次，是个名符其实的红军团长、战斗功臣。为此建国以后，组织上将他安排在延安休养，被方和明谢绝了。他对领导说：“党和人民要我拿枪打仗，我就冲锋陷阵，是一名革命战士。现在我负伤残废了，不能拿枪冲锋陷阵了，但参加一些劳动还是可以的。因此，我不希望增加组织的负担来养活我，我请求组织批准让我回乡当农民，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此，他谢绝了留在延安休养的安排，回到红安当了农民。群众知道他当过红军，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对他还是非常信任，先后选他当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搞劳动、抓生产，工作做得很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1957年，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联合召开烈军属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方和明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军区司令员上将陈再道看到出席会议的劳动模范名单时，觉得方和明是不是原来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友？特别是在长征途中，有次陈再道在率领部队攻坚时，命令方和明掩护部队撤退，从此两人再也没有碰过面，至于方和明是死是活，陈再道一直搞不清楚。今天忽然在劳动模范名单上看到方和明的名字，再一看籍贯是红安人，没错，就是他。但一看填的部队原任职务是“排长”时，这一下就搞懵了。当他一见方和明，果然是分别23年的老战友。陈再道说：“不简单，不简单，在部队是红军老团长、战斗功臣，回来后又当了劳动模范，值得我们学习。”在场的记者把这个消息刊登后，影响很大。有人问他说：“方老，您明明是一位红军老团长，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战士？”方和明笑着回答说：“我告诉你吧，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共是72人，我那71位战友在战斗中一个个的牺牲了，一个个地倒下去了，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我那71个战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将我保存下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今天的方和明。所以每当我想到我那71个战友的时候，每当我想到烈士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方和明，在我的7l位战友面前，在那些牺牲的烈士面前，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自己是一个排长、是个连长、是个营长、是个团长，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长，我开不出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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