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唯一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存在”的人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
14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陈独秀讲得非常对，但是一个大问题是，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当年在上海建党，要派包惠僧到广州通知陈独秀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5块钱的船费，却无力支付。最后还是陈独秀自己掏钱到上海就任。
陈独秀到了上海发现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即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因为搞工人运动要发传单搞工人运动，需要资金。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自己的工资。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三百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继之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印刷小报，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但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无罪释放，罚100元了事。张国焘迎接了他，告诉他原委。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之后陈独秀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但是陈独秀绕个弯，让张国焘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接受资助。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危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负责？斯大林负责？共产国际负责？不可能，陈独秀你负责！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毛泽东不是第一个，陈独秀是第一个，没有走成。 李立三是第二个。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于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人。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应放弃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中国北方”；“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现在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可贵。 前面陈独秀想走、李立三想走，都没有走成，唯一成功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理论，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前两条党史上讲了很多，却很少讲第三条。但是我认为，第三条尤其重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毛泽东从来不花共产国际的钱。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了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为什么毛泽东一辈子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因为之前有惨痛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由此，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大的贡献。 但只有神是不犯错误的，人是要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神，是人。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毛泽东自己坦率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种实践性。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倘若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朱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朱德：靠南昌起义败后800将士力挽狂澜保存火种
后召开的三河坝会议，这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重要节点，也成为了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河坝会议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两万主力南下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朱德带领原属叶挺的25师3000多人负责留在三河坝殿后，顶住敌人追击3天3夜。整个南昌起义中，朱德就获得了这三天的指挥权，正是这三天使朱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终身总司令。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突围，自己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闻讯，犹如晴天霹雳，部队大乱，军心涣散。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朱德，他高喊：“不要散，我们有人有枪，我们一定有办法。”根据当时的老同志后来回忆，当时朱德也是“勉强”稳住军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解散。”消息太过突然，士兵都茫然无措，只有跟着朱德寻一条出路。
8月的南昌犹如火炉之地，士兵们都着短衣短裤，一直走到10月底依然只能着短衣短裤，因为没有补给，部队越走，人越少。从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
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成一哄而散之势。”当时的干部离散不算叛逃。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胜利。
正是这危难之间，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一个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07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07。”据台下官兵回忆，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所谓的1905与1907究竟是什么。 但是，就是在朱德的激情与信心中火焰一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那一个时刻，没有人相信革命还能成功，就是这一位曾经被陈独秀认为是军阀的旧军人仍然坚持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这800人是丢了魂的队伍，正是朱德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力挽狂澜，这支800人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但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从朱德身上感受到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我们从不反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关键时刻，领导人的信念当是中流砥柱。群众可以如树叶随风摇曳，但是领导人必须如树干般岿然不动。 如同朱德这样坚如磐石，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才是合格的领导人。南昌起义虽然遗憾告败，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使得原来那个“打杂”的朱德的价值全然展现，也就是“危机毁灭权威，危机诞生权威”的真实写照。
就在那支800人的队伍中，诞生了日后的新中国军队奠基人。中国共产党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军力贯穿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最主要的指挥者——东北战场林彪，华东战区主将陈毅、粟裕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中脱颖而出：十大元帅之首朱德、十大元帅之三林彪，十大元帅之六陈毅，十大大将之首粟裕。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800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战斗力的发源。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有段非常珍贵的回忆，“假如朱老总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光凭我们秋收暴动的力量很难坚持下去。 秋收起义的队伍多由工人、学生组成，战斗力弱，很难去打赢战斗；而南昌起义的队伍不同，士兵均由黄埔军校毕业，士兵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自此战力大增。朱德在其中居功至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这样评价朱德：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人的一生纵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而朱德正是在关键时刻把握了机会，使之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魂。朱德的坚决的斗争精神、必胜的革命信念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中国共产党最大幸运就在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组成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名望甚高，虽然有人曾想借晚年诋毁他的作用，但我认为是无法做到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最早摸到枪杆子者，他拥有高超的协调能力，远见卓识，他的凝聚力如同激光一样远射，并且在关键时刻坚守最高原则——追求革命的胜利。
处理朱毛分歧不偏不倚：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即从周恩来开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军事部长，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他成立了中共第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扩建为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朱毛会师后产生了很大矛盾，简单来讲，关键就在于军队指挥是应该集权还是分权。毛泽东主张集权——由一人指挥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带来的队伍，朱德主张分权——分别指挥各自的队伍，相互配合。陈毅从中调和，但陈毅本身更赞同朱德分权配合的方式，陈毅借红四军大会通过批评朱、毛两人，以达成新的团结，他批评毛泽东有七点错误，朱德有三点错误，结果红四军选举，朱、毛两位主帅双双落选，陈毅反而当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新四军矛盾并提议：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离开；中央如不能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周恩来，周恩来闻讯不仅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以及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下级——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毛泽东，并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并专门批评了朱德与陈毅曾因极端民主化，放任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导致湘南失败，认定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并判定陈毅前委书记职务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来信”，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关键。
周恩来坚守原则，一心为党的严谨作风，不仅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方向，更是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千古之谜：周恩来快马夜奔彻夜密谈劝毛泽东跟随长征
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当时，打算到湖南去小走一圈，没有人想到会走万里长征。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
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当时的谈话没有任何记录，周、毛两人终生也未透露只言片语。据当时的三位警卫员回忆，当天下着滂沱大雨，周恩来全身湿透劝毛泽东跟长征队伍走，虽然想快去快回但是两人一谈就是一夜，中间警卫员进去倒水，两人见有人来又闭口不谈，直到警卫员出去关上门才又继续。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说动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周恩来以这样的非凡组织凝聚力，为共产党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党的力量。
周恩来还有一个贡献，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定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后来，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汉年谈到了交谈内容。 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 “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解决。”共产党人在最高原则之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 毛泽东和王明路线斗争，博古依然坚定地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王明又惊又怒，他与博古本是苏联留学的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博古背弃了同窗之谊。博古称：“周恩来所言甚是，中国革命靠谁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而除了胜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弃的。” 周恩来此举再一次奠定了毛泽东的地位，团结了党内力量，他的远见卓识也被历史所肯定，他选择的人，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周恩来以非凡的组织能力实现党内的力量聚焦。而周恩来即使面对有些非议与误会终生不传不记不说不讲，任污水泼来全然担当不做任何辩解。 在1974年与1975年左右周总理病重时，叶剑英元帅指示周总理医疗小组的护士、秘书、警卫称：“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纸和笔，周总理一辈子受的委屈很多，他肚子里的想说的话也很多，不管他说什么都记下来。” 叶帅临出门还不放心，忙补上一句“昏迷中说的也要记下来。”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秘书、警卫上交的都是一张白纸，即使在昏迷中也不说不辩，将这一生想说的不想说的话全部带走，留给后世许多谜团。今天想来至为遗憾，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周恩来，是把一个党人做到了极致。 什么叫党人？统一组织，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有了党的领导人率先牺牲，党才能凝聚，才能统一。周恩来终生个人服从组织终生牺牲个人。周恩来绝不仅是中共的榜样，而是世界上所有政党人的榜样。
毛、周、朱三人对于红军的建设思路、革命应该走的道路等等有许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争论比比皆是，比如，1929年红四军七大、八大“前委”、“军委”之争，朱德取代毛泽东领导；1932年10月苏区宁都会议“反倾向斗争”，周恩来取代毛泽东领导。 但在核心目标上，中国共产党怎么样获得胜利？怎么样完成民族救亡？三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三人不是同一年出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有一些矛盾与误会甚至直到他们同一年去世后也没能化解，没能超越生命。并不是如今想当然的亲如兄弟，不分你我。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真实，无需矫饰。 那又如何？中国乃至西方评论中共党史都称：毛、周、朱是最佳的中共领袖搭配。他们三人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 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眼前的和谐，毫不隐讳共产党内的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三人相互补充：毛泽东对党路线方针的制定；朱德的坚决斗争精神，革命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大量高超的组织协调工作，他们使中共臻于完善。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如今我们可以算计薪资、职位，但是我们算计不出伟大，因为梦想是不可估量的，我曾写过：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如这三个人所达成的一样。 （来源：“理论学习之家”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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