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广：一切改革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两个已经”所指明的时代方向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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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广：一切改革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两个已经”所指明的时代方向
2022-07-19
【摘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一直以来被概括为“两个必然”，当下，理论界既要重视“两个必然”的结论，也要重视“两个已经”的结论：社会历史发展已经要求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具备。“两个已经”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核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关键。尽管世界资本主义整体上一直未能走向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出现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但当代社会还是处于“两个已经”所指明的时代。当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使“两个已经”具有更为成熟的生产力与技术基础，这是上层建筑状况与经济状况相互作用和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两个必然”“两个已经”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被概括为“两个必然”。笔者认为，既要重视“两个必然”的结论，也要重视“两个已经”的结论：社会历史发展已经要求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生存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具备。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笔者在文中尝试对“两个已经”进行分析和阐释，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一、“两个已经”思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同时，就已经认识到并论述了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得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消灭私有财产（私有权）的认识。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1](p.17)同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1](p.14)这是共产主义制度必然到来思想的初步形成或萌芽阶段。马克思1844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明确：“共产主义……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p.197)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式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理论。他们根据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社会经济形式（交往形式）、经济关系发生冲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解决。同时，资本主义还造就了解决这个任务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造成无产阶级和其他人士的彻底革命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1](p.542)因此，共产主义不仅是理想，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是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个前提就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1](p.539)这时，“两个已经”思想的萌芽已经出现。马克思在1847年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中，根据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一步补充了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及其条件。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消灭一切阶级，而要创造消除一切阶级的联合体，需要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进行政治斗争。[2](pp.147-148)马克思还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永恒的。[2](p.154)恩格斯在1847年写成的作为《共产党宣言》蓝本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只要新阶段的大工业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左右出现一次的生产过剩商业危机的混乱来维持。商业危机把无产者抛入贫困，激起其革命热情，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商业危机表示私有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废除私有制绝对必要。同时，废除私有制也有可能，因为新阶段大工业及其无限扩大生产的能力，使人们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资料会生产得很多，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力量和才能。[1](pp.682-683)恩格斯将这一结论明确表达为“两个已经”：“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1](p.684)“（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1](p.683)马克思1854年还说：“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3](p.134)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理论包含“两个已经”的萌芽，那么《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的论断则包含了充分的“两个已经”要素。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断言：生产过剩商业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再”支配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4](p.37)“资产阶级……的基础……被挖掉了（是完成时而不是将来时——笔者注）。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4](p.43)与纯粹学术著作不同，《共产党宣言》作为有一定鼓动性的政治性文献，表达了一定的乐观情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使用了比较严重的语词，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再支配生产资料了。[4](p.37)但马克思、恩格斯阐发的资本主义“不能再支配生产资料”，指的是经济危机造成混乱、社会消化不了过剩产品和产能，不是指生产力不能再发展了。如果单独抓住个别词句做绝对化的理解，就会得出片面的结论。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认为生产力及其科学技术再也不能发展了，《共产党宣言》就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p.34)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了，他们还强调，与过去的社会制度更替不同，共产党人不能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等待”共产主义自动到来，“等待”目标自动实现。《资本论》证明了，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追求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必然造成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利润及一定水平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停顿不是在需要满足时，而是在生产还显得远为不足时，利润不足导致生产停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利润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剩余价值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群众消费不足，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不变资本比重加大也使利润率下降，当某一时期利润率下降到某一点时，就会和生产力发展发生矛盾，这种矛盾需要通过危机来克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论》还通过资本社会化、合作工厂等资本扬弃形式，说明公有制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作为成熟的学术著作，《资本论》实际上说明了，并非生产力还有发展空间，资本主义制度便会持续下去。恩格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反杜林论》对“两个已经”做了详细阐述，相比以前的著作，《反杜林论》还通过国家的经济管理说明公有制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其《社会主义》篇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5](p.284)“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5](pp.298-299)基于上述可以看到，“两个已经”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核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关键。如果世界历史不是处于“两个已经”时代，社会主义怎么可能从空想变为科学呢？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中国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当今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岂非都是超越历史阶段？世界资本主义整体上一直未能走向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出现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那么当代社会还是不是处于“两个已经”的时代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指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共产党的领导、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等手段，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不能直接决定或产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完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强调历史的结果是诸多相互冲突的个人意志形成合力造成的。因而，即使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条件已经具备，也不等于就会迅速完成这一转变。由于上层建筑等非生产力因素的作用，代表旧制度的“力（量）”完全可能持续大于代表新制度的“力（量）”，不适合生产力顺利发展的生产关系也可能长期存在。对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出发进行界说。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代表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力（量）”是持续强大的。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对私有制的否定，直接侵犯很多人的根本物质利益，大、中资本所有者自然不愿意接受这一侵犯，甚至许多小资本所有者也存在抵触情绪，因此，维护私有的“力（量）”非常强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本财团财阀凭借优势经济地位，控制着国家的文化理论、社会舆论、政治选举和国家机器，操纵国家政策护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运用政权、法制和社会意识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神不可侵犯”。他们不仅通过柔性与暴力相结合的手段强力维护本国社会制度，且竭力全方位打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保证世界资本主义“力（量）”大于社会主义的“力（量）”。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代表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在当代社会受到削弱。一是无产阶级劳动与生活状况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阶级的斗争，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不断下降，绝对贫困减轻减少，生活水平总体上升。生产力的新发展既表明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更加成熟，又体现出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这种状况使普通劳动阶级的斗争意识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难以被激发，抑制了革命形势出现，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难以有效发展。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方式的调整弱化了社会主义力量的意志。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受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影响而进行改良，这些社会改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缓解了阶级矛盾，使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迫切性降低。虽然人民群众也经常表现出对社会的极大不满，但这种不满或指向具体的经济与社会利益，或看不清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人民痛苦的最大根源。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受资本主义“力（量）”的牵制，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优越性被资本主义遮蔽。在正常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占优势，但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从来不会消失，甚至会在一定情境下增长，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总有一些精英人士憧憬“发大财”，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动机更为强烈，又如，在非公经济取得一定成绩和规模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只有依靠非公经济，才能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极易认为私企老板兢兢业业，觉得还是私营企业好，甚至“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观点流传甚广。因此，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大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就得依赖于共产主义意识影响充分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强大并有效开展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政策得当。依据“两个已经”思想，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而言是低效适应但不适合，资本主义尚未灭亡、“还能够发挥”生产力，不等于“很好地发挥”了生产力；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允许生产力继续发展，但已经不能使生产力高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早已在资本主义社会胎胞里出现，因而是可以形成的。然而问题在于，现代生产力以科技为主导，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弹性大大增加，资本主义什么时候灭亡，更不会取决于旧制度是否还能发挥生产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丧钟的敲响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立即消亡。同时，并不能忽视向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所需要的主观条件，人和其他非生产力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很大。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的思想观念，生产的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方式、所有制关系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政治性阶级斗争当然是人的斗争，国家政权是一群人的组织，政治法律制度是人制定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必然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生产力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客观、自发的，这一矛盾所要求的制度变革难以自动实现，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加以解决。因此，人民群众及其历史人物、政治斗争及其阶级斗争、社会意识及其思想理论、国家政权及其法律制度等，都是社会变革的必要力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制度进步的动力，这也不是绝对的。只有先进阶级开展的，符合历史要求、纲领正确等基本条件的斗争，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政策、战略和策略不当甚至犯错误的阶级斗争，不能上升为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阶级斗争，不会推动社会制度进步，同样不会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由于非生产力因素或人的因素发挥作用，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并非完全一一对应。例如，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北部地区土质较差但位于沿海地带，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而南部平原适宜发展规模农业且劳动条件艰苦，则奴隶制广泛采用。[6]马克思认为，美国南方大规模使用奴隶，是因为那里土地广大、天然肥沃而仅需简单劳动。[7](p.353)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并存，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间有先有后，并不违背历史规律；先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更不是急躁冒进。因此，笔者认为，把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还有长足发展空间，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把经济条件作为历史发展唯一原因的“经济决定论”也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与客观实际。
三、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使“两个已经”更加成熟
当代社会生产力与技术生产方式的最重要特征是信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交织。信息化通过计算机、通信工具、网络、数据库等，使人类各项活动更加紧密相连。信息化应用于世界的科技创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把经济的国际联系提升为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寡头控制的金融全球化，此外还有信息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交换全球化、人才全球化以及文化、社会、政治的全球化因素。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将生产社会化提高至全球化水平。“生产社会化”的核心内涵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这种大规模生产逐渐从一个工厂向全国、全世界扩展，同一产品或一组产品的生产过程遍布各地，不同产品的生产纵横交错，形成全球社会化生产体系。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全球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仍是“两个已经”时代，其基本原因在于，基于生产的全球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处于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态，而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则凸显出效率。当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使“两个已经”具有更为成熟的生产力与技术基础。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向全球，引发世界范围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剥削和贫富分化，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别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序追求以及由此造成的企业无政府状态的竞争，使产品或生产能力盲目增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剩余价值为少数私人占有，价值的增加与分配严重失衡。资本所有者尤其是金融经济寡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富，普通劳动者受到极大冲击，而且在发达国家贫富分化的同时，“经济剩余”不断从后进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处于工资更低、福利更差的窘境。据瑞士信贷《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20年底，全球财富占比，下层50%人群占有不足1%，上层10%人群却占有82%，最富有1%人群则占有45%。[8]社会化生产的产品价值仍要求社会化实现，而贫富分化导致群众购买力不足，世界市场容量远远小于世界生产能力，难以顺利实现社会化产品的价值，导致全球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全球消费能力有限性之间矛盾出现。世界范围内生产供应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生产过剩和周而复始的经济金融危机，而且经常波及全球，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被许多人看成私营企业主经营动力足因而私有制比公有制优越的依据，但恰恰是剩余价值动力导致宏观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在利润不足时生产力发展空间缩小，发生经济衰退与发展受阻。资本主义的福利改良，不管是否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与价值增殖的内在矛盾。虽然科技创新会拓展资本主义的市场，但不会等比例持续地拓展消费需求，这使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对消费需求与生产能力的遏制依然故我。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生产力只是低程度适应，总体上是不适应，也是不适合的。公有制解放生产力的优越性机制在于，公有制能够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提高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使产品生产顺利实现，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生产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以社会成员需要而不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没有价值增殖的局限，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社会主义主张共同富裕，这是消灭全球性阶级剥削和阶级分化的前提，也是消除世界经济危机的基础。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适合发展生产力。虽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以下四方面不容忽视。第一，更多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发达。第二，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世界，经济起点远低于资本主义世界，但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资本主义世界。第三，历史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生产力绝对水平，接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水平。第四，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30多年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经济水平，大多仍赶不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并没有随着信息化生产力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发展而消除，也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在信息化时代，大资产阶级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不管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有增无减。底层群众大量失业甚至流离失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水平的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等许多国家类似“我们是99%”的抗议活动，表达了社会大众对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全球化新形势下仍然存在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政治与社会矛盾，“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客多在维护富人集团的根本利益，政治体制在抗疫面前失灵；财政赤字十分惊人，福利改革困难重重；社会道德水平低下，官员腐败层出不穷；国际垄断资本肆意掠夺，国际金融资本欺诈盛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动力也难以消除。拉美等一些地区的新社会主义运动突出体现了当代人类的社会主义需求。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衍生出了全球范围的剥削和压迫，国际垄断资本的利润追求必然催化一系列矛盾，如掌握大资本、高科技的国家与受剥削受压迫民族的矛盾、霸权国家与影响霸权国家利益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些矛盾更衍生出经济战、资源战、宗教冲突、侵略战争和政权颠覆。在国家矛盾中，霸权主义行径早已撕去遮羞布，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经贸规则，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霸权战争与经济制裁，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经济与科技的打压以及技术封锁，既是国际剥削与压迫，也是对世界生产力的破坏，是帝国主义表现出新的腐朽性。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追求不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矛盾就不可避免。解决矛盾的根本之道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消除阶级矛盾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真正民主、真正公正、真正和谐的社会形态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国才能真正实践全人类共同利益，实现国家平等、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和国家民族间的暴力冲突；社会主义社会以满足人的整体需要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破坏和生态剥削。公有制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在于，社会生产能够从整体利益出发，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提高宏观经济投入产出比，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对于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适应科技创新社会化、投入大等特点，集中资源、开展大协作，实现创新绩效最大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及其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使公有制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可以得到更好发挥。信息化及其相关技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公有制的顺利运行提供了高级技术基础。第一，信息化及其相关技术可以帮助社会化经济主体很好地解决信息问题。在信息化经济中，需求者需要的内容、形式、数量，需要的时间、地点等信息都能迅速传递给供应方，智能物联网能以最佳渠道把相应原材料及时传递给生产供应者，生产供应者根据订单进行产品创制，物流部门根据物联网导引把产品按时传递给需求者，整个经济过程准确高效。第二，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可以帮助相关部门很好地进行经济调节。利用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社会中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收集经济信息、判断供求状态、分析经济问题，根据海量而全面的数据做出决策，发出调节信息，而作为公有制经济组成部分的微观主体，容易接受宏观调节信号与管理指令，管理好宏观经济。第三，信息化及其相关技术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社会很好地完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公有制事业作为联合劳动，需要实行民主管理和国家监督，网络社会可以对信息做到尽可能完整的记录和透明展示，可以方便对信息进行讨论与反馈，对于公有制事业的重大问题决策、规章制度制定、政策措施实施、敏感事项细节等工作，社会成员和国家监督与制约具有完美的技术手段。公有制事业具备有效的民主管理、民主制约、民主监督，国家有了严密的监控技术，可以有效遏制腐败和官僚主义，保证公有制事业的效率。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2](p.312)马克思认为，“新世界”的“物质基础”包括“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9](p.25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世界市场、世界交往及其世界交往工具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全球化提供了更为发达的世界市场，信息网络技术提供了世界交往更为发达的工具或手段。经济全球化、网络全球化展现出一种趋势，就是把整个人类社会经济连接成统一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生产、交换比重极大，大批本土企业也为“世界产品”生产零部件，跨国合作研发、跨国技术交易数量庞大且继续增加，生产、贸易、金融、创新的全球化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信息网络技术使全球性经济活动真正成为全球性活动，跨国公司超国家管理组织控制着本企业的全球经济活动，而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组织调节着全球整体的经济活动。世界经济一体化成熟后，政治、文化的协调也将变得更为容易，民族经济内部的调节机制很容易发展成为全人类经济、社会的计划协调机制。同时，全球化使人类先进生产力得到广泛传播，能够为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提供更加成熟的物质条件。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已经”思想没有过时，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颠覆性“发展”。这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根据和历史要求依然存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看起来还有生命力，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代表全人类根本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是现时代最优社会制度——较低层次的共产主义制度被当代的人们称为社会主义，较高层次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被当代的人们称为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的建立并不必须在遥远的未来。一种观点认为，“两个决不会”是革命发生的唯一条件，据此，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进行。对此，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生产力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具有重大作用的思想，更不能漠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所反映的历史规律：世界经济中现代化大生产和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而某一国家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基础后，可以先行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再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在文化上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世界。要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是等不来的”。[10]邓小平指出，中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结果。[11](p.223)当前，少数观点认为中国生产力水平低，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由此主张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但不主张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的做法是发挥能动性，“而不是走一条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头路”。[12]依据“两个已经”，什么时候完成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要看时机什么时候到来。笔者认为，时机就在社会主义制度“力（量）”大于资本主义制度“力（量）”，这一时刻的到来，既需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客观演化，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一，要加强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多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攻击之能事，大肆推销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美国对中国制定了思想演变方案，以引诱、收买、造谣、误导等多种手法企图转变中国社会的思想、行为和道德观念。我们的主流舆论和正式立场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反复论证与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是低效适应而不适合的，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对生产力发展可以高效适应与适合。对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要增加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因素，首先需要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增添社会主义要素，比如不能只讲改革开放而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强调“中国特色”而不强调“社会主义”。第二，要勇于抓住与利用革命形势和革命时机。在资本主义国家，未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做好思想与组织准备的基础上，还要催化、识别与有效利用革命形势，抓住时机领导社会主义力量和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13](p.243)这就是说，经济衰退的经济危机正是革命的时机。马克思还说过中国革命可能引爆欧洲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也是革命的机会。列宁结合当时的情况详细论述过革命形势到来的标志与特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爆发之前，社会发展的未来前途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可能性，但俄国和中国具备了成熟的革命形势和主观力量，于是革命发生并取得了胜利。当时中国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国家政权不统一，统治阶级经常混战，群众经过发动斗争精神高昂，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武装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三，要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表现如何，不仅对本国人民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历史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示范作用不够理想，主要原因是，有些重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未能为世界上多数人所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充分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标准。例如，社会主义国家更多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在重视集中领导的同时没有构建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形式，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比较严重。为发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表率作用，也为使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必须竭力使经济表现更有效率、政治表现更加民主、社会表现更加公正。由此，这些都应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着力点。[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严钟奎. 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8]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全球近一半财富[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526557841694119&wfr=spider&for=pc.[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0]周新城“. 两个决不会”的解读及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l).[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卫兴华，张建君.不能想当然地诠释“两个决不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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