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染指乌克兰已有历史。2004年11月至12月，以总统选举“存在舞弊”为由，支持反对派发动举世瞩目的“橙色革命”，组织大规模“街头斗争”，迫使当局重新举行投票，改写选举结果，助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登上总统宝座。2014年2月乌克兰权力更迭也是在西方大国一手导演下，由亲西方反对派组织，以“反专制”、“加入欧盟”为号召，以街头政治方式，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它是西方对乌克兰新一轮演变的结果，是乌克兰“橙色革命”的发展，是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继续，也是阿拉伯之春的外溢与蔓延，既体现出西方推行“颜色革命”的一些传统手法与特点，又有新的发展。对此，西方眼中的“异类国家”，必须把西方的演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丢掉对西方不切实际的幻想，认真研究，妥善应对，才能独善其身。
一、西方演变乌克兰手段
苏联解体以来，美欧积极推动对乌克兰的演变改造，大力培育亲西方力量，扶植其掌权，分化俄乌关系，拉乌入欧、融入西方，为此，不遗余力，翻新手段。
一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对乌克兰实施长期政治渗透。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独立于企业和政府之外、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的民间社会组织。但是，西方国家却大都把非政府组织作为推行西方价值观、颠覆他国政权的工具，西方政府喉舌和代理人。西方非政府组织对乌克兰的政治渗透早在苏联解体前即已开始。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民主基金会从1988年就开始支持乌克兰的非政府民主建设活动。1990年在乌克兰创立了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网罗亲西方人员，物色和培植亲美亲西方势力，争夺、策反高级人才，鼓励、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鼓吹自由化的代表人物。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和这次乌克兰政权非正常更迭中，非政府组织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已有美国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2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落地生根。
二是利用乌克兰“第五纵队”作为利益代言人。《第五纵队》原为海明威写的一部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剧本，以马德里保卫战为背景，当时西班牙一叛军将领扬言有四个纵队围攻马德里，同时城内有一批同情者将里应外合，名为第五纵队。“第五纵队”现指西方国家在演变目标国内培植的内奸、叛徒或颠覆分子。据俄智库战略文化基金网站2014年1月28日透露，美国中情局有一秘密行动组（CAS），负责在乌克兰组建“第五纵队”，企图通过宣传、政治和经济操纵、军事行动和半军事行动推翻外国政府。该组织在乌克兰强力部门中安插了强大的“第五纵队”，其骨干成员是前苏联的官僚，苏联解体后摇身变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个月前就预测乌克兰会发生内战。纳利托·格里岑科任国防部长时就竭力促成乌克兰向北约靠拢，这次乌克兰危机中又呼吁公民拿起武器走上街头。乌克兰强力部门的一些退役将领参与组织了新法西斯主义的行动。
三是利用乌克兰青年学生、激进势力作为运动骨干。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培植激进的青年学生组织作为发动“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的先锋队。他们通过开办培训班，精心挑选代理人，培养运动领袖和骨干力量。“橙色革命”前，乌克兰就出现了以西方势力为强大后盾的“是时候了”与“我知道”等激进青年学生组织，多位有着指导缅甸反独裁体制运动和南联盟推翻米洛舍维奇运动经验的有着美国中情局背景的人员、甚至是塞尔维亚抵抗运动领导人现身乌克兰，具体传授经验，现场指导帮带。在乌克兰选举前两个月，为了对学生领袖们进行教育，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告诉乌克兰年轻人如何组织领导、如何进行宣传、如何集结活动人员、如何吸引其他市民加入、如何获取资金援助。座谈会结束后的第10天，这些颇具领导才能的年轻人被聚集在一起实习。就是这些年轻人，成为日后乌克兰“橙色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次乌克兰变局前后亦是如此。个别西方人士在乌克兰群众抗议示威前1个月便神秘地来到基辅。期间西方民主人士又大量涌入或申请入境。事后发现，参与袭警、袭民的狙击手、专业人士也大多受过西方的专门培训。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右区”激进组织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四是利用弱势群体作为运动基础。“橙色革命”看起来是因选举舞弊而引起的两个总统候选人间的PK，是围绕在两个总统候选人支持群体间的对决，实质上、也更是乌克兰人民“并不在意谁当总统，而是真诚地希望新总统上台后，国家能够发生根本性好转，人民得以摆脱贫穷”心态的表露，也是当时大多数乌克兰人思变、求变情绪的表达，这是尤先科最终击败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的民意基础，也是最终导致其下台的动力。这次乌克兰政权更迭中，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如青年学生、市民、退伍军人、失业者与无业游民等成为运动的基础，受“雇佣”的“志愿者”也多来自这部分人群，倍受寡头欺压、苦不堪言的中小工商业主等意见群体也成为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
五是利用媒体为运动造势。“橙色革命”期间，西方国家向支持反对派的电台、报刊、电视台提供资助，为反对派候选人做广告宣传，西方背景的“第五频道”一直是尤先科的坚定支持者。在乌克兰，他们引诱选民：“选择尤先科便能告别贫困！”这些说法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选民，产生了相当大的诱惑作用。这次乌克兰变局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动用自身的强大媒体资源，对亚努科维奇当局进行“不民主”、“专制”等妖魔化宣传，同时派出大批媒体记者亲临示威现场组织反当局宣传报道，声援反对派；另一方面，美国实施“乌克兰媒体”项目，制作电视和专题广播节目，培训大批从事反当局活动的媒体人，使亲西方的媒体覆盖了乌克兰所有地区，这些媒体把受众锁定在乌克兰的中产阶级、青年人、大学生，成为反动派煽动、动员示威、甚至是募捐赞助的宣传工具。
六是利用双重标准混淆是非。所谓双重标准就是，赞成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行动，反对或限制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行动；并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判断或行动强加于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是执行双重标准最多最严重的国家，在这次乌克兰变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乌决定暂停同欧盟联系国协定后，西方对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当局十分恼火，对亲西方反对派发起的示威抗议活动从始至终选择了一面倒的完全支持立场。反对派最初以抗议亚努科维奇当局暂停同欧盟联系国协定为口实发起示威抗议活动，很快发展到要求任期未到的民选总统、合法政府下台，建立以反对派为主的亲西方政府，并且以暴恐为手段，伴随着一系列制造抢夺枪支、强占政府机关、焚毁执法部门，甚至是枪击警民等公然的恐怖犯罪行为。这明显是在践踏乌克兰法律，也有违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与法制精神，而美欧却置若枉闻，反把过错一股脑儿地推给亚努科维奇当局，谓之“不民主”与“专制”，逼其不断向反对派作出妥协、让步。美国一面高调强调“干涉乌克兰内政将是严重错误”，一面又暗中插手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人选。
七是利用暴恐掀起运动高潮。乌克兰政权更迭过程中，有两个重要转折点。一个是，2014年1月19日抗议示威人群同警方的冲突，造成3名示威者死亡，成为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一批遇难者。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乌政府总理辞职、刚通过的反示威法被废除。此后，反对派的要求更加高涨，加入抗议的人群进一步壮大。另一个是，2月18日，反对派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修改宪法，基辅再次陷入暴力冲突，造成包括10多名警察在内的28人死亡。它的后果导致更强烈的民愤，两天后的20日出现更大规模的示威和人员伤亡（80人丧生），4天后总统被迫出走、5天后反对派当权，恢复2004年宪法，乌克兰政体由总统议会制回归议会总统制。前者有证据表明，造成第一名广场人员伤亡的枪手，由反对派雇佣自北约某国。后者也有充分证据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乌克兰反对派领袖的次日（2月18日），便引发了造成28人死亡的暴力冲突；还是反对派雇佣的狙击手既伤平民、又杀警察挑起的事端，而西方却让亚努科维奇当局来为反对派买单。
二、西方演变乌克兰特点
西方为实现改造目的，对乌克兰的演变注重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秘密与公开相一致、和平与暴力相呼应，既有传统手法，又花样层出，呈现出不断变幻的特点。
一是政府公然走上干预的前台。如果说“橙色革命”期间，是非政府组织充当先锋队，而西方国家政府一般还会有所顾忌、隐身幕后相对还算内敛的话，那么这次乌克兰权力更迭中，在非政府组织继续发挥先导作用的前提下，西方国家政府则更多地走上了前台。美欧国家多位政府官员、议会议员直接来到示威广场鼓动，外交官投身游行人群，西方国家政府发言人公开对反对派表示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致电亚努科维奇逼其作出让步，德国总理默克尔公然接见乌克兰反对派领袖。这表明，西方国家政府在演变乌克兰过程中，开始不加掩饰，越来越多地走上了运动的前台。同时，情报机构与外交机构相配合，联手推动运动发展。美国国务院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在更多地扮演起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角色的同时，中央情报局依然不丢本色，其秘密行动组人员伪装成外交官、美国公司、研究所和各种组织中的人员，在乌克兰政党、协会、学生团体、工会、媒体、军队和政府以及经济圈子培养自己人，指导并组织反对派搞“街头政治”或“马路革命”。
二是“普世价值”成为干预理论依据。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内容包括：“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其核心是人权至上，认为国家有义务捍卫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西方国家看来，它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即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冷战以来，西方国家以此为理论依据，恣意干预他国内政。“橙色革命”期间，西方国家以第二轮选举领先的亚努科维奇严重贪污、影响选民和选举舞弊为由，干预乌克兰总统选举。美国支持亲西方反对派尤先科，向广场静坐的其支持者提供帐篷、食品，指责领先的亲俄派亚努科维奇大选“舞弊”、“不公正”，施压重新组织选举并为反对派提供选举资金。这次乌克兰变局中，高高举起的同样是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旗帜，指责亚努科维奇“独裁”与“专制”，并为此大肆进行妖魔化宣传，并挥舞人权大棒，屡屡对乌当局的正当执法行为施压。
三是腐败问题成为制造动乱的重要法宝。紧盯对手腐败问题揭短亮丑，利用或捏造乌克兰原领导人及其家族的腐败问题，大做文章，一则可动员群众广泛参与运动，二则可逼领导人就范或作出妥协让步，成为西方国家演变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特点。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在“橙色革命”中因担心反对派上台后会指控他在任期间的腐败行为；担心女婿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插手总统选举的丑行株连自己，因此，面对美国、欧盟和反对派的威逼利诱，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这次乌克兰政权更迭中，亚努科维奇及其家族的腐败行为，在乌克兰广为人知，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巧取豪夺行为也在工商业界流传，成为很多中小工商业主上街游行或捐款捐物支持反对派的重要原因。美欧以冻结亚努科维奇家族、同僚在西方存款、资产相威胁，就是要向世人证明，确信其腐败；开放其住宅别墅，展示豪华装修、装饰，就是想坐实其奢侈腐化的贪官形象，尽管后来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举行记者招待会为自己正名：作为公众人物，在西方没有个人存款和私产；所住公寓是私人存款所购，但此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去了总统的掌控力。
四是制裁与威胁制裁成为威逼对手与分化对手阵营的利器。在国际关系中动辄制裁或威胁制裁，是西方国家挟持、威逼演变目标国领导人妥协让步、瓦解其阵营的惯用伎俩，而且一旦目标国领导人不能洁身自好，屡试不爽。乌克兰变局中，西方国家一再向亚努科维奇当局发出制裁和制裁威胁，亚因本人及家族腐败丑闻缠身，在西方制裁或制裁威胁面前始终硬不起来，步步退让。2013年12月10日晚至11日凌晨，乌克兰警方开始清除独立广场周边路障和集会者帐篷，遭到西方国家指责。美国当日表示，“无法接受”乌当局行为，不排除对乌实施制裁可能。11日白天，乌警方放弃行动。2014年2月18日至20日，基辅示威演变为骚乱，西方指责乌政府导致局势升级。美国宣布对20名乌政府官员采取“禁发签证”措施，并私下威胁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商界大亨，如果乌当局不向反对派交权，将冻结其海外资产。继美国之后，欧盟也紧急动议制裁乌克兰，冻结对在基辅暴力事件中负有责任的官员财产、禁入欧盟。2月21日，在西方压力下，亚努科维奇被迫与反对派签署和平协议，此后，其重要政治盟友、议长雷巴克辞职，遗职由反对派领导人接任，直接导致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免总统职务。
五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西方国家在演变乌克兰的过程中，为达到扳倒亲俄派亚努科维奇、扶持亲西方反对派上台的目的，可谓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橙色革命”期间，在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胜出的情况下，美欧以“选举存在舞弊”为由，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大力支持亲西方的尤先科发起抵制运动，推倒重来，终于使尤先科在复选中如意上台，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在这次乌克兰政权更迭中，为达到倒亚（努科维奇）目的，美欧政府、政客和主流媒体沆瀣一气，不惜撕下“人权卫士”面具、牺牲道德形象，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亲西方反对派一边，对“亲欧盟示威”表示出了少有的同情和全方位的重大支持，不仅提供舆论声援、人财物支持，还默许、甚至怂恿、鼓励、支持反对派以暴力、恐怖手段推翻合法政权，达到夺权目的。此外，还对混杂于反对派示威运动中并扮有重要角色的乌克兰新纳粹分子、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及其暴恐言行抱以包容的态度。这表明西方国家已放弃非暴力颠覆他国政权的理论。
六是西方国家控局能力开始下降。同以往相比，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民主运动”的主导能力开始受到挑战。如果说“橙色革命”期间，运动的诉求比较单一，仅仅是改变现状、使生活变得更好占主流，西方尚能把握运动的方向，掌握住运动主导权的话，那么这次乌克兰政权更迭过程中，就不那么灵验了。“橙色革命”中，运动参与者以激情与选票改写了历史，把本已胜出的亚努科维奇赶出局拉下马、把原本出局的尤先科扶上马，反映的是民众思变的一种心态；这次基辅独立广场示威则不仅仅是脱俄入欧那么简单，虽然运动参与者在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是否入欧问题上却存在重大分歧，以至于出现了反对派三方领导人在西方艰难协调下同乌当局达成的协议都被广场示威者断然否定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参与运动的人员成份复杂，不仅有亲欧派，还有像“右区”一样的由多个极右小团体合并而成、以青年为主体的乌克兰法西斯组织，该组织虽然参与“亲欧盟示威”，成员也是街垒巷战的骨干斗士，但他们反对与欧盟签署协议及加入欧盟。
七是美欧并非铁板一块。美欧在演变乌克兰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共同点就是逼迫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下台、建立亲西方的反俄政权。分歧的焦点在，谁应在平息乌克兰危机行动上发挥领导作用、该怎样发挥等问题上。美国指责欧盟对亚努科维奇的批评不够尖锐，对乌克兰的政策软弱无力，难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强硬回应，美国的指责“不可接受”。同时，美国还批评欧盟在乌克兰选择的代理人也不对头。美国认为，德国支持的克里奇科是缺乏从政经验的拳击手，且其运动生涯主要在国外，在国内缺乏根基，缺乏领导乌克兰的能力，“没有必要加入政府”，而乌前总理季莫申科、曾任经济部长的亚采纽克才是未来乌克兰总统、总理的最佳人选。美欧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目标存在差异。美国希望削弱俄罗斯，但不加强欧盟，美国人通过乌克兰的亲美派、而不是亲欧派开展工作便足以说明问题。随着危机的发展，这种不一致性将会进一步显现。
三、西方演变目标国应对演变策略
冷战后，西方国家把冷战期间重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放大到所有的“异类国家”，利用目标国的社会矛盾和困难，煽动“颜色革命”，制造政治危机，组织社会抗议、街头抗争，颠覆、推翻合法政权。应对西方演变应成为这类国家维护政治、社会、制度稳定和国家、政权安全的当务之急和长期战略。
一是把发展民生与惩治腐败作为维护执政地位、夯实执政根基的生命工程、基础工程。民生与腐败是任何国家民众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社会问题。其中，民生问题历来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问题。纵观乌克兰的两次革命，其因由都与民生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放眼其他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也概莫能外，同民生与腐败息息相关。“橙色革命”是因严重贪污、影响选民和直接进行选举舞弊所导致的在乌克兰全国发生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根源还离不开民生，体现了参与者强烈的求变心理、对换一个总统执政可能生活会变得更好的期盼；这次乌克兰政治危机的导火索是当局暂缓乌克兰融入欧盟一体化的决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融入欧盟“生活会好起来”的热望，对执政当局政治腐败、无所作为的唾弃与反叛。“阿拉伯之春”事出突尼斯一个26岁小商贩因经济不景气、不堪生活重压、不堪警察和市政官员的粗暴对待而自焚抗议，还是离不开民生与腐败。因此，“打铁还须自身硬”，执政者要维护执政地位，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关注民生，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建设廉明政治、廉洁政府。
二是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强法制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民主与民主政治、如何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是乌克兰独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制度建设问题。民主政治是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乌克兰推行的民主化进程，看似总统民选，但真正当政者都是前苏联政要、金融寡头及其代言人，奉行的是地道寡头政治，你方唱罢我登场。平民百姓只是投票机器和被政治家利用的工具，根本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投票结果可以改写，夺权既可依靠欺骗性选举、又可通过街头政治实现，民主走了样、变了味。民主政治建设要求通过多种手段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制度，而乌克兰的民主政治建设，靠的是拿来的所谓西方式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并且一直是在总统议会制与议会总统制之间摇摆。民主与法制本为一体、同为一物。民主是灵魂，法制是载体。失去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而乌克兰式民主对法制却是选择式的，不需要时完全抛开，践踏宪法，用暴力与恐怖夺取他人生命，夺取民选政权，结果是国家分离动荡、政权飘摇、人民承受苦难与不幸。因此，对于执政集团而言，民主与法制必须要两手抓、而且都要硬，这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建设。
三是学习与借鉴而不生搬硬套人类先进文化、优秀文明成果。人类社会7000多年漫长的文明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众多不同的文明形式和多种多样的社会制度。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包容互鉴、兼收并蓄是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保证与动力。正是这些不同的文明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构成今天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而乌克兰独立以来却照抄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原本以为西方式政体可以帮助实现国家稳定和繁荣，结果却导致经济从繁荣走向贫困；原本以为可以和平解决社会分歧，结果却是合法政权失去权威，街头暴力推翻民选总统；原本以为可以消除腐败，结果却是当选总统一个比一个腐败，贪污腐败任意横行。这种西方式体制不仅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成为西方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为美西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乌克兰制造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因此，只有确立一种既博采他人之长、又符合国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政权体制，才能真正凝聚民心，实现社会稳定与长远发展。
四是重视领导团队的执政能力建设。领导团队的执政能力决定执政质量和执政效果，事关执政地位，攸关执政党（联盟）的前途命运。亚努科维奇及其领导的地区党在乌克兰危机处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明显不足，最终亚本人被剥夺总统权力、地区党也由执政党沦为反对派，代价惨重。执政理念偏移。执政不是为了广大选民、而是为了个人小圈子、为了寡头集团，未能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让选民感觉到“生活在一个稳定、平静、舒适的国度”。执政方式问题突出。过于放任民主，不能依法执政，在反对派明显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亚努科维奇作为总统，依然无原则、无底线退让；地区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自动缴械，放弃执政地位，甘愿选择成为反对派。关键时刻，领导团队不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政府与议会两个声音，总统决定、议会否决，政令不畅；缺乏坚定执法意志，总统对决定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自我否定。教训深刻。对此，执政能力建设是关乎执政党生存发展的百年大计，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五是加强对媒体舆论的引导与监管。媒体舆论一直就是西方国家争取的重要对象和占居的重要阵地，成为其演变乌克兰的帮凶和工具。“橙色革命”期间，它在美化反对派、丑化亚努科维奇问题上功不可没。这次乌克兰政权更迭过程中，又充当了急先锋。媒体是领导基辅独立广场示威活动的反对派，进行发动闹事、动员募捐、鼓动宣传的一个重要手段，西方国家也依靠强大的媒体资源，垄断了话语权，形成处处向着反对派讲话、对乌当局极为不利的一面倒的舆论氛围，出现当局的声音几近湮没、事实真相完全被颠倒的现象。在对乌克兰媒体的工作上，西方动手早、本钱下得大，投入巨资多人次、多批次培训、塑造乌克兰的媒体人（美国的“乌克兰媒体”项目成立以来共制作了270个电视节目和1220个专题广播节目，对3700多媒体人进行了培训），形成了一个既有传统媒体、又有新媒体参与的“对自己的国家展开信息战的媒体人”网络，西方“一旦有需要就可以对乌克兰政局施加非直接的有效影响”。相对于西方与反对派，亚努科维奇当局则显得疲软乏力、相形见绌。为此，了解掌握舆情、正确引导舆论、有效管控媒体、掌握话语权是规避、化解执政风险与危机的有效手段。
六是依法“重拳”打击“第五梯队”西方利益代言人。在演变目标国物色、发展、培养“第五梯队”内奸，成为自身利益代言人，是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传统做法。这些西方利益代言人在对自己祖国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扮演着内奸的角色，是西方演变目标国执政当局危险和隐蔽的敌人。长期以来，西方在乌克兰社会各界都经营了一批这样的人，亲西方反对派一直是西方拉拢的对象，乌克兰强力部门、新闻媒体等要害敏感领域也都渗透有“第五梯队”，他们在反政府运动中起着领导、骨干的作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亚努科维奇当局几无防范和应对，无所作为，结果遗害无穷。为此，执政当局对亲西方的“第五梯队”一定要了然于胸，对其不重用，对其行为不放任，营造打击“卖国求荣”行为的有利舆论氛围与社会氛围，压缩其生存的政治空间，降低其登上政治舞台、上升的机率，必要时依法打击。
七是把军队建设成维护社会稳定、政权安全的坚强柱石。军队历来是西方演变的重点对象，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隐藏着其搞垮他国军队的险恶用心与政治企图。乌克兰军队在“橙色革命”中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当内政部长下令调集警察驱逐基辅独立广场上的示威活动时，乌克兰军队情报机关领导人打电话给内政部长，要求撤回维稳部队，最后内政部让步。这次乌克兰政权更迭过程中，乌克兰军队在政权岌岌可危、社会动荡、国家走向分裂的情况下，仍以“不介入国内政治斗争”为由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乌克兰军队在两场革命中的表现，再度引发人们对主权国家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的思考。乌克兰军队的表现应该说，是植入西方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与“军队国家化”理念种下的恶果，是西方式政权带来的后果。它告诫执政当局，西方的“三化论”对军队建设是有害的，军队要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政权安全的责任、成为维稳的坚强柱石，首要的在建军指导思想与原则上就要彻底清除“三化论”的余毒。
面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强大攻势，西方眼中的“异类国家”只要认清形势，稳住阵脚，练好内功，妥善应对，是完全可以抵御与防范的。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创】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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