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的一种对外战略，主要指美国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为主要手段，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实现美国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措施。“遏制战略”曾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生态。作为美国世界霸权战略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遏制战略”始终具有一贯性、稳定性、连续性、延展性其中一贯性是本质特征。从“和平演变”到“颜色革命”再到“推特革命”，“遏制”的本质始终未变。“和平演变”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西方势力在武力干涉不可行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超遏制战略”，主要通过技术交流、文化交往、观念渗透等方式，影响对象国人民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对象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运行模式，从而不露声色地改变对象国的社会制度。美国是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主体，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是美国在全球实施各种“遏制战略”的政治盟友。“颜色革命”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以“颜色”命名、以“非暴力”为手段和噱头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8月，美国在白俄罗斯总统大选时策划了白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卢卡申科在大选之后会见军人时表示，美国是这场“颜色革命”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欧洲是美国的帮手。2021年7月，古巴发生了抗议政府的游行，西方媒体借机大肆宣扬“共产党把古巴经济搞得一团糟”，将矛头直指古巴共产党。拜登还发表电视讲话，说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宣称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制度”，由此释放出对古巴搞“颜色革命”的强烈信号。“老把戏”再现说明拜登政府在继续推行“颜色革命”。在战略思维上，“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都是西方势力对社会义国家采取的“超遏制战略”，目的是妄图“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崩溃”。二者都以“非暴力”为实施手段和噱头，当然有时也使用暴力手段；都是在西方势力武力干涉不可行的前提下实施的，有时以武力恐吓为配套手段；实施的长期主体都是美国，是美国率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全球性的“遏制战略”。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借助推特等新型网络媒体，煽动对象国或地区的政治抗议活动。例如伊朗、摩尔多瓦、突尼斯、埃及等，甚至中国香港骚乱，都是通过网络不留痕迹地煽动、诱导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搞政权颠覆活动。这种以新媒体为主要媒介的所谓“革命”，既是“和平演变”的新手段，也是“颜色革命”的新伎俩，更是“遏制战略”的新形式。但无论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遏制”的本质始终没有变。从战略系统的高度看，“反共产主义”是“遏制战略”的核心指导思想，而“非意识形态化”则是“遏制战略”的宣传指导思想和宣传手段。从“和平演变”到“颜色革命”再到“推特革命”，表面上都宣称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是为了“帮助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事实上都是以资金支持对象国的非正式政治组织，推行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目的是“反共产主义”。美国在“颜色革命”过程中给对象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和文化上的支持，通过建立大学、设立奖学金、输出专家、吸引留学生等措施加强所谓“文化交往”，培植“革命领袖”。在政治手段上，美国依然打着“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旗号，“帮助”对象国实施所谓的“内部改革”，扶植亲西方政权。在战术伎俩上，美国总是乘虚而入，借对象国和地区的内部困难或社会危机，干涉他国内政，将矛盾转移、升级。在“遏制”进程中，意识形态的差别似乎销匿了，其结果却是“革命”的经历国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被“西化”了。当然，西方势力“帮助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以资金支持这些国家的非正式政治组织，建立奖学金等活动，都是有明确对象的。美国“帮助”和“资助”的对象是有针对性的，首选那些能够被动摇的对象。尽管“遏制战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运作机构、资金扶持力度、舆论宣传媒介、人员培养对象、影响方式等会有形式上的变化，但是“美国全球利益优先”的战略宗旨始终未变。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的“伊朗政变”、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还是70年代的“越南战争”、80年代的菲律宾“黄色革命”，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1世纪中亚的系列“革命”等，最终都是为了“美国全球利益优先”的战略宗旨，也都在事实上提升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全球利益优先”作为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黄金法则，贯穿于美国霸权图谋的始终。在经济贸易领域，以维护贸易顺差为原则的“丛林法则”，在今天仍然是美国对待中美贸易战的思维先导。在国际政治中，美国誓将西方民主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本国疫情焦灼的状态下，俄罗斯、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包括2021年的阿富汗，都留下了美国插足的印记。在文化上，以“普世价值”为幌子推行“美国价值”，以价值多元为借口推行西方价值观，企图在价值认同下确立利益优先原则。
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遏制”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和国际刑警组织作为运作机构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俄罗斯政论家伊利亚·别拉乌斯在《颜色革命是如何实施的》一文中说，先是在基督教共济会工作，后供职于中情局的菲利普·埃仁“首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1968年他担任墨西哥大学骚乱的总指挥，而墨西哥大学骚乱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纽约、波恩、布拉格、西柏林也同时发生了大学生骚乱”。1991年美国政论家、前英国情报局工作人员琼·卡列芒在记录有关世界精英活动的《300人委员会》一书中提到：“具有协调活动经验和专业情报网络的国际刑警组织不难在全球建立威望，以策划大学生骚乱或让主权国家领导人下台。”虽然被严令禁止参与干涉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军事和宗族活动，但“为捍卫美国利益，国际刑警组织和中情局开始联合，实施对所有大陆的战役”。直到今天，中情局一直作为核心“指挥部”在“颜色革命”中扮演运作机构的角色。中情局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和分析外国政府、公司、恐怖组织、个人以及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给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供美国政府采取对策。更重要的是，中情局还负责大量军事方面的设备和情报工作。这一机构的组织、人员、经费和活动严格保密，即使国会也不能过问。多年来，中情局在资金、情报、军备技术、人员、管理方面，为“遏制战略”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美国中情局作为稳定的运作机构，在20世纪50-70年代持续地以资金形式支持了西亚、中美、南亚、东南亚、北美、南美、中非的系列“革命”，导致伊朗、危地马拉、泰国、多米尼加、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智利、刚果、匈牙利等国的政权更迭。1971年，支持“遏制战略”的“自由电台”，其财政预算公开纳人美国国会预算。1983年，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以奖励“努力为民主而战的民族和人民”。直到今天，西方势力推行的“民主输出”和“颜色革命”都依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从中情局到美国国会再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的资金扶持从未间断过，始终保持着资金支持上的稳定性。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支持国际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开放社会”“支持民主、人权和劳动公司”“福特基金”等基金会组织，它们是为“颜色革命”做准备的资助机构。其资助项目包括：去各地考察“革命”的条件和时机，总结、传授革命成果，进行选举培训等，这些机构在更大程度上保证了资金支持的连续性。为打造美国“人权灯塔”和“人权卫士”形象，“遏制战略”的运作系统一贯重视舆论宣传。20世纪50-80年代，他们主要通过书籍、报纸、电台等方式进行舆论造势，为所谓的“革命”提供精神支持，包括支持各国反对派的报纸、杂志、宣传册。电台作为最主要、最稳定的宣传媒介曾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相比报纸和书刊，电台以更大的受众面成为最有力的宣传手段。“自由电台”归美国国际无线电广播管理局管辖，其运作资金后台是美国国会。众所周知，“自由电台”完全受中情局监督。1976年“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合并，影响力再次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作用激增，网络媒介的舆论宣传功能开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于组织抗议、相互沟通、外界联络等，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政要也普遍善于使用“推特”表达政治立场。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恰恰也是通信行业占比最高的国家，他们的“革命”即为典型的“互联网革命”。2011年的中东剧变始于2010年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而“茉莉花革命”的最早触发就是“维基”解密，因而被称为“维基革命”。今天，“脸书革命”“推特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等运动持续在全球各地发生。“遏制战略”的具体实施者在全球各地培植“民主斗士”，与他们定期会晤，交流、传授经验，商量具体策略等，长期保持着培养对象的稳定性。“民主斗士”的培养以各国各地区的青年大学生“领袖”为主要对象，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未来“革命”的主角。有些国家整体较为贫困，民众生活条件远不如近邻，从而造成心理落差。西方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煽动不满情绪，宣扬西方价值观，鼓吹市场经济，将青年学生甚至小商人和企业主等培养为“革命”的动力阶层。
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容易受所谓“自由”“民主”口号的鼓动，具有价值盲从的特点，思想更容易被改造。美国正是抓住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这一特点，将这一群体作为长期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在传播“民主”价值观的同时，还加强了具体方式方法的培训，由此策划出来的“革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他们加大“请进来”的力度，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尤其是高额奖学金的资助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各种宗教团体也深入有关国家，加紧进行宗教渗透，进一步为“颜色革命”做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准备；利用提供援助或技术指导开展政治性活动，影响有关国家的价值观等。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2010年的政权非正常更迭和2020年比什凯克的抗议活动等，都是美国培植的“亲西方势力”充当主力军。1946年，被称为“遏制战略之父”的乔治·凯南在美国国防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政治遏制”的主张，这一主张特别强调“黑色宣传”，即通过舆论宣传和信息操控，释放经过设计的特定信息，实现对受众心理情绪的控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以谋求非对称的战略收益。1947年，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凯南提出了“遏制战略”具体构想，即运用军事手段之外的一切手段，“坚定与耐心地阻止社会主义扩张”,“和平演变”的目的昭然若揭。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的吉恩·夏普，是“非暴力政权更迭”即“软政变”的设计者和践行者，21世纪初发生的所有令世人瞩目的“颜色革命”，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1977年，作为拓展“软实力”的发起人，布热津斯基更为精巧地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布热津斯基特别提出要“抓人权”：“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1989年他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借“人权”“民主”之名“搞垮和消灭”共产主义国家。2020年，美国国会不顾中国强烈反对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只不过是30年前布热津斯基的故伎重演。尽管“遏制战略”指导下的“革命”主要以“和平和非暴力”为宣传方式，但从纵向和细节上看，其方式沿着“武力——和平——和平+武力”的路径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资助下的政权更迭基本处于野蛮状态。1953年的伊朗阿贾克斯政变、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变、1957年的泰国军事政变、1965年的多米尼加政变和印尼军事政变、1972年的智利政变等，均使用了武力，这是“革命”肇始的特色。上述所谓“革命”造成的伤亡引起了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怒，在全球化的文明视野中经不起政治伦理拷问，美国当局因此不得不改变战略方式、将“遏制战略”手段从武力转向“非暴力”。尤其是20世纪70年基辛格就任国务卿之后，“遏制”开始采取以“和平”为主的方法。事实上，在里根时代实施的以黄色为标识的菲律宾“二月革命”、以蛋黄为标识的“哈萨克斯坦事件”，以及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基本都采取了“和平”手段。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革命”是朝着“非暴力”方向转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遏制战略”在实施“非暴力革命”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杜绝使用武力。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2011年至今利比亚的“颜色革命之祸”、201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等，其中的暴力行径为所谓“颜色革命”扯开了蒙羞布，并且使用武力的情况在近几年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无论是武力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抑或“和平+武力”的方式，“革命”的手段都是为“遏制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必须强调的是，在任何“和平”方式的背后，都有武装力量做后盾。
美国“遏制战略”在时间上呈现连续性。无论谁做总统，在“遏制战略”的实施上都秉持一贯性。虽然“遏制战略”系统的建立肇始于卡特时期，但是，美国以“和平”为噱头和宣传方式的“遏制战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开始了，其标志是1947年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早在杜鲁门任期之末，美国就参与策划了1953年的伊朗阿贾克斯政变，民选的摩萨台政府被推翻，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现代中产阶级倡导的国家民主化进程难以为继，伊朗又恢复了威权主义的政权模式。在事关伊朗前途的1953年政变中，美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次政变揭开“遏制战略”实施的序幕。在接下来的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参与策划了1954年的危地马拉政变、1957年的泰国军事政变。1963年肯尼迪殒命，“革命”暂时搁置。在约翰逊时期，有1965年的印尼军事政变、多米尼加政变和1968年有名的“布拉格之春”。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基于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的需要，美国调整外交战略，“革命”的范围有所缩减，但仍发生了智利政变以及东南亚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政变到了卡特时期，布热津斯基成为总统顾问，“遏制”战略从以“和平演变”为主向“颜色革命”转变。总之，无论是卡特还是尼克松、福特，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及其政府放松过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性”渗透，并且这种渗透还是以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渗透为主。以“颜色革命”为具体方案的“遏制战略”，在1985年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内正式形成，其时，作为“颜色革命”的配套设施，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应运而生。在里根的“革命”战略思路明晰、方案成熟后，里根政府集中策划的1986年菲律宾“黄色革命”（二月革命）和哈萨克斯坦“蛋黄革命”1987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第比利斯事件、1989-1990年波罗的海国家“歌唱者革命”等相继爆发。如果说，里根时期还只是“颜色革命”的实验阶段，那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时期则是大张鼓地开展“颜色革命”的阶段，其“反共产主义”指向昭然若揭。虽然不能排除其后发生的1990年南斯拉夫“推土机革命”、阿塞拜疆“黑色一月”骚乱、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事件与里根政策的干系，但是老布什支持了这些战略措施，并为苏联解体叫好。克林顿是唯一没有为“颜色革命”站位的美国总统，这恐怕与当时美国内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矛盾尖锐激烈有关，当时美国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处理内部事务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在位时，美国北约东扩战略效果显著。小布什（乔治·沃克·布什）是老布什政策最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颜色革命”在小布什时期被正式命名，“革命”措施更连贯、更紧密。2003年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的伊拉克“紫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立陶宛“雪松树革命”、2006年的白俄罗斯“矢车菊革命”、由大选危机引发的墨西哥“仙人掌革命”、2007年的缅甸“番红花”革命、2008年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武力冲突等，都发生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无论哪一次所谓的“革命”，无论成功与否，背后都有小布什政府的“关照”。最大规模地实施“颜色革命”是在奥巴马时期，他本人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与此脱不了干系。2009年的摩尔达维亚“推特革命”、伊朗“绿色革命”，2010年的泰国“红衫革命”、吉尔吉斯南部骚乱，2011年的突尼斯第二次“茉莉花革命”、埃及“推特革命”、南奥塞梯“雪花革命”、巴林反政府示威、约旦示威、也门内乱、利比亚骚乱和国民战争、叙利亚“颜色革命”和国民战争,2011-2012年的俄罗斯“白色带子”抗议，2013年的土耳其骚乱、委内瑞拉大选冲突，2013-2014年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2015年的马其顿政治危机、亚美尼亚“迈丹革命”，2016年的土耳其政变，2018年的俄乌对峙等，“颜色革命”充斥了奥巴马执政的全过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没有改变美国“遏制战略”的最初立场，而是将战争的场域挪到了贸易领域。但是，2019年的“香港骚乱”仍然体现了美国“颜色革命”的惯常思维，只是这回将靶向对准了中国。2021年初民主党拜登上台，美国“遏制战略”的实施者进行了权力交接。2021年1月，俄罗斯爆发街头骚乱，美国的手法与此前如出一辙，但煽动性更强。说起“遏制”伎俩，民主党要更胜一筹。可见，无论是哪一届美国政府，无论内政外交的政策如何改变，“颜色革命”在实施过程中的连续性始终得以保持。
美国“遏制战略”在实施空间上表现为延展性，从一开始，“遏制战略”就锁定了全球战局。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遏制战略”行动在空间上表现为占据，即划定“遏制”区域。在亚洲，有伊朗（西亚）泰国和印尼（南亚）；在美洲，有多米尼加（北美）、危地马拉（中美）；在非洲，有刚果（中非）；在欧洲，有捷克斯洛伐克（东欧）等。美国“遏制战略”行动占据了除南极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之外的四大洲，在全球奠定了“遏制战略”实施的基础地缘范围。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遏制战略”行动在空间上表现为封锁，即对原有战略对象在进一步加固的基础上进行封锁。在亚洲，有菲律宾（东南亚）、越南（东南亚）、哈萨克斯坦（中亚）、中国（东亚）；在美洲，有智利（南美）；在非洲，有突尼斯（北非）等。除南极洲和大洋洲之外的五大洲都被战略封锁，其中，中国成为除苏联之外最核心的目标国。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大成果”。美国担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转变不彻底，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成果”上。如，助力车臣战争，以实现俄罗斯再次分裂；促使南斯拉夫在解体的基础上继续四分五裂；离间苏联解体之前向美国示好的加盟共和国，使它们在分裂的基础上越发走向穷途末路；北约持续东扩，将意识形态和军事阵地挪到了俄罗斯家门口，日益逼近中国等。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遏制战略”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巩固”时期。21世纪以来，美国的“遏制”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欧洲，有摩尔达维亚和白俄罗斯（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南斯拉夫（南欧）、马其顿（东南欧）；在亚洲，有缅甸和泰国（东南亚）、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南奥塞梯、巴林、叙利亚、亚美尼亚、土耳其（西亚）；在南美洲，有委内瑞拉、墨西哥（南美）；在非洲，有埃及、利比亚（北非）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遏制战略”在空间上延展至世界各个角落，其影响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
第一，建设“反遏制”智库。在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军事院校、军事研究院（所）等建立“反遏制”智库，或依托国家安全部设立以“反遏制”为主要任务的专门机构，定点追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遏制战略”的实施行动和手段。同时，宜考虑为“反遏制”行动开辟专门资金渠道，纳入财政预算，从始至终、从上至下地保证经费支持的稳定性。在国家社科基金或某些涉密军事科研项目中，设立以“反遏制”为研究主题的招标项目，广纳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第二，加强“反遏制”宣传教育。借助互联网平台设置以“反遏制为主题的官方网站、微博、公众号等，揭露西方的“遏制”伎俩，为广大群众提供识别“颜色革命”“推特革命”的依据和抵御方法。在高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程中设置以“反遏制”为主题的授课内容，或将“反遏制”理论与实践设置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的选修课，将包含“反遏制”内容的课程设置为留学预科生的必修课。在全国高校普遍设置“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选修课，供在校学生和国外留学生选修，这一课程在文化认知上的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第三，将“反遏制”行动专业化、专职化。在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内部，宜考虑安置专业、专职人员负责“反遏制”行动，并注意主导思维和实践的连续性。第四，探索“一站式”解决方略。在抵御方式上，针对性使用非武力解决方式，但宜做好武力准备。针对西方“遏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各要素的关联性，未来宜探索“上屋抽梯”的“一站式”解决方略，对西方针对中国的某一集中“遏制”行动实施摧毁性打击，以防后患。第五，将“反遏制”上升为国家的长期战略。联合社会主义国家乃世界各国共产党，或以“一带一路”为媒介联合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以各自地缘位置为靶向进行“反遏制”,在空间上解构西方“遏制战略”的全球布局。宜将“反遏制”上升到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以打破西方“遏制战略”的一贯性。毕竟，“遏制”始终是他们“用心良苦”的“世纪工程”！
（作者系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21-2022]》；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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