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论述，有助于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全球化规律性的认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大势，同时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有人把当今世界的一些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对此国际社会进行了广泛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他提出并深刻阐述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要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厘清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效应的认识，有力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本文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论述，以期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全球化规律性的认识。
一、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时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而“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P602)“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笔者注）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P603)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对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体现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但是与它所表现的经济关系一样，也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个范畴虽然出现在当代，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在近代以来就有了非常明确而又深刻的表述。其开先河者当属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时候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35)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深入地阐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这一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质。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全部历史的基础”，[3](P43)“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P533)一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1](P576)任何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式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在他们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给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开辟道路，奔走于全球各地，用廉价商品的重炮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到处落户、开发和建立联系，如建立世界市场、进行国际交换和促成国际分工，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经济全球化就是这样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第二，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曾经指出，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成为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最强大的杠杆，它“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1](P388)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科技进步所造成的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进而引发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狂飙式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状况。
从历史上看，14和15世纪巨大的技术进步，促成了新航路的成功开辟和美洲新大陆的惊人发现，进而使交往向世界交往转变，商业空前高涨起来，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得到巨大发展。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产生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大工业，即“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P565)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冲破关税的壁垒，造成了竞争的普遍化；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大工业使分工的规模脱离本国基地而“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P627)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P566)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P680)所有这些充分说明，科技进步带来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体现了科技进步的历史必然性和结果。
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2](P579-580)马克思进一步对这个作为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做了深刻的阐述和分析，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P580)
对于马克思这段精辟的论述，我以为至少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马克思这里所指的“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2](P32)第二，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是一个蕴含着深刻辩证哲理的普遍判断，当然包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发展着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事物”。第三，马克思在论断中所讲到的各个方面的进步和衰颓二重性特征及其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总括性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这个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既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特征的深刻揭示，同时又是对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本质特征的科学判断。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诸多论述中，涉及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特征及其后果的论断，有三个典型的事实值得注意，这就是对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和鸦片战争以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论述。
其一，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说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充满了暴力，即征服、奴役、劫掠、杀戮。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这一过程最初是渐进式的。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4](P860)于是，资产阶级“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4](P873)开始进行资本的积累，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发指、惊世骇俗的罪恶历史剧。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4](P860-861)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4](P874)这一过程，是资本通过暴力用血与火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其二，关于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和鸦片战争。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在对华贸易过程中，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大量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通过鸦片贸易获取暴利。“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2](P621)纺织品的输入，使“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2](P609)“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1](P680)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抢占了中国的市场，“在一场殊死的战斗中”打垮了“激于道义”的“陈腐世界的代表”中华“大帝国”，而侵略者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则获得了“贱买贵卖的特权”，从而奏出了一曲“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P632)更有甚者，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和其他外国侵略者还干起了罪恶滔天的拐卖华工勾当，进行一种变相的奴隶贸易，“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并对“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人权横遭侵犯。[2](P621)
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P609)从此，“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2](P608)
事实表明，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另一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残酷地统治了中国。[5](P626)
其三，关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关于印度问题的评论中，严厉谴责了英国的殖民政策，深刻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同时也客观分析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彰显了这个问题的正面和反面，从而也折射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二重性特征。
马克思指出，英国人给印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在本质上则是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英国入侵者用刀剑更依靠蒸汽机、科学和自由贸易的作用，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把印度织工和纺工一齐消灭，摧毁了本地的工业，破坏了本地的公社，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社会成员因而丧失了祖传的谋生手段而被投入苦海。对于英国入侵者对印度所造成的这种巨大伤害、苦难和屈辱，马克思痛斥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 [2](P690-691)
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从它摧毁了印度封建宗法的经济基础来看，它毕竟“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2](P682)尽管它在印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P683)这里，在客观上，马克思又肯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历史进步的促进作用。
三、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
走向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P541)这是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还举出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世界历史性”事实，说明这种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性。[1](P541)一是，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了这两个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二是，1806年拿破仑采取封锁措施，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结果造成砂糖和咖啡这两种产品的严重匮乏，引起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
第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对于资产阶级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2](P33-34)“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1](P680)称“我们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2](P32)
不过必须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曾经创造过一个时代，但是由于它的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因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毕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
以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所起的作用来说，马克思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P689)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P690)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就是只能为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和根本改善其社会状况创造一定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反问说：“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2](P689)
马克思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但是，“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P691)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虽然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自觉地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充当了主角，但是它根本不可能将经济全球化进行到底，因为说到底，它根本不可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身上。
第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真正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P539)它“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P574)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就是指克服了地域性的存在的个人而成为了“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而要实现各个人之间的真正的联合，最根本的物质条件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1](P538)这是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P538-539)
那么，基于这种克服了“地域性的”存在而联合起来了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建立的联合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共产主义联合体”，这种“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1](P689)在这种联合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P571)因而这种联合体才是人类的“真正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共产主义时代，才是人类的真正全球化时代。而在此之前，正如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时代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P592)对于经济全球化，我认为，亦应当如是说。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人类所渡过的，只能是经济全球化的漫长的“史前时期”。
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6]
1. 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必须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其一，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发达国家为主导，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显著增强，而全球治理体系僵化滞后，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这一新变化和新格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严重缺失，其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其二，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是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等反经济全球化倾向的声音不绝于耳且日渐增多，不可小视。有些人把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以及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这种反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其三，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总的看仍是机遇大于挑战，但是挑战明显增多，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突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复苏乏力，下行压力加大，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感受到压力和冲击，这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重视和深思。
其四，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处于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成长，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并且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但是，目前还没有像以往历次技术进步那样引发生产方式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全球经济增长的全新供给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全球化发展还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
其五，经济全球化的传统发展模式弊端突出，造成了全球发展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后果严重，亟待变革。从本质上看，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占据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依附地位。这种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至今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2. 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7]
推动建设一个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重回以邻为壑的老路，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收窄世界经济共同空间，导致‘双输’局面。”[8]实施全球经济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推动世界各国和国家集团加强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巩固开放、透明、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坚决反对保护主义，为各国发展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这是建设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意。
推动建设一个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是夯实经济全球化基础的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传统的游戏规则奉行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因而是难以为继的。坚持公平包容，是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而且能够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振兴世界经济。要正视和妥善处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不同产业和群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
推动建设一个普惠的经济全球化。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根本的人权。实现经济全球化，其根本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一条铁律，适用于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推动建设一个平衡的经济全球化。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让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人为地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要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保护好生态环境，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一个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该以利益共享共赢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坚决反对唯我独尊、一家独大，不能搞强买强卖、赢者通吃的霸道。要增进利益共赢的联动，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打造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共赢链，解决好公平公正问题，让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和本质特征，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根本动力，敢于创新、勇于变革，就一定能够克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困难和问题，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开辟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境界，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3）.
[7]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20（2）.
[8]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6-0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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