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此文是2016年9月撰写的上送研究报告，文中的许多分析判断已被现实所证实，如美国大选引发的巨震暴露出了政治模式弊端，现在仍然处在特朗普上台后持续不断的巨震之中，曾经被实践证明的成功政策遭遇统治精英阻挠，恢复罗斯福的金融法规和基建投资面临重重阻力，特朗普为掩盖经济形势恶化被迫利用国外冲突转移视线，延续其前任的灾难性中东政策并军事打击叙利亚，显示出美国政治模式甚至难以继承成功经验并纠正明显错误。
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曾经成功保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转半个多世纪，2017年初数月中有十多个州通过了恢复罗斯福监管法规的议案，但是，华尔街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在竭力阻挠国会恢复罗斯福法规，致使特朗普的基建投资难以落实反而变成了华尔街的炒作道具，甚至巨大资产泡沫破灭引发金融危机时可能仍然难以启动，届时华尔街很可能制造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逼迫特朗普下台，特朗普为转嫁国内矛盾很可能铤而走险发动海外战争，1929年大萧条诱发全球动荡和战争的悲剧可能重演。
我早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就提出了建立一种让民众依据科学试点效果选择政策的新型民主制度，并且在此文结合美国大选暴露的弊端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中国应该重视美国政治制度无法鉴别议案的实际效果的弊端，考虑在现有的人大、政协制度基础上依据科学的民主原则，建立社会制度创新综合试点研究机构与评估效果机构，不仅让人大、政协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试验提案和民主评估。
我还指出西方所谓民主制度存在只点厨师而不点菜的弊端，是易于受资本操纵而无法给民众带来实惠的虚假民主，中国必须建立社会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的“科学实验室”，通过有控制的科学试验和民主评估消除政治、经济风险，建立民众既能点厨师也能点喜欢的菜的实惠民主，而且还能通过科学试验源源不断试制出各种新菜，选择有经验的可靠厨师按照民众意愿、口味做菜，这样促使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插上科学的翅膀并展翅飞翔，美国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就会彻底丧失煽动颜色革命的诱惑力。
此文提出的许多具体的政策建议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文章曾提出试点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两手并用办法，政府应该对基建投资刺激经济进行必要的计划协调，防止加剧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和雾霾等环境污染，还指出我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早在2000年就预见到美欧金融危机频发并提出了两手并用的对策建议，倘若这一建议受到重视花费极少的计划成本就能避免巨大损失。
今天党中央提出的建设雄安新区的政策方针，果断采取计划调节手段严格抑制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一年前计划调节仍然被经济学界视为是难以想象的，如今一旦试点成功就能让市场经济更好发挥调节作用，就可能为困扰中国多年的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划上句号，就能像罗斯福的战时计划调节一样创造出远远超出平时的经济奇迹。
罗斯福改革回归与美国民主制度弊端
2016年7月美国大选中出现了震撼政坛的大事，民主、共和两党都将恢复罗斯福改革写入了大选纲领。恢复罗斯福改革的主张赢得了民众共鸣并深得民心，尽管华尔街人士仍然竭力诋毁、诅咒罗斯福改革，两党政客却不得不顺应民意潮流以免失去大量的选票。
民主党全国选举委员会被迫抛弃了希拉里的金融改革政策，采纳了桑德斯更为强有力遏制华尔街的金融改革主张，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共和党也称罗斯福法规是合理的、有益的政府监管。
罗斯福法规从被废除到重返政坛暴露出美国政治制度弊端，具有不民主、不科学、易受腐败操纵、危害巨大等特点。美国多次民调都显示70%的人认为现行体制是为少数富豪服务的，议案的提出、获得支持和通过需要靠大量金钱铺路。
大财团提供竞选捐款和国会游说经费目的是谋取巨额回报，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游说废除罗斯福的金融监管法案，还故意采用繁琐冗长的新法案搞晕议员等欺骗方法，议员、民众无法评估议案的实际效果因为没有科学的试点制度。
社会经济制度的试验、评估和推广权力掌握在大财团手中，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否损害社会利益都无关紧要，只有当弊端长期积累并导致了类似大萧条的灾难时，才能动员起足够的民众力量克服垄断财团的激烈反对，推动限制资本贪婪和维护民众利益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革。
随着岁月流逝和记忆淡忘资本贪婪又会卷土重来，废除类似罗斯福法规那样曾卓有成效维护民众利益的改革，再次给民众带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痛苦代价。
美国曾提议废除罗斯福监管法规的国会议员，正捶胸顿足表示忏悔显示出他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并不知道自己提议的后果而是在游说下作出了草率决定，他表示将支持恢复罗斯福改革但却难以挽回民众的巨大损失，难以挽回民众蒙受的五万亿美元的存款、养老金损失，难以挽救上千万个家庭的十多万亿美元住宅财产损失。
当前美欧面临巨大的换届政治风险
美国的民主制度弊端隐藏着巨大的换届政治风险，由于民众不能充分知道不同候选人政策主张的实际效果，因而在经济危机紧要关头只能冒着很大政治风险，选择自己认为相对可靠的新领导人和新的政策主张，这种换届政治风险可能意味着罗斯福的喜剧或希特勒的悲剧，两者之间仿佛存在着天堂或地狱之别的强烈反差。
多年来美欧政治家不断抨击民粹主义而漠视民众痛苦，结果美欧各国大选都面临着极右翼政治家上台的换届风险，即使不是希特勒上台也意味着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盛行，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都是典型例证。希拉里的数次晕倒几乎令华尔街被吓得停止了心跳，奥地利、荷兰、挪威等国的也被右翼崛起的喧嚣搅得心绪不宁。回想当年希特勒上台曾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美欧无论是众多富豪还是普通民众都深感惶恐不安。
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人换届对东西方国家都意味着巨大风险，美国曾看准前苏联领导人换届是格外脆弱的特殊时期，采取了特殊措施加剧前苏联经济困难并误导改革。2016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曾明确说南海军事施压，仅仅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宏大计划的冰山一角，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攻势会齐头并进，但最终寄希望于中国像苏联那样效仿美国民主模式，这样就能利用换届政治风险与经济改革风险相互共振诱发内部崩溃。[1]
今天美国正利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积极推动政权更迭，已经在巴西、阿根廷等国成功扶植了亲美政权上台。2016年7月里根时期的助理财政部长罗伯特撰文称，一位位高权重的上司披露美国重点收买欧盟领导人，已经用成堆的钱买下了他们迫使其听命于美国，这样做比分别收买各个欧洲国家要便宜得多，难怪欧洲国家紧跟美国打击利比亚、叙利亚，民众却只能忍受难民涌入、恐怖袭击频繁等灾难恶果。
我在2000年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提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存在只点厨师而不点菜的弊端，是易于受资本操纵而无法给民众带来实惠的虚假民主，中国必须建立社会制度创新和改革开放的“科学实验室”，通过有控制的科学试验和民主评估消除政治、经济风险，建立民众既能点厨师也能点喜欢的菜的实惠民主，而且还能通过科学试验源源不断试制出各种新菜，选择有经验的可靠厨师按照民众意愿、口味做菜。[2]
历史上缺乏科学试点制度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屡见不鲜。当年毛泽东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成功的军事路线，王明掌权后轻率抛弃导致了党内斗争和军事失败，倘若党内建立制度确保不同思路必须有实践检验，就能避免激烈的党内斗争和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大跃进时期倘若先对不同的思路进行局部试点，就能发现土法炼钢不可行而动员群众兴修水利可行，这样就能扬弃错误做法并保留正确做法避免经济损失，更重要是帮助党内统一认识并避免分歧、斗争的重大损失。
大萧条时期德国魏玛政府未能及时开展各种政策试验，总是担心政府财力不足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结果坐视失业蔓延、社会动荡和希特勒上台，说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在重大危机转折关头，不仅难以确保正确的选择还可能带来大灾难，当前美欧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也说明这一危险。
当年戈尔巴乔夫面对的经济改革的历史转折关头，没有对不同改革思路展开充分的科学试验探索，而是盲目地听从美国所谓权威经济专家的意见，仅仅准备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方案，遇到现实阻力后又转向了风险更大的政治改革，误以为民主投票就能够保证改革路线的正确性，结果带来了国家解体和经济崩溃的巨大灾难。
超越西方模式才能化解经济、金融风险
中国面对着全球危机特殊时期世界普遍存在的现实风险，应该对中国改革特有的试点宝贵经验进行制度化、规范化，建立涉及广泛提议、科学试验、民主评估和谨慎推广等方面的完善制度，科学地探索出真正符合民众长远利益的各种政策方案。
中国应该重视美国政治制度无法鉴别议案实际效果的弊端，考虑在现有的人大、政协制度基础上依据科学的民主原则，建立社会制度创新综合试点研究机构与评估效果机构，不仅人大、政协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试验提案和民主评估，这种广泛参与不会影响政府行政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科学真理一般无法通过权威或民众投票来决定，客观复杂性和认识局限性往往使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必须先有制度创新的科学试验和客观评估，然后让人大、政协和民众在充分了解实情的基础上投票，才能确保投票真正符合客观规律和民众长远利益。
中国在局部科学试验与民主评估的过程中，能够持续地同相关利益群体进行民主协商、沟通，比较西方一次性投票风险更小、更反映民意。广大民众知道自己通过亲身参与的反复探索过程，迟早会寻找到令各种社会群体都感到满意的政策方案，美国的虚假民主和普世价值就会从根本上丧失煽动政治动荡的影响力。
无论在平时或在面临经济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都应鼓励广大民众、专家提出制度创新的多种不同思路，经过专家汇总、归纳为几种主要的不同思路方案，这样让国内外、党内外的不同思路都能获得试点实践机会，有利于防止分歧、斗争和错失重要制度创新机遇。
综合试点研究机构应更多吸收学者、民众代表，以防止现有利益格局束缚改革思路的想象空间，评估机构应更多吸收经验丰富的官员、离退休老同志，借鉴当年中央顾问委员会防止换届领导人犯错误的经验，确保即使选择了不成熟的领导人也不会冒然推广错误改革路线。这样有利于维护领导人和政策方针的权威性，促使媒体能够充分客观报道不同的建设性意见，既能确保民众的知情权和民主参与又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在改革试点的提议阶段和效果评估阶段，都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征求民众意见，包括不同范围相关社会群体的反复沟通、投票、协商，这样确保民众在充分了解政策效果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就能赋予民众探索试制新菜和直接点菜的权力。西方国家的民众不仅无法了解实际的政策效果，还由于代价大高难以对具体政策进行公投，往往被迫接受钱权交易达成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
中国对少数人的另类思路或错误思路也应提供试验机会，这样犯错误也有提供宝贵知识和防止损失的重要意义，还应长期保留小规模试点以免人们遗忘后重犯错误。
中国应建立社会制度创新的综合试验和研究机构，应该首先对不同思路的现有历史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对有重大成功实践的思路优先试点并继续完善，对有重大失败教训的思路可谨慎试点但不可推广，目的是弄清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防范相关危害。
罗斯福的金融改革有着七十多年成功实践的历史，伴随着美国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的困难时期，还创造了二战后数十年平稳增长的经济繁荣，因此，中国应将借鉴罗斯福的成功改革作为试点、推广的重点。
中国借鉴罗斯福改革不是照搬当年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借鉴罗斯福依据马克思主义改革市场经济的弊端。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会改良具有局限性，如罗斯福遏制金融寡头贪婪而没有实行银行领域的国有化，私人金融财团强烈不满受约束并时刻渴望废除罗斯福法规。
中国应该珍惜并充分发挥公有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作用，应该在促使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做得更好，应该比罗斯福改革在维护社会利益方面走得更远，创造出超越当前美欧模式并且比西方社会改良时期更为辉煌的成就。
当前美欧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思路，曾在1920年代和近代的智利、日本、东南亚国家，有充分的历史实践检验证据和反复诱发金融危机的失败教训，因此，只能进行弄清失败原因的有控制局部试点。
更为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一整套政策方案，诞生于美国公开制订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虽然蓄意回避但有公开的权威文献记载，有关于故意诱发负增长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大量证据，我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对此有详细论述。
深入了解这一战略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都有重大的价值，有利于理解美国为何蓄意扶植基地恐怖组织等诡异行为，有利于认清美国推荐的经济形势判断、政策建议及其背后的战略动机，有利于避免购买数千亿两房债券、巨亏的金融衍生品等重大损失。前苏联安全部门曾认为这些公开信息不属于情报，结果因忽视其重要性导致了完全可以避免的解体灾难。
中国建立的新型社会制度创新综合试验与研究机构，应该吸收国家安全专家首先甄别现有的客观历史证据，对于曾经造成重大社会灾难代价的改革思路，即使有着西方权威机构、专家的鼎力推荐和资助，也不能冒然推广而只能进行弄清危害的局部试验，而且还应防范美国提供巨大的腐败诱惑推动这类改革。
中国通过改革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能避免大股灾损失，社会制度创新的试点研究机构通过分析历史证据，就会发现罗斯福金融改革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并未妨碍股市发展反而创造了长期空前繁荣的大牛市，而且实体经济顺利发展支持了赢得二战胜利和战后经济繁荣，就会将罗斯福的股市改革作为试点、推广的重点，就既能实现股市繁荣又能避免数十万亿元大股灾损失。倘若中国建立了完善的改革开放的科学试验和民主评估制度，就能避免大股灾损害有关部门、政策方针和媒体的声望。
历史证据表明当前美欧金融模式废除罗斯福法规后，央行、商业银行资金像大萧条前夕一样流入金融投机领域，短短数年就迅速催生了股市、楼市和金融衍生品等各种惊人泡沫，酿成了网络泡沫危机、次贷危机和当前的金融动荡。
当年罗斯福禁止了股指期货和绝大多数金融衍生品，保留少数大宗商品期货但限制投机规模不超过避险需求，还禁止高盛等华尔街投行进入商品期货市场，促使商品期货市场平稳运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20世纪末华尔街通过贿赂监管部门挤进了商品期货市场，导致了能源、原料、粮食等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剧烈波动，金融衍生品规模膨胀超过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十多倍。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以试点、推广罗斯福的成功经验为主，而当前美欧模式仅仅作为弄清失败原因的小规模试验，就不会冒然推广曾导致大萧条灾难的融资融券，也不会允许股指期货、商品期货投机规模的过度膨胀，超过股市交易和相关商品产量五倍到数百倍以上，就不会开辟各种股市通和有资格境外投资者等渠道，允许华尔街投行和制造中国大股灾的美国对冲基金进入，因为依据罗斯福监管法规它们的投机行为是非法的，这样少量试点损失反而有助于弄清当前美欧模式的弊端，坚定中国不效仿当前美欧频繁引发动荡的灾难性模式的决心。
沪港通开通与大股灾损失和资金外逃有着直接关系，大股灾之后中国外汇储备半年下降了六千多亿美元，加上四千多亿美元外贸顺差流失高达一万多亿美元，表明允许国际资本流入制造投机泡沫后中国财富大量流失，继续开通深港通、沪伦通等就会加大股灾、资金外逃风险，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的外贸顺差收入加速流失，还可能降低到外贸需求下限威胁到实体经济正常运转。
中国开通深港通是为了满足摩根斯坦林国际股指公司的要求，取消股市通的额度限制以帮助华尔街谋求投机暴利，这样华尔街就能大量采取罗斯福法规严禁的办法，运用美联储、商业银行的廉价信贷疯狂制造泡沫，掠夺更多的中国财富后利用没有额度限制的股市通出逃，就仿佛允许美国为金融战争调兵遣将并携带战利品从容撤出。
倘若中国将罗斯福法规作为金融改革试点、推广的重点，就能够及时帮助前证监会领导干部增强法制观念，端正认识并防止犯下严重的贪腐、违法等错误，就能避免证监会前领导犯下内外勾结错误造成战略性失误，就能避免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危害巨大的措施，就能避免受到华尔街误导将资本市场全球化作为历史潮流，就能避免当前美国出现恢复罗斯福改革的新历史潮流后，面临着困惑不解、迷失方向的尴尬两难的困境。
当年罗斯福曾实行严刑峻法成功遏制了华尔街投机贪婪，逮捕了曾融资刺激股市泡沫造成储户损失的大量华尔街罪犯，里根曾削弱罗斯福法规纵容投机导致了储蓄信贷银行破产，造成储户三千亿美元损失并逮捕了数百名华尔街罪犯。今天美国民众面对大萧条阴影回归呼唤恢复罗斯福法规，中国也应尽快制定本土版的罗斯福法规震慑华尔街贪婪，合理合法地拒绝美国施压中国推行自杀性金融改革，不让美国从攻击金融薄弱环节入手瓦解中国的企图得逞。
华尔街为废除罗斯福法规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买通国会，美国政府审计署（GAO）调查发现美联储暗中收买各国央行，秘密向其注资三万亿美元接近两百年战争经费，误导其配合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全球资产泡沫，同时开放资本自由跨境流动帮助华尔街谋取投机暴利。由此可见，当前美国发动世界金融大战的经费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腐败收买攻势正成为金融战争、颜色革命的强大助推武器。
中国深入、客观考察历史证据就会排除金融自由化诱惑，就会发现实施罗斯福法规的半个多世纪资本市场稳定繁荣，二战后政府虽然频繁利用财政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复苏，国债占经济比重却从战后120%下降到60年代的40%，国债利息高达5%左右确保了养老金、存款的安全和高收益。
金融自由化时代各种投机的高收益是虚假的，美国的长期低利率和欧洲、日本的负利率就是明证，驱使美欧养老金、存款进入股市并蒙受了更大亏损，金融机构在享受短期高收入后承受了更多就业和收入风险。中国应借鉴罗斯福经验提供充足的高收益国债，保护养老金、民众储蓄的高收益并规避股市风险。
中国建立社会综合试点研究机构，应该吸收国家安全专家对国外建议进行专门甄别，仔细弄清国外建议往往产生巨大破坏作用的原理机制，评估机构还应该谨防国外通过腐败收买干扰客观评价，构筑强大反腐防火墙并及早预防和及时发现贿赂收买，通过试点科学化和评估民主化维护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这样就能避免证监会前领导人腐败受贿和内外勾结的教训重演。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特殊的宏观两难困境，一方面出口和制造业、民间固定投资出现下滑，不刺激经济就会引起增长引擎的熄火和经济下滑突破底线，另一方面刺激经济又令人担忧四万亿计划的教训可能会重演，加剧钢铁等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雾霾等严重污染。
2000年我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预见到美欧将会频繁地爆发金融危机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主张逐步试点、推广罗斯福战时计划协调克服大萧条的经验。我的政策主张因包含计划调节而没有受到重视，四万亿刺激计划采取了尽可能多运用市场的办法，简单计划确定投资总额后放任钢铁价格暴涨刺激盲目扩张，各地鼓励民营钢铁企业为获取丰厚利润盲目投资扩大产能，导致2008年已经过剩的钢铁产能迅速翻了一翻。倘若我当年的建议受到重视就能避免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
历史事实证明，罗斯福的战时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未导致效率低下，美国战时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和平时期数十倍，促使美国彻底摆脱了“新政”刺激政策也未能克服的大萧条，极大增强了国家整体竞争力从而赢得了残酷的战争生存竞争，美欧为维护资本私利蓄意掩盖战时体制具有超常优越性，中国则应为维护促进社会最大利益进行研究、试点探索，争取在和平时期也能创造出类似战时成功经验的超常效率和稳定奇迹。中国应该尽快开展完整借鉴罗斯福成功经验的试点。
[2]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200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