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也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但是，西方经济学在抛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后，便与科学渐行渐远，越发混同于现代艺术。众多世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国人，乐意接受西方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是一门科学。西方经济学名为科学，实际是以各种科学外衣包装，或至多潜藏一些真理性颗粒（如贴近统计方面），尽管广泛深入地运用数学，但是无论如何也画不出一条光滑曲线，更不可能有两条相交以结清市场的光滑的供求曲线。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成为金融资本工具的西方经济学，实际上离科学体系还很遥远，甚或渐行渐远，本质上越来越近似（于）艺术。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重要统治工具，是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下活跃着越来越多的“蒋干”或“芝加哥男孩”，他们把西方的“治国良方”照搬到母国，并在操作过程中与相关利益集团形成紧密的同盟，使之成为“代理”或“买办”迅速暴富的敲门砖和欺骗大众的意识形态。当代西方经济学千篇一律以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为底色，没有个性特殊性，所以在东道国很难服众。例如，新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同样的开放条件，几乎都存在于一众面向全球市场的国家，为何只有中国成功，关键的“党的领导”“政府调控”“产业政策”等如何发挥作用，它们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如此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之谜”（如天量的M2却没有预期的通货膨胀），相应的对于美国经济实力（制造业生产力竞争力）的滑落衰落，债务不断创下新高，以及一而再的金融经济危机进而社会政治危机，却一直没有良方。2008年11月，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伦敦政经学院，在与教授们讨论经济形势时她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经济危机）？”为此，2009年6月17日，英国社会科学院专门召开了“国际金融危机：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的研讨会。随后33名英国经济学家联名给女王回信致歉，并做解释：“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学者，人们都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证”。在信上签名的有教授贝斯利（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政治历史学家轩尼诗、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财政部常务秘书尼古拉、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等。从回信中，我们看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诚实。科学旨在预见，如无预见，即无科学。科学预见是人类认知和预测未来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所作的有科学根据的论断。凡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不仅可以预见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和将要出现的趋势、特点，而且可以预见人类尚未认识的新事物和新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具有预见未来、指导未来的作用。原始占卜尚有50%的概率，西方经济学者在大危机来临面前集体失明失声，足见西方经济学早已失去它所鼓吹的科学意义。著名学者张五常如是说，经济学家预测成功的概率，与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概率旗鼓相当，一旦碰上，如保罗·克鲁格曼，就会名扬天下。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至今离正确精准的预测还很遥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鉴于此，经济学家应当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然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信徒早已没有自知之明，随意搞预测，随意开药方，随意“创新”理论观点，而且语不惊人死不休，旨在乱思想，乱经济，乱社会，也搞乱了诸多国家的政治。西方经济学远离科学，没有掌握科学却又以“专家学者”自居，到处指指点点、不时发表高论的西方经济学信徒的表现更近艺术，不是古典艺术，而是现代艺术，即是那种屎尿可以入诗，可以装进罐头盒成为“杰出”艺术品的现代艺术。近几十年来，“代理”替代原来的“买办”，在中国很是盛行。代理们将很多是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陈腐东西贩运过来，如用于金融投机、欺诈的手法和工具，如曾经在中国绝迹的黄赌毒等，纷纷依照西方的花样在中国翻新，都称之为“创新”。市场调节，早就被证明有利有弊，是“财富魔法师”，同时也是“撒旦的磨坊”。伴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必然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积富积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偏偏只是宣扬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而努力掩饰、忽视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如今，以房地产所代表的经济周期滑入谷底，一地鸡毛的残酷性正在教育着亿万大众，对市场机制的无尽赞美明显收敛。西方经济学因为其艺术本性所以其创新总是那么多，那么快，那么令人意外。出于霸权国家给出的“窗口期”而急于“扳倒中国”的需要，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艺人常常赤膊上阵，语出惊人，混淆视听，明明是“公有”与“私有”对应，却制造出“公有”与“民营”对立;明明存在内外资的矛盾，却用“民营经济”掩盖外资企业，将国有、私有与外资“三位一体”涂改为国有与民营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后，明明是私有企业从无到有不断扩张，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不断萎缩，从近乎独占到不足三分之一，却肆意渲染为“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被宣传“五六七八九”的发展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却有意忽视90%的数量却只有50%的税收。国家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政治安全以政权安全为核心，自古以来税收是政权安全的关键，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此外，一个既关乎国家发展又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标，即庞大的“民营经济”的利润向何处去？多少用于积累，多少用于消费，多少在国内，又有多少润到国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些经济学人混淆视听，名义上为“民”发展鼓与呼，实际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代言，中国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由此不断积累。多年来，中国舆情中出现一种比较明显的现象：即伴随着垄断资本的扩张与收缩之节奏，中国经济学界、舆论界会出现相应的“理论创新”，实质是为垄断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代言。上述的概念、观念等“创新”，近乎都是在相应的节奏中出现的。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多，垄断资本持续稳定获取超额利润的压力增大，于是相关代理言论便又以“创新”名义喷涌而出：“人类社会五千年了，这几千年的进步是私有制创造的，还是公有制创造的?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公有制试点，以苏联为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为什么现在还是纠结于这个问题，总是将私有制看作是万恶之源？这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事实。”对“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最早、最充分、最新之揭露，都不是无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完成的，而是有良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杰作。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结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总根源”。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察觉：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德国的马布利（1709—1785）说，财产和社会不平等使人变坏，“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暴政和奴役”的根源。法国的卢梭（1712—1778）认为“私有制产生贫富对立，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祸害的根源”。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在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方面的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根深蒂固，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而不平等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已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做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旗帜鲜明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响亮口号。然而，今天一众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信徒，却为私有制平反招魂。私有制分两种，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另一是生活资料私有制。消灭私有制主要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是剥削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无论如何狡辩，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丑陋的，是不合理的。私有制的存在是同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们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在一个国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尚未充分的阶段，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于多元经济发展，促进公（集体）私（个人）两个积极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能肯定私有制相对于公有制的制度优越性，更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优越性。无产阶级政权国家在特定时空中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合理性，并不能肯定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合法性。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其私有制在不断合理与进步，但是过去的相对合理与进步，不代表现在甚或将来的合理与进步。“两个决不会”表明保存私有制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必然表示私有制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两个决不会”必将被“两个必然”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一切鼓吹私有制如何如何好，好得不得了的理论观点，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是沉渣泛起。今天，即便普通大众也能够明白，私有制所谓的高效率，往往是剥削的高效率，是个人财富聚敛的高效率，以及将财富向境外转移的高效率，以所谓“涓滴效应”来论证私有制所谓合理性和优越性，实际上与大众、社会和国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将私有制存在的有条件进步性与合理性，试图变成无条件的绝对合理性，这类经济理论“创新”，绝不只是相关专家的一时性起、漫无目的。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样一个早已被视为公理的科学结论翻案、翻新，他们显然是有政策要求甚至法律要求（重新释法甚或修法）的，那就是要修改宪法，改变社会性质，将私有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到有为私有制翻新翻案的，还要看到要为“民营经济”晋位的：“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的补充”，这就直接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公与私不只是经济利益，更有思想道德，关系着中国的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章太炎曾经指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无数先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甚或全家人性命，旨在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不再（或少点）吃苦牺牲。与这些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战士相比，今天一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能是“完美的苍蝇”。国家治理者，权位显赫者，作为社会精英，理应有着更高的道德情操。“无道德则无革命”的思想准则，自然要求不断革命，以保持较高的甚或高尚的道德水准。甘于奉献，敢于担当，勇于负责，不把问题、烂摊子、疑难杂症留给后人，是治理者应有的道德素养;更不能为了一己之利，不负责任地制造问题风险，幸福这一辈，贻害数代人。有鉴于此，作为先进群体代表的执政党要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以革命性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底色与本质。然而，又有所谓“新理论”叫嚣，“党要主动转型，理论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心态上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治理方式上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些都是借言论自由、学术百家争鸣、理论创新之名，打出为“私有制”正名、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为“革命党”改旗易帜的组合拳，代理人们旨在动摇基础、颠覆秩序、扳倒政权的意图昭然若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是地地道道的国之大者。“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既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确保了改革开放行稳致远”。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创新，不是沉渣泛起，旧制翻新，不是随便创新，胡乱创新，要守正创新。守正是指固本培元、坚守正道、坚持真理，即按照事物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办事；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抛弃中国的本和源、根和魂而去肆意创新，只能是歪门邪道，最终会撞得头破血流。（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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