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小说《杜鹃花落》入选成都市新都区初三语文测试试卷引发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该文是否有美化侵华日军的内容，胡锡进的评论被许多人认为是为这篇小说洗地。现在我就这篇小说谈五点我的看法。第一，杜鹃花在中国也被称为映山红，民间经常将两者互相替代。在中国歌坛有一首饱含深情、曲调优美、家喻户晓的歌曲，歌名为《映山红》，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歌词是：“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歌词虽然只有四句，反复咏唱却是无比优美，感人至深。这首歌还在2009年5月入选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因此这是一首借杜鹃花和映山红歌唱红军、歌唱英雄的歌曲。中国历史上赞美杜鹃鸟、杜鹃花的诗词非常之多，诗人、作家借啼血杜鹃表达殷殷深情，也借杜鹃花表达对亲人的思恋、对美好事物的赞美。诗人李白见杜鹃花想起家乡的杜鹃鸟，触景生情，怀念家乡，写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古至今还没有见到一篇文学作品中用杜鹃花来形容和赞美侵略者的。然而《杜鹃花落》中却用杜鹃花来描写日本侵略者。小说是这样写的：“老岗田一口鲜血喷出，鲜血喷在了那青年身上，绽放开来，像嫣红的杜鹃花，慢慢地散开，飘零，融在了泥土中……”文中的老岗田就是日军高级军官岗田大佐，他命令日军用大炮残暴地把八路军炸得血肉横飞、也炸死了他儿子后，他口中吐出的鲜血“像嫣红的杜鹃花”，难道这还不是在美化侵华日军？难道这还不是将侵华日军比喻成在中国用来歌颂英雄、赞美红军的杜鹃花吗？这一次，胡锡进再次站在了日本侵略者一边，再次为侵华日军洗地。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们中国人控制对日本的仇恨情绪？到底是为什么？第二，以胡锡进为代表的洗地派的理由是小说《杜鹃花落》是以岗田大佐的视角写的，然而我们仔细阅读这篇小说会发现，这完全是一篇以作者视角、以第三人称视角写的小说，并没有第一人称，如果有岗田大佐的视角，那也仅仅只是有极个别地方写岗田大佐心理的时候，其余所有场面都是作家的视角，包括三次描写杜鹃花都是作者的视角，因此并没有所谓岗田视角。解决了视角问题，我们就能够知道，文中的情感，包括与岗田大佐的共情都是作者自己的。胡锡进在评论中说“这篇小说完全以一名侵华日军指挥官为视角，对八路军的评价是日本式的，而且让人觉得那名日本大佐心疼儿子，要为儿子报仇，人性挺正常的呀。”胡锡进为了给这篇小说以及其作者洗地，苦心想了一个角度，即父亲为儿子报仇是人之常情，在胡锡进与日本大佐共情之后，也让所有人跟着胡锡进一起与日本大佐共情，于是乎一场侵略战争就这样被描写成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人性。然而这个日军大佐的行为真的正常吗？显然不是，从小说可知，他是一个在中国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杀了那么多八路军，胡锡进没有说正常，没有丝毫中国人正常的愤怒情感，反而为这个日军大佐因为自己炸死了自己的儿子而产生人性的共情。显然胡锡进不仅是在与侵略者共情，而且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对日军屠杀八路军予以由衷的赞美。第三，岗田大佐的儿子到底是日本军人还是普通青年？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想起儿子来，岗田心中阵阵隐痛，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从来不干预军事的宝贝儿子，只为到这里看老父亲一眼，在武装护送的军车中竟被截了，还是一帮破衣烂彩的土八路干的。”阅读这段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段介绍岗田大佐儿子的内容是岗田大佐的心理，也是小说中少有的描写岗田大佐心理的内容。也就是说，是岗田大佐认为他儿子从不干预军事，只是到这里来看望父亲。然而我们应该知道，日本帝国大学是专门培养日本军国主义人才的大学，在整个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共有30万学生作为军人参战，而且日本帝国大学有大批学生参军，更何况岗田大佐的儿子并不是在校大学生，而是毕业生，当时所有大学毕业生都是要服兵役的，也就是说都要参军。岗田是大佐，是侵华日军的高级军官，在中国犯下了累累血债。他儿子仅仅只是一个不干预军事的大学毕业生吗？显然不是，他来到中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作为日本征招的侵略军的一名军人来到中国，参加侵华战争，而且他是在大批日军保护下来到前线战场的，绝不会仅仅是一个对战争、对军事毫无兴趣的青年来到中国来到前线。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岗田和他儿子都是日本军人，都是侵华日军，他们都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岗田大佐的儿子来到前线本身就是一个侵华日军的军事行为，绝不会是普通儿子到前线看望父亲，他是在前往战场的过程中被八路军抓了俘虏。胡锡进与侵华日军中的这样父亲两人产生共情，说明了什么？第四，胡锡进认为，这篇小说到底好不好，“要给专业鉴定留下空间，给依法据理处理这件事同样留下空间，绝不允许颠倒基本是非的历史虚无主义，同时要听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意见：这样从头到底尾以一名侵华日军大佐为视角，是否是允许的。”胡锡进是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听取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意见的问题。前文我已经分析过了，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以侵华日军视角写的小说，全篇内容都是作者的视角，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作者，而不是岗田大佐。因此绝不存在视角问题。即使本文全是以岗田视角来表达对侵华日军的赞美、共情，对受到侵略和蹂躏的中国来说，也绝不允许这种赞美和共情，也绝不允许以杜鹃花来形容侵略者，这是民族感情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是一道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选择的选择题。再说，胡锡进所说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到底是指谁吗？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吗？显然不是，那么到底是指谁呢？胡锡进鼎力推荐和赞美过方方和莫言，在胡锡进眼里这两个人一定是最专业最权威的人士了，他们会如何评价这篇小说呢？我不说，结论是一定的，也是肯定的。这里，胡锡的专业评价论体现了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蔑视，体现了他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在一些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几乎都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他本身就是在颠倒是非搞历史虚无主义，却说别人颠倒是非搞历史虚无主义。第五，包括胡锡进在内的一类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篇小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中学生年轻无法理解，容易造成误解，不该作为试卷内容。这种观点显然也是极为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香花就是香花，毒草就是毒草，我们不能说毒草对一部分人是毒草，对另一部分人就是香花，也不能说香花对一部分人是香花，对另一部分人就是毒草。《杜鹃花落》就是一篇美化侵华日军的毒草，无论是放在小学课本里，还是放在中学课本里，或者放在成人读物里，都是毒草，而绝不是香花。这跟年龄无关，跟是否能够理解无关，只跟内容是否有毒有关。这些年我们的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有毒内容即毒教材，不是因为学生理解不了而成为其毒，而是因为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有毒，本身就带毒，这些内容就是用来毒化我们的孩子的。是毒草就该被清除，这是原则，是底线，是政治，是大是大非。总的来说，在毒教材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放弃底线、原则，绝不能不讲政治不讲是非，因为它关系到孩子，关系到教育，关系到我们的未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李光满说”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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