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在2006年12月份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的演讲稿，文中谈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至今仍未过时。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为首的新霸权主义叫嚣日甚，中国和平发展面临重大战略挑战的今天，特重新编发李际均中将的这篇文稿，以供学习研究。
李际均：要从大战略的角度讨论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问题
【提 要】中华民族的振兴首先是要有精神上的振兴，在国魂、军魂上振兴，才能带动和保证经济上、物质上的振兴。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我们要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提纯的基础上加以传承。特别是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领导的光荣时代所培育的民族自尊、自立、自强、自豪的战斗精神。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对我军前往造访的将军说：“我并不认为中美两军差距存在于技术层面，最大的差距在于精神，你们失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精神。”这是在向我们叫板。我们要找回那种精神——令对手害怕的精神。
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讲到安全问题，就不能不首先考虑威胁来自何方。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问题不仅存在，而且是全方位的。霸权主义实行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在全球扩张的整体战略。二战以前，有种提法是“战争过后便是文化使命的展开”，也就是说，文化使命展开于战争之后。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思想文化入侵既充当霸权主义政策的先行官，又跟随其战争的弹幕延伸与扩展。思想文化战争始终在全时空进行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和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这一规律。因此，我们要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讨论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问题。我主要谈两点思考：
一、变动中的“三个世界”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战略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关于“敌、我、友”的判断、界定和对策。毛泽东关于国际政治的重要遗产之一是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它仍然是观察、认识与处理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方法论和科学的国际观。当然要根据当前形势加以调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在根本政策上明确联合谁、打击谁、中立谁;分清敌友，或非敌非友、或亦敌亦友的问题;在策略上也不能更好地利用矛盾，牵制主要对手，积蓄力量，发展自己，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当代的“第一世界”，是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及其主要盟国。其特点是主张文明冲突，以反恐战争划线，推行干涉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都是靠主导联盟战略取胜，它没有单独打贏过一场战争。当今它仍在营造一个扩张性的“神圣同盟”，其在欧洲、亚洲的战略支点，就是英国和日本(在亚洲的中东，则利用以色列制约阿拉伯国家)。严格说来，反恐行动构不成战争。车臣战争是平息内乱，伊拉克战争是侵略战争，都超出反恐的范围。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回击个别的恐怖事件是不得要领的。冷战后的事实证明，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美国在伊拉克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国家级的恐怖主义，使用最现代化的武器打一场原始的“血亲复仇”式的战争。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又是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证明，美国对外政策只有所谓“民主”的宣传而缺少民主的文化。霸权主义不仅是战争的原罪，而且要对恐怖主义泛滥和核扩散负责。和谐与暴乱是希望与绝望的竞争。恐怖主义是对霸权主义的变态回应。世界上有一种幻想不应该成为现实，有一种现实不应该成为幻想，那就是核武器、核讹诈与核战争，而这些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当代的“第二世界”，是主张多极化的发达国家。其特点是在一定情况下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但为了本国的利益，又往往是采取绥靖主义、功利主义，在力所不及或与美国利益一致时，实行对美国妥协或追随其后，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以求分得一杯羹;在伤及本国利益时，则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敢于碰撞美国。德国施罗德任期的政策表现就属于后者。默克尔上台，德国向右转，呼应美国提出的“自由同盟”，搞欧美战略协同。欧盟一体化虽然超越了冷战的分界线，但迈不过俄罗斯这道坎。且不说普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政治价值观，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矛盾很大，经济文化联系程度不髙，缺乏经济利益的交错和文化的吸引力，而且有冷战对抗导致苏联解体的心理隐恨。普京近年来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叶利钦时期以牺牲小国利益来取悦美国的负面形象，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影响力，并增大了对美国的牵制。当代的“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就大多数国家来说，基本上进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壮大，取得执政地位。一些拉美国家提出要建立国家联盟，呈现出区域性联合反霸的趋势，十年前它们比着谁是美国最好的朋友，如今则比着谁是反美的英雄。当然美国不会放弃拉美，拉美的左翼与右翼会有一番激烈的较量。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今年在中国举办的“三大峰会”确立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双贏、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全世界树立了用“文明和谐”取代“文明冲突”的样板。同时也使中国巩固了非洲和拉美这两个重要战略外交依托阵地，并且提高了中国对美欧的战略地位。
二、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确立和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
政治决定民族立场，经济决定民族利益，文化决定民族情感，国防决定民族生存。越是全球化，越彰显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髙无上，是战略的最髙准则。爱国是中国人的第一人格。中华民族的振兴首先是要有精神上的振兴，在国魂、军魂上振兴，才能带动和保证经济上、物质上的振兴。一个民族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泱泱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学说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我们要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提纯的基础上加以传承。特别是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领导的光荣时代所培育的民族自尊、自立、自强、自豪的战斗精神。
【1964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贺龙元帅陪同下步入练兵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学者对我军前往造访的将军说：“我并不认为中美两军差距存在于技术层面，最大的差距在于精神，你们失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精神。”这是在向我们叫板。我们要找回那种精神——令对手害怕的精神。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可是现在我们一些地方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例如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删减，增加和突出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等内容。上海某历史学家解释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这是对我国当前政治目标的歪曲。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正是历史课本的任务。现在许多严肃的东西被“恶搞”，提出要“告别崇高”、“颠覆红色经典”。殷鉴不远，苏联解体前就有这种现象，否定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否定卓娅、舒拉和青年近卫军，为苏联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是以先烈的血泪洗面才得以容光焕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让某些所谓知识精英肆无忌惮地攻击、嘲弄革命精神遗产，毒化社会思想。今天的社会，要的是人格道德化，而不是人格权谋化（不要把兵法谋略当作人格和智慧的化身加以膜拜）；要的是“枕戈待旦，闻鸡起舞”，而不是“文恬武嬉”、空谈误国；要重塑我们的民族性格，而不要让那种文化粗鄙、学术浅薄、行为浮躁、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的不良社会风气蔓延。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核心价值观变了，政策就变了；政策变了，国家就变了。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的观念，把苏联搞垮了。苏联解体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美国的整体战略特别是思想文化战争所起的颠覆作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促成苏联领导集团和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上的转化，从而导致苏联的自我毁灭。曾经参与拆毁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前苏联文人学者，现在有不少人醒悟了。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主要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破坏的。没有理想的社会注定是沉沦的社会。霸权主义攻击一个主权国家，首先进行的是思想文化战争，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摧毁其核心价值观，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涌入，我们决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软化自己的立场。有尊严的和平是靠实力（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实力）和打胜仗取得的。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是立足于能够打赢反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来遏制战争，以争取较长的和平环境；是立足于具备武力统一能力和决心条件下的和平统一；是立足于尽早做好准备的耐心等待。国家领土主权不容侵犯，军队的国防功能要在关键之处有实际的表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一旦受到威胁，外国是否介入，干涉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外国的政策，更取决于我们军事斗争准备的程度和反击决心与手段的有效性。（本文摘自《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2007年9月第1版，原标题：霸权主义的整体威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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