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最近，注意到我国某半官方机构的头面人物在国际舆论场上发表的言论，震惊之余，对此深感不安和忧虑！因为这些言论不仅与有关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而且明显背离和根本违反我国政府在国内外已清楚表明的基本立场，损害我国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言论和舆论导向在国际上以及国内已产生极坏影响，如对其听之任之而不及时整顿、整治并肃清流毒，势必会继续干扰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破坏我中华的国之大计！
这里所特指的，是北京大学冯玉军教授在4月11日用英文发表于英国《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冯文的题目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输定了》。在这篇文章里，冯某极力赞赏乌克兰“出色的抵抗和民族团结水平”，严厉抨击“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充分肯定“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广泛支持” 。他不但附和美西方“国际社会”的论调：“这场战争使欧洲意识到俄罗斯的军事侵略对欧洲大陆的安全和国际秩序构成的巨大威胁”，更为其帮腔道：“这场战争让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信，俄罗斯的帝国野心威胁到它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冯玉军断言，乌克兰在战后肯定会加入欧盟和北约，而俄罗斯将失去这个前苏联共和国。冯教授把俄罗斯政府称为”regime”。Regime在英文里是个明显的贬义词，有“伪政权”或“非合法/不道德的政权”的含义。不但如此，他的矛头还进一步针对俄罗斯内政，说普京“已无法控制（俄罗斯）内部的紧张局势，包括雇佣军的叛乱、种族间紧张关系、恐怖袭击以及军中的不满”。不仅如此，他还大有要从根本上颠覆俄罗斯政府的势头：“如果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就会继续发动新的战争，使世界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似乎这样还不能证明自己对俄罗斯的刻骨仇恨，冯玉军还破天荒地呼吁要改革联合国并减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将俄罗斯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除名而后快。冯玉军以权威口气对中俄两国的“性质”作了这样的区分：“俄罗斯试图以战争手段颠覆现有的国际和地区秩序，而中国则希望和平解决争端”。因此，“中国和俄罗斯是截然不同的国家”，而由于受到俄乌事件的影响，“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未固定”。他用十分轻佻的口吻地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与我国王毅外长在中国首都的重要会谈比作一场“love-in”（英文里意为互相吹捧、争相示爱的游戏），而其中“更多的是俄罗斯（单方面）的外交努力”。他借用所谓“精明的观察家”的嘴断言，“中国对俄的立场已经从2022年初的“没有上限”的立场回归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传统原则”。这位俨然以中国政府当家人的权威口气在国际上发表宏论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真是不知今夕何夕！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和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一方面，中国“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公正一边，为早日结束危机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作用”（今年4月外交部发言人语）。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而“北约对危机本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出处同前）。至于中俄关系，我国与俄罗斯双方一再确认，两国是层级极高的“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用习主席最近去年10月与普京总统会谈的话来说，“发展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不是权宜之策，而是长久之计。” 王毅外长在2021年说“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而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在2023年4月24日（即俄乌战争爆发后一年多后）确认，这个说法并无变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把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定义为侵略，完全没有将其视为是对欧陆安全和“国际秩序”的威胁，更何谈“巨大”？就在仅仅就在前几天，中俄两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亲密的会晤。我国的董军部长明明白白地说：“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中俄两军互动对世界发挥稳定作用”，并强调“两军保持高度态势，顺应时代潮流，对全球战略稳定至关重要！”众所周知，《经济学人》是英国一个以国际性专业经济类杂志为包装，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政经类刊物，是一个地地道道极端反华的美西方喉舌，在意识形态领域和舆论界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颠覆主义帮腔和散布毒素。经查，冯玉军“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中俄友协常务理事。多次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项目研究并获奖，所撰写研究报告多次获得中央领导批示。”至于他什么时候去了北大，担任什么职务不得而知。真不明白，像这样一个位高资深、负全国盛名、享国家厚禄的学者专家（也是高级干部），怎么能违背党性原则、丧失国家立场，歪曲政府方针、挑战领袖战略，“应邀”在一个长期、不遗余力反华的美西方刊物上大放厥词？姑且不说现在的乌克兰局势和趋势与冯教授的断言完全相反。君不见，美国长期来不断打压、八方围堵、咄咄进逼我国，最近甚至将可以打击中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的陆基中程导弹都部署到了我们的家门口。俄罗斯面对北约（即冯玉军所谓的“国际社会”）的五次扩张和乌克兰新纳粹的杀戮和挑衅，敢为天下先，单挑美国及北约，客观上起到了为我国大大减压、加力和协战的友军作用。真不明白，像这样一个资深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居然连如此明显的严峻局势都看不清楚？摇唇鼓舌、为虎作伥，是何居心？在国内，许多的爱国网民已对冯教授的言论进行声讨。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言论虽在许多网站被下架。但已造成了相当的困惑、混乱，甚至是对我国政府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下面聊举几例：◆“都别争了，国内学者可以在外媒上公开发文，这个行为本身可能就暗示着官方的某种转向，或者说投石问路。”◆“冯所说的是大部分中国学者不敢说的真话。只跟一帮穷国交好而疏远发达国家就是作死！”在国外，冯的“大作”不出意外地马上火了起来，得到了西方反华主流媒体的一片附和与喝彩。美国的当然最多：《美国之音》《纽约时报》《新闻周刊》《脸书》《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华盛顿时报》，等等；其它国家的如英国的《每日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报》、法国的世界报》…… 随手搜索一下，满目皆是，就恕我不在此一一列举了。这篇对中俄关系极尽挑拨离间的文章当然引起俄罗斯方面相当强烈的反应。4月26日在《今日俄罗斯》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是：《布林肯在北京：美国试图让中国反对俄罗斯——但成功了》。文章写道：
“最近，有一些信号可以被解释为北京愿意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具体来说，北京大学教授冯玉军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轰动。这位官方的条分里析的俄乌冲突专家用着十分吻合西方政治思想的精神发言：他抨击了莫斯科，预测其将失败，称赞基辅是“团结的抵抗力量”，甚至暗示如果俄罗斯不改变权力结构，俄罗斯将继续通过挑起战争来威胁国际安全。
“了解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人，很难想象写这篇文章的教授会在没有北京负责任的同志支持的情况下冒着风险行事。中国四家主要银行最近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即使是人民币，也可以被视为向莫斯科发出的警告信号。换句话说，事实证明，双方字面上十分强大的俄中联盟在实践中远非有效和没有故障。而布林肯肯定会试图巩固这一趋势。”
在美国的严厉制裁、凶狠打压和层层围堵下，中俄两国只能背靠背互相支持、进行紧密战略合作互动。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普京总统更是即将来华进行重大国事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几日访华，重点就是要逼迫中国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冯玉军在这样的时机、抛出这样的文章，意在何为？我国已进入世界“百年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美国把我国从视为相对无害的合作伙伴，渐次发展到怀疑、敌视、抑制、钳制、制裁、打压、围堵，到了极端恐惧、仇恨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中美之间早已不再是仅仅“竞争”，而是全方位的对峙、角力、对抗，并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是直白的美国人和含蓄的中国人心理都明白、都不得不承认的一场结构无法改变、趋势不可逆转的全面的持久大战。我国现在暂不出手，保持战略定力，不过是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前，推迟战略决战而已。 必须指出，在上世纪的“冷战” 结束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单单以军事形式进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从庞然大物到解体崩溃，已经充分地证明了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和平演变”战、认知战和舆论战是多么可怕地有效。对于意识形态和舆论领域里的斗争，习主席已经多次强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在2016年，习主席又一次深刻阐述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意义、职责使命和基本方针。他重点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去年1月，习主席特别着重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尖锐复杂，需要全党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本领主动应战，牢牢掌握主动权。”在意识形态和舆论界，我们要尤其要严防“影响力间谍“。影响力代理人，或影响力间谍（Agent of Influence）指的是某一种高级间谍或外国势力代理人。这些人利用其官方或公共的职位及其它手段，对目标国家（往往是自己的国家）的政策、公众舆论、特定事件的进程、政治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活动施加病毒般扩散的影响，进行不利导向。他们或接受外国情报指示，或根据自身利益和需求进行运作，但客观上、实际上都起到了普通间谍难以实现的作用，危害极大。如前所述，冯玉军完全可以归类为外国势力的影响力代理人或影响力间谍。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我国此类极具影响力和蛊惑力的“病毒介质”不在少数，已经造成严重公害。譬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居然公开宣称，投降是维护和平最容易的途经。闫教授称：“许多历史战争之所以能够早日结束并实现和平，很可能是因为其中一方主动选择投降和妥协”。他因此还列举了甲午战争与鸦片战争的两个典型案例：“清政府在面临战败时，选择了签订对华不平等条约，为战争划上了句号、开启了和平的过渡时期。”
与阎学通公然宣扬“跪降”异曲同工，也许具有更大蛊惑性和欺骗性的，是圆滑地、转弯抹角地散布恐美思想的胡锡进：“如果中美发生战略利益对等、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战争，美国将能够轻而易举开展为美国生存而对华一战的政治动员，并且能够将所有力量全都调动起来与中国进行生死一搏，如果形成那样的情形，我相信中方将不会有胜算。”胡锡进另具毒化作用的一手是认同和宣传西方的普世价值。他大言不惭地说，“我要重申，中西价值观的共同性要远大于分歧，美国和西方一些人就是要把中美冲突说成是价值观对立，我们决不能掉入他们的话语陷阱，真把中美和中西推向价值观对抗。”一面惧美恐美、一面赞扬“普世价值”，胡锡进还更进了一步，说“中美不是敌人”：“我坚定地认为，今天的美国不是中国传统意义的敌人，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政府，也不愿意中美成为敌人。” 胡的狡黠，在于他对“敌人”的概念加上一个“传统意义”的定语却又不说明“其它意义”上的敌人是什么。又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和和平愿望歪曲、代入为现实，为其“美国并非敌人”的论点提供根据、进行掩饰。我国不久前刚刚修订了国家的《反间谍法》，其中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定义、国安单位的执法权力，更要求邮政、电信及互联网服务业者配合政府打击间谍活动。国家安全部的陈一新部长4月份两次发声，都着重提到了“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和反间谍”的“五反斗争”。这里请注意，摆在国家安全第一、第二、第三位置是“反颠覆、发霸权、反分裂“”。是哪个国家要颠覆中国？是哪个国家在推行国际霸权？是哪个国家70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要让中国保持分裂状态，要阻止中国的统一？这个国家不是敌人谁是敌人？胡锡进为原官方刊物《环球时报》总编，退出后仍然挟其“代表官方”的大众印象，笔耕不缀，继续坐拥粉丝两千多万，其“影响力”不容小觑。而现在诸如冯、闫、胡这些代表外国势力的学者型“影响力”人物在国内已经散布于大学、研究机构、半官方甚至某些政府机构，而且在媒体圈和舆论场掌控了相当程度的话语权。“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们应当牢记，拥有近2000万苏共党员和530万军队的前苏联之崩溃解体，不是因为克格勃“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特工人数太少或工作不力，而正是因为其领导集团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忽悠下，意识形态出了大问题。他们放任新自由主义者如雅科夫列夫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从赞同西方价值观、丧失警惕、认为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敌人”，到认敌为友、自我缴械，不但为历史唾弃，也让自己可悲可笑地让美国人嘲笑。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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