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写作《怎么办？》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披露机会主义“批评自由”的实质和经济派“崇拜自发性”的错误，二是回答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三是化解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严峻危机。《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经典文献，从思想理论、工作方法和组织建设等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原则和思路。《怎么办？》不仅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列宁 《怎么办？》 党的建设 无产阶级政党
作者简介：岳金霞（1976-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山东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青岛 266580）。
1902年，列宁出版了指导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著作《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该书不仅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2021年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文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重温《怎么办？》一书，对书中党的建设方面的重要观点进行重新梳理和历史反思，为我国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的“怎么办？”探寻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
一、《怎么办？》的写作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一切矛盾的集中爆发地，《怎么办？》实际是俄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理论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上，一方面是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在政治上，人民大众与沙皇制度的矛盾、农民同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国内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等错综复杂。在意识形态上，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首先在知识分子、学者中传播，后来逐步在无政府主义者、左翼恐怖分子、民粹主义者和其他反对俄国沙皇统治的左翼势力中蔓延开来。革命派与经济派之间的矛盾，《星火报》与《工人事业》《工人思想报》之间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恐怖主义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为了推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健康发展，彻底结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动摇和组织混乱，列宁在1901年秋到1902年2月之间写作完成了《怎么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怎么办？》写作的思想原因
揭露欧洲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鼓吹的“批评自由”的实质和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的错误，是《怎么办？》写作的思想原因。
关于“批评自由”的实质，列宁鲜明地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鼓吹这一口号的包括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他们借口“批评自由”，打着批评“旧的、教条式的”旗号，目的在于攻击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意义。用列宁的话说，“批评自由”的实质就是各种公开的和伪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
关于“批评自由”的特点表现，一是折中态度和无原则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赫赫有名的批评自由，并不是以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衷态度和无原则性。”二是包含着内在的虚伪性。列宁引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的故事，用故事中的“空桶”来形容那些叫嚷“批评自由万岁”的俄国经济派，认为他们所主张的“批评自由”不仅没有任何批评，而且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批评自由”本身包含着内在的虚伪性，因为拥护“批评自由”的人自身却害怕批评、害怕公开，他们内心反对甚至憎恨“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针对“批评自由”的危害和影响，列宁提出，一是应当设法恢复理论工作，用理论为运动提供科学指导，二是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三是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关于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的错误，列宁指出，一是导致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因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那些反对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以为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的认识是极大的错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拥有的传播工具也更多，而且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支撑。因此，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恰恰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二是导致工人运动走上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因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其结果不过是使工人阶级学会如何与资本家就更有利地出卖劳动力“商品”进行讨价还价，从而在纯粹商业契约的基础上同买主作斗争。经济派轻视政治斗争，鼓吹工人要“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甚至只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斗争，而不是为了什么将来。他们把经济斗争看作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唯一“普遍适用的手段”，从而把无产阶级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崇拜自发性使人害怕得连一步也不离开群众‘能够胜任的事情’，害怕提得太高出于简单地适应群众目前的直接要求。”列宁指出，为了经济目的而同政府作斗争，这样的政治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这等于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因此列宁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2.《怎么办？》写作的实践原因
回答工人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是《怎么办？》写作的实践原因。对于这一原因，列宁在序言中说得很清楚，“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一文中所谈的那些思想”，主要是回答《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组织任务问题和建立全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但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两大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局部的意见分歧，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列宁不得不采取论战的方式从头讲起，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党内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
针对经济派所谓的政治鼓动应当服从经济鼓动的错误主张，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对工厂的揭露工作上，这种揭露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一定会导致“纯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也不应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经济斗争仅仅是社会民主党人斗争的部分组成，如果不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必然导致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列宁指出，“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是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要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这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而恐怖派对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只能拼命去通过人为的“激发性手段”来代替政治鼓动。实际上，无论是经济派号召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还是恐怖派号召采取恐怖手段，都是在推卸俄国革命家所应当担负的最迫切的责任。经济揭露是向厂主宣战，而政治揭露是向政府宣战。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社会民主党人在进行鼓动时不能允许任何有意或无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要始终用革命精神教育无产阶级并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要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利用工人阶级和剥削者之间自发产生的冲突，自觉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激发起一批又一批的无产者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
针对经济派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列宁指出这不是衰落中的病症，而是成长中的病症。这种病症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处于混乱、松散状态，表现出缺乏修养、规模狭小，而且还企图为这种狭隘性辩护，把它上升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这实际也是崇拜自发性的表现。由于这种“手工业方式”的组织自身缺乏自觉性，也难以肩负起同自发性作斗争的任务。“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只有通过选拔出越来越多的“职业革命家”，建设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统一纲领，实行共同计划，才能逐步克服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提高自觉性。革命家组织就是为了要彻底打破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所推崇的“手工业方式”，走出经济派政治活动的狭隘性，根治当时工人运动的真正病症。
针对尔·纳杰日丁在《革命前夜》中否定全俄报纸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列宁强调全俄报纸是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唯一方法，并且创办全俄政治报是为了使这些政治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加深和扩大的一条基线。纳杰日丁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人民比较容易在地方报纸、准备游行示威、解决失业问题等“更具体的”事情周围被集合和组织起来。而列宁则指出由于活动家的眼界狭小和活动范围狭小，地方工作做得非常差，处于分散状态的人们需要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建立城市之间的联系，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这个全俄政治报“计划”正是为了建立起这样一种组织，在革命最“低沉”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和威望，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
3.《怎么办？》写作的直接动因
化解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严峻危机是《怎么办？》写作的直接动因。首先是为了切实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针对社会民主党内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的自觉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列宁指出，一是思想觉悟落后。“经济派”缺乏足够的理论修养，贬低自觉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认为“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落后性一方面被那些比较活跃的非社会民主党人所超越，另一方面也就必然会被非社会民主党人所利用。因此，工人根本无法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锋队，最终只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后卫队。二是实践行动落后。由于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因此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唯命是从，即在“经济主义”流行时听从“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听从恐怖主义，根本没有体现出党的先锋队性质，违反了党领导革命运动前进的原则。“尾巴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在党的革命事业上只做口头上的“政治家”，工作中却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常常是被群众“赶”着往前走，遇到事情盲目指挥、缺少预判。
其次是为了彻底改变社会民主党中存在的文牍主义。列宁认为，“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而是去替某种‘革命的文牍主义’和玩弄‘民主’形式的儿戏作辩护”，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革命的文牍主义，此处是指脱离实际、效率低下和不干实事。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历史中的第三个时期，即从1898年开始进入了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起来的活动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自觉性都落后于广泛而强大的无产阶级自发性斗争高潮，并且他们在思想上并未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以《工人事业》杂志为代表，从创刊以来就公然为“经济派”辩护，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狭隘的机会主义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的“精神”，他们混淆了目的与手段，偏离了革命工作的重心，使得科学社会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大杂烩，不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的口号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不能真正推动人们进行广泛和有力的活动；只关注拟定一些“纸上”章程而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种重大的迫切任务等。这些确实存在的文牍主义现象如同“毫无意义而且有害的儿戏”一样幼稚，其根源在于俄国革命党人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也同当时活动家的眼界和活动范围狭小密切相关。
二、《怎么办？》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主张
《怎么办？》一书包括序言、结束语和五部分主体内容，书中不仅对俄国经济派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而且对如何从思想、组织、方法原则等方面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系统论述。
1.深刻揭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建设原则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是《怎么办？》中关于革命理论重要性的著名论断。针对当时所谓“反对正统”、反对思想僵化、“批评自由万岁”等流行口号，列宁指出，它们“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列宁分析了当时俄国运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加入进来，从而降低了运动组织的整体理论水平，有人甚至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为此，列宁指出“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列宁的观点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那个思想理论混乱的时代，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革命党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因为革命理论不仅能团结一切社会主义者，而且能使他们从理论中获得信念，并用信念支撑行动。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而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因为建党初期其他派别的思想言论有使革命运动偏离正确道路的危险，一些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需要用批判的态度借鉴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些经验或照抄照搬他国做法是不够的，因此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这需要具有雄厚的理论力量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党肩负的不仅仅是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同时还有思想引领责任。正如恩格斯曾把理论斗争看作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并列的第三种形式，并且斗争只有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工人运动才会变得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列宁指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的认识是错误的，经济派始终把经济斗争放在首位的做法是有害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这三种斗争类型，要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哪种斗争形式居于首位。社会民主党人要引导工人群众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从单纯经济斗争走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道路，因为“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社会主义意识，进而深刻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使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转为自觉性。只有坚定政治路线，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改变他们受奴役的地位。
2.明确提出了以“自觉”灌输为手段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
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这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著名的灌输论。对于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自发高潮”党内存在认识分歧，将引领工人运动走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纯粹的工联主义，另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为此，列宁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指导工人运动，要把“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到常备军中去，使自己的工作能“来得及”赶上自发的高潮，以避免“真正的大不幸”。这种“极有条理的组织性灌输”指的是用“自觉”灌输来引导自发运动。列宁进一步澄明了自觉性与自发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自发因素”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工人阶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政党的指导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具有自发的性质。具有自觉性的工人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他们对自身的历史地位、使命任务和社会发展规律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感悟。列宁通过对比俄国19世纪上半叶与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罢工运动，指出原始的自发骚乱本身已表现出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尤其19世纪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更鲜明，这种有计划的罢工已表现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萌芽。但这些罢工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属于工联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自发运动需要自觉因素的引导。因为单靠工人阶级自身的觉悟，他们无法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社会政治体制具有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他们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为了防止工人运动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就需要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列宁引用考茨基的话：“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β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同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社会民主党人需要深入群众，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列宁提出建立一个全民的讲坛——全俄报纸，激起有觉悟的人民阶层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实质就是指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发展的不同水平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灌输提高党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为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初期的迫切任务就在于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头脑，指导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3.系统论述了以建立职业革命家队伍为革命事业成功的组织保证
列宁面对工人运动的增长超过了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的历史状况，明确提出“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一方面，职业革命家组织能够克服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保证工人运动的稳定性。列宁指出职业革命家是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他们不是“空想家”，不会幻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而是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从而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职业革命家是列宁笔下的“聪明人”，他们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这些职业革命家具有“首创精神”，能够指导工人运动有章可循，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提供各方面的材料，这使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通过率先垂范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他们不仅能够领导而且善于领导运动。另一方面，职业革命家组织能确保工人运动具有继承性。他们会根据工人运动现状制定合适的“策略-计划”，其中“策略”是具有前瞻性和统筹性的顶层设计，“计划”则是落实到执行层面的具体行动纲领，“策略-计划”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统一。这种“积极的行动纲领”在必要时将对那些激动的学生、不满的地方自治人士、愤怒的教派信徒和受委屈的国民学校教师以及其他各种人发挥重要的引领指导作用。同时，“策略-计划”本身要求具有灵活性，即能够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在事变进程中灵活应对并坚决履行职责，因此，职业革命家能够带领工人运动冲破“教条主义”，促进工人运动走出狭窄领域，具有国际视野。
三、《怎么办？》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启示
《怎么办？》不仅解决了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而且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当历史跨入21世纪，这本著作对推进我国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旧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1.思想建党对于新时代党建中开展有效批评的启示
列宁反复说：“蛊惑家就是工人阶级的最坏的敌人。”其所以最坏，是因为在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些蛊惑家伺机趁乱激发群众的劣根性，而对于正处于混乱和动摇时期的广大民众，最容易受到蛊惑人心的诱惑，只有在经过最痛苦的教训之后群众才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新时代党建所面临的是意识形态领域更深刻复杂、更多元多样的理论斗争。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社会思潮潜滋暗长，尤其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斗争已经由暗转明，并且日趋白热化。一些人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表面是针砭时弊，实质是借机动摇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党的领导；还有人将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舆论，夸大歪曲事件本身，将事件人物标签化，靠“言辞犀利”“另类批判”吸引眼球、博取关注。当前，面对更为复杂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列宁曾提出的应对策略仍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遵循。今天我们仍旧要把理论看作正确行动的“支点”和“根据”，以清晰的理论分析为错综复杂的事态指明正确的道路。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要通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有效路径。我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就是为了有效抵御不良意识形态的入侵，并积极地同错误思潮作斗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批评“批评自由”，另一方面要总结探索如何开展有效批评。
一是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列宁对经济派“批评自由”的批评不等于敌视任何批评，相反，列宁指出，要善于甄别建设性的意见，虚心吸取有益经验，不断改进革新传统观念和做法。列宁认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党不惧怕也十分欢迎建设性的善意批评，但对于那些破坏性的恶意诋毁、肆意诬蔑则势必要亮出严正立场和鲜明态度。二是批评要有建设性。有些对党和党的政策的批评和攻击是为反对而反对，为批评而批评。他们把对个别特殊事件的不满扩大上升到对整个制度的攻击。有的批评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反而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在列宁看来，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批评，都是应该取消的。三是批评自由要有限度。我们党历来主张党内斗争需要有批评的自由，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得到健康发展。但是，党内的批评如果超出正常的范围，就会使得党的决议和主张很难贯彻下去。有些批评事实上是在分裂党，甚至公然站在与党对立的立场上，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列宁认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批评应该是建立在党纲原则基础上，其自由度不能违反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四是要处理好批评自由与行动一致的关系。1906年列宁发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集中论述了党内思想交流应该遵循批评自由与保持行动一致的原则。党内允许批评自由的目的是避免党在行动过程中出现不一致，因此，在党的决议产生过程中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列宁曾批评当时中央委员会因为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各个党组织自由批评而导致作出错误的决定，并反复重申行动一致应该建立在批评自由的基础之上，只有经过充分的批评讨论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和统一。同时，列宁也强调经过充分批评讨论后确定的行动纲领是不允许被破坏的，即要求保持行动一致，这是党性原则的体现。当前，理论自觉仍旧是指导实践自觉的前提和基础。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和基础，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键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应对当今世界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教育人民群众，不是走形式地学习理论要点，而是需要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论修养，培养理论自觉，进一步引导实践自觉。
2.灌输论对于新时代党建中重视“首创精神”的启示
列宁提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革命家，就不能脱离工人群众，就要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并且要以四种身份开展政治意识的灌输工作，即“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作为理论家就是要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向工人灌输阶级政治意识，因此，要求社会民主党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作为宣传员，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所有一切专横和压迫的现象作出解释和反应，表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是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说明党的理想信念，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鼓动员就是应当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这种揭露运动开展的愈广泛，调动参与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作为组织者，就是要充分调动并有效组织和协调群众性运动，用自觉领导引导自发高潮。时至今日，与历史类似的就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要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还要同各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作斗争。无论是在列宁时代被误认的“文人习气”，还是确实存在的文牍主义，都是今天我们党的建设事业当中应该努力克服的不良风气。文人习气与文牍主义既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也是官僚主义在作祟。“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但是研究理论不是宅在书斋中脱离现实，就如列宁所提出的职业革命家的培养方式，革命家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素质要在革命实践中进行锻炼，而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就在于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具有宝贵的实践品格。落实落小落细不能靠坐着遥控，隔空指挥，不湿鞋子无法体会水深浅，不沾泥土无法了解汗滴苦。
加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不仅要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良之风，还要善于调动群众的创造力。一是尊重并保护“首创精神”。“首创精神”是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需要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在实践中检验其成效。无论在理论上的创新，还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都必将遭遇阻碍，能否尊重支持并有效保护“首创精神”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试金石。我们党历来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俄国革命中列宁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重视人民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早在中国革命初期就充分认识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当然，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同时，也要十分注意群众运动的自发性问题。正如列宁批判崇拜自发性的危害指出的，自发性是一种盲目性，与自觉性相对立，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二是培育和激发“首创精神”。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要受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制约。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残暴地压榨劳动群众的进取心、毅力和首创精神，而且资本家通过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奉承排斥公平的竞赛。而“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 ”。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制定各种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表现进取心和发挥首创精神的工作舞台，能够极大地调动人民的创造力。用“首创精神”破除“尾巴主义”，是永葆党的革命生机的必然要求。
3.“职业革命家”思想对于新时代党建中抓好“关键少数”的启示
列宁提出建立革命家的组织是迫于当时工人运动处于“没有人，而人又很多”的“危急的过渡状态”。“人很多”，是指越来越多的群众心怀不满、要起来反抗专制制度；“没有人”是指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份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为此，需要有经过考验的革命家的坚强组织。而这种职业革命家的人数是很有限的，是“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当前，党的建设中仍旧需要牢牢抓住“关键少数”，重点是抓住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因为历史经验表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解决党自身的问题，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了管好“绝大多数”，这些“关键少数”应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对于党建中抓好“关键少数”，要将提升政治领导力放在首位，同时注重增强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一是提升政治领导力，坚定政治方向。政治方向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增强政治领导力就是通过提高政治认知能力和政治决策能力来明确并且坚定政治方向。政治认知力是前提，政治决策力是核心。提高政治认知力，即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等方面形成科学正确的判断和态度。列宁曾对比德俄两国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不能“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也就是说明只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政治认知，才能作出科学准确的政治决策。自发的工人运动为联合提供了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将分散的罢工组织联合成整体的阶级斗争，最终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列宁从政治策略上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显现出其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不仅要通过学习和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高政治认知力，而且要从政策和策略上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改造现实世界的方式途径。二是增强思想引领力，进一步提高群众觉悟。列宁曾将俄国革命的迟滞不前归因于群众“轻信的不觉悟”，在他看来，“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为此，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做群众思想的启蒙者、播种者，更要成为群众思想进步的引领者。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不仅要提升思想境界的高度，还要拓展思想格局的维度，更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度。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理论教育需要不断加强，并结合时代发展改革创新。三是加强群众组织力，确保党的事业固本强基。群众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力量之源，列宁曾把群众比喻成“隐约地燃烧着的易燃物”，认为“脱离群众是我们软弱无力和不能立即进行坚决斗争的主要根源”。在俄国社会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人民革命观”，努力为广大民众争取政治自由。新时代党的群众组织力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力量保障。因此，要通过健全完善组织制度体系进一步巩固组织阵地，运用民主协商方式和法治思维方法创新组织手段，强化党组织的政治性、教育性和服务性，不断增强组织功能。四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扩大社会号召力。列宁对党报党刊做过一系列的比喻，如“宣传的讲坛”“校准的基线”“建筑物的脚手架”和“助燃的鼓风机”等，充分地肯定了党报党刊在思想教育、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今天，党报党刊依旧是传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综合运用融媒体等多种传播手段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已经成为历史趋势。
参考文献：
[1]辛向阳：《列宁〈国家与革命〉的基本思想与新时代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2]吴恩远：《列宁对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3]吴雄丞：《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经典文献——读列宁〈怎么办？〉》,《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6期。
[4]肖应红：《列宁“灌输”思想对当前中国的启示——重温〈怎么办？〉感言》，《人民论坛》2012年第23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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