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胜：毛泽东的胸怀，不是小人们能够臆测的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与富强奋斗一生，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了不朽功勋。

他的伟大胸怀，是一心为公、心系人民的坦荡胸襟，是一切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的伟大格局，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风范。

他一生经历无数党内斗争，早期也屡遭党内错误路线打击和排挤，几度浮沉。他坚持原则，同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妥协。他主张通过党内严肃的思想斗争，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统一思想，团结同志，教育群众。

但他从不挟私报复，从不搞个人打击。他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后，对过去反对过、压制过、排挤过自己的同志，照样团结他们一道前进；他一生也遇到不少异见人士和反对他的人，包括在重大历史场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毛泽东总是按照治病救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改正错误，仍然鼓励他们放下包袱，重新工作。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对待党内分歧和党内同志的方针，出发点是“团结”，落脚点在“救人”。“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他坚持“五湖四海”，顾全大局，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对人的处理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毛泽东的大公、大义，犹如大海般宽广，犹如高山般伟岸。他的坦荡胸怀与光明磊落，绝不是宵小鼠辈们的狭隘卑劣之心能够臆测的，更不容诋毁！

知错能改的前领导人博古

在中央苏区时期，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主导地位。博古（秦邦宪）作为当时中央负责人，是这条路线的主要执行者。

1931年，28岁的博古从苏联留学归来，担任了中央负责人。当时，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同期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合称为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博古对中国革命和战争缺乏实际的认识，在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期间，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毛泽东同志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特别是军事领导岗位。

他放手把军事指挥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最早实际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送款员，博古因缺乏战争指挥经验，在他主导下，李德被一手捧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位置），照搬苏联军事学院教科书中的作战理论，脱离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在反“围剿”中大搞阵地战，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长征初期，由于指挥混乱，导致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举行了历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军事指挥地位。

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中央决定由洛甫取代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博古接受中央决定，主动交出中央领导权。此后，博古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自觉改正错误，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维护党的统一。

毛主席成为中央实际领导人后，没有揪住博古过去的错误不放，而是向前看。博古诚恳改正错误和努力工作，也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很多重要工作都交给他。

在长征时期，博古继续在党内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等重要岗位。长征到达陕北后，毛、周东征，就任命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派博古与叶剑英一起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宜。此后，毛泽东及中央委派博古参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1937年8月下旬，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

毛泽东还用其所长，安排博古负责党的新闻宣传事业。1937年红色中华社改为新华通讯社时，博古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1941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出版局局长，还管中央印刷厂。博古未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带领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同志奋发努力，使延安新闻事业有很大发展。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4月8日，博古、王若飞等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博古与同机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毛泽东与博古的关系，体现了革命者之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胸怀。博古能够深刻认识自己早期的严重错误，并能承担责任、虚心改正，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计个人进退，维护党的统一，体现了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忠于党的事业的情操。

毛泽东不将个人遭受的打击记在博古个人身上，不计前嫌，团结同志一道前进，展现了领袖人物的宽广胸襟。

遵义会议上投反对票的凯丰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遵义会议上唯一当面反对毛主席的人（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对会议决议投了反对票。

1935年1月15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等，共20人。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的凯丰，却突然站起来发难。他说毛泽东懂什么军事？懂什么马列主义？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毛泽东听了凯丰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

随后，王稼祥、朱德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说：“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

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在会议表决中，20人中共有17人投了毛主席的赞成票，只有3票反对，除了博古、李德，还有一个是凯丰。

遵义会议之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同时看到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凯丰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正确，幡然悔悟，虚心改正。他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原谅，继续担任党内重要工作。1937年2月至12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延安时期，凯丰与毛泽东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后来，凯丰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

1945年4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1952年9月，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疚过往，积极帮助改正，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显示了大度的胸怀。

一条道走到黑的王明

王明是党内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总代表，号称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5年11月，王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赏识，被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

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使王明形成“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作风，后来对在党内造成严重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从这里孕育。

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党内长达四年的“左”倾错误统治从此开始。

1931年6月，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书记。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了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泽东在苏区的错误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

11月，临时中央在赣南举行苏区党的代表会，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毛泽东失去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背景为资本，回到国内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手握尚方宝剑，目空一切，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对中央的工作也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

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经常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害。

毛主席及党内同志与王明进行了长期斗争，但直到1938年7、8月间，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指示：“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不要再争吵了”，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王明才开始失势，但拒不认识错误。

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受到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终结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

对这样一个对党造成重大危害，对毛泽东个人也长期进行政治打击，且在延安时期一度对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人，在王明失势后，毛主席并没有怀私愤报私仇。王明在公开场合表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毛泽东仍然对他给予谅解，并努力争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

在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在中共“七大”上，如果按当时王明在党内的支持度，王明不可能当选中央委员。为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主动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并亲自做代表的工作，王明才得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许多代表说：是经毛主席一再指示，才“忍痛投他一票”。

“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王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八大上，尽管王明长期在苏联养病，毛主席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议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0年后，王明抗拒中央要求，对其历史上的错误拒不反省和检查，并以治病为由，长期居留苏联。1960年后，王明在苏联写了不少文章，继续恶毒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对于这样一个对党曾经造成严重危害的人，毛主席对他的挽救和帮助可谓仁至义尽。然而，他坚持错误，自己选择了一条道走到黑。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分裂党和红军的张国焘

在毛主席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张国焘是他的一个坎儿。

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对毛泽东地位的挑战，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机，堪称最危险、最严重。在红军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势下，张国焘挑起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险些葬送党的前途，使党和红军面临一次严重的生死关头。

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后，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历经千难万险，经过无数生死战斗，两支红军胜利会师，将士们相拥而泣，欢呼雀跃。在极端艰险的境地中，那种亲人相见的喜悦，是可以想象的。

毛主席率领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热情地欢迎了张国焘，并举行了隆重的会见仪式。

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走出几里路，在路边列队欢迎张国焘。张国焘骑马而来，两个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毛泽东尊敬地称他为“张主席”（张当时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傍晚，在喇嘛庙里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气氛融洽。

然而，红军会师的喜悦，很快就被张国焘的试探与算计破坏了。

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回答3万多吧，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这一刻开始，张国焘心里的天平有了倾斜。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中说，“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其实，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张国焘的心境，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会师前，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频繁的电报联络中，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两军会师后，这个判断变得清晰。

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和党内资深领导人，此时张国焘觉得，中央领导层需要重新“洗牌”了。

很快，张国焘开始伸手要权，提出要对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机关进行改组，以反映红四方面军的力量。他建议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进入总司令部，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他的本意，是想当军委主席。

周恩来说，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中央反复权衡，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同时补充陈昌浩入军委常委。朱德继续担任总司令，而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位。

红军部队也分为左、右两路。朱德、张国焘跟随左路军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机关随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行军。

1935年8月，在长征途中，在红军向哪里去的问题上，张国焘与中央发生了分歧。中央决定继续北上，而张国焘力主南下。在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依仗着他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陈昌浩作为原四方面军政委，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站在张国焘一边，决定右路军南下。

红军面临分裂，形势十分危急。而此时毛泽东身边只有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1935年9月9日晚，在红三军团，毛泽东在内的5位政治局委员召开了“巴西会议”，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此时已行军至俄界）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10日凌晨，毛泽东率先遣支队紧急出发北上。

当陈昌浩得知中央及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干部团已经出发北上后，十分震惊，派李特（红军大学教育长）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

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后来张国焘及南下红军的命运果然如毛泽东所料。

红军分裂后，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别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并做出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公然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

张国焘另立的“中央”，直到1936年6月随着张浩（林育英）由共产国际的归来，以共产国际名义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劝说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张国焘才被迫取消。

在南下遭遇重大挫折后，同时在左路军中朱德、刘伯承，以及后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等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终于同意南下红军北上，于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为了红军的团结，毛泽东及中央多次劝说、欢迎张国焘北上。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派林育英亲自到前方宁夏同心城去接。

张国焘在红军处于最危难的时刻，个人野心膨胀，分裂红军，另立中央，使党的事业和红军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错误极其严重。毛泽东后来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后来在延安，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同时，为了教育和挽救他，给他改正的机会，仍任命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以张国焘的严重危害而论，将他定为反党分子清除出党，是不过分的。但毛泽东出于大局和维护红军团结，仍然给他机会，期望他改正，委任他的职务也是很高的。

但张国焘私欲膨胀，不思悔改，最终选择了叛逃。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成为可耻的叛徒、反共的鹰犬。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投靠国民党后，张国焘并未获重用，落得凄惨的下场。后来辗转台湾、香港、加拿大。1976年，在多伦多，晚年的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寒冷的冬夜中瑟瑟发抖，惨然离世。

毛泽东对王明、张国焘的挽救给予了极大耐心，但他们最终选择自绝于人民，其结局不足为惜。而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显示了其一心为公、从党的事业大局出发的无私胸怀。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资深金融业人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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