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志：怀念伯伯毛泽东

 

毛远志（1923-1990），湖南韶山人，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女儿，毛泽东唯一的亲侄女。1923年5月5日（阴历3月20日）生于韶山冲，并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孩提时代的毛远志，活泼淘气，象个“假小子”，常和男孩在野外玩耍，干起仗来毫不相让，伯母杨开慧觉得她很有趣，曾叫她“野妹子”。

 

 

毛远志在延安

 

 

毛远志(左一)  1959年8月29日，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与孔令华结婚的日子，婚礼很简单，只是邀请了一些亲戚、家人。邀请名单是有李敏夫妇提名，毛主席亲自定下来的。李敏夫妇把邀请名单给毛主席后，主席在名单上没有看到毛远志的名字，于是特别说了一句:“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接到通知的毛远志，在当天下午迅速收拾了下，带着儿子曹耘山、女儿曹立亚来到中南海春藕斋，参加李敏夫妇的婚礼。那天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女儿的婚礼，婚礼现场非常高兴，用家乡话和侄女毛远志谈笑风生。婚礼结束前，毛主席拉着毛远志的一双儿女，站在自己的身前，提议大家合影留念。

 

 

毛远志和钱希均在毛主席遗像前

 

 

全国解放后，毛远志先后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司令部工作。1954年转业后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交通干部处、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干部处等机关工作。在“文革”中，她爱护老同志，保护老同志，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对同志的深厚感情。1971年她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仍自愿去干校工作，以病弱之躯坚持参加生产劳动。1972年，毛远志调回中央组织部工作。毛远志晚年身患癌症，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不幸于1990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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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回忆起伯伯，往事历历在目，就仿佛是在昨天。又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禁凄然泪下。我怀念、我发自内心地热爱他老人家。因为他不仅是我的伯伯，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回忆伯伯往事，思绪万千，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就从我的童年说起吧。

 

一

 

1938年3月，我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伯伯的身边。我终于有了温暖的家。

 

我是1922年5月5日生于长沙。这年冬季，爸爸毛泽民从长沙去了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伯伯、叔叔也先后离开了长沙，只有妈妈王淑兰带我回到家乡——韶山。1925年2月，爸爸和伯伯一家人都回到韶山。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爸爸是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他们兄弟俩都说是回来养病。这时我们家热闹起来了，经常有许多客人。那时我还小，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记得有一天，家里摆了二、三桌饭菜招待亲友，因我太小，母亲就让我用大人坐的板凳头当桌子再给我一个小凳子，自己坐在那吃饭，我不时好奇地抬头看看爸爸，看看伯伯。他们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爸爸穿一身白粗布衣服；伯伯穿的是蓝大褂。他们有说有笑，从天亮到天黑，总是说不完的话。家里的气氛也随之活跃了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先是爸爸走了，后来伯伯、伯母(杨开慧)也带着小弟弟走了，又只留下了妈妈和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回韶山说是养病，实际上是在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实现工农联盟的大革命，进行了实际探索。爸爸离开后就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年，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阀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湖南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捉拿毛泽东，搜捕他的家人，没收他家的房屋和田产。从此，我便无家可归。

 

我母亲是1925年跟随伯伯和爸爸投入农民运动的，1926年入党，曾担任湘潭清溪乡女界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当然也在大搜捕之列。她不能在家乡活动了，到长沙转入地下工作。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她被捕了，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妈妈为了在监狱中对内对外秘密联络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妈妈同牢房的罗星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出狱后，妈妈收养了烈士遗孤华初哥，从此母子(女)三个开始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三天一搬家，五天一挪窝，一次次逃过敌人的追捕。后来情况更险恶，生活也愈加困难，妈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让华初哥去给人家放牛。不久，我也在一个富农家做了小工。每天喂猪、种菜和烧饭。后来，妈妈又把我送到沅江县的傅家做了童养媳。在那乌云压顶的岁月里，我自小就一直过着恐怖、流浪、饥饿和遭受种种虐待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多么能盼望自己也能有个温暖的家，再也不受人欺凌和打骂。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37年，为了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同年11月，母亲和表姐章淼洪来沅江接我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经办事处安排，于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一路到了延安。像孤航的小舟饱经了惊涛骇浪的冲击，终于驶进了幸福的港湾。

 

到达延安的当晚，伯伯要我们去了凤凰山他居住的窑洞。我见到伯伯兴奋极了。伯伯高兴地吃着妈妈让我给他带来的云片糕，连声说：“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家乡的东西了。他问家乡的情况，又问到我们一路来的情况。我急急地回答后，便向伯伯打听父亲的去处。伯伯说：“你父亲已经到新疆工作去了。”我到延安晚了一个月，不能见到一别十多年的父亲，心中不免有些惘然，但很快就被伯伯的一片挚爱所代替。伯伯乐呵呵地同我聊起了家事。他说：“你原来还有个哥哥，7岁那年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诊治，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要不是伯伯告诉我，我还真不晓得自己还有个哥哥。伯伯又问：“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

 

后来伯伯又说：“四嫂(伯伯按家乡习惯这样称呼我妈妈)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说罢伯伯和我都笑了起来。我说：“临行前，妈妈一再嘱咐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不要打搅您。小孩子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伯伯听了点点头。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伯伯说：“你年龄还小了点。”并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我念。我被考住了，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伯伯笑着说：“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伯伯即提笔给总参谋长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我去延安鲁迅小学(后为保育小学)读书。我这个流浪儿从此投入伯父的怀抱，尽情享受着慈父般的温暖。

 

二

 

到延安的第三天，我便到鲁迅小学上学了。15岁，在同学中我的年龄是大的，但文化基础知识却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子。因此无论是平常还是节假日，我都住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补习功课，希望能尽快赶上其他同学。只有经过冰霜的严寒，才知道春天的温暖。饱尝了生活的磨难，更能体会到学习的来之不易。

 

一段紧张学习以后，我很想念伯伯。阳春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便和章淼洪一同去看伯伯。在谈话中，伯伯问我是哪年生人？

 

“民国12年，农历3月20日。”(后来才弄清楚是民国11年，即1922年生)

 

伯伯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伯伯让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子，还煮了挂面，和我们一起吃了饭。那顿饭我吃的好香!回来的路上，表姐才提醒我说，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我心头一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说实在的，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记得那次伯伯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说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加入共产党。那时我单纯幼稚的可笑。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随后，伯伯又给我讲了共产党和其外围组织的关系。听了伯伯的话，我回学校不久便加入了“民先队”组织。这年10月，又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1939年9月，我刚补习完小学5年级课程，就被调到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一道去的还有华初等几个同学。那时我年轻，好强争胜，又因为自己读书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有时一连两三个夜晚不睡觉，不懂得劳逸结合，时间久了，落下了头痛的病根。1942年冬，我从安塞去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去看望伯伯。正好他同几位客人刚刚吃完饭，警卫员在收拾碗筷。

 

“不要拿走，我还没有吃饭呢!”当时我那身装束不象女孩子，言行也没有一般女孩的文雅。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伯伯一边疼爱地说，一边又让警卫员再给拿个好菜来。不一会，警卫员端来三个烤辣椒。这的确是伯伯常爱吃的好菜。再看看他们吃的饭菜，也只有二米饭(即大米和小米做成的饭)和一个炒黄豆芽菜。我端起碗来，把伯伯他们吃剩的饭菜一扫而光，还象没有吃饱似的。伯伯对我说：“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在座的叔叔问我多大了？是否申请入党了。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伯伯半信半疑。

 

“我1938年10月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我年龄不满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那时预备期一般为三个月) 

 

“哎哟，你好辛苦哟。”伯伯幽默地说。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伯伯高兴地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我。我很激动。因为那时边区受经济封锁，纸张铅笔都比较困难，能得到这些学习用品，那是相当珍贵了。同时我也明白，这是伯伯对我学习、工作的鞭策。

 

当伯伯了解到我是来延安医院看病时，他慈爱地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指李讷)和她妈妈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吃。说着伯伯领着我看了他办公和居住的窑洞，然后又指给我看什么地方是厕所，最后带我走进妹妹住的地方，指指说：“你就住在这里。”当天夜里，我正睡的迷迷糊糊，警卫员把我推醒了。我不知为什么。原来伯伯工作习惯于通宵达旦，白天的饭也移到晚上来吃。夜深了，他要吃饭，让警卫员也给我送一个小猪蹄来吃。我迷迷糊糊地吃完，倒头又睡，真是疲乏极了。

 

过了两天，伯伯问我：“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看住的地方紧张，又怕影响伯伯的工作，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别：“伯伯，我想回去了。”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我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伯伯住在一起。时间虽短，但使我深深感受到伯伯无微不至地关心。老人家的一片爱心，激励着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1943年，我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我向伯伯说，我想去前方工作。伯伯笑笑拍着我说：“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果不其然，没多久，我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厉害，组织上送我到西北局的农场养病。农场就在枣园，离伯伯住的地方很近。伯伯工作忙的厉害，却还惦记我。我在农场住了一间干打垒平房，自己做饭吃，屋里黑洞洞的，伯伯就关照警卫员拿了一些旧报纸来，把墙糊上。不知谁送了他两只风干鸡，他没舍得吃，让警卫员给我送来了。江青也来看过我。说真的，她那时也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伯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当时被人称颂为“弥天大勇”。但是我不相信蒋介石会放下屠刀，我日夜为伯伯的安危担心啊!“双十协议”签定后，伯伯于10月11 日回到延安，13日我就急忙跑去看望，一见到伯伯，我又高兴又疑惑地问：“蒋介石对你怎么样？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吗？我们可耽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来。”

 

伯伯笑了：“蒋介石对我挺客气，还请我吃饭呢。”

 

“伯伯，你瘦多了。”

 

“嗅，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用点脑子就瘦。”接着他又说：“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作准备。”

 

这天我们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亲的战友)和我爱人曹全夫同志。见到我有了爱人，伯伯挺高兴，留我们一起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边吃边说话。伯伯询问了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他知道全夫是一个穷学生出身，来延安参加革命，上了抗大，现在是从敌后又回延安来学习时，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夹一片扣肉放进他的碗里。那时中央正组织大批干部去东北，创建新的解放区。这次我又向伯伯要求去前方。伯伯问：“要去哪里？”我说我想和全夫一同去东北。伯伯痛快地应允了，说：“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去锻炼锻炼了。”

 

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父亲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伯伯脸色阴沉，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如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盼望爸爸归来啊!我胸中埋藏着多少话要向他诉说，我要用最好的学习、工作成绩向他汇报。远方的爸爸也想念女儿啊!他只能从照片上看见已到延安的女儿，给女儿来信，捎来做衣服的花布。……我不敢再想下去，并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当伯伯的面悲伤。可是怎样也克制不住了，泪水簌簌直流，我急忙捂着脸离开饭桌，躲到里间屋去。泪眼朦胧中，眼前虚幻着父亲留给我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记忆。江青走过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你要离开延安去东北，应该让你知道了。”我看伯伯也没有吃好饭，沉重地坐在一边。我擦干眼泪走到伯伯跟前，斩钉截铁地说：“伯伯请你放心，我会坚强起来的。”伯伯慈爱地扶着我的双肩鼓励我说：“你的工作、学习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回到驻地后，我们又给伯伯写了信，表示我们一定要按伯伯的教导去做，任何情况下，都不做软骨头。很快，伯伯就回了信，同意我们结婚，并说：“你们就要到东北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再见了宝塔山，再见了延河水。10月中旬，我们告别了延安—她是养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肩负着伯伯的嘱咐和期望，走向了新的革命里程。

 

三

 

因为战争，交通暂时阻断，我们没有到东北，中途留在了张家口。这期间，我曾收到伯伯托人捎来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家庭合影，伯伯站在中间，岸英抱着李讷站在一侧。伯伯虽没写信，但看了照片就可以明白，这是告诉我岸英弟弟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同时可以看到老人家的快慰。我为他能享有这样的快慰而高兴。

 

解放战争经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军民的苦战，短短两年，战争全局就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变化。伯伯坚持转战陕北，达到预期目的后，于1948年4月，率领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那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住在这里。)一天下午，伯伯叫我们去了。他穿了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在院子里坐个小木凳，两脚伸在前面，脚上穿一双破布鞋，两脚的拇指都露在外边。全夫看到这一情况着急地说：“该换一双鞋子了，边区每人节省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伯伯却说：“破了没有关系，旧鞋子穿着舒服。”

 

伯伯看到我穿的衣服东一块、西一条的补丁就笑了：“看来你还会打补丁嗅!你的衣服呢？”

 

“好一点的给孩子改做衣服了，旧的缝缝补补自己穿。”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春，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京。建国初期，伯伯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不想打搅他，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住在香山时，我匆匆看望过一次。这年冬天，我又去过一次。我因身体不好，格外怕冷。伯伯见我有点畏缩的样子就问：“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伯伯就把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毡帽(当时的军帽)给了我。

 

“你丈夫哪里去了？”伯伯问。

 

“已经南下了，现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能忘记他们啊!”

 

多少年来，为了避免影响伯伯工作，我宁愿少去打搅，即是逢他生日，我也很少去看望。记得只去过两次。

 

一次是1944年，伯伯51诞辰。当时我住在和平医院养病。贺老总见到我说：“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这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到了那里，伯伯正和朱总司令坐在一起。他指着我风趣地对总司令说：“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这天华初、觉民带着海英、森洪都不约而同地去了。吃饭时，伯伯和领导同志们在一起，我们几个和李讷妹妹在另一间窑洞里，伯伯走过来看看我们，很高兴地说：“祝你们身体健康。”

 

1963年伯伯70寿辰，我们和李敏相约去了，这是我第二次陪他老人家过生日。一见面，伯伯就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是的，说起来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除李敏结婚那次外，我再没有去看望伯伯，信也不写。我怎么不想念，我是经常思念着伯伯啊!但是我不能再去干扰他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回避这种关系。我上前紧紧拉着伯伯的手，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饭，除了伯伯身边的人外，在坐的还有程潜、章士钊和王季范三位老人。李敏和我坐在老人这桌。饭后，伯伯送走客人，看见我正准备走，便招手叫住了我：“远志，来!”我赶忙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可以听的出，他的鼻子有点不通气。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伯伯吸吸鼻子，拍着我的手说：“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稍停，他又接着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我感到纳闷了。刚才吃饭时伯伯就讲：“人啊，坐飞机可能坠落摔死，乘火车可能翻车撞死，骑马也可能掉下来摔死……”怎么现在讲起死的问题？嗅!我想这是伯伯对做寿的回答吧!

 

伯伯又一连串地问：“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哪里？”“远新去看过你吗？”就这样陪伯伯坐在那，轻松愉快地谈了好一阵。我看到他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一条薄呢子裤，怕他坐久了受凉，就说：“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真的，伯伯的手又暖又软。那天他老人家兴致很高，又站在那里同身边人员一一合影。我们担心他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小时吗？”

 

四

 

在延安的时候，伯伯对军委二局(现在总参三部)的工作很关心，经常听汇报和过问那里的情况。在这里我只讲两件事。

 

1939年秋，我们二局的同志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赶忙跑过去一看，是毛主席。原来，伯伯是在外参加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同志们接他到二局休息，并请他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记得他说，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一百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他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寓言故事来教育我们。他说：“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垅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作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伯伯非常善于作诱导说服工作，他说话深入浅出，而且诙谐幽默，把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使人听了受鼓舞，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是1942年冬，我到杨家岭去看他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后，就向我问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就扳着指头一五一十地给他念叨，谁是我的科长，谁是股长，工作是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哟，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又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三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两个指毛顺义和毛华初，我是那半个)。”后来伯伯就向二局的领导交待，从他的办公费中节约出三分之一给二局作为本钱，办个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合作社赚的钱就补在伙食里，我们的伙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例，但是通过这件事使我受到了教育。伯伯日日夜夜地忙于天下大事，但他仍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五

 

领袖伟大而又平凡，他有慈和爱，也有热烈的感情，但又很讲原则，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不能有特殊。有这样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多年来，伯伯对我的关心和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又不允许有特殊。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钱希钧妈妈去看他，当谈到我时曾说：“泽民不在了，你要照顾一下远志。”伯伯回答说：“不能照顾，一照顾就要特殊了。”

 

我从湖南初到延安时，吃小米饭一下子不习惯。为了节省吃饭时间，我常爱用水泡小米饭锅巴，稀里糊噜地吞下去。结果，时间一长把胃搞坏了，经常胃疼。有一次去伯伯那里，秘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了我一元钱，让我胃疼不能吃饭时就买一碗油茶喝。后来伯伯问我：“有些人吃小米不习惯，你吃得惯吗？你要吃不惯就得饿肚皮嗅!”过后我悄悄问秘书是怎么回事。他说，伯伯已经知道我给你钱买油茶吃，让我以后不要再给你钱了。我明白了，伯伯是严格要求我，要和同学们一样，不能有特殊，我便把一元钱退给了秘书。

 

伯伯不允许亲属有特殊，但对于合理的要求就及时解决。1939 年，帅妈妈(孟奇)从湖南到了延安，带来妈妈的口信，要我们好好学习。同时她还告诉我们，你妈妈现在很苦，仍是以讨米为生干革命。我和华初当然了解妈妈以往的困苦，想到现在的条件应该和过去有所不同了，便给伯伯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建议组织给以生活接济。伯伯很快批复：“钱可寄去，好好安心学习。”后来我知道，伯伯是通过党组织给母亲寄去20元钱。

 

暑假期间，鲁迅小学组织一些干部子弟去看望中央领导同志，让我当队长。我们采了许多野花，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有的同学提议，让我代表大家向伯伯提出要求，送我们到苏联去学习。我说我不提。但有的同学还是当面提出来了。记得当时伯伯耐心地向同学们解释说：“苏联现在正在搞建设，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另外你们年龄还小，现在边区学习也很好嘛。等你们长大了，学习有了好成绩再说吧。”同时，伯伯又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要为我们的父母亲争光。临走时，伯伯送给我一桶饼干，让我抱回去分给同学们吃。

 

1946年10月，我们撤出张家口，我便把孩子寄养到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老乡家里。1948年秋，老乡捎信来说，孩子病重，让我赶快去看看。从阜平去平山100多里路，我只顾骑着马赶路，路过西柏坡(中央驻地)时遇到熟人也顾不得打招呼了。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隐隐的叫喊声：“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一会儿，就有个陌生的青年人把我拦住了。“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去？爸爸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我们从小分离，多年没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了。这次相遇我们都很高兴，但顾不得细说。当他得知我的孩子病重时，直催我快走，并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来。

 

我匆匆赶到老乡家时，看到孩子因患痢疾已经病的奄奄一息了。村里无医无药，我赶忙托人捎信给岸英。很快他就骑着马赶来了，我们一起抱着孩子来到西柏坡，经医生急救，孩子转危为安。这时，我和岸英才松了一口气，吃过饭，我们又聊了半天，而且非常谈的来。那次同岸英弟弟的交谈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我在他的书摞中发现有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思想方法》，我想要。他却说：别的书都可以给，这本书不能送你。

 

“为什么？”

 

“爸爸讲了，他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也不能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说他不够资格。你看，这本书的封面是马恩列斯毛的头象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给你喽……”

 

岸英严格按伯伯的要求做，这对我是个很好的启迪。

 

1950年，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也通过信。岸英弟弟虚心好学，对人诚恳热情，很有志气，很有希望，我为失去这样的好弟弟而悲伤。

 

伯伯不仅对岸英弟弟严格要求，对我们这些小字辈，他都是比较严要求的。使我铭刻在心的是，我将要离开延安时伯伯对我的一再叮嘱。当同意我们去东北时，他说：“你们应该到实际中去锻炼，闯一闯好。但要记住，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和人民群众讲团结；不论到哪里，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论到哪里都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当我们已向他告别走到院子里时，伯伯紧拉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说：“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今后工作中还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众，不能特殊。”

 

伯伯一再恳切地教导我，期望我能站的直，走的正，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伯伯的心意我明白，他是盼铁快成钢啊!

 

……

 

伯伯，我最敬爱的伯伯，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再也没有去看过您，但我内心深处却时常惦念着您。只因那时国内外世事纷乱，您日夜操劳，我怎么能再去打扰。特别是后来得知您病重，我多么心焦!可是欲去不能，欲罢不止。突然噩耗传来，使我心碎……

 

当您安祥地躺在人民大会堂的花丛翠柏中时，我曾三次守在您身边，哭着依依不愿离去。有多少个夜晚，我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慢步在纪念堂外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仿佛看到您面带微笑，健步走来，接着您那慈祥和蔼而又幽默的言语萦回在耳边……夜深了，我才默默地走回来。

 

亲爱的伯伯，您对子女、对家人，对乡亲们很有感情，但您把这情都融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我是党和人民养育的，是在您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多年来自己身体不好，不争气。人民给我的多，我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有负人民和您对我的教养而感到不安。亲爱的伯伯，我们全家从心底爱戴您，思念您。在您诞辰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回忆往事，说出我埋藏多年，从来不愿对人讲的一些话，权作我在伯伯的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摘自：《缅怀毛泽东》 (陈薇 曹宏整理)   来源：旧报刊剪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