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想和大家聊聊百年前一位青年的故事。“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还只有26岁，刚刚结束读书生涯，选择北漂。和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对人生感到迷茫，生在动荡的年代，他更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苦苦探索着革命的出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读读他的故事，希望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
一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然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颇有些“人在家里坐，喜从天上来”的意外感。从11月14日起，当时的教育部特令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北洋政府更是自我加戏，不仅决定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胜利庆典，还将举行阅兵式。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北大对当时参加庆祝活动的规定很有意思：凡参与阅兵式和庆祝大会的学生, 缺课均“不记旷课”，而不参与的人, 则反“以旷课论”。这类稍显反常的规定, 与一再停课的举措，既体现出师生们对战胜的兴奋和热情，也显露出因好消息来的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李大钊曾经反思：这种庆典，有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 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的意思 。而陈独秀则明言不准备参加活动，因为他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 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大部分人都还是一副“战胜国”心态，学生们更是天真地认为这次和会召开，中国就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就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巴黎和会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关于中国山东问题。奇怪的是，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没有让中国参加，却让日本列席。一天后谜底揭晓，和会决议明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让予日本。这意味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分享不了任何胜利果实，甚至连自身的权益都无法维护。其实，从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就没有得到过任何作为战胜国之一应得到的尊重。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王正廷说：“我们只被给予了三等国家的待遇。战胜国中，英、美、法、意、日，每个国家都被授予五个席位，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只被分配到两个席位的国家。”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包括废弃势力范围在内的七项提案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均遭到拒绝。最后，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废除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主权。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正当要求，竟然也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竟然在和约中明确规定下来。一战胜利后，知识界、舆论界一片欢欣鼓舞，曾经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到了巴黎和会，大家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将这种屡受屈辱的原因总结成了精辟的几个字：但对当时的人而言，更多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失望与悲愤。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甚至有人当众热泪盈眶，乃至嚎啕大哭。无法抑制的爱国救国热情，如沸腾不止的火红岩浆，从华北平原的腹地深处迸发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们在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书里愤而写道：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随后，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曹宅。在北京的一年多日子，对他而言，是一次脱胎换骨之行。毛泽东到处认识和结交社会名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组织到企业调研学习，甚至还和朋友们大冬天地一起跑天津去看海。其实，一开始这些社会名流并不愿意和北漂的毛泽东来往。毕竟毛泽东当年要文凭没文凭，要家世没家世，要名气没名气，很多牛逼人物都不拿正眼瞧他。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无怨无悔地去参加这些名人的各种见面会、演讲，主动去做各种会场服务。毛泽东也通过他这种求学好问、上下折腾的方式，赢得了诸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关注。比如胡适，在拒绝毛泽东提问的一年后，就专门写文章介绍毛泽东主编的刊物，对毛泽东赞赏有加。1919年春天，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选择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我后来一直想，就这一年的北漂日子，对毛泽东而言，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看过的一段话曾这样评价：应该说，正是在北京的短暂岁月，真正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来北京前的毛泽东没有名气、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房子，而且还没有女朋友。甚至，最夸张的是，作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没到北京之前的毛泽东居然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他后来自己感叹说：到了北京，在马克思诞生整整100 周年之后，他方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如果没有来北京， 没有近距离地与李大钊、 陈独秀相处，他很可能就不会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在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认识了很多大牛，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甚至还搞定了女朋友。他在一年内做的事情，很多人留在北京十年也未必能做到。但当他回到家乡，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处在闹市中却默默无闻、不知何去何从的青年了。他带回了他在北京所有的经历、学习、思考以及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之后，他还到过上海，到过广州，到过武汉，到过井冈山，到过瑞金，到过遵义，到过延安，到过西柏坡。当三十年后他再一次回到北京时，他已经完成了一项这世上最伟大的事业：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
二
但1919年的毛泽东，是一定想象不到他自己的人生最终会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再绕回来。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出，这个身材瘦弱修长的年轻人，会最终改变中国革命及至整个中国的国运。这就是“教员”这一身份的由来，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最喜欢他的一个身份。在听闻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新民学会的众人开会，决定响应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参与组织湖南学生大罢课以及开展爱国反日宣传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湘江评论》的文章基本都是毛泽东自己所写，大多数是关于时政的评论和看法，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沉的家国忧思。现在来看，毛泽东在五四期间所做的事并不多，产生的影响并不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他还没有完全崭露头角，很多人压根都不知道这个年纪轻轻、文弱书生样的湖南伢子，居然身负改天换地的志气和本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五四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力，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1922年，仅仅在五四运动过去三年后，身为五四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入学考试，预科国文试卷作文题是“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有个学生问监考老师：“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等到走出试场，其他监考的老师都在议论：“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考试中把五四运动当作“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的，也有好几位。
四
但五四运动撒下的种子，燃起的火苗，最终却在毛泽东的身上生根发芽，形成燎原大火。在五四运动过去两年后，毛泽东乘船到了上海，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是一场年轻人的会议，13人平均年龄28岁，最年轻的只有19岁。几年后，已成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毛泽东，决定放弃大城市生活，去广阔农村，上山结交绿林。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就是那时由共青团员和青少年组成的。大家血气方刚，高唱《少共国际师歌》：“我们是少共国际师……坚决地果敢地上前线……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又过了数年，毛泽东和他队伍一起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9岁；“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这一群年轻人从中央苏区走到了延安，又从延安走到了抗日前线，从抗日战场下来后转战南北，一路走到了西柏坡，走到了香山，走进了北京城。1949年，已经不再年轻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1840年以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终于被彻底终结，屡次加之于中华民族的屈辱终于被彻底洗刷。这群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年轻人们，终于干成了那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站在今天，我们回头去看，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巴黎和会的失败，让无数年轻人看透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丑陋嘴脸，在心里深深扎下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认知。我从历史里发现，包括毛泽东在1919年之前都还比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在五四运动两个月后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他还这样写：第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很显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对暴力革命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写的创刊宣言里倡导的是呼声革命、面包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但就在一次次的伤害和教育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代青年人终于成长起来了。到1926年的时候，33岁的毛泽东已经说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话了。一年后的八七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之后的国共内战中，有一种声音说，共产党之所以被国民党穷追猛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武装，只要放弃武装就可以得到“自由与民主”。毛泽东予以了坚决而清晰的反击，他举例说，之前的“马日事变”“四·一二政变”等，当时的共产党没有武装，被杀得血流成河；民主党派也一直没有武装，国民党给了他们自由民主了吗？最后他一针见血地说：之所以现在还能够和国民党有对话谈判的底子，恰恰就在于我们还拥有武装。从巴黎和会到五四运动再到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变，历史教会了毛泽东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侥幸。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毛泽东
六
今天我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和大家一起回味百年前的历史。
就是因为，我觉得去年的疫情也同当年的那段历史一样，最终将会教育一代年轻人。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在三观形成的时期，经历了一场不亚于世界大战级别的超级动员， “新冠经历者”将成为一代人一生的标签。这将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个英雄的真实背影，比一万句空话的宣传还强。河殇派那一套，在这一代人中彻底破产了。经过了这一次的大疫，很多人都打心底里实现了对国家、对政府乃至对世界形势认识的重大转变。其中最重要的一堂教育课和100年前非常类似——疫情里，中国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考验同时，也遭受了国际社会空前的打压和抹黑。而和百年前一样，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观点：中国现在太高调了，引起了别国的反感，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针对中国的言论，再这样下去，中国就没朋友了。在他们心里，这几年我们开始加强对外宣传，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也越来越强硬，才是导致中国被针对、被敌视的根本原因。比如去年疫情期间，央视《新闻联播》曾发表国际锐评，火力全开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散播“政治病毒”，正在把自己变成人类公敌；以及批评班农强行甩锅中国等。在有些人看来，中国的这些言论都不合适，应该低调、韬光养晦。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既不看历史、也不懂现实。国与国之间，就因为你忍辱负重，别人就不会针对你了？我之前分析过，这次疫情只是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打压，不是疫情才开始，而是这几年早已开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这些国家因利益受损而针对中国也就不可避免。就像一百年前的巴黎和会，中国一定是会被欺负、被侮辱的。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包括之后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够亲欧美日了吧，够低调跪舔了吧，够忍辱负重了吧？看看欧美国家的嘴脸，这些双标、甩锅，不负责任的言论，连一国领袖都能睁眼说瞎话。他们中的很多国家，早在1919年就已经可以算是发达国家了。发达了100多年了，到了今天，所作所为、所言所行还是流氓样。当你的对手是流氓的时候，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韬光养晦都是没用的。美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我们基本都给予了无私的医疗援助，结果他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国内焦头烂额的疫情，却不知廉耻地向中国索赔。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而世界上有三种真理：民兵、白杨和东风。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也掌握了“真理”，仅凭讲道理，这些流氓很可能就真的就要搞出XX条约、庚子赔款来了。我写下这么多，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清醒头脑，不要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被人把屁股都带歪了还以为在独立思考。认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定位，认清楚我们的角色，认清楚我们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是需要和中国这艘巨轮共沉浮的。我们一定不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就忘了周围的虎视眈眈，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国家希望中国继续“一穷二白”下去。10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没变，流氓还是流氓，但我们已经变了。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好，在阿富汗、在叙利亚、在埃及、在巴勒斯坦，在那些不能民族自决的国家里，连好好活着都是一种奢望。再也不会担心，有人指责我们“妨碍自由贸易”并且把军舰开进长江了；再也不会担心，有人以“保卫使馆”为理由在我们的首都驻扎军队了；再也不会担心，有人以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炸毁了铁路为借口向我们发动进攻了；100年前的历史和现实，曾经教育了一代人；当今的现实，也将会教育我们现在的一代人。终将明白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明白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去守护一个我们热爱的世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很多时候为之奋斗的，不是为了要称霸、要欺负别的国家，可能仅仅只是为了不把这个我所爱的世界，让给那些我所深深鄙视的国家和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谨以此文纪念当年的年轻人，并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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