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毛主席为什么要打抗美援朝战争，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熟悉历史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干涉朝鲜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侵略行径。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关于请求苏联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给斯大林的电报手迹。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关于请求苏联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给斯大林的电报手迹。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这出其不意的当头一棒，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从此，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使“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彭德怀后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毛泽东与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的确有着太多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可以说，志愿军出奇兵应对这场战争，来自于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的伟大决心。

 

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可以说是从“不期而遇”到“出其不意”。

 

说“不期而遇”，是指中国并不想跟美国打这一仗。不想打又不得不打，决策就非常艰难！

 

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科学的预见、实际的分析”。彭德怀也说过:“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这个伟大的决心

成就于远见卓识

 

中国对朝鲜半岛没有任何企图，不愿意、更不想与美国对抗。解放战争中尽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中国共产党还是避免跟美国正面对峙。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毛泽东就对35军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擅闯司徒雷登住宅提出批评；解放上海时，又把“没有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作为“至要至要”告诫部队。

 

但是，在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本性又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外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6月15日的新政协筹备会上又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因此，“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朝鲜内战爆发的第3天，也就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宣布派空军和海军支援南朝鲜，同时命令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并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的“侵略”，随后以美军为主的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入侵朝鲜。美国此举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这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7月初，美军地面部队入侵朝鲜后，毛泽东立即洞察到朝鲜战争有扩大和长期性的可能。尽管当时朝鲜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美李伪军节节败退，但毛泽东未雨绸缪，从最坏处着想，做好了战局逆转的准备。根据他的提议，7月13日，组建了东北边防军，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加上第42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及3个空军团等共255000人，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后来讲起这件事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并表示：“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8月,朝鲜战争呈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有可能在朝鲜侧后海岸登陆，截断人民军退路，并提醒金日成应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以抗击敌人登陆。８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8月18日，毛泽东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出了“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的重要判断。出兵准备工作进入倒计时。

 

这个伟大的决心

成就于深思熟虑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逆转。9月29日，美军进抵三八线。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参加完国庆大典回到中南海已是深夜，周恩来急忙送来一封金日成的救援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仔细地看了两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以朝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其目的不仅是阻止李承晚集团崩溃，而且要借机集合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先占朝鲜半岛，继而进攻中国及其他国家，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们不能不出兵；而且朝鲜人民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我们亦不能见死不救！

 

毛泽东清楚，出兵朝鲜意味着新生的中国要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较量，风险极大。但他更清楚，战争的胜负还取决于战争的指导者能否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把美国的军事优劣概括为“一长三短”。“一长”是指“铁多”，“三短”是指“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毛泽东深知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敌“钢多气少”，我“气多钢少”，要战胜敌人，就要扬我之长。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话既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又把战胜美帝国主义建立在可行、可靠的基础上。

 

中国出兵朝鲜，毛泽东的心中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因为这个时候，从政治上、道义上讲，志愿军都师出有名，在世界上更站得住脚。而美国关于中国出兵最佳时机“是在美、李军队节节败退的七、八月份，以后就不会出兵了”的判断，则仅仅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不但政治上站得住，而且军事上还出其不意，收到了最佳效果。

 

美军进抵三八线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让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又对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一事，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然而，美国当局把中国的严正警告当作恐吓，根本不予理睬。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这个伟大的决心

成就于民主决策

 

毛泽东在全党有很高的威望，坚决主张抗美援朝大家也是清楚的。但当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时，毛泽东拍这个板还是相当难的。毕竟，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需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定。

 

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援朝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前已亲自起草了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的长电，但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于是，毛泽东搁置这份电报未发斯大林，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并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会上，他在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后讲：“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会议进行到中间，正在西安的彭德怀赶回了北京。他对这个会议毫无思想准备，连会议内容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10月5日上午,彭德怀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提议。当毛泽东拟让其挂帅出征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鼎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1日，因苏联不能兑现提供空军掩护，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又出现一个波折，但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美国已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

 

10月18日，毛泽东又一次主持会议，才把志愿军渡江作战的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9时，电令志愿军按预定计划19日晚入朝作战。第二天傍晚，已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志愿军4个军的部队在天黑后渡过了鸭绿江。接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汇报后，已几天几夜无法入睡的毛泽东只对身边的卫士说了一句话：“睡觉。”

 

对于抗美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当时曾和王季范、周士钊说:“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其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也足见毛泽东当时下的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难的决心！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原标题：出国作战决策的艰难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