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武：斯诺在陕北采访时记录的《论持久战》——驳《论持久战》“抄袭论”

 

摘要：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很多人也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就提到“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深层的根本性问题，包括蒋介石，陈诚，蒋百里等“很多人”都没能解决，只有毛泽东解决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和检验了《论持久战》的完全正确。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不要轻信“花边新闻”的谣言，还是认真地读真实史料。在重读《论持久战》的今天，建议人们重读80多年前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是外国记者当时到“匪区”的真实记录，没有“拍马屁”之嫌。

 

 

 

我在2019年12月写了《<论持久战>的前世今生》。网上转发之后，有人问我：有些媒体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因为蒋百里和陈诚的书都是1937年出版的，都提出了持久抗战的观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1938年出版的，故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抄袭”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为了说明真相，我再介绍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是在1937年4月初抗战之前出版的，比蒋百里和陈诚的书出版还早，并且记录的是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与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的谈话记录，并被毛泽东又引用到《论持久战》之中。看了这些史料，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抄袭论”就不攻自破，真相大白。

 

 

 

1936年7至10月间，斯诺在陕北多次访问毛泽东，先后与毛泽东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访谈之后，于1936年底回到北平，开始撰写并在多家英文报刊上发表访问陕北苏区的文章，如《毛（泽东）施（斯诺原中文名施东）会见记》、《共党与西北》、《红旗下的中国》等。这引起了斯诺的学生和朋友王福时的关注。他告诉斯诺，想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得到了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的大力支持。斯诺将已发表和即将发表的一批英文稿件提供给王福时，海伦·斯诺则整理笔记，打印原稿，冲洗照片，并在要配的照片上写说明文字。1937年春，王福时约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突击编译以斯诺为主的文章，汇成一书。为躲避国民党检查，起了一个淡化政治色彩的书名《国外记者西北印象记》，于1937年4月初，由王福时父亲王卓然主办的北平《外交月报》印刷厂以“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秘密出版。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的多数文章是斯诺所写，此书比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早出半年，比中文版的《西行漫记》早了接近一年。因此，史学界认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西行漫记》的雏形本。该书出版后，迅速在国内外传播，影响较大。

 

1937年4月，《国外记者西北印象记》刚出版，王福时就陪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访问延安。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他们。这时，王福时将刚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连同张学良将军赠送其父王卓然的一支手枪，一起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真看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1938年5月撰写《论持久战》时曾大段引用这本书中所载两年前他同斯诺的谈话记录，作为《论持久战》的重要内容。可见毛泽东对《论持久战》早有深刻的思考和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第一个问题“问题的提出”的第6节，完全引用了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内容，不妨照录如下：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笔者注：指持久战的主要观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洋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两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做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做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分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10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毛泽东在著作中这么长篇幅地引用其他书中的资料，这是仅有的。因为这是他与记者的谈话，记录的是他自己的原话，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著作。毛泽东在正文之后注明引用的是“斯诺：《西北印象记》”。

 

 

 

这说明毛泽东于1936年就已经有了对日作战的持久战思想，并有较系统的论述。毛泽东仿佛知道以后有人说他是剽窃抗战后出版的有持久战抗战观点的书一样，真是有先见之明。他在引用上述资料之前，特意说是“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也就是在抗战前一年的时间就与美国记者斯诺谈了持久战的构想。

 

其实，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并经会议通过的《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就指出：

 

【“中国革命保存的一种持久性，他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领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罢，为作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久艰苦工作罢，没有几千万几万万的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

 

这是在抗战前一年半，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的另一篇文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提出了：

 

【“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地性急是不行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蒋百里是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当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其代表作是《国防论》，在该书中有持久抗战的观点，但没有系统的持久战理论。我们不妨看看《国防论》的篇目，就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全书共7篇：第1篇“国防经济学”；第2篇“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第3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第4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第5篇“十五年前之国防论”；第6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第7篇“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从上述内容看，这是蒋百里的一本军事论文集，没有对抗日战争的系统研究，更没有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系统研究。《国防论》书中连“持久战”三个字都没有，何谈毛泽东抄袭蒋百里？《国防论》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出版，共约10万字。蒋百里作为军校校长，根据古今中外治军的经验教训，力图在中国提倡富国强兵的国防经济学，强调建设国防，练兵御侮，要有忧患意识，坚持抗战，不要妥协等，也不愧为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

 

陈诚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在1937年11月14日出版《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这本书不是陈诚的专著，是一本文章汇编本，其中陈诚只有3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并注明是录自《救亡日报》，3篇文章从1-20页共计约6000字，该书的21-26页是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27-31页是《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工作纲要（草案）》;第32-50页是洛甫（张闻天）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第51-56页是《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57-64页是一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第65-68页是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等。从这本书的目录和文章看，赞扬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的篇幅和内容，大大超过了陈诚的文章。陈诚的“持久抗战论”，主要是“不怕牺牲”、“拼消耗”的“持久战”，他用这种理论指导的淞沪会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谈不上“抄袭”。

 

一是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论持久战》，系统而全面地从战略到战术论述了对日作战的21个问题，和蒋百里、陈诚只是观点式的口号式的提出对日持久作战，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二是毛泽东从1935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到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从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作的军事报告到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演讲，都有持久战的思想，并且不断地丰富完善。从时间上看，毛泽东研究持久战也早于蒋百里和陈诚。别有用心之人制造《论持久战》“抄袭”说，根本没有看过《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和《论持久战》这3本书，更没有对这3本书进行比较，根本不懂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根本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故意抹黑毛泽东的胡说八道和反动宣传。

 

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很多人也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就提到“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深层的根本性问题，包括蒋介石，陈诚，蒋百里等“很多人”都没能解决，只有毛泽东解决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和检验了《论持久战》的完全正确。

 

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不要轻信“花边新闻”的谣言，还是认真地读真实史料。在重读《论持久战》的今天，建议人们重读80多年前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是外国记者当时到“匪区”的真实记录，没有“拍马屁”之嫌。但是，这本原版书现在可能难以找到，好在2006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纪念长征70周年，重新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不过书名改为了《前西行漫记》。这可能是专家们认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西行漫记》雏形本的缘故吧。

 

【张其武，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红色收藏家，现任国家移民管理局驻三江县扶贫顾问，原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衔。​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县人，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曾参加过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任排长，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作战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参加香港回归安保工作，荣立个人三等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获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社会兼职：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学会统筹研究会理事，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级研究员，原武警学院（现警察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公安边防部队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原《中国边防警察》杂志编委、副总编辑、编委会主任，《人民日报》特邀记者等，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公安报》，《半月谈》、《解放军政治工作》、《政治指导员》、《中国边防警察》、《党风》、《作品》、《收藏》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政治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书籍十多本，多次参加全国、全军学术研讨会，在省、市和全国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