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任何其他人挽救了毛泽东，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一、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建立

 

本来毛泽东跟随党中央长征还是留在苏区不是问题。走就走，留就留。

 

红军长征,毛泽东是随党中央走，还是留在中央苏区，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问题。走还是留，有各种版本的回忆录和影视作品。

 

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录如是说：最初他们(指博古、李德等人——作者注)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毛泽东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有人说，走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和毛泽东长谈一夜，毛泽东终于同意跟随中央长征，为中国共产党立一大功，如果毛泽东留下，则生命安全难以保证。

 

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微信上又看见这样说法的文章：“没有周恩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准备转移……转移之际，毛泽东写信给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当时的书记不到30岁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处理，找周恩来拿主意。周恩来连夜驰马飞奔寻到毛泽东，关起门来彻夜长谈……两人见有人来又闭口不谈，直到警卫员出去关上门才又继续……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说动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 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周恩来以这样的非凡组织凝聚力，为共产党注入蓬勃的生命力，保留了党的力量。”

 

这种杜撰，的确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描述。既然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猜测是周恩来说服了毛泽东跟着走，而不是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走和如何留的问题呢?为什么不是假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周恩来，而是假定没有周恩来就没有毛泽东呢?为什么要假定“恐怕毛泽东和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而不是假定毛泽东不随中央走，党中央就全军覆没了呢?真是奇奇怪怪的逻辑。

 

不用假定，事实是在万里长征中，毛泽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公认的，不容置疑。

 

主席心情沉重——革命遇到了困难，中央苏区的前途，人民的安危，受到严重威胁，心情沉重是自然的。

 

自上井冈山到1934年10月长征前，不对! 是直到1976年9月9日闭上眼睛之前，毛泽东，没有一天不是在“斗争”中前进。他总是在困境中，取得一个一个新的胜利!正如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的：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

 

走与留，对毛泽东而言，都是胜利。伍修权说“结果很难预料”，只是指中央红军的结果很难预料。

 

 

二、长征前的毛泽东

 

比讨论毛泽东的走与留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红军是不是一定无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是不是一定要脱离苏区长途转移?

 

对此，《毛泽东传》说“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长征这一条路了”。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长征在开始的时候是逃跑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全党共识。今天又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必要认真讨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回顾一下毛泽东在长征前的1934年都做了什么，会给人许多新的认识。

 

 

提到毛泽东在1934年，大家的印象都是，他一年都在“挨整”，受排挤，日子不好过，只好埋头读书。而事实上，受排挤不假，但却并未“赋闲”。

 

从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党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先后召开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和批判所谓“罗明路线”邓、毛(泽潭)、谢(惟俊)、古(柏)，即“江西罗明路线”和“军内罗明路线”，逐步排斥、“全面否定了”毛泽东的路线，直到1934年3月完全停止了毛泽东的具体的领导职务。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李德等人不仅决定停止毛泽东的一切实际工作，而且在这之后更是大张旗鼓地批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抵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位卑未敢忘忧国，毛泽东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央苏区和人民的安危。在红军面临危险、困难时，他一方面毅然决然地、理所当然地、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另一方面仍然担负起应尽和可能尽的责任。

 

1月22日，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强调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并告诫各级领导，必须切实地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才能铸成铜墙铁壁。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的讲话正是给全体苏区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战胜敌人的法宝。

 

毛泽东广泛深入地阅读研究能搜集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尤其是在没有紧急繁忙地具体工作时，更加奋力地进行理论研究。但同时，毛泽东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实革命斗争情况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33年11月下旬，在两次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第三次到才溪乡进行调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篇著名的著作，就是这次调查之后，最后完成，并在1934年1月召开的苏维埃二次代表大会上，印成小册子，发给大会代表，切实具体地指导各级领导怎样了解关心群众，具体的教导如何铸成“铜墙铁壁”。不过当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们完全听不懂，也听不进去。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停止他的发言权。我想这是更加激怒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的重要原因。

 

不断地深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总结经验，到红军长征之前，后来在《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中表述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这一哲学思想是毛泽东解决一切问题的理论基础，是战胜敌人的重器。

 

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等人们以10万工农子弟组成的中央红军的身躯构成血肉的防线，抵御50万在大炮洋枪武装下的敌军，显而易见是以卵击石，那些吃过莫斯科洋面包的领导者，即便没有军事常识，也应该知道库图佐夫是如何战胜拿破仑的。

 

毛泽东没有党中央赋予的“权”与“责”，但他是共产党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说：“好在脑袋还在”。毛泽东在紧张的理论探索的同时，密切地注视着并认真研究着国内外局势;基于对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做出的准确判断，4月下旬，他提出去南线调查研究，得到周恩来的同意。

 

毛泽东刚到达南线粤赣省委驻地——会昌县文武坝，南线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4月21日失守，紧接着4月28日北线大门廣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线已经被完全突破。苏区局势全面危机。

 

毛泽东立即指导扭转南线的危机。他先打电话给坚持筠门的红22师政委方强说：红22师是一支新部队，坚守这么长时间，消灭了那么多敌人，敌人才前进了那么一点点，这就是胜利!现在把部队撤下来休整补充，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接着，毛泽东就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査，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粤赣省委驻地文武坝后，他向省委书记刘晓和省苏维埃主席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以备不虞。毛泽东和粤赣省的刘晓、何长工等同志一起，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把战场布置在筠门岭和会昌中间。从此敌人龟缩在筠门岭，没有前进一步。

 

6月22日，中革军委拟调红七军团加强南部。毛泽东与省委研究后答复:南线战局不会突变，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南线相对稳定。毛泽东在登会昌城外的岚山岭时，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今天，我们读这首诗时，会感受到毛泽东对保卫苏区，满怀信心。在很多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毛泽东却指出“风景这边独好”。

 

要特别注意到——正是在毛泽东竭尽全力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博古、李德等人则于4月底，向共产国际提出从中央苏区转移的请求，并于最后得到同意。他们这时已经对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完全失去信心。

 

 

6月底，中央通知毛泽东回瑞金。毛泽东在南线短短两个月中，稳定了南部战局，发动了群众，发展了经济，对粤军上下做了细密地切实的“抗日救国”基础上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提出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繁荣苏区经济，缓解了苏区布匹尤其是盐的极度贬缺。只有具体关心人民，人民才能跟你走。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准备保卫胜利果实。毛泽东指示说：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这些具体指示，铸成了南部的“铜墙铁壁”，是南部稳定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都知道长征开始前，周恩来派潘汉年与何长工与军阀陈济棠谈判，陈济棠给红军长征让路的故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对这一事件艰苦细致的铺垫。

 

4月，毛泽东到达粤赣省委的第一天，就向刘晓、何长工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他指示要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

 

这样艰苦细致的工作既是10月与陈济棠谈判成功的基础，是南线稳定的原因，更是进一步巩固南线的策略。由此可以得出毛泽东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的理论、方法，这时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参加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会上并未透露中央苏区转移的决定。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

 

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是以苏区为依托的，与后来的博古、李德等人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逃跑，有天壤之别，完全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在南部战线成功的实践，对打破“围剿”是充满信心的。可惜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主张。

 

7月中旬，中革军委布置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毛泽东经一个月，写成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油印3千册，发到各县区。

 

 

这时，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危险。毛泽东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同意。

 

毛泽东刚到于都即接周恩来急电，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于都方面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传》肯定地说：毛泽东此时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将要长征及他本人何去何从。

 

是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使毛泽东及时地做出到赣南视察的请求。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年谱说接到转移的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那就是说，毛泽东从于都回来后，已得到通知，红军要长征，他也是要走的。

 

那么，周恩来和毛泽东夜谈“走留问题”是什么时候呢?

 

毛泽东“10月15日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堂，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从上述两次讲话及稳定南线的实践、在6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建议，就可以清晰地、毫无疑义地知道，毛泽东对战胜敌人的“围剿”，做了充分的准备，有充分的信心，有具体的办法。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博古、李德等人丢弃中央苏区是“错误的逃跑地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丢弃中央苏区，是不折不扣的对苏区人民、对10万工农红军不负责任的逃跑!

 

毛泽东总是强调领导的预见性。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结论中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毛泽东的诗“东方欲晓，莫道军行早”正是指的这种预见性。而博古、李德等人正是因为没有预见性，也不会预见而失败的。

 

 

毛泽东的预见性，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对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来源于正确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十几年的革命实践”加上“冷冻”时期的发奋读书、思索、总结经验。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这就是他神来之笔的发源地。

 

毛泽东对红军外线出击后，内线作战及各项工作已经作了两手准备。依靠根据地，主力红军作外线出击与内线的游击战相结合，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主张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创造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而内线灵活机动地分散、集中，坚持人民战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都证明这是战胜敌人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也建议在湘南杀个回马枪，调动和打击敌人，改变被动局面，未被接受;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线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说“只剩长征这一条路了”，有一个前提，就是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组织上与军事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忘记毛泽东说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胜利的根本原则;是以项英他们按错误路线打光了留下的3万红军、9路突围的败局作参照，却不提三年游击战争中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胜利坚持的15块游击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也有人会提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二六军团的转移阵地，也是失败的。是的，但那是周恩来说的“北上是调动敌人，西去是探路”，这不是毛泽东说的外线出击，是完全不同的战略方针。对这些失败，不加认真分析，误导一些人错误的思维定式——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可能胜利的错误结论，对遵义会议的决议产生怀疑。

 

这就是本文必须提出澄清的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实际已经涉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思想，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用一篇短文，是不能表达完整的。遵义会议的决议，解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的错误，早已回答了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如果这样认识问题，毛泽东什么时候知道红军要长征，谁通知他长征，他自己准备怎样……没有什么谜，也没有必要去猜测。

 

毛泽东预见到了即将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不是任何其他人挽救了毛泽东。是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关头，改变了历史的方向，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走向新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中的领导地位不是任何人赐予的，而是由于他的伟大思想和卓越的领导艺术历史地必然会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