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后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1973年2月毛主席会见尼克松

1976年元旦，毛主席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主席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然而，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主席影响一代法国人

在欧洲，法国人对毛泽东的了解也许是最多的。从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泽东的法国人，就像知道拿破仑的中国人一样普遍。

记者时常与法国人聊起毛泽东。随便跟他们提起这位伟人，他们都能聊上两句，而且通常都很准确。法国电视二台每周都有一个《大家都这么讲》的对话节目。一次，中国变性舞蹈家金鑫应邀来做节目。那天，金鑫穿了一身军服似的套装。主持人打趣说：“毛泽东的时代都过去那么久了，您怎么还穿军装？”金鑫聪明地答道：“看好了，这可是香奈尔！”主持人哈哈大笑——他明白，金鑫是在说：法国人抄袭了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时髦。

一位主持人竟能随口冒出“毛泽东的时代”，可见法国人对毛泽东了解之深。

一些在法华人调侃说，法国有一群毛泽东的“专业粉丝”。这群人数量很大，且几乎个个是名人。这些“专业粉丝”是怎样形成的呢？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风暴”从巴黎大学开始，大批学生集会抗议反越战学生遭逮捕。抗议活动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不久后，全法学生都加入其中，上千万工人也行动起来。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就是当年的一名抗议学生。如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对法国青年简直是种‘诱惑’，它激起了法国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变世界的愿望。”与他一样，“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敢于同强权作斗争，不屈服于外部压力。毛泽东的这种精神，成为当年抗议活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当年的那批青年学生，如今有很多都成了法国社会的名流，比如：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贝尔纳·德博尔，《解放报》刚刚离任的总编塞尔日·朱利，2007年大选热门人物之一霍郎德·卡斯托，心理学家热拉尔·米勒，左派无产阶级组织领袖阿兰·热斯马尔……数不胜数。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称，毛泽东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人。也有人说，毛泽东的影响不限于一代法国人，因为当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为人父母，他们会将自己对毛泽东的情结，在言传身教中传给子女。 

 

约尔格·伊门道夫，青年时代的伊门道夫自称“左派”，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西方艺术界“活着的大师”：我是“毛派艺术家”

约尔格·伊门道夫是德国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被西方艺术界称为“活着的大师”。而伊门道夫本人则以“毛派艺术家”自居，他始终崇拜中国伟人毛泽东。

为毛泽东逝世而流泪

第一次见到伊门道夫，是5年前在柏林的一次聚会上。他当时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裤，戴着金表、金戒指和金项链——这是他的招牌装束。不过，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他左臂上刺着的“毛”字。

伊门道夫与我的第一次谈话自始至终没离开毛泽东。“矛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个个熟悉的名词从他口中接连“蹦”出。“年轻时，我读过很多毛泽东的著作，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等。”他说。

交谈中，伊门道夫告诉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大批青年学生因对苏联印象不佳，转而关注中国。正在杜塞尔多夫读书的伊门道夫和许多青年一样，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当时我就觉得，毛泽东思想非常革命。”他参加了一个名叫“团结”的组织，之后开始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

伊门道夫说，他最难忘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天。当他通过各种渠道确认这一噩耗的准确性后，悲痛欲绝地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他忍住悲痛，在就读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组织了一个悼念仪式。

伊门道夫告诉我，他有几间房子专门存放毛泽东纪念品，足有几万件，仅《毛泽东选集》就有20多个版本。

在毛主席遗体前，自己很渺小

在两年前伊门道夫举办的一次画展上，我再次见到了他。

20世纪60年代，伊门道夫一度打算放弃绘画，寻找一种能抵制资本主义美学的艺术形式。然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使他重新回到了绘画道路上。

《咖啡馆德国》是伊门道夫在这次画展中推出的得意之作，画面处处透出对国家命运和社会的深层关怀。伊门道夫对我说：“你看看这幅作品，就是这幅，里面满载着我对毛泽东的尊敬。”

伊门道夫坦言，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左派甚至是“毛派”，如今他的思想更接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74年，他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的观点。这个观点来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国评论家们给他扣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等名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收藏界却由此掀起了一股“伊门道夫风”。如今，他每幅作品的起价都在50万欧元以上。

20年前，伊门道夫带着他的作品，第一次来到了他心目中的“圣土”——中国。一下飞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毛主席纪念堂，虔诚地在毛泽东遗体前停留良久，出门时还买了3册毛主席纪念堂珍藏书画册。他说：“在毛主席遗体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有机会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是我莫大的荣幸。”

毛泽东思想支撑着他

1个月前的一天，在德国一所艺术学院里，我第三次见到伊门道夫。据说，前一天，他的家刚被小偷光顾过，损失了百万资财。不过，他的心情好像没有受到影响，笑声依旧爽朗，常常是我问一个问题，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生都“招供”了。他告诉我，毛泽东思想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情结，这也是他从1993年开始就持续不断地到中国办画展的原因。难怪有评论家说，像伊门道夫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大师，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频繁办展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伊门道夫还严肃地和我谈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毫无疑问，毛泽东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他认为，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在五大洲都有拥护者，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们对当今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自然会去研究毛泽东，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毛泽东对20世纪的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

很快到了用餐时间。这时我才发现，伊门道夫的手颤抖得很厉害，连夹菜都要助理帮忙。他的学生告诉我，因为身患重疾，伊门道夫连穿衣、点烟、吃药都需要人照料，更别说是作画了。

伊门道夫的身边，有一位年轻甜美的女士一直寸步不离。那就是他的妻子。她告诉我：“你看到了，他的身体不如以前好，但支撑他身体的力量仍然很强大，那就是他的思想。”相信在他的思想中，毛泽东思想占着很重要的分量。

 

2004年3月23，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在南京书城签售《毛泽东传》一书

两次重走长征路的英国人菲力普·肖特：毛泽东把我带到中国

低矮的房屋，青石铺就的楼板，墙壁残留着的革命年代的口号，还有老年人唱着的红军时代的歌谣……这一切都让一个外国人如痴如醉。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时候，一个英国人却执着地来到中国西北，追寻一位伟人的足迹。6年中，他两次重走红军长征路，遍访韶山、吉安、瑞金、遵义、延安等地。这位英国人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驻中国记者站首任站长菲力普·肖特，而他追寻的那位伟人，就是毛泽东。

娶中国妻，走长征路

肖特的祖父曾在19世纪末的香港当过海关检查员；20世纪30年代，他的叔叔曾作为船长到过广东、福建。因此，早在学生时代，中国这个东方的古老国度，便对肖特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1966年夏，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肖特，向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提出了去北京当教师的申请。可惜，那时中国刚刚爆发“文化大革命”，他的申请未能得到批准。然而，毛泽东挥手之间的睿智和光芒却已经在这个21岁的英国人心中扎下了根。11年后的1977年，肖特被选做BBC驻北京记者站的首任站长派到中国，而且一干就是4年。他终于可以近距离感受“做梦都会想到”的毛主席了。

因为对毛泽东的着迷，肖特娶了一位中国姑娘为妻，并在他年近5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重走长征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不少地方仍然贫困。在一个冬天，天空飘着雪花，肖特和妻子住进了西北某地一家很小的旅店。房间外时常有小孩子好奇地探着头，瞧着这位古怪的外国人。当地的党委书记告诉肖特，他是自1934年以来，第一个到访这里的外国人。肖特回忆那6年间的“追梦之旅”时，感慨地说：“条件很艰苦！可想而知，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从这里走向北京的。”

7年写就《毛泽东传》

6年长征路，肖特收获的是满满10大箱文件和资料。他采访了许多与毛泽东交往过的当事人。尽管不懂中文，但他仍然从毛泽东遒劲的书法中看到了什么——“毛和他的诗与书法作品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肖特想进一步探究这种精神，因此，在1981年离开中国后，他仍然每年都回来，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张巨幅伟人照片。

“我一生都被中国所吸引，而对毛泽东，我一直很崇拜，他是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之一。”说这话时，虔诚的肖特显得很开心，除了因为谈的是毛泽东，还因为他每次回来都能看到这里的巨大变化。

终于，肖特在从事记者生涯25年后，历时7年写成了《毛泽东传》这本70万字的“巨著”。有意思的是，他将这本书设计成“红宝书”的模样——红封面红封口，通体通红。写完《毛泽东传》，肖特回到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天安门城楼下，以一个标准的中式姿势，将红彤彤的书抱在胸前，“疯了似地拍照”。

“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感到了一种彻底的解脱，但同时也有深深的失落感——我好像是离开了我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孤儿。”肖特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实现梦想、登上峰顶的兴奋，更意味着他已经从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和人生经历中分娩出一个新的自我。

数十年的毛泽东情结、6年长征路、10箱有关毛泽东的资料，使肖特决定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中国国籍，以延续他与毛泽东和毛泽东建立的这个国家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

 

蒋含宇(右)彭淑清夫妇站在当年和毛主席的合影前激动不已

47年前为毛主席戴红领巾的蒋含宇说：那不只是一张照片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少先队里高大的人，笑的风要把人身撼动。”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传世照片《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题的诗。40多年后的今天，照片所散发的幸福热力，仍足以震动观者的心灵。

照片上，毛主席身边依偎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先队员。女孩名叫彭淑清，男孩名叫蒋含宇。这对幸福的金童玉女，后来让人羡慕地喜结连理。日前，记者辗转见到了照片中的小男孩――如今已60岁的蒋含宇。在毛主席逝世3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次合影对他的人生意义。

幸福的会面

7年前，蒋含宇和彭淑清都刚满14岁，同在韶山学校初中二年级读书。蒋含宇是少先队大队长，彭淑清则是大队委员。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重访故居，畅游山水……乡亲们奔走相告，韶山成了欢乐的海洋。

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辅导员把蒋含宇和彭淑清叫到大队部，告诉他们有位重要的首长要来学校视察，学校决定由他们向首长献花、赠送红领巾。

26日上午7点多，“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欢呼声响彻韶山学校。敬礼，献花，给毛主席戴红领巾。在激动的泪水中，蒋含宇和彭淑清完成了幸福的任务。

最幸福的任务――给毛主席戴红领巾，是蒋含宇完成的。主席问：“你真的把红领巾送给我啦？”含宇答：“送给您老人家了！”毛主席幽默地说：“那我就把红领巾戴到北京去，我现在又年轻了，变成少先队员了！”众人幸福地笑！就在这一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拍下了著名的《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终身的鼓舞

蒋含宇和彭淑清不久就拿到了合影。照片下方写着“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40多年来，他们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不断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和勇气。1960年，他们同时升入高中，虽然不同班，但始终互相帮助，你追我赶。1963年，两人双双考上大学，蒋含宇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彭淑清则进入北京石油学院深造。由于有着共同的信念和追求，两人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是通过国家考试上的大学！如果说与那张照片有关，应当说是那次会见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激励我们去学习，去拼搏！” 蒋含宇说。

1968年大学毕业后，两人响应号召，来到辽宁的农村和企业贡献青春。1971年，开发江汉油田的大会战拉开序幕。结婚仅9个月、已怀有身孕的淑清毅然报名参加。工程所在地一片荒芜，连买米买菜都要翻山越岭。但“决不给毛主席抹黑”的信念激励她克服一切困难。由于路上奔波，她的第一个儿子提前3个月早产，出生时只有4斤重。工地的领导和同事都劝她回湖南休产假，但被彭淑清婉言谢绝。1年后，蒋含宇也调到荆门炼油厂，一家人才得以团聚。两人依旧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工作上，根本顾不上家庭和孩子。女儿出生后，一次高烧时打了一支链霉素，没想到竟导致耳聋，由于夫妻俩都忙于工作，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女儿因此落下了终生残疾。

最大的动力

与毛主席的会面和合影，也为蒋含宇和彭淑清赢得了无数钦羡的目光。照片发表后，两人陆续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封信，所有来信，都在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爱戴。他们结婚后，仍然有不少书画名家给他们寄作品，祝福这对夫妇。

蒋含宇把这些珍贵的书画和来信收藏起来，无一遗漏。今年刚刚退休的他，决定整理这些收藏，按系列分为毛主席的字画、自传、著作、票据、宣传画等。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蒋含宇准备举办关于毛主席的展览，向下一代甚至更年少的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谈到这些事情，蒋老先生显得有点激动：“一点不比工作时轻松，我现在还是韶山学校少先队的终身辅导员，马上还要在福州办展览。”

结束采访时，蒋含宇说，40多年前的幸福时刻，早已成为他们家庭中最美好的回忆。但实际上，那次与毛主席的见面与合影，对他来说已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他的事业和生活中不断前进的最主要动力。

 

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在会见阿劳动党代表团后，送别卡博团长等人，范承祚（左二）担任翻译。

我为毛主席当贴身翻译

考学进北京，要见毛主席――这是那个年代，许多青年朴实无华的愿望。命运对我太眷顾了，1953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大学；更想不到的是，几年后我竟然成了毛主席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而且长达15年之久。

拉家常式的外交

1957年5月初，作为中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我从北大转入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学习近3年，后被提前调出任外事翻译，并奉命陪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访华。这是我国在高层外交场合首次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汉语。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际，我接到通知：“今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阿议会代表团，你任翻译。”听到这一消息，我既欢欣又紧张。

在中南海丰泽园，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并请客人在向阳面坐下。我作为译员被安排在紧靠主席右侧的座位。宾主开始寒暄。其间，毛主席不时注视着我。他发现，译员是陌生的，译员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转身问道：“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显然，这位常会见外宾，对于俄语、英语乃至法语比较熟悉的开国领袖，对我讲的“新鲜语言”发生了兴趣。我答道：“主席，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主席又好奇地问：“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我指着位于上座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阿议会代表团团长马尔科，再次报告：“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毛主席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向马尔科说：“谢谢你们为我们培养了人才。”毛主席这番话，暗含着中国党和国家主席对一个只有百余万人口的小国的尊重。马尔科当即激动地说，他们珍视毛主席的这句话，将立即汇报给阿最高领导人。

主席帮我解围

20世纪60年代，中阿关系不断升温，我为毛主席作翻译的任务随之增多。在“文革”高潮年代，我几乎每月都能见到主席。给毛主席当翻译，有难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难”是“自找”的――因为在伟人面前感到紧张，导致“肚里有，嘴里倒不出”。另一“难”是，毛主席谈话严谨，有时会引经据典，译起来不容易。

毛主席曾两次帮我解决难题。1957年，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听到这段话，我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译才好。我对主席说，翻译“孙悟空”，我没有把握。毛主席微笑着为我做了一个注脚：“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就这样，主席帮我解了围。

又有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引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以形容两国关系。这次，我不是不会译，而是要争取译好。大概停顿了30秒，我才译出。在场的阿国客人听完后，顿时眉飞色舞，现场气氛异常热烈。见此情景，主席好奇地看着我。我说：“因为您引用的是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我不敢只把意思译出来，而是花了一点时间，用了诗的韵味，效果似乎不错。”对此，主席微笑着点头认可。迄今，我还记得那几十秒的情形：主席没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等我。

即席祝酒一语双关

1962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卡博、阿利雅耗时3周，秘密来到中国。在北京，双方就国际共运的重要问题进行会谈，取得了大量共识，但也产生了某些分歧。卡博等闷闷不乐。在他们离华前，毛主席主持了一次朴实无华的午宴。我在首桌作翻译。

这次宴请颇有特色：各种食品一次性地端上桌，毛主席面前还放了小辣椒等4个小盘。一切就绪后，毛主席举杯祝酒。我至今还记得主席当时的话：“欢迎同志们！今天请大家一道吃饭。我们餐桌上有这么多的菜，同时我这里还有小辣椒等小盘食品。同志们要是不怕辣，也可以尝一尝。大盘大碗里的是我们共同的食品，4个小盘则不同于它们。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有大同，这是主要的，也有小异啊。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善于求同存异，怎么可以团结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事业呢？”

显然，主席以缓和的口气讲出的这番话，是指中阿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可以求同存异，希望阿方不必介意。卡博听后顿感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