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大赛运动，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图为延安机关干部在摇车纺线。
1940年-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三光政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可谓是我党面临的第一个“贸易战”。毛主席带领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多种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困难，还从困难走向了胜利。
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路线
国民党1941年到1942年实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先后制造多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主席以义愤而又有志气的语气说道：“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关于财政经济建设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在就全国形势说投降危险正在增长，新的反共高潮成为投降的必然准备步骤，陕甘宁边区在为着打破日增的困难，为着反对投降，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力争好转的严重任务，又为着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则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目前财经政策的新方向，这就是开展在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以及全体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
遵循公私兼顾原则及时调整经济政策
面对国民党和日寇封锁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有的同志急于从财政上解决困难，不懂得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1941年财政放款占当年边币发行总额的51.09%， 1941年上半年，财政性借款占同期发行额的70%以上。边区银行被财政拖累得一点气也透不过来。这种单纯在财政问题兜圈子的做法，既没有解决经济困难，也没有使财政危机得到根本好转。还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设重工业、建设大盐业、大军工等不切边区实际的口号和想法，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别的偏差。194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主席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评了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不了解边区实际，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经济政策，并专门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经济。
开展劳动竞赛，树立先进典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大竞赛是由安寨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动起来的。1943年，安寨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写道：“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且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吴满有收到杨朝臣的挑战信后，积极赞同，表示完全同意杨朝臣提出的六个竞赛条件，并提出了两条建议，要求将劳动竞赛扩展到全边区的村庄、军队和群众中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先后下发通知要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的每个角落。生产竞赛推动了边区群众劳动互助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劳动的发展。生产大竞赛促使边区劳动英雄大批地出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
上下齐心协力，大走群众路线
面对经济困难，有的干部提出压缩财政开支，有的提出要提高税收，通过增税来解决经济困难。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方法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财政困难只有通过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而发展经济必须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困难。自力更生的“力”在哪里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力”蕴藏在亿万民众之中。经过广泛动员，广大党政机关、军民、领导干部都投入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大运动中去。毛主席在杨家岭对面的山沟里开垦出一块菜地，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土豆等蔬菜，朱德王家坪的菜园年年获得大丰收，被称为“小南泥湾”，刘少奇、张闻天拿起劳动工具、来到田间地头、干得热火朝天，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大赛运动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三五九旅凭着“要与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陕北变江南”的豪情壮志，凭着“一把撅头一把枪”把野兽出没、渺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尊重金融与科技，促进发展生产力
1942年成立的西北财政办事处规定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展公私经济；二是支持财政预算；三是发行并调剂货币。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开始向工业生产领域大量放款，1943年发放农业贷款11978万元；经济建设放款1029万元；贸易放款1272万元；机关学校生产放款7161万元。到1944年，边区轻工业品基本实现自给与半自给。针对金融与物价的波动，从1944年6月到1945年8月，边区政府共发行72450万元流通券用于贸易领域，对于购置紧缺物资，调剂资金，“保障供给，换回外汇，支持银行，增加财政收入”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讲话中就称赞：“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五一纲领”也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并且专门设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运用，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成功地走出了困难局面，实现了各方面的发展和繁荣。农业方面，1944年增产细粮20万石，除去军需民食，余粮28万石，棉花产量也可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工业方面，无论公营、私营和合营，都有发展，一年之内减少30亿的入口总值；金融贸易方面，事业相对稳定，出入口趋向平衡，物价稳定。边区财政支出为60亿元，其中机关生产自给部分占64%，政府公营企业的收入占19%，税收和公盐代金占10%，银行垫支占7%。三年来，边区生产建设的成绩，已开始将贫困与落后的历史面貌变为富裕繁荣，在世界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正如毛主席1943年视察南泥湾时所讲的：“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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