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我自2001年11月参加“纪念中央苏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首次到我们赣南的红土地后，就对兴国的光荣革命历史充满了敬意。那次考察兴国有三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一是革命老妪池煜华的传奇事迹。在瑞金看了舞蹈《红嫁衣》后，到茶园乡教富村，看望了这一舞蹈主角故事原型的91岁高龄的革命老人池煜华，聆听她讲述了平凡而伟大的经历。
二是参观潋江书院崇圣祠，了解到在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时，毛泽东告诫党员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群众。这是第一次听说主席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观点。
三是瞻仰烈士陵园了解到兴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和牺牲。土地革命时期，兴国有23万多人口，参加红军的有9.3万多人，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23179人，为全国各县牺牲烈士之首；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指战员牺牲超过1.2万人，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人倒下。这使我无比震撼。
此后，我多次到兴国进行党史考察，特别是2005年10月在兴国召开的“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上，我作了《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的发言，使我感到红色兴国对形成苏区精神的重大作用。
一、毛泽东七到兴国，关爱有加
毛泽东在创建中央苏区近6年时间里，除在瑞金居住时间较长外，就赣南苏区而言，兴国是他到过次数较多的一个县。我初步统计，大概有七次。具体来说：
1929年4月中旬，一到兴国。
毛泽东和朱德在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于4月中旬一到兴国。前面提到的，告诫党员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群众，就是这次讲的。
毛泽东住了10多天，做了5件事。
一是出席县委召集的党团员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要求广大党员带领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二是部署第三纵队分兵发动群众，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亲自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和现状。
三是根据六大决议和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此前在《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修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毛泽东本人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修改”，有利于依靠和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对于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按照在广州、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开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讲授主要课程。
五是指导中共兴国县委建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起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成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广泛游击战争等。
1930年3月中旬，二到兴国。
毛泽东和朱德在赣西南的东固获悉兴国无敌军驻扎，率部南下兴国。
毛泽东这次做了三件事：
一是召集县委开会，对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等问题作了指示，强调土地分配首先是要“分”，其次是要“快”；
二是指导召开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兴国苏维埃政府；
三是颁布了《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
1930年7月，三到兴国。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军团从长沙至南昌途中，于7月9日到达兴国，12日离开。为进军南昌，红一军团总部在兴国召开主力红军誓师大会，组织地方武装，扩大红军。毛泽东指示兴国根据此前在上杭南阳会议关于《富农问题》决议中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进行第二次分田。
1930年10月，四到兴国。
红军开始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在新余罗坊期间，毛泽东为了掌握赣南土地革命斗争情况，找了8个兴国籍红军战士，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通过调查，了解到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思想状况和实际表现，进一步明确了依靠、团结、孤立和打击的对象，为制定正确政策、指导苏区土地革命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次他虽然没有身到兴国，但心到兴国，因此将这次调查名之为《兴国调查》。
1931年7月至9月，五到兴国。
这次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完成千里回师赣南的任务后，紧接着在兴国地区指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毛泽东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方针，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军主力两次通过敌军重重包围的10公里至20公里缝隙地带，经过6战5捷，歼敌3万余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其间8月，在兴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被任命为代理书记，首次执掌中央苏区党权。
1932年8月，六到兴国。
当时在前方指挥战争的红军领导人同后方苏区中央局负责人对于作战方向和行动方针有不同意见。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建议，决定进行乐安、宜黄战役，为后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再次执掌军权。
1933年11月，七到兴国，进行长冈乡调查。下面要专门讲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说了。
毛泽东七到兴国，除了战争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兴国的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各项工作出色，有突出贡献。
1933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扩大红军的群众大会上曾满怀深情地说：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
二、“模范兴国”：贡献卓著的政治品牌
和苏区精神的光荣代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兴国进行了高度赞扬。他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
“他们把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0页。）
毛泽东还欣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大字，赠给兴国代表。
兴国由于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长期是《红色中华》宣传的重点。
1932年冬，兴国在江西苏区的扩大红军竞赛工作中，获得全省总锦标第一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全省工作总结大会上宣布兴国是扩大红军的模范县，并组织参观团到兴国参观学习15天。这是兴国为“模范县”的最早来历。
193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在中共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局授予兴国为“我们的模范县”称号。
此后，《红色中华》对兴国是苏维埃模范县的宣传越来越多。据有的资料称，《红色中华》先后论列了兴国在10个方面堪称模范。这成了对“模范兴国”的最好诠释，也具体说明了毛泽东对兴国关爱有加的来由。
（1）兴国是扩大红军的模范。
1930年8月第一次扩红，兴国就组织了3个独立团。次年再次扩红，兴国开展“红五月”扩红突击计划，在3个月内就成立了“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和“兴国模范师”。
1933年6月，“兴国模范师”5000多人全部开上前线时，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代表苏区中央局等领导机关授旗，苏维埃中央政府等领导机关嘉电称赞：“这一英伟的壮举，是革命历史上一页灿烂的纪录”，“是扩大红军的先驱”，“是全苏区的好模范”。中革军委授予兴国一面“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的奖旗。
1972年邓颖超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大纲时对馆长说过：宣传扩红时，应着重宣传江西的兴国县，当年兴国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
（2）兴国是支前参战的模范。
兴国成立有分工明确的参战组织，一旦上级发布命令便听从指挥，配合赤卫军、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开赴前线作战。
据1932年12月兴国县委报告称，全县直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地方武装有4万多人，分布在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向导队、慰劳队、洗衣队、破坏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有2.4万余人。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3万红军在兴国县的狭窄区域内，与30万敌军巧妙周旋，这支严密的支前参战组织和群众的全力配合，为红军主力解决了一切后勤保障。
1933年9月，江西省第二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授予兴国“一切力量给予战争”的支前参战工作优胜奖旗。
（3）兴国是慰劳红军的模范。
兴国人民经常收集大量慰劳品，组织慰劳队，到前方慰问红军。
据称，仅1932年7月至9月，兴国先后有830多人去前线慰劳，送去布、麻草鞋8645双，果品4575担，菜3745担，其他用品1800多件。这些物品对前线红军是莫大的援助。
慰劳队的热忱，“无异于给红军补充了大批弹药”。《红色中华》赞扬兴国是“慰劳红军的模范县”。
（4）兴国是生产运动的模范。
大批青壮年上了前线，农业生产有许多困难，县委和县苏维埃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开展劳动竞赛，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1933年春耕，兴国的荒田消灭了99％，被中央政府表扬为“提早春耕的模范县”。这一年，全县大部分乡村粮食增产二成。
（5）兴国是合作社运动的模范。
兴国早在1931年就组织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是中央苏区唯一实现了每乡一个消费合作社和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县。
1933年12月，该县一个区社被评为全苏区“模范消费合作社”。
1934年9月，兴国被评为合作社运动的模范县。
（6）兴国是教育工作的模范。
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逐步在乡村建立了人民学校和平民夜校。
据1934年1月统计，全县有列宁小学450多所，学生1.2万多人。学龄儿童入学率60%，而同期国统区的儿童入学率不足10%。该县不脱产的教育工作者有1.3万余人，识字运动总会和分会690个，识字小组3200多个，全县80%的人能识字、有文化。
1934年1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授予兴国“教育工作的模范”。
（7）兴国是捐献军粮的模范。
1934年6月，中央政府紧急动员苏区群众借谷24万担，兴国承担1.2万担任务，结果完成2万多担。
7月，中央政府再次号召借谷60万担，兴国承担5万担，最后完成5.1万担。这些粮食能为前去长征的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提供两个月的干粮。
中央政府授予兴国“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大红光荣匾。
（8）兴国是推销公债的模范。
为了筹措战费和建设根据地，1932年到1933年，中央苏区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兴国认购的公债是苏区各县最多的，占苏区20多个县的1／8。
《红色中华》表彰为：自告奋勇推销公债，兴国是全苏区模范县。
（9）兴国是节省运动的模范。
1932年10月至12月，县儿童局号召儿童节省果子钱，捐给“红军哥哥”作战费。
1934年春，中共中央局号召群众节省经费80万元，捐作战费。兴国妇女首先响应，到1934年“三八”妇女节，全县妇女已节省现金14520元，捐集谷子150担、布草鞋2663双、麻草鞋2556双。
《红色中华》称之为“兴国是模范县，兴国的妇女也是模范的女英雄。”还报道：兴国是节省数目最多的一个县，一县就节省34万余元。
（10）兴国是优待红属的模范。
兴国扩红工作的巨大成绩，与做好了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有很大关系。兴国全县区乡设立有“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下设耕田队、优红谷仓、柴草屋、肥料所和检查队等组织。
据1932年12月统计，全县有耕田大队233个，耕田小队1528个(每队10至15人)，仅2个月就为红军家属劳动30万个工作日。同时，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都去优待红属。
1934年4月，中央政府内务部长梁柏台检查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据他统计，当时兴国有68所贮积慰劳红属柴草的柴草屋；有17家优待红属商店，盈利全部用于解决红军家属困难；有69个优红谷仓，群众每人节约3升米放进仓里，接济粮食不足的红属。他检查优红谷仓时，仓内还有大米422担。他发出倡议：各地的优红工作，应当来学习兴国的实际经验。
“模范兴国”是对兴国在中央苏区时期卓越贡献的嘉奖。这是兴国的重要政治品牌。它作为在全苏区合作社运动最普及的县、扩红最多的县、参军参战组织最完备的县、捐献军粮最多的县、推销公债最多的县、为红军做军鞋最多的县，应当获此殊荣。
兴国同时是苏区精神的光荣代表。
2005年10月在兴国召开的“弘扬苏区精神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对苏区精神各抒己见，一致认为应当唱响苏区精神。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对苏区精神的内涵作了明确概括。他说：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这里的七个内容在“模范兴国”都有充分体现。有的内容在前述10个模范中已有反映，下面再补充几点：
（一）关于坚定信念。
2005年10月在兴国参加苏区精神研讨会时，就听说了兴国人江善忠烈士牺牲的故事。
他长期担任区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对外镇压反动分子，对内肃清叛徒和内奸。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率领保卫队到深山里转战，曾在一夜间处决了19名反动分子和内奸。
1934年底，他奉命接收和安置一批伤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但因叛徒出卖，伤员的隐藏地被敌军大批人马赶来包围。此时，江善忠为了将敌军引开，使伤员转移赢得时间，自己提着双枪迎向敌人，毫不犹豫地走向三面均为悬崖的险路。他边打边往悬崖走去。他用岩石作掩护，瞄准敌人射击，击毙七八个敌人后，子弹打光了，就举起石头往下砸。敌人喊话，要他投降。他喝斥道：想要我出卖共产党，休想！说完，他脱下身上的挂子。咬破手指，写下两行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随后，他纵身跳下山崖。
江善忠烈士的事迹令人非常震撼，“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集中概括了苏区人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坚定信念。
（二）关于求真务实。
兴国的同志还向我讲述过当年的县委书记谢名仁的事迹。
1933年2月，谢名仁调任兴国县委书记。半年后，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兴国中心县委，谢名仁因政绩突出，当选为中心县委书记。
由于青壮年大量参军，农村劳力缺乏，田地有荒芜的危险，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到长冈乡妇女主任带头下田学犁耙的情况后，立即在全县组织成立妇女耕田队，号召青壮年妇女学习犁耙技术。全县妇女积极学习，很快解决了农村劳力缺乏的困难。
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的生活用品奇缺。他又发动能工巧匠组织消费合作社，用土办法办起了熬盐厂、织布厂、榨糖厂等，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困难。
他求真务实的工作精神，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在1934年二苏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他登台接受了“兴国模范县”奖旗，并将毛泽东书题写的“模范兴国”制成4块牌匾，高挂在县城四个城门。
（三）关于一心为民。
听说在兴国有两首唱“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其中一首为：
“苏区干部好作风，真情实意为群众，油盐柴米都想到，问寒问暖情意重。”
我二到兴国时，曾问过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讲的“共产党真正好”那段话的来由。兴国同志向我讲了长冈乡妇女刘长秀的故事。
刘长秀是红军家属，过去无田无房，生活异常困难。土地革命后，既分了房又分了田，非常感激政府。
1931年，长冈乡夏荒缺粮，她家只能以南瓜野菜充饥，村苏主任背了一斗多粮食送给她家。第二年又闹春荒，乡苏维埃政府到200多里外的公略县找便宜米供给困难群众。她很感激共产党。
1933年11月中旬，毛主席到长冈乡调查时，正巧遇上刘长秀。她不认识毛主席，只知道是上面来的大干部，于是冲口说出了“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的心里话。
这冲口而说的话，正反映了兴国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业绩。
（四）关于清正廉洁。
还在2001年11月一到兴国时，就听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的故事。
1932年2月，《红色中华》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此后，中央苏区开展节俭运动，在广大干部中逐渐形成以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为荣的风尚。
刘启耀是兴国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兴国迁驻宁都后，他带头从兴国家中背米到宁都省苏维埃机关吃饭，不领伙食费。妻子开始想不通，经他耐心解释后，便主动从兴国老家送米到宁都省苏维埃机关。老婆见到老公，开玩笑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他回答说：革命成功，吃穿不穷。
红军主力长征，他留下打游击。1935年初，他领导的游击队被打散了，不便回兴国，就在遂川县一带乞讨度日。那时，他腰上藏有不少金银，但他知道那是党委托保管的，自己再艰难，也不能动用。
1937年初，他联络了一批隐藏在附近各县的苏区干部，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这时，他才将珍藏的金银拿了出来作筹建经费。
因此，他被赞誉为“腰藏万贯的讨米人”。
（五）关于艰苦奋斗。
这形象地反映在那首家喻户晓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中——
“哎呀哩！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走山路，夜打灯笼访贫农。”
兴国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发源地，这首山歌据说从1933年开始传唱开的。
那时的苏区干部，包括兴国在内，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干部，都不领薪金，义务为群众服务。为了减少群众负担，他们实行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制度。每人有个棕绳编的“饭梢子”（装饭的袋子），上面编着自己的名字，装上一把米，煮熟后各自吃自己的一小袋饭。
兴国同志给我讲过妇女干部危秀英的故事。她6岁时从瑞金卖到兴国做童养媳。参加工作，婆婆不支持，锁住米桶，用不让带米的办法加以阻挠。但她还是在外工作。在区乡时，她常常是饿着肚子去办公。调到县里后，县委书记钟循仁发动其他干部匀米给她，解决她的吃饭问题。调到省委工作后，才由公家给她伙食。
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很普遍的，因此才有山歌唱出来。
（六）关于争创一流。
前述10个方面的模范，已说明兴国争创一流的革命精神。他们创造的第一等工作，是干部工作处处带头的结果。
兴国县委有个要求“干部十带头”的决定，即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劳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有了这10个带头，自然就有上述10个模范。
（七）关于无私奉献。
兴国人民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50000多名。烈士之多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划中名列第一，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占全省烈士的1／5，因而被誉为“革命烈士第一县”。
在长征的湘江战役中，兴国模范师伤亡过半，其中第18团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47人。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师长钟元洪，被淹没在茫茫草地；模范师政委谢远崧，在长征路上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役中阵亡；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梁焕财，牺牲在大渡河畔；原江西军区特务团团长邓岷山，牺牲在会理城下；原江西军区国民经济部长欧阳崇庭，牺牲在贵州水城县郊大水湾。
前面说的，长眠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官兵有12038人，几乎每1公里长征路，就倒下了一位兴国籍烈士。可谓万里长征路，里里兴国魂。
当年的兴国，处处闪耀着苏区精神的光芒。说“模范兴国”是苏区精神的光荣代表，是实至名归，名符其实。
三、长冈乡调查：调查研究、民主建政
和群众路线思想的三位一体
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为准备二苏大报告，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到长冈乡进行调查。他召集乡和村的干部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
通过一星期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这个调查材料有3万多字，是目前保存的仅次于《寻乌调查》最翔实的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民主建政和群众路线思想的三位一体。
关于调查研究思想。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
在大革命后期，为回答党内外对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他实地考察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开辟中央苏区斗争的1930年，是他调查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一年，从保存的材料看，他至少做了7次调查，不仅写了7个调查研究材料，而且还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长冈乡调查》是这一系列调查的继续，再次阐发了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
他说：我们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任务，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6页。）
这就是调查研究。
这是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讲的“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办法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的思想的具体化。
关于民主建政思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区域内成为执政党，也意味着要在这个区域内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
毛泽东担任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按照今天说法，就是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他在1932年宁都会议前主要是随军指挥作战，在此后则主要担任政府工作。如何实行民主建政，是他思考和关注的重点。
因为古田会议决议对于如何建党建军的若干重大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政就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制定有“宪法大纲”，但有一些内容和要求或不完全符合苏区实际情况，或比较原则、抽象，难以贯彻实施。
《长冈乡调查》有20个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为民主建政的方方面面。属于政治建设的有：政治区划、工人成分和贫农团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乡苏维埃政府机构、村苏乡苏选举、地方部队情况；属于经济建设的有：劳动力的调剂与合作社运动、推销公债、群众生活状况；属于社会建设的有：文化教育、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宣传队和革命竞赛等。毛泽东通过这诸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到长冈乡“有许多好的创造”，如乡苏维埃下的许多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对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总结，“已足使我们郑重地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83页、290页、277页。）
关于群众路线思想。
我讲过：通过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得到一个很大的理论收获，认为做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本身就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它们的对象是一个，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群众，群众路线的对象也是群众。之所以往往被看做两个问题，是因为它们提出的角度和要说明的内容不同，调查研究是从认识论上讲的，群众路线是从唯物史观上讲的。
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才溪乡调查还是长冈乡调查，都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生动体现。
群众路线思想，从工作方法上说，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思想实质来说，则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长冈乡的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
就工作方法层面说，毛泽东认为，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04页、277页。）
就思想核心层面来说，毛泽东认为，
“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2页。）
如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所列举的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等等群众的一切问题。从而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群众称赞说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10页。）
由此，毛泽东提升到理论上指出：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8页。）
长冈乡干部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模范，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升华，为后来的理论概括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实践基础。
说长冈乡调查是调查研究、民主建政和群众路线思想的三位一体，其内涵是：毛泽东在长冈乡的工作方法是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是民主建政；所要达到的目的即解决的问题是苏维埃政府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成为群众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从而使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
四、纪念《长冈乡调查》的历史启示
《长冈乡调查》虽已成为80年前的历史，但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精神和所论述的重要思想却没有成为历史。它对于实现党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伟业仍具有时代价值。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点重要历史启示：
第一，要像毛泽东所教导的那样，亲身做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此前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长冈乡调查》就是亲身从事实际调查的光辉范例。后来，他提及长冈乡等调查说：那些调查都是亲自出马的系统调查，
“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1页。）
他说：我找的是乡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给他们当学生，采取同志式的恭谨勤劳态度，
“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3页。）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些话太切中时弊了。
尽管时代在前进，调查的方法和手段也很先进了，但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亲身的实际调查。
毛泽东说得好：客观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
“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8页。）
调查研究永远不会过时。
第二，要像毛泽东所教导的那样，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长冈乡的干部与群众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了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139页。）
这对于当前我们党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是一剂良药。目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为民”问题。
又如毛泽东所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9页。）
这也就是十八大讲的，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长冈乡调查》的这个根本思想永远没有过时。
第三，要像毛泽东所教导的那样，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
毛泽东在随后的《才溪乡调查》中说：
“我们郑重地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页下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在次年二苏大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表彰长冈乡指出：
“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页，第140～141页。）
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也需要像长冈乡、兴国县那样，创造第一等的工作，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第四，要像毛泽东所教导的那样，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32年春，在中央政府发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战争”号召后，苏区干部上至中央政府主席，下至伙夫、马夫，都“自带干粮去办公”。兴国干部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因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首先从兴国传唱开来。
长冈乡也是带头节约，艰苦奋斗。一个村主任在动员群众捐粮大会上说：我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红军吃饱，好消灭白狗子，保卫苏区根据地。他当场将自己家里仅有的渡春荒稻谷全部交给红军兵站，自己一家3口吃杂粮青菜渡荒。在干部带头下，长冈乡提前完成捐粮任务。
在次年的二苏大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苏维埃领导机关必须艰苦奋斗，使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
若干年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艰苦奋斗革命作风，指出：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1938年4月1日，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到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进一步将它提升为“两个务必”的重要内容。
今天，国家富裕了，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还很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任务还很艰巨，必须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接力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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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来源： “红色文化网” ，转自“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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