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管理学
在某些方面越讲越像毛泽东
管理学领域中的复杂性、后现代与毛泽东
李凯城
一、复杂性研究——21世纪的新科学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科学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革浪潮，先后提出一大批“横断性”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统称为系统科学。
系统科学领域学派纷呈，观点各异，如何进行梳理，历来众说纷纭。综合专家们的看法，笔者认为，其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①系统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笔者认为，其主要贡献是，强调了“系统大于部分之合”，“信息是物质世界的特殊形式”等观点，引发了人们对系统现象的关注，开始打破门户之见，在越分越细的各学科之间搭建沟通与合作的桥梁。②自组织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有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超循环理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等。其中，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论，曾被国内一些专家概括为“新三论”。这些新学说虽然着眼点、突破口和精华处各不相同，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考察系统问题时加进了时间这一维度，着重研究系统是怎样形成的，系统大于部分之和的东西是如何生长出来的，系统的发展变化遵循哪些规律，等等。所以，专家们建议用自组织理论来概括和命名这批新学说。③复杂性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是美国圣菲学派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圣菲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1984年，以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戈尔曼、安德森、阿诺为代表的一批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开始聚集到这里，展开跨学科、跨专业的复杂性研究。该派专家认为，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之所以长期未获突破，主要是研究方法陈旧；由力学引伸出来的方法用在简单系统研究时，可能是有效的；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当科学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复杂系统后，这条路被实践证明走不通。所以，必须展开跨学科的复杂性研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最终使各门学科都进入复杂性研究阶段。由于生物系统、人体系统、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最明显，所以这些系统便成为圣菲学派研究的重点。
通过这批大牌科学家的通力合作，圣菲学派提出，是适应性造就了复杂性。主要观点是：所有的生命系统（包括动植物、人体、组织和社会）只有适应外部环境才能生存，因而天生具有一种适应能力。最初，系统的结构都比较简单，可能只有几条基本的适应规则。但生命会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改变自己，使系统内部结构越变越复杂，系统的适应规则也越来越完善。其中有些结构变化还能“沉淀”下来，遗传给下一代。随着变化、遗传的积累，慢慢出现了层次，新层次有新的结构、新的适应规则，又会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继续进化。层次因此而不断地增加，复杂事物就是这样涌现出来的。
比较圣菲学派与自组织理论。虽然二者都注重研究复杂系统的形成，可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自组织理论主要研究非生命系统，而圣菲学派研究的是生命系统，只有生命系统才具备适应性。所以，同是复杂性研究，二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差别明显。复杂性适应系统研究称得上是系统科学的第三阶段。
当然，以上划分仅为一家之言。实际上复杂系统研究之所以非同一般，恰恰因其涉及多领域、多方法、多视角，出现不同的分类十分正常。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种观点已为学术界认同，即21世纪的科学是复杂性科学，所有学科领域研究到一定深度，都将面对复杂性难题，都必须突破经典力学的研究套路，引进复杂性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复杂性科学的主要观点是：现实世界是长期演化形成的，是分层次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层次呈现不同规律，各层次之间又相互影响。在多数情况下，高层次现象无法用低层次中各元素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特别是当层次增多，同一层次中的元素又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其相互间的作用，大都是偶发的、无法计算的，更无法控制和还原。由此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非线性、不确定性、不平衡性、不可逆性、不可分解性等特点，共同构成了事物的复杂性。
针对上述特点，复杂性研究特别强调，要改变传统科学的还原法，用生成论代替构成论。即不再层层解构，去找寻构成万物的“宇宙之砖”，然后用它来说明一切。而是把事物视为动态发展的过程，努力探寻各个层次的演变规律，把还原方法与整体方法结合起来，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把定性判断与定量描述结合起来，把认识理解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把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在观察、分析、假设、验证等原有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要引入隐喻、模型、数值、计算、虚拟、集成等新方法，运用计算机、网络等新工具，以实现对复杂系统研究的新突破。
在复杂性科学诸学说中，“涌现”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概念。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中涌现出来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东西是从部分中涌现出来的，事物高层次的特性是从低层次事物中涌现出来的。涌现作为事物进化的普遍现象，必有其一般规律。复杂性科学旨在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引领各门学科，指导社会实践，以促成积极事物更多 “涌现”，防范各种消极事物的“涌现”。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要求人们从生成、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把握住“涌现”这一概念，理论上就可划清与还原论的界线，在实践中也可重新认识许多现象，包括管理问题。
例如，用“涌现”的观点看人性。实际生活中每个人的品性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后天生成的，涌现出来的。确认了这一点，再看西方激励理论及其前提 “经济人”假设，会发现所谓的科学管理，其实并不怎么科学，充其量只能算是传统科学。相反，毛泽东以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为中心，强调管理与教育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动影响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实现精神、物质双丰收等管理主张，是不是更符合复杂性科学的追求？！
二、复杂性视域中的管理问题
管理肯定是复杂性工作，甚至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类。首先，管理者本人是复杂的；其次，被管理者及其组织是复杂的；第三，管理者面对的环境、竞争的对手也是复杂的；最后，管理者、组织、环境三者之间存在博弈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属于典型的“乱题”，因而更加复杂。
所以，管理尤其不宜用传统科学方法加以研究。以往管理学研究最大的失误在这里，科学管理之路不好走、走不通的原因在这里，自然，管理学发展的突破口也在这里。近些年，西方比较前卫的管理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借鉴复杂性科学的新范式、新方法，探讨实际管理问题，总结优秀企业经验，陆续推出一批有影响的新著、新论。
例如，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就是一个引领管理学潮流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著述从不系统地讲理论，也不依靠图表数字，而是通过对优秀企业成功经验的挖掘，概括出一些爆炸性的管理警句，给出各种颠覆性的管理新招。例如，人类已进入“疯狂的时代”。对企业来说“速度就是生命”。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把自己变成“疯狂的组织”。要“解构”公司，废除官僚制度，消灭中间管理层，把组织细分、细分、再细分，分成许多“充满活力的单位”。再配上风格独特、桀骜不驯的领导者，允许他们“打破一切常规”。要加强对员工的培养，大胆启用年轻人，使他们具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既优异过人，又与众不同，避免沦为“优秀的废物”。彼得斯还提出《重新想象》，倡导《解放型管理》，主张《乱中取胜》，仅从这些书名，就可以想象他的管理主张多么的不同寻常。
再如，现代管理一讲跨国公司就是GE、IBM、沃尔玛，其实，维萨组织的营业额是沃尔玛的10倍，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是其客户。维萨的创始人迪伊·霍克写的《混序——维萨与组织的未来形态》，被业内人士评论为“包含有量子物理、混沌理论、分子生物学、蝴蝶效应、自然界的知识和常识”，是“每一位寻求理解未来组织的人的必读书”。书中，作者用一种特殊的写作风格，结合自己创办维萨组织的曲折经历，讲述了如何彻底改变机器时代的思维方式，打破官僚机制的陈规陋习，建立适应复杂世界的全新组织形式——混序，即混沌中实现的有序管理。作者提出，“从古到今，我们不断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阶梯上攀升”，“除非演化的轨道彻底改变，否则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大爆炸”。而现行的企业大都以机器为摹本，以控制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已蜕变为独裁者实现个人意愿的专制工具。这类组织不能适应复杂环境，迟早要遭淘汰。所以，企业必须凤凰涅槃，仿照生命系统的机制重新设计，重新演化。在生命型企业中，管理决策是民主的，控制是分布式的，动力来自每位成员为认同的共同目标而献身。以上构想虽极富创见，但作者也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的答案“充其量只对了一半”。管理要想实现这一历史性变革，“即使幸运，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还有一本新书值得一读，那就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核心竞争力”概念首创者加里·哈默的《管理大未来》。在该书前言，作者开宗明义，现有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20世纪初期一小撮已故的理论家与实践者提出的所谓‘现代’管理的约束，这些恶作剧者置管理于发霉的机器中”，时至今日，就“像一台无法动弹的引擎”。这种“源自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已然过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组织”。“企业必须采取基因改造疗法。”因为，现代管理的各种模式、流程、办法等，都是依据专业化、标准化、等级制、规划与控制、外部奖励等核心原则确定的，这些原则有如现代管理的基因，如果基因不变，新的管理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具适应能力的”，所以，需要从生命现象中找寻“适用于未来管理创新者的经验”。
近些年西方管理研究非常活跃，新说不断。这类书看多了，笔者有一个感觉，虽然观点五花八门，讲法迥然有别，但仍可找出几点共同之处：①强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企业的内外环境越来越复杂，如何适应复杂环境已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②指出传统的科学管理以机器为摹本，着眼于控制，只适用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对稳定的环境；③认为应仿照生命系统重新设计组织，着重提升系统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④将西方管理近些年流行的各种新理论、新经验，都与打造生命型企业挂起钩来；⑤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也开始变化，大量引用复杂性科学的新范式、新工具。笔者认为，这些新动向值得关注，未来管理学的萌芽极有可能蕴含其中。
三、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造反派
与自然科学领域越刮越猛的复杂性风暴几乎同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卷起一股飓风，即所谓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最早发起于建筑设计领域。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成一股流行于西方世界，对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哲学及各门社会科学均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后现代主义，就无法与当代社科人文学者对话和交流。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从语义角度看，后现代即现代之后。西方现代思潮虽然门类繁多，流派纷呈，但都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认识论传统，力图通过不断深入的探索，最终发现隐藏于世间万物背后的规律，然后用清晰的概念、明确的判断、合乎逻辑的推理加以表述，为有目的、合理性的生活提供指导。到了近代，这一努力随科学事业的发展而达到极致，科学理性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什么都讲理性、讲逻辑、讲权威，以至出现人们常说的科学万能、科学霸权。
可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具有复杂、多变、偶发、含混、多元等特点，是很难全面把握和准确表达的。传统的（包括近现代以来的）认识论误以为理性万能，语言可靠，一切都可以彻底认识和准确表达，把未被认识的复杂事物，或当作理性没有到达的未知领域，或当作个别的、可忽略的情况加以处理，进而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误导了人们的社会实践。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弊端，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经济波动、社会分化、信仰迷失、犯罪增加，等等，都与此有关。而所谓后现代，旨在从根本上纠正现代主义的这些偏差，力图挖掘和表达那些实际存在而被现代理论长期忽略、无法表达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旨在表达现代主义用理性和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无形中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给自己下定义。因为，如果用概念、判断把自己定义清楚了，那就不是后现代了，就失去后现代主义的精髓。所以，后现代主义虽不乏大师一级人物，却始终没有给出统一的注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文社科领域中凡是批判现代主义，强调理性不可依赖、语言不可通约的言说论断，都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凡是现代主义所主张、所推崇的，它一概加以反对。例如，现代主义赞美理性，主张用理性审视一切，进而把握宇宙的规律，征服和改变世界；而后现代则强调非理性，认为理性根本无法把握世界的全貌，人类迷信理性，终将反受其害，应该“回到事物本身”，用直觉去体验世界，用情感与世界沟通。再如，现代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是所有话语的“元话语”，是人类必须遵循的铁律；而后现代坚决反对“真理的白色恐怖”，反对一切“宏大叙事”，主张尊重差异，保持多元，实行民主。又如，现代主义大都持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现象与本质截然区分，认为“不是……，就是……”，主张一方支配、压倒另一方，反对模棱两可、自相矛盾；而后现代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握复杂世界，现实中并不存在静态的对立两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多样的，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没有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阵营庞大、影响深远，却又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代表人物可数出上百位之多，而且几乎每个人的表述都有“发明创造”。所以，说实在的，至今笔者读到后现代，仍会感觉头大，还有许多搞不明白的地方。不过，郭贵春先生的《后现代科学哲学》一书给笔者一些启发。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语言领域开始造反的。由于语言是理性的工具，颠覆了语言就动摇了理性，进而动摇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整个现代文明。后现代造语言的反，可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后现代之父”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为代表，主要强调语言现象的局域性。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只有大家都接受一种规则，彼此才能玩得起来，达到沟通的目的。可世界实在太大了，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游戏规则。所以，语言现象都是局域性，不存在为一切知识提供基础的元语言，更不存在为一切认知、一切价值提供支撑的“宏大叙事”。统一的语言基础瓦解了，理性自然就靠不住了，社会由此化成了碎片。
另一派以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在颠覆语言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局域论只是指出语言不具有普适性，故只能在社会文化的局部范围进行交流。而德里达提出的后结构主义，则强调局部范围的语言交流也有问题。因为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都不是由概念单独表征的，而是由使用符号时的语境决定的，而语境又因人、因地、因事而异。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可能通过语言文字实现真正不走样的沟通。以前人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按德里达的观点，何止是一千个！每个人每次想到的哈姆雷特都不相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哈姆雷特，每个人心目中的哈姆雷特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由于语言构成的“文本是我们能够接触的唯一实在”，谈论世界离不开文本。而理解文本的不可能，也就意味着理解世界的不可能。
后现代主义常用语汇很多，如解构、隐喻、延异、返魅、建模、类象、内爆、元理论、去中心、系谱学、超现代、宏大叙事、心灵之境、语言游戏、话语霸权，认知构图……等等。不熟悉、不习惯这一套表达方式的人，会感到眼花缭乱。其实，只要掌握了后现代的核心理念，这些词汇都不难理解。例如，所谓“隐喻”，是指抽象的论述不可靠，所以要表述某些费解的意思时，不妨用隐含的比喻；所谓“内爆”，是指概念被不同的人赋予太多内涵，最终不知所云，相当于从内部爆炸了，等等。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反动，本意是想通过对现代文明及其根基进行全方位批判，来弥补现代文明的缺憾，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但在现实中，它破的东西太多，而立的却很少，甚至根本不去立、不主张立，因而其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有人形容，后现代主义就如同一场飓风，将西方文明上层建设领域原有的一切建树，吹得乱七八糟、一片狼籍。
四、后现代管理的新思路
后现代思潮也影响到管理学研究。国内有学者提出，管理不应分什么东西方，只能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前现代管理指泰勒制出现前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以经验管理为主要特征。现代管理指伴随机器大工业而出现的科学管理，以泰勒制为产生标志，现有多数管理理论应归其中。而后现代管理则是信息社会所要求的管理，它与现代管理范式有明显区别。
笔者认为，后现代管理与现代管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管理充分肯定欧洲启蒙运动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因而在管理活动中追求计划性、权威性、统一性、有序性、简单性。而后现代管理则反其道而行之，如以过程性反对计划性，以民主性反对权威性，以灵活性反对统一性，以非线性反对有序性，以复杂性反对简单性。凡是带有这种思想倾向的管理思想，均可称为后现代管理。
例如，传统决策理论强调要充分认识市场变化规律，全面比较竞争对手的优劣势，在科学预测基础上，运用各种决策模型和数学工具，对事关组织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科学决策。而后现代管理认为，科学决策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一般企业根本无法准确预测和规划未来。即便有能力这样做，也费时费力，可能好不容易规划出来时，难得的发展机会却错过了。所以，教科书上讲的战略管理及决策工具统统没用，企业家还是要凭经验，凭直觉，根据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做出大致不错的战略决策。然后，边实践，边根据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如俗语所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总之，最重要的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不要等完全瞄准了再开枪，而是发现目标，举枪就打，先放上一枪，然后再去校正。
再如，传统组织理论主张组织要明确划界，科学分工。对内部资源，用行政手段实行计划管理，强化责任制和领导权威；对外部市场，靠价格杠杆调节各种关系，确保企业的自身利益。而后现代管理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组织的内外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必去作严格区分。要重新给企业下定义。因为在市场、资源和竞争都已全球化的情况下，只要有创意、有手段，谁都可以通过网络来组织资源，为全球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所以，企业对外不一定非得用市场手段，可采取多种合作方式，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密切上下游关系，建立不同形式的联盟企业或虚拟企业。企业内部也不一定非得按行政分工，应打破僵化的机构设置，采用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如成立临时性机构，实行矩阵式管理，在员工中开展内部创业活动，采用不拘一格的股权结构，等等。
又如，传统的激励理论将人视为理性的“经济人”，主张用“大棒加胡萝卜”来解决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问题。为此，就需要围绕 “明确分工、量化标准、严格考核、严明奖惩”，建立并实施一整套硬性的规章制度。而后现代管理则认为，人既非完全理性，又非经济动物，而是复杂的、可变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所以，不能像管理机器、训练动物那样对待员工。要以人为本，多一点领导，少一点管理。尽量通过团队建设、企业文化等软性因素，关心、教育员工，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从工作本身，而不是完成工作所带来的物质好处中获得满足。
又如，传统的控制理论强调组织只能有一个大脑，那就是最高管理者，其他人的任务就是接到命令后有效地执行。为此，要强化执行意识和服从观念，对全体成员、各项流程实行严格控制，通过全方位、全时段的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理偏差，确保最高管理者意志的贯彻和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后现代管理则认为，组织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挑战越来越频繁。对恐龙一般的大型企业来说，要想及时做出正确应对，光靠最高管理者一个大脑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想办法调动每一位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集中群众的智慧。过多过严的管控不仅没必要，而且有害。应该改进领导方式，下放决策权限，倡导民主政治，实行“没有管理的管理”。
当然，笔者举的这些事例能否算是后现代管理，估计会有争议。不过，有争议就对了。如果真把后现代管理界定清楚了，恐怕也就不是后现代了。
五、复杂性研究与后现代管理的困惑
面对双重的复杂性，管理学究竟该如何发展？
有人坚持走传统科学的老路。例如，把更多、更高级的数学工具引入管理研究，下决心将管理学改造成精确的科学。再如，大量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成果，解释或解决实际管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增强管理学的科学色彩。这种努力不能说没有价值，不妨继续做下去。不过，如此搞出来的研究成果，除了给本已杂乱不堪的管理学丛林再添一些新绿外，又能解决多大问题？
有人穿上了“新鞋”，但似乎还在走老路。例如，受圣菲学派影响的一些学者，很欣赏该学派使用计算机模拟生命的“人工生命”研究。认为，复杂的生命系统既然是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由简单系统依据少数适应规则，一步步地演化生成的。那么，使用计算机模拟这一生成过程，不就可以发现复杂系统演变的规律和趋势了吗？这个思路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不过，钱学森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研究能够解决的，恐怕仍然是简单的、中小系统的问题。因为，复杂巨系统之所以复杂，恰恰缘于内部因素太多，外部环境太乱，怎么可能将如此众多的因素、如此复杂的环境用计算机模拟出来？
有人主张怎么都行。如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就提出，既然从复杂现象中很难找出确定的规律，即便找出了规律，也无法用精确语言加以表达，那就由它去吧，怎么都行。这种态度固然洒脱，思想倒是彻底地解放了。可如果怎么都行，那要你科学家干什么？
笔者认为，走传统科学的老路和怎么都行的观点，表面上看针锋相对，实际上内在相通。即，都认为只有揭示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规律，然后严格按规律办事，才能称之为科学；否则，就只好顺其自然，各行其是了。
六、复杂性管理难题的可能解——影响
笔者认为，管理难，主要难在要与人打交道。要想管好人，首先就需要正确认识人。而对人的认识停留在一般系统论水平或自组织理论水平是不行的，甚至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也不够。因为，人不同于基本粒子，不同于化合物、大分子，也不同于普通的生命。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不是靠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盲目地生存、自然地进化，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即能够主动地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在认识的基础上自觉地改造世界，改造自身，改造二者间的关系，从而使客观世界更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目的性、计划性和自觉性。这三性特别是自觉性，是人与动物及其他物体最大的不同。如果说高等动物的某些行为有时也能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和计划性，那自觉性，即始终将行为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目的、方法、进程及结果，则是人类行为的主要特点。由于有了这种主观能动性，所以，由人构成的社会文化系统便与各种自然系统有了根本区别。虽然社会文化系统也是自组织起来的，但其自组织的过程不再是自然的、自发的，而是有人为的因素参与其中。虽然也是适应性造就了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但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是主动适应，与其他生命体包括高等动物的被动适应有本质区别。所以，对社会文化系统的探索，不能简单地搬用一般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系统科学似乎应该还应有个第四阶段，即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系统理论，可称为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系统理论。如果说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甚至人体系统的发展都是一种自然过程，其特点是自发放任和无目的性。而传统科学追求是另一极端，即企图通过认识规律而把握世界，其特点在全面把握和完全控制，那系统科学第四阶段的主要特点，恰恰介于自由放任与完全控制之间，即影响。
什么是影响？为什么对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只能讲影响，而不能自由放任或追求控制？因为人类社会实在是太复杂了，存在着大量无法确定的随机因素，很难找出确定无疑、可重复验证的客观规律，然后像控制物体那样去加以控制。但又不能因此而放弃努力，随波逐流，绝圣弃智，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以，要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文化问题，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边实践边认识，边认识边实践。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证明认识；通过认识，指导实践，改变世界。这种融认识与实践为一体，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的思想，就是影响。
影响与控制有许多不同。如控制须以完全认知为前提，而影响则不需此前提；控制常常是单向的，而影响是双向的；控制常常是确定的，而影响则是一种博弃；控制常常要求精确，而影响允许模糊；控制常常是浅层次的，而影响则深入持久；控制常常有某种模式，而影响可以因人而异，等等。
强调影响，就是一方面高度重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努力探索各方面的具体规律；另一方面，又不企图洞悉复杂世界的全部秘密，承认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积极地改造客观世界，使之符合人类自身需要；再一方面，又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不妄图实现对世间万物的绝对控制。总之，正视世界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努力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在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完成对世界的认识。
影响体现了辩证法，其实质是在放任与控制之间不取极端立场。控其所能控，放其所该放，随机应变，灵活应对。而以往人们在社会管理方面出现的失误，大都缘于控制与放任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要不就是全面计划，严格控制，如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要不就是完全放手，绝对自由，如屡屡引发金融危机的新自由主义。
管理工作实质上是一种影响。如企业管理，就是企业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员工，使后者按照组织的要求去行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市场和消费者，使之接受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传统科学管理的失误之一，就在于没有充分认识管理工作的这一特点，总是试图找出全部规律，然后像控制机器那样去控制员工，控制市场和消费者。这一思路本身就有毛病，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外部环境越变越复杂，控制的想法会更加行不通。所以，借鉴当代科学特别是复杂系统研究的最新成果，摸索总结影响的规律，将其运用于管理实践，有可能是未来管理学发展的大趋势。
相比西方的管理科学，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更偏重于影响，而非控制。古人讲管理，很少强调分门别类，明确职责，制订标准，测量监控，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强调组织有如生命，组织与环境之间，组织内各部分之间，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需要树立整体意识，讲究综合调理。管理要像中医给人治病那样，适其天性，固本强身，扶正去邪，辨证施治。这实际上就是侧重于影响的管理思路。
七、毛泽东管理思想是“影响”的成功范例
而说到影响，就不能不提及一位伟人——毛泽东。复杂性、后现代是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前沿，毛泽东是上个世纪中叶东方世界的革命领袖，按理说根本不搭界。但从管理学角度加以比较，会发现二者在某些方面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
例如，在内部管理方面：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反对将员工视为由老板操纵的机器，强调人具有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而毛泽东则强调人的因素第一，特别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反对将员工视为凭本能行事的动物，强调人性不是先天构成的，而是后天生成的，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反对行为分析中的还原论，指出单一态度无法解释员工的复杂行为，而毛泽东的管理以思想为中心，强调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批评只对单个员工进行激励，强调组织文化氛围对员工的影响，而毛泽东则是思想文化管理方面的顶尖高手，思想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管理的看家本领……
再如，在外部经营方面：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强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组织要想生存发展，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偶发性、非线性，反对依赖抽象理论和数学公式推导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而毛泽东最瞧不起的就是书斋中讨生活的空头理论家，认为他们的理论会害死人；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强调组织与环境、对手之间的博弈关系，指出博弈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其特殊规律，而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明确提出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的不同，主张模糊识别，主动干预，相机应对；……
可见，毛泽东的管理理论直接否定了现代管理学的两个最基本的假设：①现代决策理论的假设，即认定世界有确定性规律，这些规律可以被认识，因而管理工作可以在准确预测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决策。所谓决策，就是发现规律，规划未来，然后制订目标，组织实施。②现代管理理论的假设。即人性是自私的、理性的，组织要想实现目标，就得依据“大棒加胡萝卜”的原则，所谓管理，就是科学分工，量化标准，严格考核，严明奖惩。回过头来看，西方的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所否定的，不恰恰也正是这两个基本假设吗？
为什么毛泽东几十年前提出的管理主张竟与西方最时髦的复杂性、后现代管理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这是巧合呢，还是有其深刻原因？笔者认为，绝非巧合。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着毛泽东，得出了认识和解决复杂性难题的科学办法——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实践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确道路，已经并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要研究信息时代的管理问题，科学评价各种管理理论，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大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同时又强调以我为主，消化吸收，加强自主创新，发展我们自己的高新技术与管理理论。当时管理界的口号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几十年过去了，实际情况如何呢？应该说，在博采众长方面确实做得不错，国外最新管理思想、方法与工具，差不多第一时间就被介绍给国人。问题是，“我”没有了，在管理学的教学、科研和出版中，几乎全是国外的东西。有学者甚至干脆否认研究中国式管理的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盲目引进、消化不良的后果渐渐显露，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和不满，人们开始重新寻找中国自己的管理思想。近几年国内管理界越来越明显的“国学热”就是一个证明。可传统的国学理论真能解决现代组织管理的实际问题吗？
笔者认为，除传统国学外，中国能够奉献给全世界的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不仅学贯东西，博采众长，系统完整，博大精深，且已为其成功的管理实践所证明。而且从认知方法与管理思路来讲，也与信息时代对管理的要求基本吻合。所以，可以预期，在紧跟国外管理理论发展的新潮流，研究解决复杂性与后现代管理难题时，人们一定会重新发现毛泽东，越来越倚重毛泽东。
（作者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中心红色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纵横红色管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本文节选自作者《管理学领域中的复杂性、后现代与毛泽东》，阅读原文请登录《中闳教育网》红色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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