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解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那些最根本的时代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并思考了我们奋斗道路上可能面对的问题。当然，毛主席不可能为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1956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最具标志性的是，这一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毛泽东殚精竭虑地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就是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推翻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与体制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1956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主席台上“发展生产力”，主要就是指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无限积累，这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始终要注意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法则，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的社会法则和发展目标，不能通过经济的发展自动达成。要建立这样的法则和目标，始终要在经济革命的同时进行文化的革命。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他先听汇报，提出问题，然后再指示大家去做调查研究，就前一段时间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在此期间，毛泽东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而斯大林被批判，就始于这个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集中在斯大林的“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对于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感同身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王明、博古，就是在同样只有二十几岁的米夫的支持下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统治，而米夫就是在苏联“肃反”中上台的。但是，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及其“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源所在；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改造为了“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正是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说对于斯大林，过去没有人敢于批评他，现在苏联人自己批评，那就是揭了盖子，从此各国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了。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对他山呼万岁的苏联共产党就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苏联共产党这样一种毫无信仰的“虚无党”，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表明，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斯大林代表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缺陷是他生前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阶级斗争已经在社会主义国家熄灭了。所谓阶级斗争，就是指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即使世界上有矛盾，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既然苏联不存在社会矛盾，既然已经消灭了阶级，没有了资本家，那么，通过结束资本家对于价格的操纵和垄断，社会主义已经解决了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暴露出的，远不是苏联共产党内部严酷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但是，他与斯大林一样，不愿或者不敢正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事实，他的思维方式比斯大林更加形而上学。离开了斯大林，我们必须回归马克思。如果我们真正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准备进行与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新的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放弃了西方道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结合”：坚定不移地探索自己的路。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社会主义社会均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存在，就不能化解矛盾。如果不能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之间偏离，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它使供需平衡成为偶然现象。马克思说：“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经济领域和市场领域的不平衡，而是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领域、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这种供需不平衡不能简单地通过国家管制价格的方式达到，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而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才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极大纠偏。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主要矛盾，这种矛盾被表述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一贯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在于保护生产力。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依然存在矛盾。这意味着如果不注意思想文化领导权问题，那么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并不牢固。
1956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还必须从更为宽广的全球视野去看。这首先就表现为：被西方殖民主义长期压制、濒于无声的几个古老文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复活，并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理论。
这一年，在新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就的鼓舞下，埃及的革命者纳赛尔立志要成为“阿拉伯的拿破仑和毛泽东”，他要使阿拉伯人民站起来，而他的撒手锏就是要求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纳赛尔的行动深刻触及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西方殖民主义体制。自古以来，西方文明发展的背景就是近东，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就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前沿，而苏伊士运河则是其咽喉所在。苏伊士运河是西欧能源体系和贸易体系的咽喉。锁住这个咽喉，对于欧洲乃是致命的一击。
于是，1956年10月，一场针对埃及的“圣战”拉开帷幕，英法联军出动保护运河，他们的盟军以色列则深入西奈半岛，对纳赛尔进行合击。但是，时代不同了，革命者纳赛尔破釜沉舟，将大量船舶沉入河道，苏伊士运河被彻底堵塞。石油不可能再运进欧洲，欧洲的命脉被切断了，西方世界最猛烈的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了。
1958年也门王国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访华，新中国第一次迎来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而当英法向美国求援时，美国却搁置了从遥远的美国向欧洲运输石油的计划，坐视英法陷入绝境。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可能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财政援助，而恰在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仿佛仅仅是一夜之间，英国就从世界霸主沦入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更使英国颜面扫地的是，派往苏伊士运河的英法联军没有完成任务就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退了，全球媒体都关注着这场撤退，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对英国来说，印度被放弃了，伊朗的石油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现在又轮到了苏伊士运河。1904年，英国人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曾经把中亚和西亚称为世界霸权竞争的核心地带。这一地区是世界石油的主产地，从战略上说，只有把这一地区变成西方的附庸，西方才能真正控制世界。1956年，埃及人纳赛尔就是在这一地区掀起了阿拉伯解放运动的序幕，而西方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统治被动摇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人第一次站起来，宣称自己不是西方的附庸，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结果就是：大英帝国的风光持续了116年（1840—1956年）而走向终结。1957年，英国首相艾登宣告辞职，这不过是大英帝国轰然倒塌的最后谢幕。这也是自1840年确立的以英国为核心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的标志。当今世界并非一个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对立构成的结构。英国持续近百年的世界霸主地位被推翻，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因为阿拉伯革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战胜资本主义，也没有动摇西方世界的霸权，实际上，西方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在完成从大英帝国向美国的转移。这是一种世界治理或者统治模式的转变。我们说1956年是世界历史的大转折，就是因为以此为契机，斯大林模式的危机、欧洲帝国主义的衰落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三者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爆发，从而标志着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到来。欧亚大陆上爆发的阿拉伯人民的解放斗争对于中国打破美苏两霸的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写道，60年后的中国，已经由遭受八国联军打击的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完成了自强，在那一年，中国将举办世界博览会，向世界宣示中国自强的道路。自1902年之后60年，就是1962年。那一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年。那一年，也是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一年。就是在那一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并一起过年，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那一年，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无数共觉者的“中国梦”、自强梦实现的一年。如果寻根溯源，那么我们可以说，此后发生的世界历史大变革，所谓“战略机遇期”，就是以此为背景和开端徐徐展开的。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迅速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 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经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中国由1840年鸦片战争后成为分割的对象到“站起来了”，而且已经成为左右世界局势的三个主要力量之一。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霸都希望独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
1974年2月22日 ，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此外，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多次要对中国罗布泊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成功“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的战略则是收缩。1955—1975年，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持续20年的战争将美国打入财政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中东正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联合起来的局面，这意味着西方势力不但要与共产主义运动对抗，而且要与伊斯兰文明对抗。20世纪70年代初，阿拉伯解放运动再一次与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前，利比亚（1968年）和伊拉克（1969年）这两个亲美国的阿拉伯国家先后爆发伊斯兰革命。新政权立即宣布将石油企业国有化，大幅抬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由每桶1美元迅速上升为每桶超过10 美元。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西方世界爆发能源危机。伊朗和阿富汗也正处于伊斯兰革命的前夜，美国支持的政权岌岌可危。这两个处于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国家，随时有全面伊斯兰化的可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历史仿佛在向隋唐时代复归，伊斯兰教正从那个时期开始覆盖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圣战”重新开始，而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动荡。当时，在西亚、北非等阿拉伯地区，欧亚大陆上唯一还能够顶住伊斯兰化的，只有坚持凯末尔开辟的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美国掌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关键时刻没有出手拉英国一把，作为报复，欧洲决定不再追随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他形象地指出：“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这才有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1972年，在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当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声音，其中一种主张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在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基础上，继续备战备荒，准备彻底消灭帝修反。在毛泽东看来，这两种主张都是片面的，因为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才能处理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只有解决国际问题，只有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之中，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敌我关系又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人民与霸权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矛盾。但是，霸权主义之间也存在矛盾，在美苏两霸之间，还必须分析哪一个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美关系的改善，彻底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毛泽东主席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立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与他的那些“务实的革命战友”的基本分歧，实际上也就在这里。毛泽东往往认为他的革命战友在彻底打倒帝修反、打倒资产阶级方面不够积极，这就是革命精神丧失的表现。他甚至因此认为，当年的一些革命者已经沦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正是这样的判断，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历史证明，“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毛泽东晚年还是认同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毛泽东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领导了空前的暴力革命，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他领导搞出了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在内的大国重器，他能够使他的敌人真正害怕他的力量。即便如此，毛泽东晚年还是承认，他没有打倒帝修反，也没有真正打倒资产阶级，“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今天看来，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手段，这两个手段在压制他的敌人的同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甚至伤及了无辜，这为他身后发生的长期社会反弹制造了条件。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对于“下一代”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党脱离了人民，一旦党在“官僚主义的铁笼子里”丧失了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就不可能面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挑战。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刚刚做了眼睛手术，即重读宋代爱国词人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曰：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一篇读罢，老人家放声痛哭。
毛泽东晚年喜爱的另一首词，是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陈亮，与叶适同为“永嘉学派”之中坚。词曰：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而毛泽东喜爱的诗词中最悲怆的，也许莫过于宋代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词曰：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从“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到“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这是告诫，当然也是警醒。毛泽东担心和不能释怀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冷静地驾驭、利用国内外资产阶级，而且反被其利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深刻指出，毛泽东晚年始终警觉地注视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这是悲怆，其中也包含着悲凉。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土地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生产资料的基础。他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1951年，“毛泽东号”机车组第三任司机长郭树德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受邀与毛主席共进晚宴
毛泽东解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那些最根本的时代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并思考了我们奋斗道路上可能面对的问题。当然，毛泽东不可能为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想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真正理解毛泽东，恐怕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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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号，整理自《龙兴：五千年的长征》韩毓海著，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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