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复论述过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指明必须把搞好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努力追求的宏伟目标。他领导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制定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拟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度表。事实表明，从总体上看，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些进步，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为中国以后的更快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一、论述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即现代化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性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基本上争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开始日益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来了。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讲过，“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P146)在抗战胜利前夕即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他强调：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2](P1080)（不过，）“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所以，）“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2](P1081)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即将在全国实现的前夜，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地指出：我们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P1437)为此，在同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号召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经济建设。他说：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3](P1480)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3](P1481)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领导人民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的计划。党之所以要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任务，是因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4](P341)还在1951年，毛泽东就讲过：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5](P299)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指出：我们“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6](P289)他把这个“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称作是“第二个革命”。[5](P216)
对于搞好经济建设、搞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作了深刻的论证。
首先，他指出：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7](P216)
“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一百多年，它们就是从中国拿走东西，不在中国建设什么。”[8](P479)
所以，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其次，他指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
（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9](P549-550)
再次，他指出，必须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才能从根本上使中国摆脱在世界上被动的局面。他说，从1840年以后的105年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们，除抗日战争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一是经济技术落后。”
现在，社会制度变了，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彻底改变。
“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0](P848-849)
他强调，
“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5](P223)
“工业化了，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我们了”。[11](P829)
同时，中国也才有可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当说，毛泽东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义，是作了全面的论述和充分的估计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在同年10月9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后不久，1958年1月，他明确提出：
“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P350-351)
经过整风反右，从1957年7月以后，
“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6](P351)
同年3月，他进一步强调：
“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11](P954)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观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12](P822)1959年6月，他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7](P72)诚然，在1958年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只是，这个错误并不是要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而是在经济建设中违反客观规律、对发展速度等的要求过快、过急的问题。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了关于形势、阶级、矛盾的问题，强调要“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但与此同时，他又特别提醒大家：
“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工作。”[12](P125)“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12](P1250)“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毛泽东也还是要求“抓革命，促生产”，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
总起来说，搞好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始终是毛泽东努力追求的宏伟目标和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
二、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和主要的，是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目标，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
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这一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3](P709)在这里，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这两个任务是一并被提出来的。
1954年1月，周恩来在向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进行经济建设，就是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4](P176)这是对进行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早的表述。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表述作了改变，即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P268)这个提法的新意在于提出了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任务，不提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是因为工业现代化可以包括这个内容，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个提法为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采用。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7](P116)
这样，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比较完整、准确的表述就基本上形成了。196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正式采用了这个表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3](P613)
1963年，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又作了个别的改动，即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5](P346)据此，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P563)
这个提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考虑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把农业现代化列在了“四个现代化”的前位；二是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涵义更加确切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共中央之所以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大概是考虑到文化的内容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一些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东西。提“科学技术现代化”，其涵义是更为确切的。
“四个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的。周恩来指出，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4](P504)
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4](P503)
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指示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三、制定“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过反复的、深入的思考。
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个问题时，就提出了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3](P1433)的任务。这个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执行了。“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实际上就“是为新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化奠定基础的时期”。[16](P75)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即将基本完成时，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时再次确认：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9](P151)
周恩来在八大上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4](P184)
这个主张被八大所接受。八大决议指明：
“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4](P184)
1959年12月，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的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14](P403)
“我们要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仅表现在生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基础上，包括城乡、工业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等。独立经济体系是全面的，不只是生产指标和生产品种的问题。”[14](P405)
这个提法，比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来，其内涵更丰富、外延也更宽广了。之所以要这样提，他后来作过解释。他说：
“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14](P519)
在1963年底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他使用了用15年“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个提法。
关于中国工业发展应当采取“两步走”的战略，这种比较完整的、初步的表述，较早见于1963年八九月间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其中讲到：
“在三年过渡阶段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15](P347)
这个文件还指出，所谓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建立有能力为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业提供成套技术装备的基础工业体系。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步走”战略作了完整、准确的表述。这就是：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4](P563)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14](P652)
我们知道，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仅仅做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问题。这个认识适合中国的情况，是有很深刻的战略眼光和长远的意义的。这是因为：
首先，这样做，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有利于比较迅速地改变我国国民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正如中共八大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的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这“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意义”。[4](P184)
其次，这样做，才能够使中国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使中国已经赢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得到巩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告诫人们：
“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7](P64)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是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如果经济上不独立，事事仰仗外国，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行的，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能使中国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丧失掉。周恩来讲过：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依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再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关起门来搞建设，相反，是有利于中国在独立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平等的经济往来，并且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的。毛泽东修改的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对外也可以满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充分有效的国际合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9](P151)
周恩来也指出：
“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们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4](P18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在毛泽东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设想已经基本实现的条件下，对如何实现“第二步”所提出的比较切合实际的具体设想和发展。
四、拟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度表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的战略，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这取决于多方面的情况，而且这些情况本身又处于变动中，所以是事先无法精确测定的。不过，为了有计划地领导人民去为实施这个战略而奋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还是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参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进度表，并且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对它不断地进行校正，使之逐步地切合中国的实际。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1953年起，“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5](P389)
“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5](P390)
同年10月，他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上述看法，但稍稍作了一点变动，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他又说：
“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6](P124)
同年11月，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再次讲：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9](P241)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他还讲到，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12](P241)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盛，对于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寄托着热烈的希望和殷切的期盼！
诚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间各方面工作的进展都比较顺利，毛泽东等一度对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估计变得过分乐观。1958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决议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样，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种种脱离实际的指标、计划、口号就被提了出来。由此，生产事业遭到破坏，国民经济陷入了暂时的、但又是严重的困难局面。
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以后，毛泽东等开始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1960年10月，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7](P216)
“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7](P217)
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这时他重新回到了1956年至1957年时期的看法。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们的工作，
“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12](P1173)
同年10月，他在同尼泊尔客人谈话时，复述了这个看法。他说：
“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8](P480)
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
“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7](P301)
“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7](P302)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向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具体地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4](P652)
这里对实现第一步的设想，是很准确的；对实现第二步设想所需的时间，在估计上还显得不够充分。事实上，要在五十年内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不行，还是用“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这样的提法比较恰当些。
后来的实践表明，从总体上讲，毛泽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所设定的时间进度表，越来越切合于中国的实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设想，是同毛泽东当年的设想相吻合的。
五、毛泽东领导时期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进展
从 1949 年民主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到 1976 年逝世，毛泽东始终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这个宏伟的事业，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
胡锦涛同志在 2006 年 6 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其中的第二件大事就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第二件大事，主要是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做成的。
诚然，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毛泽东说过，我到井冈山，第一仗就是败仗。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12](P949)这个第一仗，指的是 1958 年开始的大炼钢铁等。但是，他注意从挫折和失败中总结教训，不断提出新的思路，推动建设事业的继续前进。比如，他在 1959 年底、1960 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就联系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思想，许多思想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富于启发性的意义。
整个说来，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依靠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依靠全党同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6](P329)
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重要工业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我们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正是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自豪地宣布：
“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
应当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成就。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条件，而且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中国与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原则下发展经济往来创造了前提。
第二，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总体上来看还是相当快的。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这个数字虽然还很低，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是很明显的。
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19](P473)
第三，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随着建设事业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地成长起来。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其中县以上医院7952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普遍建立了县、区（社）两级医疗卫生机构，60年代又在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8](P88)解放前，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35岁。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寿命随之显著延长。中国人不再被讥笑为“东亚病夫”了。
事实表明，从总体上看，在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的。对这个情况，一些西方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19](P243)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19](P233)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的第十版里也说：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
“它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地说过：
“社会主义革命己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0](P167)
这些进步，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显示。
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这些进步，不仅在当时已经使中国极度贫弱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而且为中国以后的更快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时就讲到：、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1998年12月26日即毛泽东105周年诞辰那天，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指出：
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使改革后的政策更加成功成为可能。
这个说法，是合乎实际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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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19]余飘.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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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来源：察网，本文原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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